序一
抗币的胜利

建党百年之际，《财经》杂志副主编袁满及其团队编著了这本《人民币崛起》，书中以人民币发展历程为入口，贯穿党领导下的百年经济金融发展史。从20世纪20年代的根据地金融，到前沿的数字人民币（e-CNY），从革命年代没有硝烟的隐形金融战，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国际化进程，看似平常而普通的人民币背后，蕴含和赓续着中国人民的革命历程。

我是江苏南通人，那里曾是抗日战争时期苏中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40年的金融从业生涯中，我听到过不少铁血年代不为人知的货币斗争故事。虽年代久远，但历史可以资政育人，于是查阅资料，将听到的、了解到的一些故事整理出来，姑且算是对本书的一点补充吧。

这是一场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货币战”，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人民币的由来。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整编。1941年3月成立了苏中区党委，不久又建立了苏中军区，形成了一片包括扬州、泰州、南通以及盐城南部的根据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下，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日本侵略者企图把单纯的军事占领演变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渗透。在苏中地区，其与汪伪政权配合，从“军事清乡”到“政治清乡”“经济清乡”，妄图一举摧毁长江下游苏中一带的新四军力量。一场特殊的“货币战”随之打响。

1942年3月，汪伪政权宣布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贬值，三个月后又正式宣布在江苏、安徽、浙江、南京、上海等汪伪控制区和日军占领区禁止法币流通，代之以汪伪政权“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为法定货币，并限令老百姓必须以二比一的比价进行兑换（其实，兑换时并不实际给予所谓的中储券，而是给予等额“国债”）。

汪伪政权此举有三个目的。其一，企图进一步挤压法币并取而代之，以此宣示自己政权的“正统地位”。当时，由于上海沦陷，当地金融机构被日军掠占，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不仅丧失了兑现的能力，连补充新钞、更换旧钞的渠道也受阻。

其二，助推“中储券”涌入根据地，在攫取根据地物资的同时，引发根据地通货膨胀。当时苏中根据地与沦陷区毗邻，处于贸易“出超”，且南通一带猪肉已上涨到每斤8元法币，一条肥皂售价10元法币，而在货币系统尚未被汪伪政权控制的青岛，猪肉每斤仅售3元左右，一条肥皂也仅售3元5角。汪伪政权寄希望于加剧恶性通货膨胀，促使民怨沸腾，进而危及根据地的生存。

其三，缓解汪伪政权的财政紧张状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外贸中心的地位一落千丈，关税收入锐减，加之英、美在华东沿海一带的企业全被日军掠占，汪伪政权已越来越难从中分利，只能靠发行“中储券”来饮鸩止渴。

而在此时，偏安一隅的国民政府一方面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应对，另一方面出于政治上的戒备，一直不愿意授权根据地政权在当地销毁破损法币并补充印制新法币。其实，当时法币本就是分地域发行的。

面对当时严峻的形势，中共苏中区党委的一份文件明确指出，“敌汪一方面禁用法币，一方面吸收法币……时增时减，以操纵我方之金融和物价”，“敌汪企图在沦陷区禁用法币，迫使法币内流，造成大后方及我根据地之恶性通货膨胀”，“以伪币套换法币，再以法币夺取我物资，使我们物资外流，抗战资源日趋贫乏”。

面对这样的压力，党领导下的苏中根据地做出了发行抗币的决策，先后由淮南银行、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北地方银号、浙东银行、大江银行发行6种抗币，在根据地不同区域使用。

因而，当时形成了抗币、国民政府法币和敌汪伪币三种货币并存的错综复杂局面。斗争中对策略的把握尤为关键。

苏中根据地审时度势，明确主要斗争策略为联合法币抵制伪币，逐步确立抗币本位。同时，坚持发行抗币的主要目的是“调剂社会金融，特别是协助工农群众进行生产，改善生活”，因而要“坚决反对财政发行和通货膨胀”。此外，在与伪币斗争、没收伪币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照顾到老百姓的困难，避免简单化处理。在我控制区内坚决禁止和取缔伪币，在敌伪占优势的地区，则对伪币主要采用“抵制限制”政策。同时采用“以伪制伪”策略，贬值征收部分伪币，以便掌握一定数量伪币，必要时可以抛售。这些政策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

在抵制伪币的同时，党对法币策略的把握即便放到当下来看也充满智慧。一方面，法币由国民政府发行，对稳住国民政府的战时财政非常关键；另一方面，法币是当时老百姓心目中“正宗”的货币，支持它对抵制和打击伪币有重大作用。但同时，由于国民党政治上的倒退和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法币已经并且必定继续走上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归路。

面对复杂的局面，共产党在苏中根据地采取了矛盾中求统一的做法，一方面支持法币，另一方面也逐步适当限用法币。例如，规定只有票面品相好的法币才能和抗币一起流通，票面破旧的要折扣贬值使用；对限制法币的理由进行宣传，强调破旧钞的清理存在困难，而非以抗币代替法币。这些都有利于争取和保持抗日统一战线中政治上的主动。

值得一提的一个细节是，当时根据地物资匮乏，技术低下，抗币只得利用土法来防伪，即采用一种特殊的土纸印刷，并尽可能采用双色套版印刷。由于土纸的特殊性，假冒反而不易。后来虽曾出现过一些假币，但数量很少。据资料记载，“假钞在各军区从未有能蒙蔽三日以上而不被发现和破获的”。而当时敌伪利用在香港、上海抢掠到的几家发钞银行的票版，大量伪造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两下相比，这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差异。

诚如在这场“货币战”之初，中共苏中区党委指出的：“货币斗争是经济斗争的一部分，经济斗争又是整个抗日斗争的一部分，与军事、政治各方面之斗争有密切关联，是不能分开的。”共产党领导新四军在货币斗争中取得胜利，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苏中根据地取得抗战胜利。

随着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各根据地的行政公署相继发布了各种抗币不分地域等价流通的告示，再后来随着各根据地、解放区银行的整合，党领导的货币发行越来越趋于统一，直至1948年12月，终于正式发行第一套人民币。1951年政务院发布命令，宣布统一关内外币制。以此为标志，新中国建立了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

在70多年后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党在民族存亡时刻对金融问题的深刻理解有着超乎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发行抗币时明确提出“坚决反对财政发行和通货膨胀”，字里行间体现财政与金融职能有所区分的金融货币理念，不仅被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金融体制改革印证，尤其是在全球货币长时间处于量化宽松的当下更加引人深思。

如果说人民币诞生于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之后则崛起于改革开放时代。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已经为人民币焕发新机奠定了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财政与金融分家，到8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立，再到90年代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金融监管框架的搭建，现代金融体制逐步确立。2002年，国有商业银行实行改革，在此后10年间，占中国金融业比重最大的商业银行实现了向现代治理及运营机制转轨；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改革层层递进；人民币资产形式极大丰富，居民财富管理从最初的存款、国债发展到股票、基金、保险……至今已是百花齐放的大资管时代。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回忆我党领导的金融史，既有对过往的缅怀，更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经济发展、金融改革永远在路上。

杨凯生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