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黄学术
刘博平家世生平考辨[1]
卢烈红 邓盼
（武汉大学文学院）
提要：本文就关于刘赜（博平）家世生平的一些说法进行考辨，匡谬补阙。刘博平的出生时间是1891年农历五月八日、公历6月14日，不是6月1日；他原名文汉，后来才改名赜；他的祖父刘燡是在1891年农历四月十三日病逝于常德知府官署，不是1891年农历五月初八日逝世于洞庭湖牛鼻滩舟中；刘燡是光绪十年《黄州府志》编纂工作的实际主持人之一，应享有该书主要编纂者署名权；叶圣陶从武汉大学辞职与“恒言”风波、与刘博平并没有直接关系；刘博平被增补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是在1956年，不是1957年，他只当选过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关键词：刘赜；刘博平；家世生平；匡谬补阙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刘赜（1891—1978），字博平，湖北广济县（现武穴市）人。他是黄侃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执教时的得意门生，毕业后任教各地，1929年经黄侃推荐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自此在武汉大学工作凡五十年，并担任中文系主任达十八年之久，1956年被教育部评定为一级教授。他潜心治学，努力继承和发扬章黄学术，在古音学方面成就突出，于文字、训诂、方言之学也有独到的贡献。其主要著作有《声韵学表解》《说文古音谱》《初文述谊》《小学札记》（后二种合为《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出版）。
刘博平是20世纪传统语言文字学领域有重要贡献的学者，对他的生平学术展开系统深入研究是20世纪语言学史研究的任务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他生平学术的研究很不充分。本文就其家世生平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考辨，匡谬补阙，希望能够为刘博平生平学术的研究贡献绵薄。
一 出生年月日
刘博平的出生时间，有些材料只给出年份“1891年”[2]。刘博平二女儿刘敬黄在她所写的《刘博平教授传略》中称他的父亲“一八九一年六月在一个风雨之夜出生于湖南牛鼻滩舟中”[3]，后来她写的另一篇文章《我的父亲刘博平》则具体到了日：“1891年6月1日。”[4]陈满意编撰《集美学村的先生们》一书，大概是根据刘敬黄的说法称刘博平生于“1891年6月1日夜”[5]。而汤铭《当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刘赜》一文则称刘博平生于“1891年6月9日”[6]。
以上关于刘博平出生具体日期的说法都是不对的，包括他自己的女儿的说法。解决这个问题最可靠的材料是刘博平自己所填的履历表、登记表。刘博平1952年9月6日在《武汉大学工作人员、学生登记表》上填的出生时间是“1891年五月八日”，1952年9月9日在《高等学校教师登记表》上填的是“1891年五月”，1955年11月12日在《干部履历表》上填的是“1891年6月14日”，1964年2月4日在《干部履历表》上填的也是“1891年6月14日”[7]。这里有两个日期，一个是“五月八日”，一个是“6月14日”，表面上看好像不一致。其实，“五月八日”是农历，“6月14日”是公历。查阅有关资料可知，1891年是清光绪十七年，这一年的农历五月初八日即公历1891年6月14日。刘博平早年填表时用老家惯用的农历，后来填表就改用当时城市流行的公历。至于他的二女儿刘敬黄，她父亲当年给武汉大学提交各种登记表、履历表时她应该没机会看到，后来写回忆文章时也没有到武汉大学档案馆查阅，因此不知道父亲出生的准确日子。她可能凭印象大致记得父亲过生日是在公历6月，因此在《刘博平教授传略》中称父亲的出生日期是“一八九一年六月”的“一个风雨之夜”。到20年后写另一篇文章《我的父亲刘博平》时，也许是记忆模糊，她自己将“一个风雨之夜”坐实为“6月1日”；也许是她的表述还是“一八九一年六月”的“一个风雨之夜”，而编辑加工人员误解、误改为“6月1日”。
二 原名
对刘博平的名、字、号，我们原来知道的是：他名赜，字博平，自号牛鼻滩生，又号许叟、简园。
“牛鼻滩生”之号得名于刘博平的出生情况。他的祖父刘燡任湖南常德知府，因病于光绪辛卯（1891年）四月十三日在任上去世。刘博平的父母赴常德奉柩回乡，农历五月八日在常德牛鼻滩舟中生下刘博平，他因此自号“牛鼻滩生”。“许叟”一号则表达了刘博平对许慎的钦敬。他特别尊崇许慎及其《说文解字》，此号实际上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特点的真实写照。他的古音学研究专著《说文古音谱》是以《说文解字》为依托的，即便是他的文字训诂研究甚至方言词汇研究也都是以《说文解字》为依托、为核心展开的。“简园”一号与他在武昌的一处住宅有关，也体现了他的生活理念。这处住宅在武昌鼓架坡，是平房，他于1949前用工资结余建成，起名“简园”。从1952年起，他填写的《登记表》、《履历表》称自己有别号“简园”。“简园”之“简”既指房舍之简，也表明他生活崇尚简朴。他的二女儿刘敬黄说：“父亲性喜助人，凡是亲友、学生无论在哪方面对他有所求，他无不诚恳地给予帮助。……而他自己生活一向简朴，给寓所题名曰‘简园’。”[8]
除了这些我们所知道的名、字、号外，刘博平实际上还有一个“文汉”的原名，“赜”是后来改的。他在1955年11月12日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原名”栏填“刘文汉”，并加有说明：“二十岁以前在武昌住小学及中学的时候名文汉，后来因为与同族中一前辈（远房的）同名，就改名赜。（住大学时名赜）。”1962年12月的一份《教师情况登记表》根据笔迹和文字表述的口气应该不是刘博平本人所填，表中的“曾用名”栏亦填有“文汉”。
三 祖父刘燡逝世地点、日期
刘博平的祖父刘燡，字小甫，晚年字悔复。他“同治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出京到地方任职，曾任湖南衡州知府、常德知府，一度改任长沙知府，后来又回到常德担任知府[9]。他前后在常德知府任上八年，勤政爱民，刚正清廉，“吏怀至诚，民誉休德”，临终之际，“四境震动，无少长贤愚咸为出涕”[10]。
刘燡逝世的地点、日期，“百度百科”的“刘博平”条称：“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辛卯五月初八丑时，祖父刘燡逝世于洞庭湖牛鼻滩，刚落气公降生。”“百度百科”的“刘燡”条称：“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公因积劳成疾，告老还乡，不幸于五月初八丑时，突然昏厥，逝世于洞庭湖牛鼻滩舟中。”这些网络资料极不可靠。
关于刘燡的生平，最可信且较全面的是阎镇珩所撰写的几篇文章。阎镇珩（1846—1910），字季蓉，湖南石门县人。他终身不仕，一心授徒办教育，名重当时。刘燡长期在湖南为官，与阎镇珩交情甚笃。病重的时候，刘燡特别留下遗言，要得阎镇珩之文以葬。阎镇珩著有《北岳山房诗文集》，集中有《送刘侯移守长沙序》《送常德刘郡伯入觐序》《常德知府刘君诔》《常德知府刘君墓表》四篇文章，“刘侯”“刘郡伯”“刘君”皆指刘燡。据《常德知府刘君墓表》所记，刘燡第二次任常德知府，第四年，巡抚因其表现“卓异”向朝廷推荐，皇帝召他入京接见，因病未能成行。“明年，遂卒于署，年六十四，光绪辛卯四月十三日也。”[11]光绪辛卯即公历1891年。墓表是要刻在墓前或墓道内的石碑上的，死者家属是会看到的，诚如阎镇珩自己所言，此墓表是要“揭诸隧道之石”，使“后之载笔者有藉”[12]，因此绝对可靠。由此可知，刘燡病逝于常德知府官署而非洞庭湖牛鼻滩舟中，逝世时间是1891年农历四月十三日而非1891年农历五月初八日。刘博平的生日与祖父病逝并非同一天，他是在父母赴常德奉祖父之柩回乡途中，于1891年农历五月八日出生于常德牛鼻滩舟中。
四 刘燡与光绪十年《黄州府志》的关系
刘燡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他曾参加编纂同治十一年《广济县志》，这是没有问题的[13]。有问题的是，刘燡是否参加了光绪十年《黄州府志》的编撰工作？
有些版本的光绪十年《黄州府志》标示的编纂者中没有刘燡：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区第三四六号《黄州府志》标示的是“据清·英启修，邓琛纂清光绪十年刊本影印”[14]；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光绪黄州府志》标示的是“（清）英启修 邓琛纂”[15]。这些版本没有把刘燡列为编纂者，这没有反映该书编纂的重要事实，是不太妥当的。
光绪十年《黄州府志》是由当时的黄州知府英启主持编撰的。英启在“叙”中说奉朝廷诏书修郡志：“启奉台符饬修郡志，是时悔复刘太守奉讳家居，献之邓比部乞假旋里，颇不以启不才无识遐弃弗顾，爰相与稽考典章，甄明诸志。诹吉八年春二月开馆，同事诸君子后先踵至，分门授简，别目操觚。越明年春，稿之成者三分有二。太守服阕，奉命重涖湘南。”[16]“献之”是黄冈人邓琛的字，“比部”是明清时对刑部及其司官的习称，邓琛官刑部郎中，故称“邓比部”。邓琛亦有“序”，“序”中说：“太守沈阳英公，治黄十有六年，政称廉平。既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矣，于是举修郡志，招郡文学之士分门修辑，而属刘君悔复及琛司其事。越二载书成。”[17]据这两篇序文，刘燡与邓琛共同实际主持光绪十年版《黄州府志》编纂工作。当时刘燡“奉讳家居”即在老家服丧，应英启之邀与邓琛共司修志之事，前期“相与稽考典章，甄明诸志”，光绪八年春二月正式开馆组织编纂。第二年春，刘燡服丧期满，奉命重新回到湘南任职，这时书稿已完成三分之二。由此可见，毫无疑问，刘燡是光绪十年《黄州府志》的实际主持人之一。
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光绪〕黄州府志》标注为：“〔清〕英启修 〔清〕刘燡 邓琛等纂”[18]，这样标注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五 叶圣陶离开武汉大学与刘博平的干系
武汉大学中文系历史上教师阵容强大，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而名家之间的矛盾也颇受社会关注，成为当时和后来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其中，叶圣陶与刘博平的关系是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商金林曾认为，叶圣陶是在被称为“恒言”风波的事件之后，对王星拱、刘博平的做法“极为义愤，愤然辞职，于1940年7月离开了武汉大学”[19]。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叶圣陶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工作期间，确实与时任系主任刘博平有一些矛盾，但他离开武汉大学与“恒言”风波、与刘博平并没有直接关系。
叶圣陶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是在1938年10月，当时武汉大学在四川乐山，文学院院长陈源聘请他，希望他做全校“国文”教学的牵头人。他所教课程为“一年级国文两班，班各三时，二年级作文一班，二时，凡八时”[20]。在到武大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叶圣陶与刘博平应该是相安无事的。到了1939年下半年，两人之间渐产生矛盾。重要的有1939年八九月间的排课事和1940年五六月间的“恒言”风波。
1939年8月，刘博平拟安排高亨（字晋生）、朱东润、苏雪林、叶圣陶“专教基本国文”，叶圣陶认为“此似太叫人劳苦，亦复看不起人”，当事者四人还曾冒雨访刘博平，“告以不愿专教基本国文之意”，但最后问题并没有解决[21]。这件事让叶圣陶与刘博平产生了较大的隔阂。
“恒言”风波是1940年五六月间围绕学业竞赛选拔赛出题及其阅卷所发生的一场风波。关于这件事，叶圣陶的日记和《朱东润自传》都有记述。两人的记述不完全一致。不过，叶圣陶日记是当时的记录，《朱东润自传》是后来的回忆，显然叶圣陶日记更准确一些。这场风波与叶圣陶离开武汉大学在时间上是紧密衔接的，表面上看与叶圣陶离开武汉大学直接相关。但我们要以叶圣陶本人的日记为主要依据，注意相关的时间节点，还原事情的真实过程，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
事情的整个过程如下：
1940年5月，教育部新定各大学学业竞赛办法，由各校先举行选拔赛，“学生自由参加，选其优者再合而试之。得分多者有奖金”[22]。武汉大学的选拔赛于5月21、22日举行，试卷上有一道考题是系主任刘博平出的，要求把柳宗元《佩韦赋》中的一段“改为恒言”[23]。刘博平题目中的“恒言”应该是取清代钱大昕《恒言录》一书的用法，指俗语，亦即口头白话，但这个用法是一般人甚至大学不专攻语言学的教师所不了解的。考场上有学生问监考的中文系老师：“什么是‘恒言’，是文言，还是白话？”老师们都答不上来，朱东润称：“这一次出了我们（指老师——笔者注）的洋相。”[24]
考试完毕，进入阅卷阶段。叶圣陶在5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入夜，东润来，言校中要我们看国文竞赛试卷……‘恒言’二字有其习用之意义，今用于此殊觉不妥，若随同阅卷，将来且为之分谤。共商之结果，决不往评阅，作一信复竞试委员会，署东润、晋生与余之名焉。”[25]叶圣陶、朱东润、高亨对“恒言”试题的批评和拒绝参加阅卷使刘博平颇为难堪，叶圣陶6月2日在日记中记载说，听说刘博平因此事向校长王星拱提出辞职，“即访东润，告以所闻。东润言既已至此，自当与之周旋耳”[26]。6月3日，高亨、朱东润来找叶圣陶，“共商致一书与校长，言我们所以不看竞试文卷之故。并言刘反对于国文选读用标点，实属顽固”。信由朱东润起草，叶圣陶誊写，“三人皆自署其名”[27]。6月4日，叶圣陶将致校长信给苏雪林看，动员她参与，苏雪林劝他们罢兵。叶圣陶于是“访东润。东润言敌已树矣，信不发亦未必减人之怨恨”，表示要坚持与刘博平对抗[28]。
6月5日，叶圣陶与朱东润、高亨又在一起商谈。这次商谈，涉及“恒言”风波以前的一些事情，请看看叶圣陶在这次风波前所写的日记。
4月16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
又得颉刚及郑心南信。颉刚受川省教厅长郭子杰之托，招余往教厅所办之教育科学馆任审查中小学国文教材之事；……成都之事则可考虑，容与墨商量后答之。[29]
郭子杰即郭有守，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他托顾颉刚邀请叶圣陶到成都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任审查中小学国文教材之事。在这则日记中，叶圣陶表示考虑接受邀请，要与夫人胡墨林商量。
5月1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
余决去武大而就教厅之事矣。至于移家问题，暂且不提，先与墨二人住成都再说耳。[30]
5月2日，叶圣陶给顾颉刚回信，告知自己已下决心接受郭子杰之聘：
作书复颉刚，告以决就郭君之聘。[31]
到5月16日，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聘书已到，叶圣陶在日记中说：
傍晚得颉刚书，同时得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聘书，余之名义为该馆专门委员。……颉刚书中附郭君书，言专门委员之薪实得二百卅元，余由五月起薪，以资补剂（依规定须以到馆之日起薪也）。并言将由省府派余视察国文教学，最好于暑假前出发数回云。于是余今后之职务约略明晓，而余之生活决定改一方式矣。[32]
6月5日的这次商谈之前，叶圣陶亦早在4月21日获知高亨将应在云南大理的民族文化学院之聘，“暑中即离去武大”[33]。6月5日的这次商谈，朱东润劝叶圣陶不要离开武大：“东润仍劝余勿决然言去，余不肯应；遂言既将走散，则不必致书校长，向刘作积极之进攻，以后但取消极之一致耳”[34]。6月7日，高亨来见叶圣陶，称“决意去滇，无心留武大”，二人于是一起见朱东润，“东润闻人言，谓校中有人以为我们将掀起波澜，又谓刘博平既辞职，将由学校及教授会出面挽留之，而于我们三人，则采有效之处置云云”[35]。到6月12日，刘博平应该是在校长王星拱的安抚劝留下，到校上课，继续履行系主任职责，而叶圣陶三人最终也未并受到学校“有效之处置”，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这场风波之后，叶圣陶于1940年7月离开武汉大学到成都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就职，高亨没有去云南大理，而是去三台东北大学中文系任教，朱东润则继续在武汉大学任教至1942年8月。考察叶圣陶离开武汉大学与“恒言”风波、与刘博平的干系，要特别注意时间节点问题。根据上面叶圣陶本人的日记可知，触发“恒言”风波的学业竞赛选拔赛是1940年5月21日开始的，而叶圣陶下决心接受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之聘是1940年5月1日，5月2日他已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介绍人顾颉刚，收到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的聘书和郭子杰厅长关于工资待遇及暑假前工作安排的书信是1940年5月16日，这些都早于1940年5月21日。显而易见，没有这场风波，叶圣陶也会离开武汉大学。
至于离开的原因，叶圣陶在这场风波前的1940年5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余在武大本不见有兴趣，每日改文，又嫌其苦，今得改途，为中学国文教学谋改进，又得从事著述，是不啻开一新天地也。余决去武大而就教厅之事矣。[36]
由此可见，叶圣陶是对在武汉大学的工作不感兴趣，又苦于每天改作文的繁重劳动，在“恒言”风波发生之前就决意离开武汉大学而到四川省教育厅下面的教育科学馆任职。认为叶圣陶离开武汉大学与“恒言”风波、与刘博平有直接关系，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六 刘博平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后，刘博平曾多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汤铭称刘博平：“1957年被增选为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1965年和1978年分别被选为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37]汤铭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任期是1954年12月—1959年4月，中间委员和常务委员各有两次增补。委员的增补第一次是在1956年1月10日，第二次是在1957年2月17日。刘博平是在1956年1月10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被增补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的，类别属于“特别邀请人士”。汤铭说刘博平被增补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时间是1957年，这是把时间弄错了。
此后，刘博平还有两次被选举为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4月，他被选举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类别是“特别邀请人士”；1964年12月，他被选举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类别是“特别邀请人士”[38]。汤铭说刘博平还当选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是没有仔细查阅相关资料而导致的错误说法。
七 结语
综上所述，以往关于刘博平家世生平的有些说法是不准确或者是有错误的。刘博平的出生时间是1891年农历五月八日、公历6月14日，不是6月1日或6月9日；他原名文汉，后来才改名赜；他的祖父刘燡是在1891年农历四月十三日病逝于常德知府官署，不是1891年农历五月初八日逝世于洞庭湖牛鼻滩舟中；刘燡是光绪十年《黄州府志》编纂工作的实际主持人之一，应享有该书主要编纂者署名权；叶圣陶从武汉大学辞职与“恒言”风波、与刘博平并没有直接关系；刘博平被增补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是在1956年，不是1957年，他只当选过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博平的古音学、文字训诂之学是20世纪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宝贵财富，对他的生平学术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是20世纪语言学史研究的需要，也能为今天的语言学研究提供可贵的养分和有益的借鉴。我们将继续努力。
A Textual Research on Liu Boping's Family Background and Life
Lu Liehong Deng Pa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paper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on some statements about Liu Boping's family background and life，so as to correct fallacies and add the omissions.Liu Boping was born on May 8 of the lunar calendar or June 14 of the Gregorian calendar in 1891，not June 1.His original name was Wenhan，but later he changed his name to Ze.His grandfather Liu Yi died of illness at the prefect's office of Changde on April 13 of the 1891 lunar calendar，not in the boat on Niubi beach of Dongting Lake on May 8 of the 1891 lunar calendar.Liu Yi was one of the actual hosts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 annals of Huangzhou Prefecture in the tenth year of Guangxu，and should enjoy the right of signature of the main compilers of the book.Ye Shengtao's resignation from Wuhan University i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torm of “Hengyan （恒言）” and Liu Boping.Liu Boping was added to the second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in 1956，not 1957.Liu Boping was only elected as a member of the second，third and four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but not as a member of the fif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Keywords：Liu Ze；Liu Boping；family background and life；correct fallacies and add the omis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