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李蕙仙[1] ［1900年6月30日］

蕙仙鉴：

得六月十二日复书，为之大惊，此事亦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我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园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我虽不自顾，岂能不顾新党全邦之声名耶？吾既已一言决绝，且以妹视之。我因无违背公理，侵犯女权之理。若如蕙珍者，岂可屈以妾媵？但度其本意，无论如何席位，皆愿就也。惟任公何人，肯辱被此不可多得之人才耶？他日若有所成，复归故乡，必迎之家中，择才子相当者为之执柯，设一女学校，使之尽其所长，是即所以报此人也。至于他事，则此心作沾泥絮也久矣。

吾于一月来，述历附近各小埠，日在舟车鞍马上，乡人接待之隆，真使人万万不敢当。然每日接客办事，无一刻之暇，劳顿亦极矣。卿来信所嘱，谓此事若作罢论，请即放过一边，勿常常记念，以保养身子云云。此却是卿过虑之处。曾记昔与卿偶谈及，卿问别后相思否？我答以非不欲相思，但可惜无此暇日耳。于卿且然，何况蕙珍？在昔且然，何况今日？惟每接见西人，翻译者或不能达意，则深自愤恨，辄忆此人不置耳。近亦月余不见此人，因前事颇为外人所传闻，有一问者，我必力言并无其影响，盖恐一播扬，使蕙珍难为情也。因此之故，更避嫌疑，不敢与相见。今将行矣，欲再图一席叙话，不知能否也。

拳匪陷京、津，各国干涉，亡国在即，吾党在南，不识能乘时否？嗟夫！嗟夫！吾独何人，尚喁喁作儿女语耶？……

再者，卿来书所论，君非女子，不能说从一而终云云，此实无理。吾辈向来倡男女平权之论，不应作此语。与卿相居十年，分携之日，十居八九，彼此一样，我可以对卿无愧。稍愧者在京一次，在东一次耳。一笑。虽自今以后，学大禹之八年在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卿亦必能谅我。若有新人双双偕游各国，恐卿虽贤达，亦不能无小芥蒂也。一笑！吾虽忙杀，然知卿闲杀闷杀，故于极忙之中，常不惜偷半多之闲，写数纸与卿对语，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注释：

[1]此函《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无，录自《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二十八岁”，末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西六月三十号”，当1900年6月30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谓：“梁夫人得书后，欲助成其事，拟禀请于莲涧先生。先生闻之大惊，因再复夫人一书，详述不能作此事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