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李蕙仙[1] ［1899年5月3日］

蕙仙鉴：

三月三日来书具悉。家居愁闷，此是意中事。然境遇如此，无可如何，惟望善自排遣而已。来同居之说，我初接来信时亦有此意，因横滨开女学校，欲请薇君为教习，故我之意欲令卿与同来也。惟昨日忽接先生来一书，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而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今为大局计，不得不往，故又不能接卿来矣。

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是过矣。今欲开一商会，凡入会者每人课两元，若入会者有一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以此办事，何事不成？今即以横滨一埠论之，不过二千余人，而愿入会者足二千人，其余各埠亦若此耳。此事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故我不辞劳苦以办之。美洲各埠情形，先生来信详之，可向仲策取阅也。

先生与我，志在救世，不顾身家而为之，岂有一跌灰心之理。望以此意写信告十四哥，并言吾因避嫌不写信与彼云云可也。

岳母年高，卿之乡思，不问可知。今大人及家人皆团聚澳门，卿虽离膝下，亦无不可。惟此时安得有人送卿归宁乎？若再以劳诸令兄，窃恐甚难，若能有人来接，则归宁甚善也。我已禀诸大人，惟须卿写信往问定乃可耳。寄来照像一片，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贻此相对，无殊面见矣。

注释：

[1]此函《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无，录自《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十七岁”，末署“三月二十四日”，当1899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