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导员访谈篇
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蕴于辅导员自身言行
胡：做辅导员工作那么多年，我也没有想到。当时因为学院学工部工作需要辅导员，领导希望我来做，就这样，我开始做学生辅导员。
第一件事是关于学生突发事件的处理。当时带的是92级学生，毕业那年，有两个学生违反学校规定，私自到某个景区去旅行。其中一个比较有冒险精神的学生走了一条没人走过的原始道，另一个同学走常规的旅游道，他们约定当天下午三点钟会合。结果走旅游道的学生一直等到下午六七点钟都没见到另一个学生，感觉情况不对，就委托当天要回市区的一个同学给我带回来一张字条。
那个送信的同学找到我，交给我字条，字条上写着某某同学失踪了。接到字条后，我的第一反应是直接给学校保卫处打电话，随后又给学院学生科的领导打电话，学院马上向学校领导汇报。学校立即组织搜救力量，同时校领导召开了应急工作会议，决定与景区旅游管理部门、市公安局、省公安厅联系，争取社会资源配合学校开展搜救。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学校派出救援工作组赶赴景区，开始全面救援行动。20世纪90年代，我们学校同时隶属教育部和卫生部，因此报了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形成了整个系统的联动。
学校的援救措施也相当得力。一方面，保卫处及学校相关部门的领导一起到了出事景区，找到当地旅游管理局、派出所，然后再通过他们组织当地老百姓进景区里找。另一方面，学校和家长取得了联系，做最坏的打算。
胡：我直接到一线去找，在山沟里待了几天。学生的父亲赶到学校，当时，家长态度非常强硬，认为学校应该负责任。为此，学生科的领导把我放假前给学生开会所讲内容的记录本给他父亲看，之后，家长就明白了，记录上写得很清楚，辅导员已经把学校、学院关于假期安全的所有的要求都说得很清楚了，出现突发情况的责任主要在学生自己。幸运的是，学生很快被找到了，没有大碍。
专家点评
胡：当这个学生站在我面前时，我真是很欣慰。只看见他全身脏兮兮的，凡是暴露在外的皮肤都被树枝划伤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新毛巾给他用，从老乡那儿要了粥，让他喝了去睡觉。
胡：在那种情况下，我没有批评他，而是让他反省，通过这件事应该吸取什么经验和教训。回校后我与他进行了交流，主要谈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作为医学生应有的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如果医生擅自离岗，病人有突发情况该怎么办？二是这种不请假离校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学校纪律，学校将会做出相应的处理。对自身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告诉他，这件事情如果产生严重后果，对你的家庭而言是百分之百的损失。
胡：事后，学校和学院都开了专题工作会，将其作为案例在学生中开展教育，在全校学生中起到了警示作用。学校、学院对学生本人进行了引导和教育，也按照校纪校规给予了相应的处分。通过此事，我们在整个年级建起了学生安全网络，每个同学的基本信息都被录入了网络系统。这个安全网络进而推广至学院各年级、各专业，并作为全院学生管理的第一要求沿用至今。同时我们还不断地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这对学生管理工作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胡：我觉得总体跟普通高校是共通的。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肯定是第一位的。其次，要懂得心理疏导，学生遇到的问题哪些属于思想问题、哪些属于心理问题，辅导员要有基本判断。最后，医学院的辅导员工作也有其特殊性，这是学科性质和教育目标所决定的。因为医学教育是职业教育，医生这个职业本身就要求严谨、奉献、求是、创新，对学生职业道德、职业素养等方面的要求更高。这就要求医学院的辅导员应该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工作技巧，有一定的医学基本知识，知晓医疗活动的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技能。
胡：是“5·12”汶川大地震期间对学生的组织管理。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学校开会，然后马上赶到学生宿舍，主要安排了三件事：一是直接找到年级和班级的学生干部，要求他们马上把同学们找齐，并组织同学到空旷的地方，以班级为单位集中避险；二是让学生干部马上到小卖部准备干粮和水，解决学生吃饭问题；三是要求学生干部保持通信畅通。
当时我带的学生正在实习期，实习病房楼层很高，有的同学显得非常紧张焦虑。地震发生后，医院陆续收治了很多伤员，急需大量医生。但这时，那些情绪比较焦虑的学生出现了思想上的波动，开始更多地强调自己学生的身份，不想留在医院实习岗位。从老师的角度，我必须按照医院的要求去做，因为这个时候医院肩负着救死扶伤的重大社会责任。
胡：对，有个学生跟我讲：“虽然今天该我值班，但我不能值！”当时，我向他着重强调了作为实习医生的医生身份。但他说：“你说过我们实习生，既是学生又是医生，具有两个身份，为什么今天就强调我们是医生？”我说：“大灾面前，你的老师们都在病房里抢救病人，作为实习医生，你难道不应该待在医院吗？万一有伤员送过来抢救呢？”但学生毕竟经历的事情少，这个时候他们像小孩，还没法真正具备医生应有的素养。短时间思想工作做不通，我只能说，自己不能干预病房的排班，让他去找科室病房老师。结果科室病房的老师也不同意他调班，他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医院，留在了伤病员身边。
胡：怕，在那种情况下，一个辅导员带几百个学生，如果考虑不周全，一旦出现什么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同时，我也担心自己的小孩。
地震的第二天，我在病房，余震来了，房子不停地摇晃，当时倒没有害怕，只觉得这是责任，觉得必须要和学生在一起。当时学生们都在操场上住，为防止社会人员掺杂进学校，晚上我和同事们、学生干部一起值班。同时，我也把学生心理健康协会的骨干组织起来，对一些特别敏感的同学进行了心理疏导，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胡：有作用。当时医院抢救压力很大，送来很多伤员，这对学生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职业素质教育和锻炼的契机。从“5·12”地震发生那天开始，我和其他同事就没好好休息过。我不仅要管好学生，还要负责志愿者调度。有个新华社记者拍到我们医院医生坐在椅子上睡着的照片，这是真实的情况。一线医生非常累，十几二十几个小时不睡是常事，三十多个小时不睡的都有。当时危重的伤病员一批接一批送来，医院急诊科周边的百姓面对如此场面，一开始是看热闹，后来也加入志愿者了。这些现场教育，给学生上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大爱无疆。同学们也通过参与抗震救灾，切身感受到作为医生责任重大。
地震发生那天，学校、学院当即派出医疗救护队奔赴各灾区，全年级学生自发地组织起各种志愿者团队，包括医护志愿者队，深入急诊科、外科等科室、病房，还有学生随卫生部心理危机干预团队赴灾区进行心理应激救援。当时李克强副总理接见医务人员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志愿者也参加了接见，同学们很欣慰、很高兴，觉得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同学们也切身体会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凝聚力。
“5·12”以后，我们办公室老师把抗震救灾的整套流程进行了梳理，后来发生“4·20”芦山地震的时候，学校在应对时就秩序井然了。
胡：是帮助学生应对学业压力的。这个学生是2003级的，我是他们年级的第三任辅导员。刚接手这个年级时，学生学业情况不容乐观，300多人，一个学期补考率达到了50%。其中有个学生，补考科目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程度，面临退学或自动留级的问题。这个学生找到我时，已处于轻度抑郁状态。
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我想可能是他一进大学对学业掉以轻心，挂科后，学业压力逐渐造成心理问题，最后患上了轻度抑郁。当时，这个学生对什么都没信心，唯一做的就是打游戏。开始，我跟他交流过几次，发现不行，就把他介绍到心理卫生中心看医生，医生给他诊断并开了药，要求坚持服药治疗。
所以，如果遇到学生有异常情况，辅导员首先要判断这个学生究竟是心理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甚至是否已经患有精神疾病，如果这个区分不开，总觉得学生有思想问题，最后不仅达不到帮扶的效果，还会延误就医治疗。
从此，我就一边督促他学习一边跟他交流，同时请他家长到学校来陪读，因为有身心疾病的患者，得有人时刻陪护，不能让他一个人待在寝室。学生家长非常配合，将学生接到所租房一起生活，并督促其按时服药。就这样在学校、学院的鼓励、支持下，这个学生完成了学业并得以毕业。
专家点评
胡：做辅导员必须了解相关法律知识，了解之后，不仅工作中要用，还要给学生们讲，这也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方面。教育学生做守法公民，要给学生们说清楚法律是什么。我在工作中，宪法、刑法、民法、知识产权法、婚姻法、劳动合同法等都会给学生讲，特别是宪法，更要讲清楚。宪法是根本大法，守法首先不能违宪。毕竟他们早晚要走向社会，法制意识的教育很有必要。中国高校，是为党的事业培养合格人才和接班人的地方，这点也会给学生说清楚。
专家提醒
胡：其实辅导员工作一直都有，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都非常看重学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觉悟。现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提得更加明确，辅导员工作职责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大家更关注的是经济问题，思想政治这方面我觉得有所放松。网上还有说法，说现在的辅导员已不是思想政治辅导员了，是生活辅导员。但我觉得，辅导员的工作重点还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要教育学生做人要有底线，不能唯利是图。
胡：事务性的工作做得多。包括学生日常管理、查寝室、查课堂、跟任课老师交流等，这些事情是思想政治方面的一个铺垫。以前的辅导员也做，但相对少些，一些工作是不属于辅导员管的。当时强调18岁的成年人，生活学习要自主、自控、自治，而现在大都由辅导员来管。
近几届学生中，80%～90%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关注度高，家长对学生在学校的得失都看得非常重。加上社会上一些不良教育风气的影响，比如小孩打架，家长只问有没有打回来，这样教育出来的小孩，非常自我，一般不太会替别人考虑。现在有些学生，老师让做事，首先问有没有回报；当学生干部，也是奔着加多少分去的。
胡：我会重点谈他们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强调他们的权利。每个人都很看重自己的权利，但不是每个人都强调义务的，这是不对的。只要我带的学生，见面第一次，我就会把这些观点说清楚，不是等有了问题再谈，有了问题就不好谈了。
现在“90后”的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相对不足，有些学生我会争取父母的配合，但有时父母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遇到学生有这样的想法，我会多次找他们谈话，一次不行谈两次、三次。思想转变比较难，也很缓慢，但起码通过谈话，会引起学生的重视，让他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胡：年龄接近学生是最好的。一般来说，人都喜欢和同龄人交流，就算大几岁，也不会觉得差距太大。如果年龄差距比较大，交流起来还是会有些问题。比如，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用语，现在我就有体会，学生说的，有些我根本搞不清楚，等搞清楚了，又有新的说法，所以交流会有些难度。但原则性的东西，比如，做人的价值准则、爱国、诚信等，这些是基本的。我带学生，一般第一次见面，我会写“六个字”+“两个破折号”，第一个字写“人”+“——”，第二个写“医学生”+“——”，最后写“医生”。对于医生的理解，很多学生是临床实习之后才慢慢有了体会。什么是奉献？什么是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只有学会做人才能学会做事，这些只能在漫漫的成长过程当中体会。年龄比较大的辅导员，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事例都见得比较多，这样可以给学生讲更多的经验和教训。此外，年纪大一点可能做事可靠一些，学生的信任度比较高。而年轻人掌握的知识更多，上手更快。
胡：专业化并不是说辅导员工作的特殊性，而是说要做好辅导员工作，应该达到教育部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的条件。但这个还不足以说明专业化，辅导员建设真正要专业化，应该有一个非常科学的体系作为支撑，比如有专业的学科体系支撑，学科的建立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辅导员专业化也不是很容易的事，职业化相对容易一些。
胡：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喜欢。跟学生在一起，在为他们服务的过程中，自己也能得到一些收获，能够跟他们一起进步，我感觉很多东西都是在与学生的互动中收获、提升的。如果不做辅导员而只是做行政，可能快乐没有这么多。在学生的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在学校期间还是毕业后，看到他们在成长就是一种欣慰。当然如果学生中能出现一些高精尖的大专家，可能感觉就更不一样了（笑）。像我们有个老师带的77级、78级学生，已经有两个院士了，我感觉他很自豪，那种成就感不是用语言能表达出来的。
胡：80分吧。差这20分还是在于能力有限吧。80分里，首先是无私地为学生服务，这个可以占到50分。其次在一些细节中，比如讲工作的方式方法，这个可能有30分吧。学生工作要有流程，有预案。学生工作没法预判，明天会出现什么事，谁都不知道。只能在日常服务中，细心地观察，深入了解，使学生能够感受到你是真心实意地在帮助他，他才会按照院校的规章制度来做，只要他能够自觉遵守纪律，有自控力、自制力，就会比较好地完成这个阶段的学习任务，完成预期的目标。
胡：有叫“胡哥”的，有叫“阿胡”的，也有叫“胡导”的，但很少有学生叫我“胡老师”。我也很少在学生面前自称“胡老师”，我会直接称自己的名字，电话沟通我也是这样称呼自己。也有学生问我：“你最希望怎么样和我们交流？”我说：“作为朋友，平等地交流。”
不是学生称呼你为老师，你就是一个老师，重要的还是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引导他们，这样才能做到辅之以成吧。所以辅导员与学生的关系，我可能只认同知心朋友这一个，人生导师我觉得有点高大上，能达到那种境界的应该是辅导员中顶尖的，知心朋友可以平等地交流，而不是整天要求学生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