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象的魔力羽毛和宝利娜的危险

在华特迪士尼公司的经典动画片《小飞象》中，关于那只学会了呼扇着大耳朵飞翔的小象有一个关键场景，描述的是小飞象的一群乌鸦朋友在哄骗还在迟疑的（实际上非常害怕的）小飞象，劝它从悬崖上跳下去，向它自己证明它可以飞。其中一只乌鸦想出了一个好点子。这只乌鸦趁小飞象不注意时，从其他乌鸦的尾巴上揪下一根羽毛，然后郑重其事地递给小飞象，告诉它说，这是一根有魔力的羽毛：只要小飞象用它的长鼻子抓住这根羽毛，它就能飞！这一场景极为简洁。没有做任何解释，因为即便是小孩子也无须讲解就能明白：羽毛并不是真的有魔力；它是一种假体装置，一种通过积极思考的力量让小飞象飞起来的信念拐杖。现在，想象一下那个场景的另一个版本。这时出现了另一只乌鸦，是村庄里的怀疑论者，它非常聪明地看透了这套把戏，但又没有聪明到看出这套把戏的好处。就在小飞象紧紧抓着羽毛站在悬崖边上的时候，这只乌鸦想要告诉小飞象真相是什么。“让那只乌鸦闭嘴！”孩子们会尖叫道。快点拦住那只自作聪明的乌鸦，不然它会毁了小飞象的！

在某些人看来，我就是那只乌鸦。他们警告说，“当心”。不管这个人有多么好的用意，他都是在搞什么鬼。他一直在谈论那些最好不要探讨的话题。“嘘！你会打破魔咒的。”这一警告不仅是针对童话故事的，它在现实生活中也相当适用。包含大量事实的关于性唤起和勃起的生物力学专题讨论，在前戏中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话题，对仪式和服装的社会效用的思考，在葬礼演说和婚礼祝酒词中也是不受欢迎的。有时，我们会明智地转移对科学细节的关注，此时无知便是福。那么这里是否也属于这种情况呢？

小飞象的飞翔恰好取决于小飞象相信自己能飞。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必要事实；如果小飞象是一只鸟（或者只是更自信的大象！），它的才能不至于如此脆弱，但作为原本的那个它，它需要精神上的支持，而且是它能得到的一切精神支持，不应该让我们的科学好奇心去干扰它脆弱的心境。自由意志也是如此吗？拥有自由意志是否至少有可能取决于你相信自己拥有自由意志？哪怕只是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难道不应该避免提出那些可能会破坏这种信念的学说吗？就算我们不同意闭嘴，我们是不是至少有保持沉默或改变讨论话题的义务？当然，有些人肯定会这么认为。

这个问题我已经研究了许多年，在这些年里我逐渐认识到一种模式。我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认为哲学研究并不优于或先于自然科学研究，而是与那些寻求真理的事业进行合作，并认为在此背景下，哲学家的工作应该是澄清经常发生冲突的观点，并将其统一为单一的宇宙观。这种模式意味着乐于接受大量脱颖而出的科学发现和理论作为哲学理论建构的原始素材，这样就可以对科学和哲学进行有见地的、建设性的批评。当我展示自己的自然主义成果，我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t）意识理论（例如，在1991年出版的《意识的解释》中），以及我对创建了生物圈及其所有衍生物（包括我们的大脑和脑力劳动成果）的无意识、无目的的达尔文算法的阐述（例如，在《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中）时，我收到了一些不安的反馈，其中充斥着反对或焦虑的声音，与纯粹表示怀疑的声音完全不同。通常，这种表示不适的声音是被压抑着的，就像远处微弱的隆隆雷声，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近乎下意识地扰乱了讨论的议程。有些人在对参与对话者提出了所有能提出的反对意见之后，往往会暴露出一直驱使他们持怀疑态度的隐秘动机：“这都没问题，但自由意志呢？你的观点不会破坏自由意志的前景吗？”我总是很乐于接受这样的反应，因为它支持了我的一个坚定的看法，即对自由意志的忧虑是大部分抵制一般物质主义特别是新达尔文主义的行为背后的驱使力量。汤姆·沃尔夫和其他人一样深谙时代精神，他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一主题，文章的标题也起得相当疯狂——《抱歉，你的灵魂刚刚死去》。这篇文章讲述了“神经科学”的崛起，而“神经科学”这个标签是他多少有些糊里糊涂地贴上去的，他认为该学科的主要理论家有爱德华·威尔逊（当然，他根本不是神经科学家，而是昆虫学家和社会生物学家），以及他的支持者理查德·道金斯和我。沃尔夫认为自己看到了不祥之兆：

既然意识和思想完全是你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物理产物，而且既然你的大脑在你出生时就已完成印刻［imprinted］，那么是什么让你认为自己拥有自由意志呢？它会从哪里来呢？（Wolfe,2000, p. 97）

对此，我有答案。沃尔夫就是错了。其中一个原因是，你的大脑并没有“在你出生时就已完成印刻”，但这是对自然主义的广泛抵制背后最起码的误解。自然主义并不是自由意志的敌人；它为自由意志提供了肯定性的解释，有些观点试图用一种“晦涩且令人不安的形而上学”（彼得·斯特劳森的精妙措辞）来保护自由意志免受科学控制，自然主义实际上比这些观点更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我在1984年出版的《行动余地：值得向往的自由意志之种种》一书中，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解释。但我发现，人们经常质疑我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他们和汤姆·沃尔夫一样坚信，物质主义当然不能为自由意志留有余地，尽管沃尔夫至少有时会尖刻地表示他对此感到欣喜（“我喜欢和这些人交谈——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绝不妥协的决定论”），但其他人则不然。例如，布赖恩·阿普尔亚德（Brian Appleyard）就曾通过其著作发出过几次警告，但还有一个危言耸听的人——利昂·卡斯（Leon Kass），按照他的说法，他自己也受到了诱惑：

阿普尔亚德不喜欢基因中心论［genocentrist］可能会带来的影响——这相当合情合理——并表示希望能发现它是错误的；他坚持认为，无论如何都要抵制这种想法。但他自己不具备相应的能力，无法证明这个想法在哲学上有问题。更糟糕的是，他似乎无意中成了这一思想的受害者，被最具还原论色彩的、最浮夸的生物预言家所做的夸大声明所迷惑，这些预言家包括弗朗西斯·克里克、理查德·道金斯、丹尼尔·丹尼特、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爱德华·威尔逊。（Kass, 1998, p. 8）

决定论、基因中心论、还原论（reductionism）——当心这些浮夸的生物预言家，他们就要破坏一切珍贵的东西了！由于经常面对这些谴责（以及我们将会看到的讹传），我已经认识到要通过辩护来做些什么。我如此积极地宣扬这些观点，是不是在做不负责任的事呢？

学者们在传统的象牙塔里通常不会特别担心他们要对自己的工作给周遭带来的影响负责。例如，关于文字诽谤和口头诽谤的法律不会豁免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大部分领域的科学家——在不考虑诽谤的情况下，通常不会提出可能伤害他人的主张，哪怕是间接的伤害。我们会觉得为文学评论家、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和宇宙学家提供职业过失保险是一种很荒谬的想法，这便是检验上述事实的一个简便方法。一位数学家或文学评论家在从事其专业工作时，究竟可能做些什么而需要职业过失保险作为安全保障呢？他可能会不小心在走廊里绊倒一个学生，或者把一本书掉在什么人的头上，但除了这些有点离奇的意外后果，我们的一般活动是无害的。有人会这样认为。但在那些风险更大、更直接的领域，有一个悠久的传统，那就是要格外谨慎，并承担特殊责任以确保不会造成伤害（正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明确承诺的那样）。工程师们知道，他们设计的桥梁可能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安危，他们会根据特定的约束条件进行有重点的测试，以便确定，根据目前掌握的所有情况，他们的设计是安全可靠的。当我们这些学者渴望对“现实的”（而不是“学术的”）世界产生更大影响时，我们需要采纳这些更实用的学科的态度和习惯。我们需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同时要认识到，如果我们所说的话被采信，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认识到，我们所说的话可能会被误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要对自己所说的话可能会被误解负责，就像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产生的“正确”影响负责一样。原则是我们所熟悉的：工程师如果设计了一个若被误用就会有潜在危险的产品，那么就像要对恰当使用所产生的影响负责一样，也要对误用可能会造成的影响负责，并且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外行错误使用该产品而带来危险。尽我们所能说出真相是我们最大的责任，但只是说出真相还不够。真相可能会造成伤害——特别是当人们误解它的时候，而认为真相足以为任何主张辩护的学者，也许都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有时，误解人们的真命题（或其他误用）的可能性，以及这种误解可能传播的预期危害会非常大，因此最好保持沉默。

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宝利娜·埃松格——讲过一个生动的例子，将这个问题从哲学幻境带回到冰冷的现实世界。她曾做过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方面的研究，深知这一领域面临的各种危险，所以我把她所讲的例子称为“宝利娜的危险”：

假设，我“发现”在理想情况下（患者完全配合治疗，完全没有恶心等抑制药物作用的情况发生，完全没有外来病毒株的污染，等等），经过四年的特定治疗就可以根除感染者身上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而在这方面，我可能是错的。我可能错得非常简单而直接。比方说我算错了什么东西，误读了一些数据，对入组病人做出了错误诊断或者可能推断得太过宽泛，而由于这些结果对周围情况会产生影响，所以即便它们是正确的，我也可能错在将这些结果发表出来。（此外，媒体在对此进行报道时可能会犯错，报道方式可能是错误的。但他们的一些责任似乎落在了我身上。尤其是如果我使用“根除”这个词，在涉及病毒的语境下，这个词通常是指使病毒从地球上彻底消失，而非“仅仅”是将其从一名感染者身上清除掉。）例如，一种非理性的掉以轻心的态度可能会在例如男同性恋者中蔓延：“艾滋病现在是可以治愈的，所以我不用担心了。”由于这种掉以轻心的态度，这一群体中无保护措施的高危性行为的发生率可能会再次上升。此外，由于周期性出现的患者不配合治疗，广泛使用治疗处方可能会导致耐药病毒在感染人群中急剧传播。（埃松格，私人信函）

最糟糕的情况是，你可能有治疗艾滋病的方法，知道自己有治疗艾滋病的方法，却无法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将这些知识公之于众。因高危群体掉以轻心或草率行事而愤懑是没用的，指责那些中途放弃治疗的犹豫不决的患者也是没用的，这些是你发布治疗方法将会产生的影响所带来的可预见的、自然的（虽然也是很遗憾的）后果。当然，你应该探讨所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来防止你的发现被滥用，并计划实施你能采用的一切保障措施，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你的发现可能会带来的一切好处也许根本无法实现：你就是无法实现你原本的目标。这将不仅仅是一个严重的困境，更会是一场悲剧。（当然，她假设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现实：对即将问世的新疗法持有乐观态度，已经导致西方世界高危人群对安全的性行为抱有危险的松懈态度。）

那么，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当我试图宣扬一种针对自由意志问题的自然主义“疗法”时，是否可能会遇到这类系统性的挫折来源呢？事实上，这样的来源为数不多，但确实令人沮丧。有各种各样的公益卫士，出于好意想让那只乌鸦闭嘴！他们准备采取一切措施来劝阻、压制或质疑那些他们认为打破魔咒的人，以免造成更严重的伤害。这些事情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虽然他们的主张早已老掉牙，他们的科学同僚也已将他们那些纯粹的谬论一再揭露出来，但他们活动的残余仍然继续污染讨论的空气，扭曲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理解。例如，生物学家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利昂·卡明（Leon Kamin）和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曾经说过，他们认为自己：

是一支消防队，经常在半夜被叫去扑灭刚发生的大火，总是要应对眼下的紧急状况，但从来没有空闲时间为一座真正防火的建筑制订计划。一会儿是智商和种族，一会儿是犯罪基因，一会儿是女性的生物劣等性［biological inferiority］，一会儿又是人性的基因固定性。所有这些决定论的大火都需要用理性的冷水来浇灭，以防整个知识界陷入一片火海。（Lewontin et al.,1984, p. 265）

从来没有人说过消防队必须公平地战斗，这支消防队向他们认为具有煽动性的人喷射的远非仅有理性的冷水。他们并不孤单。来自政治光谱另一极的宗教右翼也已掌握了讽刺性描述（caricature）的手法，他们抓住每一次机会，用耸人听闻的过度简化来取代对演进事实的谨慎表达，然后他们就可以发出警告，让世人当心。我同意左翼和右翼都有的批评者的看法，他们针对的一些人确实有一些令人遗憾的夸大和过度简化，我也同意，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确实会产生有害影响。此外，我并不质疑他们的动机，甚至不会质疑他们的策略；但我认为有些人传达的信息十分危险，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人，我不能冒险给对方提供一个解释这种信息的机会，我会至少非常想为了公众利益而故意歪曲它并对它做出讽刺性描述。我想找一些合适的词语来表述，比如基因决定论者、还原论者或达尔文原教旨主义者，然后尽我所能去猛烈抨击那些虚妄的论点。俗话说，这是个脏活，但总得有人来做。我认为他们错在把负责任、谨慎的自然主义者（如克里克和沃森、爱德华·威尔逊、理查德·道金斯、斯蒂芬·平克和我）与个别轻率的夸大其词者混为一谈，把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否定和批评的观点强加给我们。这是一种聪明的策略：如果你真的认为必须要给什么东西涂上焦油，那么为了安全起见，不妨用一把无须照顾细节的粗大刷子；不要让邪恶的家伙躲在受人尊敬的人质盾牌后面！但它确实会带来一种效果，就是攻击的炮火会误伤一些天然盟友，坦率地说，即便用意是好的，这也是有欺骗色彩的。

我们这些自然主义者面临的“宝利娜的危险”是，每当我们谨慎准确地阐述自己的立场时，这些公共利益卫士中的一些人就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把我们提出的谨慎主张转化为无疑很愚蠢又不负责任的只言片语。例如，我发现，我越是努力使自己表达的信息清晰而有说服力，这些卫士就越会觉得可疑。我稍微改述一下他们的话，他们是这么说的：“不要关注所有被花言巧语掩盖的警告和复杂情况！他真正的意思是，你没有意识，你没有思维，你没有自由意志！我们都是僵尸，没什么是重要的——这就是他真正想说的！”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呢？（郑重声明，这不是我真正想说的。）更糟糕的是，在我们一般认为是铁板一块的“达尔文原教旨主义者”阵营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倒戈和分歧。例如，罗伯特·赖特的新书《非零和博弈：人类命运的逻辑》在很多方面对我要在这里提出的许多主题都做了清晰的阐述，但他发现自己无法支持我们立场的核心主张（在我看来）：

显然，这里的问题与一种主张有关，也就是认为意识“等同于”物理上的大脑状态。丹尼特等人越是向我解释他们的意思，我就越是确信，他们真正想说的是意识并不存在。（Wright,2000, p. 398）

唉，赖特用了几百页文字坚定地揭开了自然主义的神秘面纱之后，退避到德日进的神秘愿景中。［还有一位不那么激进但更令人沮丧的背叛者，就是斯蒂芬·平克（Pinker, 1997），他与意识的神秘主义学说一直暧昧不清，这本身就是一个谜。人无完人。］

显然，风险很大。我们这里的情况看起来就像是一场进化的军备竞赛，双方都在升级。但请注意，我要采取的应对方式并不是讽刺我的对手，而是为我方装配一种不同的武器：我设法在你心里播下怀疑的种子，一些质疑我们的著名批评者内心深处甚至可能知道我们是对的。毕竟，那只乌鸦是对的，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让那只乌鸦闭嘴！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对自由意志的自然主义解释有一些最普遍的反对意见，而提出这些反对意见是出于恐惧而不是理由。这些恐惧本身相当合情合理；如果你认为给你的盒子可能是潘多拉魔盒，那么在盒子打开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让“怀疑”这颗上膛的子弹处于可随时击发的状态，尽你所能提出一切反对意见，否则到那时可能就太晚了。

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对意见，为何我还要坚持试着提出我的观点，尤其是在我承认还并不清楚它是否可能会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当然，批评者们用危险的说法来突出这些观点，通过这种方式夸大了危险；实际上，他们在和我们这些自然主义者玩比试胆量的游戏。）因为我认为，是时候让小飞象戒掉它的魔力羽毛了。它不需要魔力羽毛，而且这件事它越早知道越好。你也许还记得，在动画片中，那根羽毛在小飞象冲向自己厄运的关键时刻从它手中滑落，但在最后一刻，它振作起来，张开大耳朵摆脱了俯冲的险境而拯救了自己。这叫作成长，我认为我们已经做好了成长的准备。为什么小飞象没了魔力羽毛会生活得更好？因为小飞象在没有被欺骗的情况下，依赖更少，更有能力，也更有自主性。我会尝试说明，我们关于自由意志的一些传统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实际上它们把事情搞反了，给这个星球上自由意志的未来带来严重问题。例如，一种关于自由意志的未受欺骗的观点可以清晰地说明我们对惩罚和罪责的一些看法，并减轻我们的一些焦虑，这些焦虑关系到我所说的“悄悄开脱罪行的幽灵”。（科学会向我们说明从来就没有人应该受到惩罚吗？或者，从来就没人应该受到赞扬吗？）它有助于重新确立道德教育的应有作用，甚至可以解释宗教思想过去在维持社会道德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宗教思想已经不再能很好地发挥这一作用了，但我们如果抛弃这些思想，则会自食其果。如果我们坚信错误的观念，如果我们不敢交出它们来换取科学提供的合理替代品，我们可以飞翔的日子便屈指可数了。真相的确会让你变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