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

快与慢

安德鲁·霍尔丹

本文的主题是经济增长。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常规话题。在媒体上，经济学家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增长及其统计指标GDP。然而，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不应过度关注GDP。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充分认识到，GDP只是对社会福利水平的部分测量，且往往并不完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并非所有可计量的都是重要的。

尽管如此，持续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提高社会生活水平的唯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以中国和意大利两国经济为例，1990年两国国民总收入大致相同。此后中国年均增长率超过10%，而意大利不足1%。20多年后的2014年情形如何？按照复利的计算方法，2014年中国国民总收入为意大利的8倍。中国每18个月就会创造出一个与意大利规模相当的经济体量，每个季度创造的经济规模与葡萄牙相当，每个月创造出一个与希腊规模相当的经济体量，每周创造的经济规模相当于塞浦路斯的经济规模。这些可以计量的指标有时确实很重要。

当前的政策辩论也表明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增长一直表现不佳。危机前的10年间，发达国家年均增长3%。危机发生以来，增长率降至1%。世界增长由快转慢，人们开始担心“长期停滞”即将到来，所谓长期停滞是指经济增长将长期低于正常水平。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有过同样的担忧。

近年来的低速增长究竟是危机之后的短暂现象还是经济趋势中的长期低谷，尚无法确定。悲观论者对过度负债、财富差距扩大、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教育停滞等问题心存忧虑。乐观派则欣喜于数字技术领域的新一轮产业革命。鉴于经济增长对生活水平的重要影响，两派观点之间的交锋是当代的关键问题之一。

为深入理解这一交锋，我们不妨从长期视角考察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增长经历了不同阶段的交替，既有长期停滞的时期，也有不断创新的时期。理解不同增长阶段的社会和技术决定因素，有助于探明当前可能导致长期停滞或不断创新的具体因素。

下文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视角进行综合讨论。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些视角的公分母，那就是我们两耳之间的大脑。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指出，大脑的思考方式有快与慢两种。当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的时候，或许也是如此，而且出于许多同样的原因。

经济增长的短期历史

图1展示了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人均GDP对数的变化趋势。如果不考虑战争影响，过去250年来人均GDP呈直线上升趋势，增长率约为年均1.5%。这意味着每一代人的生活水平都会比上一代提高1/3。经济增长持续提升了生活水平。

虽然增长较为平稳，但并非恒定不变。历史上间或发生的战争、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会造成经济停滞甚至下滑。阶段性的技术创新又使经济前景好转，显著提升生活水平。然而，经济衰退只是暂时的，经济大踏步前进是持久性的。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与持续创新相比，长期停滞几乎微不足道。

为解释1750年以来生活水平的提升，经济学家通常将这段历史分成三个创新阶段。每个阶段都伴随着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向外大幅扩张。第一阶段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第二阶段是起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大规模工业化时代；第三阶段是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

这三个创新阶段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都产生了一系列通用技术（GPTs）。这些技术的应用领域远远超出了最初设计这些技术时所用的行业，从而普遍提升了商业运行的效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包括蒸汽机、纺织机和铁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包括电力、内燃机、自来水供应和卫生条件改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包括个人电脑和互联网。

近几年增长前景逐渐黯淡，又一次强化了人们对创新主导型增长的关注，创新是否会萎缩成为长期停滞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一些人认为创新之源或已枯竭；而另一些人却认为数字技术的创新之泉正在喷涌。长期停滞与持续创新究竟谁将占主导地位呢？

经济增长的长期历史

如果在较长的历史跨度内观察经济增长，可能会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因此，为回答停滞或创新谁主沉浮的问题，我们应延长历史研究的时间尺度，回到工业革命之前更为久远的历史。现在，生活水平的长期上升已成为社会经济的常态，几乎没人还能记起经济长期停滞的时期。

然而，通过长期视角来观察，经济增长的历史并非一直如此。图2展示了公元前1000年以来的全球人均GDP的变化轨迹，这段更久远的增长史与工业革命以后有天壤之别。工业革命之前的3000年间，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0.01%，生活水平长期保持不变。按照1750年以前的增长率，生活水平翻一番需要6000年；而1750年以后，生活水平翻一番仅需50年。

这表明工业革命以前社会和经济的常态并非长期增长。在前后两代人之间福利水平没有觉察到改善，永久性地缺乏经济加速器。生活水平稳定持久的上升并非常态，而更像是近代才出现的例外。在长期历史视野中，长期停滞远比连续创新更为寻常。

当然，因覆盖面过窄，GDP无法全面衡量更久远的历史中社会生活水平的改善。非物质指标或许可以更好地衡量生活水平。如果采用其他指标，是否有理由相信1800年的公民平均福利与公元1000年前后区别不大？

正如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优秀著作阐明的那样，社会学证据显示两者并没有区别。1800年以前的几千年间，平均预期寿命基本未发生变化。对于20岁的成年人来说，平均寿命也就是30—40岁。该时期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基本未发生变化。这意味着1750年以前全球人口几乎不变，人口年增长率低于0.1%。

对于人们在世时福利水平的测量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依据古代骨骼记录的测算，1800年以前的很多世纪中，成人身高平均值在160—170厘米之间（图3）。热量摄入量也基本持平。利用以上及其他指标，学者们构建了社会发展指数，该指数与GDP变迁轨迹很相似，都表明很长时期内人民生活水平未发生变化（图4）。

这些福利衡量指标表明，在过去3000年的大多数时间中，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停滞不前，仅在最近300年出现了飙升。工业革命以前，收入基本锁定在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与马尔萨斯的预言一致，这些收入仅够维持人口数量，不足以支撑人口的大规模扩张。因此有些人将工业革命以前的时期称为“马尔萨斯时代”。

尽管这看起来很残酷，但如果追溯到更早以前，情况更不乐观。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已能估计出公元前100万年——人类的黎明——以来全球的GDP估计值。从事估算的统计机构的工作人员比较少，因此需非常小心地对待这些统计数据。

表1是公元前100万年以来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生活水平实际上都没有提高或增长。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可能开始于数万年前，大约发生在现代人（智人）出现和穴居人（尼安德特人）消失时期。

表1　公元前100万年以来人口及人均GDP的增长

所以，经济增长的短期历史（黄金时代）和长期历史（马尔萨斯时代）之间可谓天差地别。在经历了漫长的长期停滞之后，人类才步入持续创新的轨道。生活水平的明显上升只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如果将经济增长历史比作一个24小时刻度的时钟，那么，99%的增长发生在最后20秒。

工业革命的技术根源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近250年来经济增长的变化？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模式远非易事。甚至到现在，经济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们还在激烈辩论增长的深层原因。本文无意于是非判断，而是提供基于相关文献的反思。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将这些文献联系起来——耐心。

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了为什么耐心对经济增长很重要。它支持储蓄，因为储蓄会转化为投资，进而形成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和资本运用效率的大幅提升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所描述的增长动力。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增长。

在新古典模型中增长是外生的，即由外部因素决定。主要有两个外部力量：一是个人的耐心，耐心既不随时间推移也不随地域而改变；二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以不可预测的方式随时间变化。创新就像是来自上帝的恩赐，不断从天堂收到的令人惊喜的礼物。

看起来，这个简单的故事很好地解释了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的阶段变化。18世纪下半叶，在英国集中出现了一系列密集的创新：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1769年阿克赖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1775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些发明像上帝的恩赐一样突然到来，并且正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言的那样，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

通用技术从产生到应用范围和影响的扩大，一般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因此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到了19世纪才开始上升。此时，出现了一波以工厂、机器和机车为主的实物投资。随着投资的快速增加和技术转变的结合，人类历史迎来了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表2是工业革命前后技术效率增长的估计值，有力地支持了新古典理论对增长动力的解释。工业革命以前，每年技术进步远低于1%，几乎难以察觉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和生活水平的提高。1750年以后，技术之门已经打开，技术效率年均增长率达到1%左右。

表2　公元以来的技术增长

技术进步又会促进实物资本的积累。图5描绘了英国1850年以来人均实物资本存量的变化趋势。人均实物资本存量年均增长1.75%。该图也反映出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850年以来，人均资本存量每增加1000英镑，人均GDP将上升400英镑。这也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一致。

其他国家的增长模式与英国大体相同。图6是1980年以来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GDP关系的跨国数据截面图。显而易见，各国处于增长的不同阶段。但就每个国家而言，增长都保持向上态势，资本存量的持续增加伴随着人均收入的长期提升。昨天的投资已成为今天的增长。

工业革命的社会根源

如果这三次工业革命都源于技术进步，那么解释增长的源泉就非常简单了。增长就像冲浪一样，只需简单等待下一次创新大浪的到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其说是自然的，不如说是不可思议的，即“徘徊在平凡与神奇之间”。由于政策制定者既不能操纵海浪也无法创造奇迹，公共政策作用甚微。

这种解释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如果我们依照工业革命前的经历来推断，那么也许还要等很久才能迎来下一次创新浪潮。第二，技术创新的故事并非对历史记录的唯一解读。除此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组经济理论与经验事实，可以对工业革命前后的增长源泉做出另一种解释。

这另一种解释可以被松散地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增长的驱动因素很多，并非只有一个，既有社会因素，也有技术因素——技能和教育、文化和合作、制度和基础设施。这些因素相互促进，不是外生或孤立的；是累积性的、渐进式的，而不是瞬间爆发的自燃型的。

我们可以通过拓宽资本的定义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实物资本（physical capital，如工厂和机器）、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如技能和专业知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如合作和信任）、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如思想和技术）、基础设施资本（infrastructure capital，如交通网络和法律体系）。增长是多种资本源泉累积的结果。

举个简单的例子，铁路的成功通车不仅依赖于蒸汽机的发明（智力资本），还需要靠材料（实物资本）和技能（人力资本）来建造机车和轨道。铁路要成为通用技术，还需要网络（基础设施资本），以及合作和公众信任（社会资本）。

透过这些多方面的资本源泉，我们可以对工业革命的起源提出一个明显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解释。以人力资本为例，可以用大众的识字能力和算术能力来衡量人力资本的高低。图7是15世纪晚期以来部分西欧国家的成人识字率。

在15世纪末，成人识字率不足10%，人力资本水平很低，与仅维持生存的生活水平相一致。然而，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中人力资本发生了明显变化，西欧国家成人识字率达到了50%左右，一些国家甚至更高。换言之，工业革命之前就出现了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

在技能深化的基础上，其他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本源泉也开始积累，例如产生了更多的思想和创新等智力资本。按照这一解释，社会学因素的转变可能支持了技术变革，或者至少领先于技术变革。也就是说，创新是有其基础和原因的，而不是来自上帝突然的恩赐。

工业革命以来，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二战”以后，人均受教育年限迅速提高（图8），发展中国家提高了两倍，发达经济体也提高了近一倍。近年来，受教育年限的上升主要源于越来越多的成人获得了学位（高等教育）资格，人力资本不断扩展和深化。

实证研究表明，1950年以来，教育水平的提高可能解释了1/5的增长。鉴于在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劳动力中受教育的比例明显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似乎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更大的促进作用。

假如我们将目光从人力资本转向社会资本，看到的图景是类似的。社会资本是一个更难量化的概念，它包括社会中的合作、互惠与诚信等属性。社会资本的这些来源尽管更难捉摸，对国家的成功却至关重要，例如对支持贸易的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

社会学家用暴力或战争的发生率来衡量社会资本。这是社会内部或社会之间缺乏合作与信任的极端情况，相当于社会学上的金融危机。图9是1300年以来西欧国家的谋杀（杀人）案的数据。

图9表明，在15世纪到18世纪期间，暴力犯罪急剧下降，大约下降至原来的1/5。到工业革命时期暴力犯罪已经稳定下来。社会资本的迅速积累孕育了技术创新，为增长奠定了基础。

除了某些被打断的情况，尤其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社会暴力犯罪的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例如，自1940年代以来，战争死亡人数处于长期下降趋势（图10）。这与社会资本的持续积累相一致。社会资本虽然很难量化，却很可能推动了现代经济增长。

人们普遍认为基础设施与制度资本支持了增长。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制度架构无疑已经趋于成熟：议会制发端于11世纪和12世纪；在12—13世纪法律和司法制度逐渐成形；在17世纪末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成立。

作为社会中的特殊制度安排，政府的作用在工业革命之前迅速提升。图11描述了英国1200年以来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截至1600年，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仅为1%—2%。在随后的两个世纪，政府的角色逐步彰显：支出比例上升了10倍或20倍。工业革命以前，广义上的制度，特别是政府，在助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自工业革命以来制度和基础设施资本也在不断积累。1950年以来，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从25个增加到将近90个。全球法律体系持续改善，央行的数量也不断膨胀。跨国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制度和基础设施的质量往往是推动增长的关键。

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开展了最全面的历史经验研究，进一步论证制度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缺乏良好的制度是“国家为什么失败”的决定性原因。该发现表明，我们无须继续探讨制度是否与生活水平存在真正的历史联系。

增长的最后一个决定因素是智力资本，其中一些智力资本还是工业革命的源泉，例如哈格里夫斯、阿克赖特、瓦特等人的发明。如果认为创新开始于18世纪，那就大错特错了。从12世纪的风车、13世纪的机械钟、14世纪的火炮、15世纪的印刷机、16世纪的邮政服务到17世纪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创新显然是呈阶梯式缓慢进步的，远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开始推动经济增长。

此外，经验证据表明，技术转移具有高度的历史依赖性，或说滞后效应。公元1500年的技术应用模式是公元1800年经济增长的很好预测因子。这表明远在哈格里夫斯、阿克赖特和瓦特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工业革命的科技推动力就已经蓄势待发。这再一次说明，创新是有其基础和原因的，而不是来自上帝突然的恩赐。

总而言之，这意味着增长具有更广泛、更丰富的基础。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工业革命的萌芽更早，且源泉更加广泛。在促进增长方面，社会转变至少与技术转变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耐心是一种美德

虽然上述对经济增长的多方位解释（部分是社会学的，部分是技术的）得到了认可，但依然存在有待解答的问题：为什么某些社会会在历史上的特定时点突然开始资本积累呢？什么原因促成了在技能、合作、制度和基础设施上的初始投资呢？答案之一可能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这些技术和社会趋势反过来也可能改变我们的大脑。

所有投资决策的基础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时间偏好率”（rate of time preference），非经济学家则称之为“耐心”（patience）：为了未来的利益而推迟眼下的满足的意愿，也就是储蓄而非消费、坚持下去而非转向的意愿。对于社会耐心的测量，一个简单的经济指标是利率模式。

利率代表着一个社会储蓄或坚持的意愿，意愿越弱，表明社会的耐心越不足，于是就会要求更高的补偿。补偿形式表现为更高的利率水平。因此，对于给定的储蓄水平，在缺乏耐心的社会，利率将高于更具耐心的社会。

图12是公元前3000年以来的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的走势。尽管数据有间断，但显示出在工业革命的前夜，利率发生了长期性的下降，从两位数降低到大约3%。以土地等实物资产的收益率作为利率的替代指标，也呈现出了类似的趋势。

关于该趋势的一种解释是，它们反映了社会时间偏好的变化。在工业革命拉开序幕前，社会变得比过去更有耐心。这反过来推动了储蓄和投资的增加，最终实现了经济增长。耐心是一种美德。然而，如果社会的时间偏好确实发生了改变，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偏好改变的原因是什么？

借助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回答该问题。在过去50年中，从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的实验研究中，出现了很多关于耐心的决定因素以及耐心对行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或许我们能从中得到一些关于耐心与增长的驱动因素的启示。

耐心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收入和财富。收入越低，决策越缺乏耐心。这是因为艰难度日占据了大量的认知能力。这会导致神经系统的决策更加关注短期事项。从储蓄不足以养老到向高利贷商人过度举借工资日贷款，都是短视思维的表现。在发展中国家，这也有助于解释贫困陷阱。

在马尔萨斯时代，大部分人口的收入水平仅够维持基本生存。实验证据表明，这种情形很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短期行为，表现为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缺乏，最终阻碍增长。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中，贫困与缺乏耐心是自我强化的。

1800年以后收入上升至温饱水平之上，逆转了贫困与耐心不足之间的恶性循环。收入上升增强了耐心，同时为储蓄与投资的提高以及最终的增长奠定了基础。换言之，在工业革命后，耐心作为一种美德给自己带来的回报就是内生增长。

人们还发现，技术创新会影响耐心。古登堡（Guttenberg）1450年左右发明的印刷术引起了图书生产的爆炸。据估计，此后50年间的图书产量比此前1000年间的图书总产量还要多。随之而来的变化远远超过了技术变革。

书籍推动了教育文化水平的飞跃，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更大胆的推测是，书籍还可能改变了我们的大脑。尼古拉斯·卡尔认为，印刷机和其他信息媒介所带来的变化可能已经重塑了我们的大脑。书籍为“深度阅读”奠定了基础，通过深度阅读实现了深思广虑。毫不夸张地说，技术可以改变思想。

有人认为，这种改变刺激了慢思考。卡尼曼发现的慢思考是指大脑用来深思熟虑的有耐心的活动方式。如果确实如此，将有助于创造力、思想、创新等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将首先影响神经，进而塑造虚拟环路上的神经技术。慢思考有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这也为更早期的增长变化做出准神经性的解释提供了可能。早在大约现代智人取代尼安德特人的时期，世界的经济增长就已经开始了。这也许并非偶然。表面上是现代人的扁平额头取代了尼安德特人的发达眉脊，背后却有着重要的神经学原因。

扁平额头为大脑前额叶皮层区域的发育提供了条件。现代核磁共振成像扫描显示，除其他功能外，这部分区域还负责有耐心的活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数万年前耐心的智人取代急躁的尼安德特人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持续创新与长期停滞，谁主沉浮？

亘古以来，创新与停滞一直此消彼长。当今的重要争议是，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未来是如同工业革命后创新引领增长的阳光明媚的高地，还是像工业革命前长期停滞笼罩的低地呢？创新与停滞两股力量谁主沉浮？如果未来增长将回落，它将回落至工业革命之前的水平还是之后的水平？

这些讨论对于未来的福利和公共政策至关重要。事实上，很难想象还有哪些事情比这更重要了。具体而言，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一个关键判断就是适当的“中性”利率。我们可以把“中性”利率理解为，在中期内将储蓄与投资协调一致的利率水平。

然而，当今的“中性”利率水平在哪里？持续创新可能意味着这个利率水平与2%—3%的历史平均水平持平或稍高，后者与历史增长率一致。但长期停滞则可能意味着，这个利率水平远低于过去的利率水平，甚至可能是负值。在货币政策方面，两者之间的差距相当于粉笔和奶酪、成功与失败。

从这个方面来说，过去30年来全球实际利率的演化趋势十分引人注目。图13展示了近20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实际利率的演变轨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表现出长期下降的趋势，每10年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现在已经降到0附近。

对于一些发达国家，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图14是未来30年英国和欧元区的预期实际利率的趋势。未来30年间，这两个区域预期的实际利率都为负值。这意味着投资者甚至愿意以倒付利息的方式借钱给政府，即时间偏好率为负数。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尚无先例。

一种解释是社会变得越来越有耐心，与工业革命的前夜类似：相对投资来说较高的全球储蓄水平将降低全球的实际利率水平。如果耐心是实际利率下降的原因，我们可以欢欣鼓舞地迎接未来。成本的降低和创新收益的提高将刺激投资，促进增长。实际利率的下降将预示着持续创新。乐观派将获胜。

然而，另一种解释也有可能成立。实际利率走低或许表明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储蓄。如果原因是投资机会的缺乏，前景就黯淡了。因为这意味着较低的创新回报和低增长。实际利率的下降预示着长期停滞。悲观派将获胜。

借助于典型的“一方面、另一方面”（two-handed）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我试图证明，两方面的观点都是正确的。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在经典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技术正在推动创新，进而促进增长；同样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内生增长模式框架内，也存在阻碍增长的社会因素。

首先我们来讨论基于新古典理论的持续创新的观点。这一方认为，数字革命的浪潮将促发未来的增长。所有的通用技术均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达到熔点。即使技术增长很快，甚至是指数式的，仍需一段时间才能实现整个经济层面的真正变革。

按照过去的趋势，通用技术需要30—40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达到临界值。蒸汽机、电力等早期通用技术就是这种情况。数字技术的增长比早些时候的通用技术更快。按照摩尔定律，每18个月左右，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将翻一番。这已经成为现在技术增长率的标准。

然而，即使按照摩尔定律，数字技术也只是最近才达到临界值。与数字技术类似，包括机器人领域、遗传学、3D打印、大数据和物联网在内的很多重大技术，也只是最近才出现。虽然这些技术并非全新，但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从发明转变为通用技术）却是全新的。

经济学家布赖恩·阿瑟将这次技术变革形象地比喻为从物质经济（或者“第一经济”）向数字经济（或者“第二经济”）的转型。他将早期的工业革命比作身体的生理或肌肉功能的发展，借着这个类比，经济系统主要通过对物质资本的投资来界定和改进其运动技能。

数字革命与工业革命不同。通过对智力资本的投资，经济系统好比在发展其神经或感知系统，从而界定和改进其认知能力。最近一波技术变革的成功源于它们建立了类似于大脑的神经连接网络。“物联网”通过互联网（像大脑的突触）将传感器（像大脑的神经元）联在一起，实际上创建了类似于大脑的机器。

从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升级为人工通用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正如同大脑的连接网络造就出了会思考和行动的机器。用布吕诺尔夫松和麦卡菲的话说，我们正迈向第二个机器时代。此外，摩尔定律意味着计算机的处理能力不断上升，这预示着在未来某个时刻机器脑可能会超过人脑。

早在1958年，堪称现代计算之父的约翰·冯·诺依曼将这一时刻称为“技术奇点”（singularity）。此后，关于奇点的可能性有很多推断。现在计算机的处理速度大约为每秒1016次，仍然远远低于大脑的计算能力。但如果按摩尔定律持续应验，机器的计算能力在几十年内就可能赶上人脑。

如果达到了技术奇点，创新将没有止境。届时机器将取代人类来承担发明的使命。随着处理能力呈指数速度上升，经济将变得“超级智能”。同时由于扩大处理能力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经济将变得“超级高效”。

这将带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几次革命不同的是，由定义就可以知道，人脑几乎无法想象机器将如何创新，进而促进增长。那时候世界将处于一种幸福的无知状态。乐观派的兴奋或许有充分的理由。

现在我们来讨论悲观派的论点。有哪些长期因素会阻碍增长呢？技术本身并不足以解释过去的增长，也无法确保未来的增长。增长的社会根源也很重要。与过去相比，其中的某些社会因素如今已被削弱。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技术起到了这样的削弱作用。

以社会资本为例。尽管暴力犯罪和战争都如愿以偿地处于长期下降趋势，但社会资本的其他指标却在恶化。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不断扩大就是其中之一。自1980年以来，在英国和美国，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翻了一番。财富不平等的态势更加惊人。

最近的证据表明，不平等的加剧会使社会资本贬值，进而制约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的跨国研究表明，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每上升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速度约降低0.1个百分点。

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上升了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对经济年均增速的拖累将近1个百分点。在低增长的时代，较低的社会资本水平严重阻碍了增长。

放眼未来，阻碍经济增长的社会因素可能会强化。发达经济体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是中等技能岗位的流失，至少相对于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而言。就业出现了“空心化”。技术进步造成了中等技能岗位被自动化取代，这是“空心化”趋势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机器时代的来临可能加剧或者扩大“空心化”趋势。智能机器人可能代替人类从事低技能工作。如果机器的处理能力接近或超过人类的大脑，高技能工作也有被机器人取代的风险。尽管就业已形成了“空心化”趋势，我们尚不明确不平等和社会资本将发生哪些变化。最可能的是，人们不能盲目乐观地坐等创新的到来。

不平等的加剧也会影响人力资本，成为阻碍增长的第二个长期因素。不平等对增长的阻碍主要来自对教育投资的抑制，对贫困家庭的影响尤为明显。研究显示，父母的收入是决定儿童学习成绩的关键因素。如果不平等会传导至下一代并自我延续，对增长的负面影响也将一直延续下去。

美国的数据显示了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教育程度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还在不断扩大。1970年以前，高中毕业率的不断上升永久性地提高了美国工人的生产率。后来，教育水平的提升出现了停滞，一段时间甚至出现了回落。美国在国际教育水平排行榜中的排名正在下滑。

有证据表明，英国也可能出现类似美国的情况。英国目前的识字和算术技能低于经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平均水平。2003—2011年，尽管成人识字率从44%提高到57%，有算术能力的比例却从26%降至22%。换句话说，英国大约有1700万成人的计算水平相当于小学生。

即使没有这些不利因素，人力资本增长也会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减速。在20世纪后半叶，人口增长为全球经济增长年均贡献2个百分点（图15）。1980年以来下降到年均1个百分点。预计到2050年还将减半。与此对应，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将是趋势性的。

阻碍增长的第三个长期因素是短期行为。短期行为部分源于技术进步。短期行为与全社会耐心水平上升的长期趋势很不协调。但社会耐心的长期上升趋势可能将发生逆转。正如在15世纪印刷机的发明可能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刺激了慢思考；21世纪互联网的出现可能会刺激快思考。但是，这次技术的影响可能更加剧烈。

显然我们正处于信息革命过程中，21世纪创造的信息已经占了全部信息存量的99%。虽然有很多好处，但也产生了巨大的认知成本。其中一个潜在成本是关注度下降。正如信息理论家赫伯特·西蒙所说，一个信息丰富的社会同时也是注意力不足的社会。信息革命可能导致耐心越来越少。

社会上确实出现了类似的短期化趋势。工作任期以及各种关系的维系时间都在缩短。1994年以来，英超足球经理的平均任期每年下降一个月。按此趋势，到2020年任期会降到一个季度。金融领域更是如此，资产的平均持有期限自1950年以来下降了10倍。注意力缺乏的不断加剧，以及推特（Twitter）的快速普及，为人们关注时限的缩短提供了进一步证据。

若果真如此，人们通常会做出短期行为决策。按照卡尼曼的分类，可能会导致快思考，即大脑反射性的、急躁部分的影响力将扩大。如果这样，将提高社会的急躁程度，阻碍各类资本的积累，最终可能损害中长期经济增长。快思考的结果可能是慢增长。

心理学研究表明，孩子缺乏耐性会显著降低学习成绩，进而损害未来收入前景。缺乏耐性也会抑制个人创造力，导致资本积累的停滞。创新与科研是短期行为的潜在牺牲品。

事实证明，上市公司的投资经常为了满足股东的短期需求而被推迟或忽略。英国公司的研发支出已经连续10年下降，下滑至国际研发排名的末尾（图16）。如果短期行为呈上升之势，将给技能提升、创新和未来的增长带来风险。

阻碍增长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基础设施资本。在基础设施资本方面，投资趋势也不乐观。如图17所示，过去30年中发达经济体公共投资一直处于温和下降的趋势。目前英国公共投资占GDP的比例是1970年水平的1/3。鉴于过去公共投资在支持创新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前景不容乐观。

总而言之，如果参照历史和经验证据，影响经济增长的社会因素，无论单独的还是组合在一起，都可能抑制增长。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承诺可能无法兑现。悲观者的担忧不无道理。

结论

增长是天赐的礼物。然而，与流行的观念相反，上天不会持续地赐予人们礼物。尽管经历了几百年的增长，增长源泉仍然是个谜。我们应尽其所能地去探索谜底，增长源于社会因素和技术变革的结合，两者通常相伴而行。1750年以来的三次工业革命均是如此。

现在，很难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做出清晰的判断。一方面我们担心长期停滞，一方面又为创新的涌现欢欣鼓舞。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同时阻碍经济增长的社会因素也不容忽视。在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未来的增长将在平凡与神奇之间徘徊。

（中国银监会审慎规制局　王胜邦　郑珊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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