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

叙事经济学

罗伯特·希勒

引言

我所说的叙事经济学，主要研究流行叙事、故事，特别是人类兴趣和情感的传播与动力学，以及这一切如何随时间变化，以从中了解经济的波动。譬如经济衰退时期，很多人决定节俭度日：或暂时将就使用旧家具而不买新的，或推迟创办新公司，推迟为现有业务招聘新人手，抑或支持财政保守的政府。大家会做出上述任何决定以应对眼前的衰退（这是反馈），但要了解为什么发生衰退，光有反馈理论还不够。我们必须考虑到，有时经济严重衰退的主要原因可能与某些故事的流行程度和生动性有关，而不是经济学家喜欢建模来阐释的纯经济反馈或乘数变量。

我们应该扩展经济学领域，使之涵盖对不断变化的流行叙事的严肃定量研究。据我所知，目前尚无可控实验证明，各种变化的叙事对引发经济波动有重要影响。我们无法轻易证明，不断变化的叙事与经济结果之间的任何联系并不都是从结果到叙事的反向因果关系。但是已有可控实验显示，人们对以下领域的叙事反应强烈：营销（Escalas，2007）；新闻（Machill et al.，2007）；教育（McQuiggan et al.，2008）；卫生干预措施（Slater et al.，2003）以及慈善事业（Weber et al.，2006）。

本文旨在描述我们所知道的叙事和人类心智受叙事吸引的倾向，思考为什么叙事很可能是对总体经济的重要外生冲击。这篇演讲不只拓展了以前我与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做过的一些研究（Akerlof and Shiller，2009，2015）以及我本人过去几十年的部分早期工作（Shiller，1984），更是阐述了分析方法并反映了更广泛的相关文献。

当然，世上几乎没有什么真的是经济学的外生因素，但新的叙事可能常常被当成诱发性创新，因为每个陈述都源自独立个人（或若干合作者）的心智。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2016）称这样的个人为“文化企业家”，并将这一概念追溯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1742），休谟曾经写道：“由少数人决定的事情很大程度归因于机会、秘密或未知的原因；而由众多人制造的事情则常常可以用确定和已知的原因来解释。”

这里我想对“少数人”的相关影响给出一些看法，同时为叙事传播路径的某些已知的确定原因提供一组数学模型，以对叙事的动力学进行量化分析，并考虑如何增进我们对重大经济事件的理解。这些重大事件包括1920—1921年的不景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07—2009年的大衰退，以及被大肆报道的2016年总统大选后的现状。

我使用术语“叙事”（narrative），意指某个简单的故事，或是很多人在谈话、新闻或社交媒体中想要提及的对一些事件的坊间解读，因为它可以用来激起他人的关注或情感，增进自身的利益。为显刺激，它通常带有或明或暗的人情味（human interest）。用本人（和其他许多人）的话说，一段叙事就是对话的精华，它可能是奇闻趣事或英雄故事，甚至可能是个笑话。一般来讲它不是被研究过的故事，没准还会像各种“都市传奇”那样破绽百出。叙事的形式随时间和情感而变化，但成功传播的核心感染元素是恒定不变的。一个元素为什么具有传染性以致“像病毒一样传播”，这也许很难理解，不过我们可以细思人们喜欢传播叙事的原因。叙事会随机突发变异，俨然进化生物学中的生物，而当它们形成传染性时，突变的叙事将引发看似不可预测的经济变化。

叙事可以基于不同程度的真相。一厢情愿的想法有可能加强传染度（Ben-abou，2013）。如今，非事实叙事的影响或许会比几十年前更大，因为现代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兴起之后，传统新闻媒体就陷入了动荡状态。但是，在过去数十年间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没有事实依据的叙事被广泛传播且深入人心。例如直到现代以前，还有人断言女性没有能力从事男性的职业（Goldin，2014）。同样有人认为，一些种族或民族难以真正融入文明社会（Myrdal，1974）。过去人们对这类观点深以为然，现在看来却匪夷所思，因为大家不再沉浸于相关的叙事。

令人不安的是，2016年的时候，牛津词典把“后真相”（post-truth）评为“年度国际词汇”。难道叙事越来越堆砌在虚假观念之上了？这种可能性值得我们更深入地解读。对于普通人来说，叙事往往会掺杂几分不诚实和控制欲。在一个竞争者操控客户以及利润因竞争而平平的竞争性市场上，没有哪家公司会拒绝参与类似的操纵。有胆敢尝试的，搞不好会被迫破产。于是，在各类叙事中，就会形成一个“钓愚均衡”，在这个均衡上有一个可接受的不诚实程度（Akerlof and Shiller，2015）。

叙事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广泛作用

经济学家想要解读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事件，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接踵而来的衰退或针对财富和贫困的政策，但很少关注与事件相伴的重要叙事。在关注叙事的重要性方面，我们远落后于其他学科（图1），而且自2010年以来虽然所有学科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叙事，可经济（和金融）领域却仍旧迟滞不前。其间一直有人呼吁经济学家注意“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和“流行模型”（Shiller，1984），注意新的“文化经济学”（Michele，2005）、“人类经济学”（McCloskey，2016），或者呼吁经济学诉诸更多的“叙事性”（Morson and Schapiro，2017），但几乎没有人利用可用于研究叙事的大型文字数据库。

有人会说，历史学一直对叙事情有独钟。可历史学家有时也要牢记：想深刻理解历史，需要推断那些创造历史的人有什么思想以及他们有什么叙事，正如历史学家拉姆齐·马克马伦（Ramsay MacMullen）在其著作《感受历史》（Feelings in History：Ancient and Modern，2003）中的呼吁。他没有从字面上强调叙事的概念：他告诉我，他更喜欢用某个词表达“对某些情绪反应的刺激，但这样的词并不存在”。不过他指出，如果我们试图了解人们的行为，就得尽可能让我们自己去感受他们的经历，而他的著作描写了许多传达这类情感的历史叙事。

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深入探索流行叙事，这项研究被赋予各种名字：叙事心理学（Bruner，1986），故事社会学（Berger and Quinney，2004），宗教研究的叙事方法（Ganzevoort，2013），叙事犯罪学（Presser and Sandberg，2015），等等。最重要的主题是，如果你让人们解释各自的目标或生活哲学，他们通常一句都答不上来，但他们可以借机讲述个人经历，从而揭示自己的价值观（O'Conner，2000）。例如到某个监狱采访，你会发现当要求对方聊聊其他罪犯的故事时，话匣子就打开了，而这些故事传达的往往不是某种非道德的意识，而是改变了的道德观念。

将经济学中的叙事纳入研究，使经济学家与大学文学系建立起初步的联系。有文学理论家已经察觉，某些故事的基本结构总被不断重复，尽管名称和情境各有变化。这也许表明，人类大脑实际上备有构建故事的感受器。凯维尔迪（Cawelti，1976）对他所说的“程式化故事”做了分类。普洛普（Propp，1984）发现所有民间故事呈现31个“功能”。托比亚斯（Tobias，1996）称，全部小说里只有20种主要情节：“探索、冒险、追求、拯救、逃亡、复仇、谜团、对手、落魄、诱惑、蜕变、转型、成熟、爱情、不伦之恋、牺牲、发现、可悲的无节制行为、上进和沉沦。”布克尔（Booker，2004）则认为只有7类基本情节：“杀妖除魔、由俭入奢、远航和返航、喜剧、悲剧，以及重生。”文学理论家玛丽·克拉格斯（Mary Klages，2006）表示，文学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将所有这些基本故事列为“过度化约和去人性化”。她虽然驳斥了上述基本情节，但断言：“结构主义者相信，把单位和规则组织成有意义的体系的各种机制来自人类的心智本身。”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1992）指出，叙事学应该关注“叙事如何作用于读者从而创建理解模型，以及为什么我们不仅需要也想要这些构建意义的指令（shaping orders）。”布鲁克斯认为，结构良好的叙事“为意义构建过程增添生气”并满足“追逐意义的激情”，叙事研究吸引他进入心理分析的殿堂。

叙事是本质上具有人性的创意作品

向公众预测创意作品的成功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与我们预测叙事传染率时面临的挑战休戚相关。我们无法准确观察造成传染的心理和社会过程。譬如众所周知，在电影上映之前预测其成功与否可谓困难之至（Litman，1983）。前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说过：

倾尽我们行业聪明绝顶者所有的经验和所有的创造灵感，也绝对没人能告诉你一部电影会在市场上产生什么影响……不到影片在漆黑的剧院开演，观众席间激辩的火花四溅，你都不敢说这部电影火了。

据此类推，作家引经据典尤其像我在上文中那样援述长篇大论的原因，通常是想传达某个叙事，让读者对那些曾产生过影响或者只要完美地重复仍有可能产生影响的叙事形成一种历史感。和笑话一样，叙事必须正确地传递才能有效。这就好比人们每次都想听到技艺高超的演奏者分毫不差地演奏一首乐曲。这正是为什么叙事研究很难展开，而纳入词汇统计或n元语法模型进行量化研究的文本分析也存在局限性。

大约从20世纪初开始，来自各个学科的学者渐渐发觉，那些似乎只有娱乐价值的叙事和故事，其实才是人类思维和动机的核心。例如1938年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写道：

人常常是故事的讲述者，他生活的周遭遍布自己和别人的故事，他通过这些故事体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于是他会努力像他讲述的那样生活。

如果只是有人述说，故事往往带有人情味。比如晚上睡觉时，叙事以梦的形式出现。我们的确会梦到只有方程式或几何图形，而没有人的因素。神经科学家将梦见人物、场景和分层式事件结构的做梦，描述为讲故事的本能，它类似于大脑前边缘系统及其皮质下连接（subcortical connection）受损引起的自发交谈（Pace-Schott，2013）。

对世界各地不同部落的行为进行研究后，人类学家发现了一种“普遍”现象：人们“用叙事来解释万物的生成，并用叙事来讲故事”（Brown，1991）。走访某个人类社会的人都会看到人们面对面坐在电视机或篝火旁，一起出声交流；更近以来，还会在推特上分享故事，同时等着获悉别人的回应，关注他人证实或驳斥某个想法的反馈。似乎人类的心智就是通过把事件编织成嵌入社会互动的叙事，来努力达到对事件的持久理解。

有人认为，最能让我们和动物区分开来的乃是故事，甚至人类这个物种被称为“旁白人”（Homo narrans，Fisher，1984）、“解说人”（Homo narrator，Gould，1994）还是“叙事人”（Homo narrativus，Ferrand and Weil，2001），取决于我们使用何种拉丁语系。这些描述比“智人”（Homo sapiens）更准确吗？自称为“智人”可能比较讨喜，但未必更准确。

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对叙事的反应通常不是反射式的，用心理学家尚克和埃布尔森的话说（Schank and Abelson，1977），这是因为它们会被当成剧本。当无法确定如何在不明情况下行动时，人们也许会回忆叙事，模仿他们以前在某个戏剧中见过的角色。叙事有能力形成社会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我们的活动，包括经济行为。

流行的叙事可能具有“我们与他们对峙”的情绪，一种在故事中描写他人时揭露其邪恶的摩尼教色彩。笑话则常常以牺牲其他群体的成员为代价。极端情况下，它们还可能瞄准某些事件，将之作为某类假想阴谋的证据。

诚然，人们提防阴谋也是合情合理的，历史上这类实际例子比比皆是。但人类的心智好像对阴谋有一股内在兴趣，倾向于去发现他人的阴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对朋友的个人认同和忠诚。这一特性貌似与人类的互惠和报复假想敌的模式不无联系，也是一种与经济行为相关的倾向（Fehr and Gachter，2000）。大脑损伤可能会放大这一特性，使之成为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 V）认定的“偏执型人格障碍”，这一精神疾病困扰着2.3%—4.4%的美国成年人口。

关于叙事的学术文献汗牛充栋，不少出自学术部门，还有一些与模因论、规范、社会潮流、思想传播等概念相关。虽然我们可能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叙事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并显著影响思维，而有些叙事不会，但是若想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就要明智地对人们谈论的内容做一些分析。经济学家不应该两手一摊，索性忽略这浩瀚的文献。我们需要了解宏观经济波动的叙事基础，思考叙事经济学应当如何为当前和未来的政策行动提供更多信息。

文化、时代思潮以及经济行为发生的急剧变化，均以叙事为主要载体。早在互联网革命之前，传播叙事（通常是围绕某个共同主题的诸多平行叙事）就一直在创造文化变迁，此时，恰逢计算机病毒在电脑之间传染，病毒这一隐喻说法就此流行开来。

有关叙事迅速传播的议论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1742年大卫·休谟写道：

任何理由都会在特定的时候和特定的人群中产生特殊的倾向或共情，尽管许多人可以逃离这种传染，专注追逐自己的志趣；然而大众一定会受制于共同的情感，并在行为中受其支配。

查尔斯·麦基提请人们注意“非同寻常的流行幻想”传染式扩散（Charles McKay，1841）。古斯塔夫·勒庞更在其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思想、情绪、冲动和信仰在人群中拥有与微生物一样强烈的传染力”（Le Bon，1895）。相关的术语包括集体意识（Durkheim，1897）、集体记忆（Halbwachs，1920s）、文化基因（Dawkins，1976）。传染也关乎身份问题，因为大多数描写过往事件的叙事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必须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人，因而至少暂时能和别人共享身份（Akerlof and Kranton，2011）。

叙事的正常和异常维度

强调叙事重要性的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写到，我们不应该假设人类行为是为了回应纯粹的客观事实：

我不认为事实总是清楚地摆在所有人面前。从心理学家的角度看，实情并非如此，我们可以从知觉、记忆和思维的研究中充分了解这一点。真实世界更像是精心打造的橱柜，而不是无意间偶然发现的原始森林。

叙事是人为结构，集事实、情感、人类兴趣和其他无关细节于一体，在人类心智中形成某种印象。

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认识到，精神疾病往往是极端形式的正常行为，或者正常人类心理功能的小范围混乱。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紊乱叙事（dysnar-rativia），即异常叙事现象，来了解正常人脑叙事过程的复杂性。神经学家扬和萨弗（Young and Saver，2001）罗列了一些不同的形式：引人入胜的叙事、叙事不足、消解叙事，以及虚构。

精神分裂症可被视为与叙事问题相关的另一种脑异常现象（Gaser et al.，2004）。精神分裂症存在叙事障碍，因为它通常伴有幻听，觉得有人在述说荒诞、混乱的故事（Saavedra et al.，2009）。精神分裂症的幻听症与大脑特定区域的体积缺陷有关（Gaser et al.，2004）。在自闭症中发现的叙事中断也和大脑异常相关（Losh and Gordon，2014；Pierce et al.，2001）。

叙事心理学同样涉及心理学家的概念框架（Kahneman and Tversky，2000；Thaler，2015，2016）。如果我们能编造有趣的故事让别人一再重述，它就可能构建一个视角，成为影响决策的参照点。这也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3）的“代表性直觉”（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相关，在这种直觉中，人们根据某些理想化故事或模型的相似情境形成他们的预期，并倾向于忽视基本的概率。

心理学家指出，正在经历诸如恐惧等强烈情感的人，很容易因“情感直觉”（affect heuristic）而将他们的感受延伸到无关的事件上（Slovic et al.，2007）。有时人们注意到某些强烈情绪或对可能性的担心，他们合乎逻辑地知道这些情绪或担心并不真实，这表明大脑拥有多种风险评估系统；另外“风险即感受”（risk-as-feeling）假说也认为，与强烈情绪有更多连接的原始大脑系统拥有自己的风险评估直觉（Lowenstein et al.，2001）。

自1989年以来，我一直在对机构投资者和美国高收入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并将收集到的数据应用于2016年与威廉·戈茨曼（William Goetzmann）和达索尔·金（Dasol Kim）的合作研究中。我们发现，上述人群普遍高估了股市崩盘的风险，而这些评估受到他们阅读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头版报道的影响。一个有趣的调查结果是，像地震这样的事件也会影响人们对股市暴跌可能性的评估。如果30天里受访者所在地区30英里内发生地震，触动了情感直觉，他们对股市崩盘的概率统计就会显著提高。看起来，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当地地震会引发有负面情绪效价（emotional valence）的当地叙事。类似的证据表明，看似不相干但有叙事潜力的事件会影响经济或政治结果，比如世界杯的结果对经济信心的影响（Dohmen et al.，2006），还有广告背景音乐对观众的影响（Boltz et al.，1991）。

鉴于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在竞争激烈的新闻市场中确保生存，新闻媒体必须擅长管理新闻从而使叙事工作有所助益。此外，新闻媒体会用人情味十足的故事润色重要新闻。考虑到新闻媒体经常大肆报道自然和人为灾难以及犯罪和人性化的故事，它们似乎明确认为，报道这类事件会提高新闻产品的销量和关注度。然而，几乎没有人留意这种新闻故事对同一出版物中其他故事的影响。

流行病模型

克马克和麦肯德里克（Kermack and McKendrick，1927）的传染病数学理论标志着一场医学思想革命，因为它为了解感染性疾病的重要动态提供了一个现实框架。他们的超简单模型将人口分成三类：易感者、感染者和痊愈者，因而又被称为SIR模型或仓室模型（compartmental model）。S代表易感者，指未得病但容易受感染的人。I表示感染者，指染上传染病并主动传播该病的人。R代表痊愈者，指曾经患上这种疾病但因病愈而具有免疫力或不再传播该病的人。假定总人口数量N=S+I+R为常数。

克马克—麦肯德里克传染病数学理论的关键思想是，在完全混合的群体中，流行病感染者的增长率等于恒定传染率c（＞0）乘以易感者数量S加感染者数量I减去恒定痊愈率r（＞0）乘以感染者数量所得的值。每次易感者遇到感染者都有染病的机会。每单位时间的接触次数取决于人群中易感者与感染者成对的数量。假设疾病的痊愈简单地以指数衰减方式发生，而不是遵循更一般概念下相对固定的病程时间表。三等式的克马克—麦肯德里克SIR模型可表述如下：

这个SIR模型也可以用来描述某一想法的口头传播。此处，传染率是时间的分数，对故事感兴趣并接受故事的感染者，在接触之时有效说服易感者进一步将故事传播出去。特定人物受感染前可能需要多次接触。去除率（removal rate）可以称为遗忘率或简单的记忆衰减率，不过还存在一种线索性遗忘。当其他流行故事逐渐从这则故事中消失，记忆的线索变得模糊时，也会发生这类去除；这样的故事似乎关联性差且不够恰如其分，甚至表面上违背了现行理论和偏见。如模型所示，倘若传染率和去除率是叙事的内在因素，那么假设它们都不随时间变化也是合理的。由于信息传输误差（transmission erro），忽略基本利益价值的错误复述极难存活，参数c即代表故事核心利益价值的成功传播。

在现代，即便传播媒体已经使直接的面对面思想交流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个模型也依然是切实可行的。无论人们以什么方式建立联系，此核心模型都能适用。

这个模型提示，感染者和传染者人数从最初的小数量开始，沿着钟形曲线先上升然后下降。某种大幅减少的古老疾病的突变，可能只产生单一感染者，在疾病感染到足够多的人从而引发公众关注之前，会出现一个滞后，如果传染率c很小，则滞后时间可能会很长。接着流行病会攀上高峰，然后下降到最终结束，而且在所有人都被感染之前，感染率或去除率不起任何变化。

图2展示了上述三个方程暗示的一个例子，N=100人，任何一次接触时每单位时间的感染传播都很小：I0=1c=0.005，r=0.05。在这种情况下，几乎100%的人最终都会被感染。在实际流行期间，公众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感染者的数量上，图中有一条看起来向右开口的钟形曲线。

并非每个人都会染病，有些人由于没有遇到有效感染源而得以避免，还渐渐变得愈发安全，毕竟随着人们战胜疾病并产生免疫力，感染者越来越少，因此没有足够的新接触机会充分制造新的感染者以维持疾病的增长势头。最后，感染者可能销声匿迹，人群中几乎只剩下易感者和痊愈者。

什么因素能引发那种最终可波及很多人的大疾病（总感染量和痊愈量以R∞衡量）？这是两个参数之比c/r的函数。随着时间的流逝，患病人数趋于极限R∞（称为流行病的规模）并严格小于N。直接从第一和第三方程式得出dS/dR=-（c/r）S和初始条件I0，其中S=（N-I0）e-（c/r）R，由于I∞=0，N=S∞+R∞，所以：

如果我们可以选择c和r，就能得出I0到N之间的任何流行病规模R∞。无论c或r的水平如何，c/r越高，对应的流行病规模R∞越大；而如果c越高，且c/r保持恒定，则流行病的传播越快。如果将R∞＞N/2定义为“病毒扩散”，那么当c/r＞0.014时，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就会看到病毒扩散。

将参数c和r乘以任意常数a，则S（at），I（at），R（at）满足相同的方程式。这意味着，根据参数c和r，如果调整图2的标度，可以生成看似相同的快速和慢速流行病图形。倘若改变c/r，还可以获得发作了几天并波及95%人口的流行病，蔓延了几十年并波及95%人口的流行病，发作了几天但仅波及5%人口的流行病，抑或蔓延了几十年却仅波及5%人口的流行病。不管怎样，在调整标度后，我们都能看到和图2相似的驼峰形感染模式。

克马克—麦肯德里克SIR模型（1927）成为流行病数学模型的起点，90多年来产生了大量文献。基本的SIR仓室模型被修改，纳入了免疫力逐渐丧失的情况，由此痊愈者又会慢慢转变为易感者（SIRS模型）。这和上述的SIR模型相同，只不过第一个方程的右边增加了+sR项，第三个方程的右边增加了-sR项，其中s（＞0）是再次易感率。在这个模型中，根据参数，感染者的路径可能看起来与图2相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一条非零的水平渐近线，也就是说，感染者永远不会消失。SIR模型也可以修改为易感者和感染者接触导致暴露者E增加（第四仓室），这类人后来变成了感染者（SEIR模型）。模型还被修改为考虑了治疗后局部免疫、新易感者诞生、传染性极高的超级传播者的出现、地理传播模式等因素。

克马克—麦肯德里克理论应用于社会潮流

在把SIR模型应用于社会潮流和思想潮流时，某些变化显得自然而然。一个观点是，随着某个思想逐渐变得不再激动人心，久而久之其传染率应该跟着下降。对这个观点近似建模的另一方式是，依照戴利和肯德尔（Daley and Kendall，1964，1965）的说法，修改克马克—麦肯德里克模型，以表征感染人群遇到其他感染者或痊愈者之后可能会变成非感染者的情况，因为他们认为眼下很多人已经知道那个故事，不会再产生新鲜感和兴奋劲，所以他们选择中断进一步传播潮流。

巴塞洛谬（Bartholomew，1982）认为，当克马克—麦肯德里克模型的各种变体模型被应用于思想传播时，不能假设“停止感染他人”和“遗忘”是同一回事。人类行为可能会受到谈论不多但仍被牢记的旧思想所影响。这就是所谓的“行为痕迹”（behavioral residue，Berger，2013）。

今天，探讨网络模型的经济学文献浩如烟海，例如最近出版的《网络经济学手册》（Bramoulle，2016），尽管书中没有构建什么行为模型（也完全没出现过“叙事”一词）。这些修改版SIR模型涉及复杂的结果模式，有时还带有周期性。另外，全球的社交媒体连接正导致地理传播模式日益复杂化（Bai-ley et al.，2016）。

一些SIR模型并非对随机混合思想的替代，而是选择使用网络结构。是否允许自己被感染这样的策略决策也许会出现，部分感染人群可能会参与决策（Jackson and Yariv，2005）。有的变体模型将个人描述为不仅在随机感染的过程中采取行动，而且通过理性计算与他人接触时传递的信息来采取行动（Ban-erjee，1992；Bikhchandani、Hirshleifer and Welch，1992）。

目前，社会潮流的单一模型尚未出现，但是已经有根据具体情况解读潮流的模型工具包。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将克马克—麦肯德里克原创的SIR模型视为依赖传染和痊愈的各种动态模型的原型。这些动态模型通常仍然以类似的c和r作为基本参数，c向上或r向下的轻微调整仍可能触发一连串事件，引爆滞后的潮流，因此潮流在首次受到公众关注的时候，其起因已经相当久远，难以辨认。

即便传播媒体使直接面对面的思想交流在现代日益不再重要，克马克—麦肯德里克模型也还是经济学的重要模型。无论人们如何交流，核心模型总有用武之地。令人担忧的是，现代传播媒体（新闻媒体、互联网等）使SIR模型对社会潮流的描述变得不太准确。不过，这种变化可能大致限于模型框架内，而且由于社交媒体自动将叙事引向对其感兴趣的人而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所以叙事的传染率比较高。此外，营销类文献发现，直接口口相传的说服力仍然胜过其他形式（Herr et al.，1991），营销行业更是通过推广口碑传播策略和电视广告做出响应，其中表演者扮演普通大众可以识别的人物，模仿直接的人际口碑传播。在研究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SIR模型时，赵来军等人（Zhao et al.，2013）认为在修订版SIR模型中，新媒体推高了类似的参数c和r。

鲍克哈格（Bauckhage，2011）提供证据表明，克马克—麦肯德里克仓室模型的SIRS变体，十分拟合谷歌搜索解析（现在的谷歌趋势）中有关互联网文化的时间序列数据。他研究互联网最近出现的傻瓜型互联网病毒，比如显示一只可爱的猫头鹰图片，似乎要表示一种困惑表情的“O RLY？”（噢，真的吗？）模因。他发现，由于这些模因基本上都比较无厘头，所以我们会期待它们能服从某一独立于其他思想的行为，从而很好地拟合SIRS模型。于是，接二连三出现了大致相同的驼峰形感染模式。

米歇尔等人（Michele et al.，2011）给出的检验证据表明，书籍提及名人时往往遵循一个随时间变化的驼峰形模式，这种流行很缓慢，有点像鲍克哈格观察到的现象，但历经的时间是几十年而不是几年或几个月。经济学家给出的一些例子，或许能说明某种仓室模型的慢性潮流如何遵循驼峰模式演绎了数百年：亚当·斯密（1723—1790）的谷歌Ngram图，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达到巅峰，此后开始慢慢下降了一个多世纪。卡尔·马克思（1818—1883）的谷歌Ngram图则在20世纪70年代抵达峰值。

以克马克—麦肯德里克模型为例证或原型，这种学习理论或许意味着，在某个思想不再具有传染性很久以后，它的总体影响由其R∞衡量。因此思想的长期影响并不证明它的正确性，而是检验思想流行时的最初流行率c/r。

将SIR模型应用于社会潮流时，我们还需考虑叙事会影响其他叙事的传染率，这些叙事往往被视为同一主题或进一步的补充信息。一个新的叙事可能会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其他回忆。相似的叙事潮流可能会出现。

我们还必须想到，故事经过政治家、广告商或其他利益团体精心策划往往带有策略性（Akerlof and Shiller，2015）。有讲故事天分的人认为，把故事说得天花乱坠使之流传是一笔巨大财富。福尔克和梯若尔（Falk and Tirole，2016）称他们是“叙事企业家”。格莱泽（Glaeser，2005）提出“故事供应”说，并以制造仇恨、精心为建立政治优势而设计的故事作例证。吉诺等人（Gino et al.，2016）则将编造借口的人描述成“有动机的贝叶斯决策者”（motivated Bayesians），意指这些人开始相信他们为了自身优势而制造的假新闻。

有意识地制造新故事大多是为了个人利益，但其中一些是出于支持信心和良好价值观的爱国主义企图。完善故事的过程就是试错的过程，是对各种病毒化事物的回应。成功的故事企业家也许一生都在屡试屡败，也许只有一次或几次突破。但罕见的突破会使一切变得意义非凡。

经济理论的叙事潮流

我们来考虑一个与拉弗曲线相关的叙事潮流的例子，拉弗曲线是经济学家拉弗（Arthur Laffer）在公共财政理论中创建的。让我们画一条曲线，看看克马克—麦肯德里克模型如何诠释拉弗曲线的叙事。我们研究拉弗曲线相当于在大量叙事中做一个随机选择，不过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数据库中搜索到，因为“拉弗曲线”这个词紧密联系着某个具有明确经济影响的单一叙事。这个叙事在1978年引爆公众关注，焦点是1974年涉及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的一起事件。图3中，来自ProQuest News ＆ Newspapers和谷歌Ngrams的拉弗曲线逐年引用频率图，有点类似图2中克马克—麦肯德里克模型的感染情况。

对于这两条曲线，由于存在出版方面的干扰信息，曲线相对于模型起伏不定，但仍然呈现一定的驼峰形状。新闻和报纸使用术语“拉弗曲线”的频率最初从1977年到1978年强劲上升，然后迅速攀爬了三年并在1981年达到高峰。接着开始滑落，这一落就持续了很多年，一如图2的模型所示，尽管2000年后再次有所上升。书籍中出现该曲线的爬升速度更慢，从1978年到1983年六年间连续五年上行，然后进入长时间的缓慢下降，和图2的模型相似。

拉弗曲线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被视为是减税的重要理由。它的传播与承诺减税的罗纳德·里根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后做出的基本政治变革不无关系（也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有关，而不是那时当选法国总统的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

拉弗曲线是一条将税收收入与税率挂钩的倒U形曲线，这一理论被用来证明对高收入者减税有理有据，因为高税收刺激他们减少生产。“税收可能会降低挣钱和创造就业动机”的见解并不新颖：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已经发表了这个想法。1921—1932年，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因他的“涓滴”经济学而声名大噪；另有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在1923—1929年成功地主张降低“一战”之后始终高企的所得税。但随后梅隆的名字慢慢褪去光环（除卡内基—梅隆大学外），该理论也失去了有说服力的叙事特色。

拉弗曲线的故事在1974年还没有被疯狂传播，这是拉弗首次引入曲线的公认日期。1978年，《华尔街日报》社论作家裘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在《国家事务》（National Affairs）杂志上发表文章，首创一场文学革新，从而推动了这条曲线的传播。万尼斯基妙笔生花，写到1974年拉弗与白宫权力大腕迪克·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还有万尼斯基自己，在华盛顿旅馆双洲餐厅共享牛排晚餐的情景。席间，拉弗在餐巾上画出了他的曲线。在万尼斯基的助力下，当“餐巾上画出曲线”的趣闻传出时，这桩轶事出人意料地红了，以至于现在成了一种纪念品。一块画着拉弗曲线的餐巾就陈列在美国历史博物馆，彭博资讯（Bloomberg）还不失时宜地提供视频，重现拉弗在餐巾纸上绘制曲线的场景。

为什么这则故事会火爆？这类事情往往很难解释。万尼斯基的报道不胫而走后，连拉弗都表示他本人根本不记得四年前发生过那件事。但万尼斯基是记者，感觉自己抓住了精彩故事的必要元素。万尼斯基提出的主要观点简洁有力：在零税率的时候，政府将颗粒无收。而税率达到100%，政府也会一无所得，因为如果所有的收入都将被夺走，谁还想干活呢？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把税收和税率联系起来的曲线，必定呈倒U形。于是，正如万尼斯基在他1978年那篇文章开头大张旗鼓地指出的，这意味着除了在拉弗曲线的顶部外，对于任何可行税收，都将有两种税率来形成这个倒U形：一种是曲线左边与高收入水平相伴的低税率；一种是曲线右边与低收入水平相伴的高税率。

这是一个经济效率概念，简单得所有人都能明白。虽然并无数据的支持，但万尼斯基认为，我们落在了拉弗曲线的低效率端。拉弗的才能在于叙事，而非数据收集。拉弗曲线的绘制似乎表明，削减税收将给国民收入带来巨大的意外收获。对于大多数不熟悉经济学又有定量倾向的人来说，这种经济效率低下的解释十分吸引眼球，足够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哪怕经济学家抗议说我们其实并没有处在拉弗曲线效率下降的一方（Mirowski，1982）。显然，很难用如此简单明了的方式说清楚为什么我们落在拉弗曲线的低效率侧是值得怀疑的，而说清楚这一点才能遏制拉弗曲线的流行。多年后，拉弗的确宽泛地谈及历史上减税的显著效果（Laffer，2004）；但在1978年，那则叙事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要想把故事讲得动听，你务必要把背景设在那家高档餐厅，顺带写写强大的华盛顿人民和当地的餐巾。

大约在相同时间，出现了另一个堪比拉弗曲线、牵涉多桩叙事的潮流：“鲁比克魔方”。搜索ProQuest上的新闻和报纸，鲁比克魔方超过了拉弗曲线，但在谷歌Ngrams上，却不敌拉弗曲线。从长期来看，它们都呈现相似的驼峰形路径。

拉弗曲线流行之后，里根执政期间（1981—1989年），美国联邦所得税最高税率从70%降到了28%。同时期内美国企业利润税最高税率从46%滑至34%；资本利得税最高税率从28%减少到1981年的20%（尽管在里根任内的1987年再次回升至28%）。假如拉弗曲线的潮流对这些变化影响甚微，那么对产出和价格指标必定造成巨大冲击。

图4显示关于经济理论若干其他例子的谷歌Ngrams结果，虽然它们只是叙事，不太适合我们的目的，但它们实质上比拉弗曲线更具原创性。然而，就算是重要的原创理论也会自带相关叙事，而且可能涉及SIR动力学。IS-LM模型（Hicks，1937）、乘数—加速数模型（Samuelson，1939）、叠代模型（Samuelson，1958）以及真实经济周期模型（Kydland and Prescott，1982），都展示出类似克马克—麦肯德里克模型可能产生的如图2所示的驼峰形。在其中的三例中，在引入模型后，潮流首先盛行了十多年，这个现象也可以在克马克—麦肯德里克框架内得到解释：从极小范围兴起的潮流可能在开始一段时间后都未被察觉。

反馈的变化：乘数和泡沫

若想把与拉弗曲线快速流行相关的事件当作社会潮流，就要思考反馈信息。宏观经济学中原始的卡恩—凯恩斯乘数模型（Kahn，1931；Keynes，1936）及其著名的“多轮支出”，或可被描述为某种潮流模型，不过传染率c替代为MPC（边际消费倾向），且去除率r为0。这是一个理论上颇具吸引力的反馈模型。对经济的任何刺激，记为I0，以和我们的潮流模型一致，都能增加某个人的收入。这个人花费其收入的MPC，为另一个花费其MPC收入的个人创造收入，以此类推，使国民收入不断提高，最后国民收入增加了I0/（1-MPC）。

然而在实践中，纯粹的凯恩斯主义传染是有限的。一些乘数的估算非常低，意味着这种传染可能不像起初那样重要。“永久性收入假说”指出，倘若人们不相信收入暴涨是永久的，凯恩斯主义传染就可能极低。有些研究支持低乘数，例如根据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调查问卷，马修·夏皮罗（Matthew Sha-piro，2016）报告了自己与合著者关于财政刺激政策影响的研究。他们提出反事实问题（如果你没有收到退税支票，会采取什么不同做法），发现至少在他们的调查期间，边际消费倾向可能相当低（1/4—1/3之间），这说明乘数几乎为1。

另一种特殊的潮流模型主要描述投机泡沫。人们一般不会直接根据这种模型给投机性资产价格建模，毕竟这种模型会产生平滑的时间路径。大多数投机性资产价格每天的变化几乎是随机游走的态势。原因显而易见：如果一大堆聪明人能出色地预测日常价格变化，他们早就可以神速致富甚至替代市场了。市场上既有消息灵通人士也有噪声交易者（noise trader），前者会试图预测后者的行为。大量价值投资方面的文献证实，预测可以带来长期回报。

在泡沫中，公众对价格上涨的关注改变了传染趋势：价格快速上涨推高了证明价格上涨、需求增加、价格进一步上涨有其合理性的流行传闻的传染率。具体到股市泡沫，受关注的可能是拥有迷人新技术的公司和该技术创造者的故事。而在房地产泡沫里，可能就变成精明人靠倒手房屋大发其财的故事。如果投机价格上涨刺激了购买进而又抬高了价格，使价格到企业、利润到价格的反馈以及价格到监管放松再到价格的反馈都通过改变叙事来实现，就有可能出现价格到GDP再到价格的反馈（Shiller，1984，2000，2015）。

潮流对资产收益的影响取决于潮流传播速度和贴现率之间的关系。假如这个速度很慢，则对短期收益影响不大。长期来看，资产价格变化的短期序列相关性不大，而且短期内近似于随机游走。

美国最剧烈（尽管不是最糟糕）的经济衰退期是1920—1921年。在探寻经济衰退的叙事基础（可能很难看出这一点，因为叙事并不容易测量）时，最幸运的是我们可以观察那些真正的大衰退：自有现代统计数据以来，1920—1921年的美国经济衰退是最剧烈的。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突然从通货膨胀变为通货紧缩：1920年6月至1921年6月的大衰退期间，消费者价格指数下跌了16%，这是美国在一年内经历的最剧烈的通货紧缩。批发价格指数下落更猛：相同时间段内掉了45%，创历史最大跌幅。经周期性调整的市盈率（实际标准普尔综合指数除以十年实际平均收益，Campbell and Shiller，1988）在1920年12月跌至4.78，是自1871年以来美国股市的历史最低水平。注意，目前这一比率约为28。常规市盈率（根据过去12个月的收益计算得出）也只有超低的8.51。正是这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影响了新兴的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强调商业周期及其时间测定的研究计划。

令人惊讶的是，近一百年后当人们进行搜索时，发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在线工作论文几乎只字未提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急剧衰退。它究竟为什么会发生？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他们的《美国货币史》中给出最具影响力的阐释。据他们所说，1920—1921年的紧缩有一个明确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验不足的美联储犯了一个错误，为了遏制1919年因草率的过度扩张政策造成的不合理通货膨胀，不得不在1920年采取有力措施对抗通胀，于是提高了贴现率。纽联储主席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自1919年12月开始漫长任期，但无法阻止联邦储备银行（银行当时并没有相互协调它们的政策）在1920年1月将贴现率一次性提高足足1个百分点。

当时美联储还成立不久，1914年才开始运作，因此它会犯错，会实施过于大幅摆动的政策，这不足为奇。但我们不能轻率地断言是美联储引发了这场衰退。那时还发生了其他值得注意的事情。如果要挑出重大事件重点研究，应该记住：重要事件通常是许多因素综合造成的，而且这些因素当中往往有不断变化的叙事在起作用。

当时恰逢一系列可怕事件的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结束14个月之后就发生了经济衰退；一场在战争期间爆发且仍未结束的流感疫情，它甚至比战争更致命；还有战后美国爆发的一系列种族骚乱。但是，这些事件又如何转化成1920年的流行叙事呢？

我想起了一部描写20世纪20年代的书：《崛起的前夜》（Only Yesterday：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作者是流行作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作品出版于1931年，后记中对大萧条的早期阶段进行了评论。他的历史记载除了描述某些耸人听闻的事件外，着重叙述了所有引人注目的愚蠢小时尚和小娱乐，或许可以称之愚蠢之举的历史。

1920—1921年的经济衰退爆发时，也恰好是公众普遍恐惧共产主义的早期阶段。搜索ProQuest上的新闻和报纸可以发现，1919年之前“共产主义”一词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完成了《共产党宣言》，报纸确实报道过他们，尽管不太频繁。如果从未真正发生过共产主义革命，大多数人可能都懒得去了解抽象的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人。但在1918年以后，大家突然开始关心起共产主义。

艾伦（1931）这样描写美国的“红色恐怖”时期：

他们[美国人]正在倾听满世界谣传的反美国政府和制度的激进大阴谋。他们竖起耳朵使劲儿听炸弹爆炸和布尔什维克军队的脚步声。他们真的以为，至少数百万理性公民真的以为，一场红色革命将在下个月或下周在美国爆发。

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一桩关于共产主义意外获胜及其暴行的惊人故事：1918年6月17日，共产党人杀害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一家。这则令人反感的故事讲到，这个举世皆知的家庭（全世界的读者都在报纸和明信片上见过他们的照片，就像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英国皇室那样），被要求盛装打扮，然后坐着被突然出现的行刑队处决了。沙皇的死讯登在1918年6月28日的报纸上，但直到1920年9月大萧条的中期，叶卡捷琳堡的调查报告才将所有可怕的细节公之于众。于是，世界各地的报纸报道了这个故事——肯定是一个能吸引读者的“传染性”故事——的残酷细节。故事至今仍在流传；由于传染率低但去除率也低，因此它以一种持久、缓慢而萎缩的流行形式持续存在着。

当时还出现了石油价格冲击，自然也产生了相关的叙事。美国的油价从1919年中至1920年底上涨了50%以上。由于消费价格下跌，实际价格上涨幅度更大，到了1920年底，实际油价攀升至1979年以前的20世纪最高水平。

一些报纸提出了高油价的一个直白解释：因为动荡，俄罗斯和墨西哥暂时中断了供应。但是另一种解释的传染率更高。尽管大衰退，但是当时汽车和其他能源密集型设备不断涌现，所以油价因需求旺盛而走高。1920年9月，《洛杉矶时报》一篇署名伍兹（W.W.Woods）的文章称：“在过去的两年里，汽油内燃机的需求日益增长，已经是1901年的6倍多。”他得出结论，18年后全美的石油供应将会枯竭。此外据报道，1920年末煤炭价格居高不下，随着冬天的临近，家用锅炉的煤炭零售店濒临断货。克莱顿（Clayton，2015）记录了这段叙事的历史，从西奥多·罗斯福的1908年白宫资源枯竭会议，到1920年5月美国地质调查局首席地质学家大卫·怀特更可怕的预言：石油生产“可能在5年甚至3年内”达到顶峰（事实上，1920年后新石油的发现迅速将石油价格压了下去）。所有事件：世界大战、流感疫情、种族骚乱、红色恐怖和石油危机，无不伴随着极度令人忧郁的叙事，很可能由此引发了对经济的不确定感，进而抑制了家庭的自由支出，延缓了世界各地公司的雇佣决策。这些潜在因素听起来肯定比纽约联储主席本杰明·斯特朗决心在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更有意义。

另外一些较微妙的叙事可能也导致了经济衰退。1920年流传着一个说法，消费者价格指数最终会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13年水平。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但是很明显，在这种通缩预期下，很多人觉得应该等到价格下跌后再购买，然而一大堆人都在等待购买，结果引发了萧条。对于预期通货膨胀的人来说，预期的实际利率高得离谱。尽管约翰·贝茨·克拉克1895年向经济学界引入了实际利率概念，但是ProQuest News ＆ Newspapers所代表的报纸根本不曾提及这场萧条期间的实际利率。实际利率的概念当时尚未扩散（或者说它一直没有扩散）。不过许多人肯定都明白为什么应该推迟购物，以免在出现大规模通缩时借款。

1913年，美国的零售价格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前身）引起广泛关注。我们现在使用的CPI在1913年是以基准值10开始计算的。到了1920年，该指数翻一番达到20，在1921年年中降至17。从战争结束到1920年的价格上涨，被广泛归咎于那些被贴上新流行词“投机商”的人。《牛津英语词典》1912年第一次使用“投机商”，但直到“一战”之后这个词才真正传播开来。投机商通常的同义词（诈骗者、剥削者、黑市商人、唯利是图者、吸血鬼等）似乎都没有相同的含义，也不会和牺牲战争英雄而积累起来的战争财富扯上关系。这个词来自更古老的“私掠船船长”一语，意指得到敌对政府支持的海盗。战时曾盛传对高价感到愤怒的顾客殴打送奶工，并警告他们要停止吃肉以对抗肉商。但是战争结束后，这些叙事潮流也就跟着消停了。

1920年，通俗作家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写道：

从此，每个角落都有自以为是的人在谴责这个肮脏世界犯下的暴行和劫案。肉商诧异于卖鞋的人竟然那么暴利；鞋商震惊于剧院门票投机者竟敢胆大妄为；门票投机者感叹他的房东专横跋扈；房东万般无奈于煤炭工的要求，而煤炭工又崩溃在肉商的肉价上。

据报道，1920年1月美国参议员阿瑟·卡珀（Arthur Capper）曾表示“投机商比赤色分子更危险”，并敦促消费者“拒绝购买超高价的商品，抵制贪婪的逐利者。”把1920—1921年的衰退视为当时的消费者抵制，也许还更恰当些。

但是，并非只是对投机商的愤怒抑制了消费。消费价格将大幅下降的传言自从与投机商的叙事有了关联，立刻变得极易传播，在1920—1921年经济衰退期间，报纸开始报道某些商品的价格已经跌至1913年或1914年的水平，于是这则传言就以暗示而非直接讲述的方式成千上万次地传播了出去。这是典型的报纸报道，撰稿者都在试图别开生面地编写一些吸引普通读者的趣味故事。报纸知道，通货紧缩时期读者对这些故事敏感，因为在没有受过相关训练的人看来，一旦战争结束，价格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是理所当然的，而这对于一直想着要不要买新房或汽车的人非常重要。

对许多人来说，等价格跌了再购买非必需品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策略，但这么一来却引发了萧条。正如某位观察家1920年写道：“消费者知道战争已经结束，而且到了拒绝为物品支付战争价格的时刻。商品是不会跑的，因为人们根本不会购买。”当时更有民粹派愤怒地抵制暴利制造商和零售商。抗议言论上升到了道德层面：“假如人们决定只购买不可或缺的食品或其他东西，供求的必然规律就会自动运作从而使环境变得更正常。”于是节俭成为新的美德。1913年的价格水平被奉为神奇的数字。1920年1月劳工统计局局长罗雅尔·米克（Royal Meeker）指出，他的机构在1913年已经开始统计零售价格指数，很多人认为这个日期是价格水平的基准点，将引导他们推迟购物：“我们在1913年试着统计的价格渐渐被视为理想，”但他表示这是个错误的理想。

显然，他的话没有立即产生效果，人们确实延迟了购物，这既因为不满于传闻中的自私投机商，也因为人们认为在价格下跌期间推迟购物能有机会获利。这两个原因都有情感共鸣，因为战争过后，情感直觉会预测到流感疫情等因素。

至此我们知道，对于1920—1921年的衰退，一种基于叙事的非传统解释（或至少是部分解释）可能是：无数消费者基于将这些投机商描述成反面人物的叙事，抵制想象中的投机商；同时延迟购物的个人机会感，或者智胜投机商的报复意识，以及受其他煽情叙事驱动的情感直觉事件（涉及世界大战、共产主义革命、流感疫情、种族骚乱、红色恐慌、石油危机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押注消费价格下跌未免具有投机性，最终会和“股市行情之我见”的变化一样快；果然，这场赌局才过一年多就落幕了。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叙事

大萧条（我记述的是1929年至1941年的整个时期，包括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记录的两次收缩）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最严重的宏观经济失灵事件。然而，我们还没有公认的理论阐释这轮衰退何以如此惨烈、持久。

指称大萧条的极端持久性并没有诉诸有关叙事的一些理论似乎也颇具说服力。科尔和瓦尼安（Cole and Ohanian，2004）认为，美国1934年出台《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实施“公平竞争法规”，其中一项旨在对抗大萧条的政策延长了大萧条。该法案使企业更容易形成卡特尔，更难以削减工资。尽管1935年最高法院宣布该法案违宪，但是科尔和瓦尼安表示，罗斯福政府有能力让这部法案的实质性内容继续得到执行。

埃肯格林等人（Eichengreen，1996；Eichengreen and Temin，2000）认为，大萧条的持久与国家轻率承诺金本位制有关，仿佛金本位制是上帝赐予的某种美德，即使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使工资更具有向下的刚性，也不能做出相应调整。他们表明，更早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经济复苏得更好。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里将大萧条归责于美联储，指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正说明了这一点。该书创造了“准控制实验”一词，是当今大量“自然实验”类论文的先导，不过，两位作者本人并没有这样认为。彼得·特明（Peter Temin）用一个更好的视角，阐释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观点。货币供应量下降主要是内生的，部分原因是引发大萧条的反馈造成了一系列银行挤兑，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无非是说，美联储如果能够抵消货币供应量的下滑，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特明还留意到，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曾经指出，银行挤兑和经济活动指标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对应关系。

我要再次指出，极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因素汇合在一起产生了严重后果，导致人们大幅削减支出，而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常常采取了叙事的潮流形式。

大萧条的第一则叙事记述了1929年10月28日的股市下跌。股市下跌的突发性和严重性使这则叙事显得异常震撼，把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到美国这场史无前例的崩溃上。当时的下跌创造了单日跌幅纪录。然而除了创纪录的跌幅以外，很难说清是哪些因素导致这次崩溃叙事如此成功地得以传播。这个故事的时间非常巧，瞬间就引起了公众持久的反应。

如图6所示，1929年崩溃的叙事强烈到今天仍在谈论，虽然现在更多见于书籍而非报纸。在1929年真正崩溃之前，相关的潮流似乎于1926年就已暗流涌动。在报纸方面，出现了两次快速的潮流，都在一年内达到高峰，说明它们具有很强的短期传染性。第一次大比例出现在1929年，该年10月28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单日跌幅12.8%，创下历史新高。第二次从1987年10月19日开始，当时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2.6%，几乎是1929年10月28日跌幅的2倍，只不过低于1929年两天的跌幅。说1929年以来再没有什么股价走势值得称为崩溃，这听起来挺奇怪。报纸非常关注纪录，大概是因为它们知道读者热衷于此，而1987年出现了1929年之后唯一的单日跌幅纪录。坊间传闻表明，1929年股票市场的传染极具穿透力。我们都知道，1987年的传染潮是十分严重的。在1987年10月19日之后的几天，我做了邮件问卷调查，询问受访者何时获悉1987年的崩溃。97%的受访者称他们当天就知道了，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在中午，这说明消息并非来自早间或晚间新闻，而可能主要来自口口相传（Shiller，1989）。1987年的流行潮看起来远远强于1929年，但它确实从1929年的记忆中汲取了力量；鉴于用单词统计作为叙事测量指标有其局限性，1987年的流行潮可能其实没有那么强烈，尽管图6展示了这一点。

那么，1929年崩溃的叙事是从哪里获得这种力量呢？其部分力量似乎源于某种道德说教。20世纪20年代不仅经济过剩，也是性解放的时代——一些人对这种道德观持负面看法，他们无力反对，直至股市崩盘的新故事出现。

1929年11月3日的周日布道会高度关注这场崩溃，并将它归罪于道德和精神上的无节制行为。第二天的报纸如是报道。这些布道会助推了针对“喧嚣的20年代”的审判日式叙事。（谷歌Ngrams指出，20世纪20年代很少使用“喧嚣的20年代”一词：这个词的使用在该世纪30年代首次变得频繁，而且大致遵循图2绘制的驼峰形传染模式，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到达顶峰。）

听听大萧条时期民众自己的叙事会很有好处，艾伦在《崛起的前夜》中用较为温和的辞色说道：

美国国民的性情和生活方式都有显著变化……无论走在美国哪个城市或乡镇的街区，基本上都能注意到这种改变。

作家兼女演员丽塔·维曼（Rita Weiman）在1932年描述了这一变化：

在通货膨胀的这些年，我们一直徘徊在悬崖边缘，丧失了判断力。大家花大量的钱财购买物品和享乐，收获的价值却完全不相称。如果某物花费不菲，我们马上断定那必定是好的……比如家庭娱乐。许多人几乎都忘了朋友们欢聚一堂是多么开心的事。我们所有人都患了“消化不良症”。

另一位作家凯瑟琳·哈克特（Catherine Hackett）也在1932年解释了她对大萧条期间新道德的看法：

在以前的繁荣时期，我可以买下一罐沐浴盐或多买一双晚用拖鞋而不必对缺少生活必需品的穷人怀有愧疚的感觉。我总能愉快地想起媒体报道的零点工穿着丝绸衬衫、乘车到福斯公司上班的情景。现在不同了。如果继续举办盛大聚会、穿漂亮衣裳，这种时髦会被视为对人类苦难无动于衷。

关于大萧条初期的另一种叙事，是重述1920—1921年的事件，对于大萧条时期的人来说，这些时间就如同今天我们回忆2007—2009年的往事一样毫不遥远。既然许多人都像1920—1921年以前那样预期价格会跌，他们肯定想推迟购物直到价格完全下降为止。经济学家自然认为，这轮紧缩会和1920—1921年的同样短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胡佛总统和其他人都自信地表示一切将很快过去。但公众不一定相信胡佛总统。凯瑟琳·哈克特写道：

我已经看够了经济学家的预测，他们就想让我相信我对未来价格走势的猜想和别人的差不多。家庭主妇在下跌的商品市场中博弈，和投资者在股市的下跌中博弈没什么两样；在购买实际必需品外的任何东西之前，她要坐等价格稳定下来。可我不必成为经济学家也能意识到，如果2000万家庭主妇都这么做的话，经济复苏可就遥遥无期了。

这里我引用1932年的原文，是因为它阐明了可能被遗忘或不受重视的一些消费者行为。她发现消费者行为与股市投机者的行为有相似性，后者投入自身的情感能量，形成对股票价格的个人预测，而不是信任专家以及“高传染”的投机叙事。妇女们势必像投机者那样交谈，讲述她们购物成功或失败时做出的一些聪明决定或错误行为。这往往涉及消费价格变动的第二阶段。即便对通货膨胀的平均预期为非负数，但如果有关价格下跌的煽情叙事传染率提高，那么消费支出就可能出现显著的净减少。

奇怪的是，经济学家并没有更多地关注女性提供的证据来研究消费函数。纵使（也许尤其是）在价格飞速上涨的时候，妇女们肯定在广泛交流如何凭借自己的直觉制定购物攻略。显然那个时候性别角色划分比现在更加分明，投资股票市场是男人的事，而女人则主要负责购物，但1929年前后，连妇女也堂而皇之地投身于股市的投机博弈。

因此，有人试图重新创建一种道德律令（moral imperative），反对投机于价格下跌，反对女性做出像普通男性卖空股票市场那样的行为。1930年，华盛顿商会发起了一场“为繁荣而买”运动。有个“繁荣委员会”还请求所有教派的教士“通过他们的讲坛宣讲繁荣”，从而“刺激生产，缓解失业状况”。

据报道，在1932年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有位查尔斯·福斯特太太对一个妇女团体说：

今天，美国妇女手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就是其巨大的购买力。听说她们花掉了美国85%的收入。她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制造公众舆论，支持像往常一样消费，而不是仅仅以身作则？

就算如此，紧缩仍被普遍认为是某种反馈的产物。在1933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富兰克林·罗斯福用“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概括描述了人们对他人恐惧的反应。迄今，我们对这句话记忆犹新；他的炉边谈话更是发展成缓慢而有力的叙事，哈克特却不同，她并非描述某种恐惧情绪。

罗斯福还为花钱提供道德上的理由。1933年就职后没几天，赶在全国发生大规模银行挤兑，以致不得不关闭所有银行之际，罗斯福总统通过电台，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应对这个问题。在这番“炉边谈话”中，他解释了银行业危机，呼吁人们不要继续从银行提取存款。他像军事指挥官在战斗打响前给士兵讲话那样，要求国民付出勇气和忘我精神。罗斯福说：“大家必须有信心，绝不能被流言和猜测所吓倒。让我们战胜恐惧团结起来。”他向不知所措的全国人民提出个人请求：停止银行挤兑，当银行重新开业时，有资金流入而不是流出银行。今天，这首轮炉边谈话的叙事犹在耳畔，从罗纳德·里根总统开始，每届总统都定期在周六开设广播聊天，然而这些叙事并没有强大或者被充分使用到足以防止经济衰退。

大萧条时期的宏观故事情节逐渐演变成国民对“喧嚣的20年代”的过度自信和病态自信的反感。其他叙事则集中于左派或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人们认为这些对未来政府政策的潜在影响，远远超过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这一支持公平价格的新政制度。在人们看来，该法案只是一个最终有可能变现的国家干预商业的一个实例而已。

在1932年和1933年大萧条的最糟糕岁月，人们还整天为欧洲和亚洲的可怕事件提心吊胆。日本1931年刚刚占领中国东北地区。1932—1933年苏联正在爆发人为的“大饥荒”——乌克兰版大屠杀：斯大林试图扼杀持异见者，导致数百万人付出生命。这些叙事，事后看来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糟糕的叙事一样，在西方广为流传。到了1933年1月，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迅速开始屠杀政治对手，恐吓犹太人。

这些叙事引发了焦虑，而焦虑会刺激很多人取消无意义的消费计划，比如为体现自己有充足积蓄而买更大的房子或新车。其中一些事件也反映出不花钱的道德原因。人们掀起各种抵制运动：抵制德国和日本货，抵制与犹太人有关的物品。德国人则开始排斥西方的商品。这些行动肯定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后果。

富兰克林·艾伦1931年的著作《崛起的前夜》似乎更接近于用当时的故事来诠释大萧条的真正原因，从我首次阅读这本书开始，它便激发我不断思考。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显得有些肤浅：除结尾外，都是一堆毫无中心主题的故事。然而通过了解所有这些描写时尚和狂热的故事，你能看到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什么。1931年有位评论家解释了他从书中学到的东西：“显然，我们改变时尚。这就是我们不变的本质——大家以千变万化的轻松姿态，从一种狂热扑向另一种狂热。”

当大量人口失业的时候，传染率更高的自然是企业倒闭事件而不是励志故事。故事里商界人士自杀的情节数不胜数。

进入大萧条晚期，大多数人似乎认为政府控制企业是必然趋势。1939年5月的民意调查询问，“你认为从现在起十年内，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会比现在更多还是更少？”56%的受访者表示更多；22%表示更少；8%两者都不选；14%不发表任何意见（Higgs，1997）。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不管大家喜不喜欢，有关“美国的共产主义势力将把美国推往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的理论可谓家喻户晓。罗斯福总统的日益激进在这些话题中发挥着一定作用：1936年，谈到财阀权贵时他说，“我欢迎他们的仇视。”（Higgs，1997）。

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有关共产主义阴谋的叙事开始谈及日益左倾的劳工法窒息商业的传闻。流言四起，指称工会这类外部煽动者破坏公司和平，扰乱原本对工作很满意的员工的宁静；陌生人的示威抗议，其他工会协调一致拒绝处理公司产品；现有的员工自己组成工会，想方设法避开冲击，谁料激进的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却把它当作“公司工会”弃若敝屣。

大萧条期间，美国还流传一则关于1934—1940年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的故事。和美国一样，大萧条放大了墨西哥民众要求采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解决方案的呼声，搞得商人个个胆战心惊。卡德纳斯征用了大片商业种植土地，并于1938年对墨西哥石油产业和铁路实施国有化。这些行动被视为在其他国家也有可能发生，果不其然，其他国家效仿卡德纳斯实施了国有化，尽管美国不在其列。

斯科特·贝克尔（Scott R.Baker）、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和史蒂文·戴维斯（Steven J.Davis）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按在线新闻媒体中单词出现的次数统计）显示，美国和英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大幅上升。

导致2007—2009年“大衰退”的叙事

2007—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被称为“大衰退”，是参照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萧条”的叙事还从未如此突然引起全国性的空前关注，见图7。

图7表明，2009年甚至比大萧条期间更加关注“大萧条”，尽管大家必须谨慎认识到，当时危机发生时，人们实际上并没有给它冠名“大萧条”。不过他们关于大萧条的叙事，肯定使用了那个时期罕见的词语，比如排队领救济食品的队伍（breadline），谷歌Ngrams显示，该词在1929—1934年的书籍中使用频率爆增，而后才相当稳定地衰减了。

谷歌趋势（Google Trend）搜索统计也证实了2009年人们对大萧条的兴趣，虽然没有图7描绘的那样剧烈变化。这并不意味着大家忽然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或新政更重视。数量统计显示，人们对那些历史细节的兴趣几乎没有增加。重要的是，叙事的传播变得快速、简单：2007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度过了“喧嚣的20年代”那样不道德的狂热投机时期，2008年股市和银行崩溃仿佛回到了1929年，眼下经济可能真的会再次坍塌；我们甚至可能失业，满街都是倒闭的银行，绝对是真的！这就是基本叙事。

让我们来考察基于叙事的2007—2009年金融危机大事记。金融危机是由一连串故事驱动的。例如，关于银行挤兑的故事在19世纪几乎就是金融危机的同义词。但在大萧条之后，银行挤兑被认为可以治愈。2007年的北岩银行挤兑，是1866年以来英国的第一例银行挤兑事件，令人们回想起昔日的叙事：恐慌的储户在紧闭大门的银行外聚集成愤怒的人潮。这一描述导致国际局势持续紧张，一年后美国发生华盛顿互惠银行（WaMu）挤兑事件，几天后，储备优选基金公司（Reserve Prime Fund）挤兑风潮爆发。当时，这些事件促使美国政府给美国所有货币市场基金提供了一年的非常规担保。政府显然意识到，不能让公众过于关注银行挤兑的老故事从而产生焦虑情绪。

有一个了解危机的叙事方法或能带我们回到更久以前。2001年，英国电视台推出“房产阶梯”（Property Ladder）节目。这档真人秀节目大获成功，给人们展示如何买房子，再装修、粉刷房子，然后倒卖挣一大笔利润。成功的叙事经过适当修改后被复制，在其他国家重新推出。2005年美国电视节目“翻转房子”（Flip that House）试图复制“房产阶梯”，结果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被取消。“房产阶梯”持续到2009年，更名为“房地产、蛇和阶梯”，在该年的晚些时候也告停播。

导致2007—2009年经济大衰退的，是技术进步造成的对长期工作不安全感的普遍担忧。2004年出现Facebook和Gmail，2005年出现YouTube，2006年Twitter，2007年又出现iPhone。这些都是时代的著名商业传奇，而它们留下的印象也许是：正在组建的公司可能不会为缺乏技术天赋或与这类人毫无关联的人创造就业机会。

“大衰退”这个名称可以理解为叙事潮流的证据。给大萧条后的金融危机命名可不是任何个人的选择。以前有人尝试过把“大衰退”贴给之前的各轮经济衰退。奥托·埃克斯坦（Otto Eckstein）1978年写了本名为《大衰退》的书，就想为1974—1975年的严重衰退挂上这个名字。奈何名字没叫响。到了1981—1982年衰退期间，该词又让约瑟夫·格兰维尔（Joseph Granville）使用了，这位爱出风头的分析师通过制造噱头，比如和训练有素的黑猩猩一起出现，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对股市下跌的预测。然而不巧，名字又没有传开。但是2007—2009年，事情变了样。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2006年底——衰退开始前的一年，第一个提出了“2007年经济大衰退”。不过直到2009年，这个叫法才流行开来。

长期以来，在公众心目中，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直都和之前的“1929年股市崩盘”联系在一起。大多数人对于给事件贴上浮夸的名称都很谨慎，除非有权威做出证明。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1934年的作品《大萧条》书名一炮走红，是因为罗斯福总统这位公认的权威人士用过这个词，指称这是一场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紧缩。可以想见，给事件命名或许演变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它制造了忧虑和不确定性，进而可能促使经济持续低迷。

2007—2009年事件到底是怎么使“大衰退”这个名称猛然传播起来的？从美国的最高失业率判断，此轮危机并不比1981—1982年的衰退更严重。

这或许是因为，2007—2009年事件契合了大萧条最常见的片面记忆。大家都记着无数银行倒闭是大萧条纪事的一个情节，而且貌似这种情况非常拟合2007年的一连串事件。在1981—1982年经济衰退期间，股市尚未蓬勃发展（它还没从1974—1975年崩溃中恢复过来，这好像仍然是1981年的一起重大事件），另外在1982年，股市并没有跌到低于1980年水平。相比之下，2007—2009年股市市值从非常高的水平跌去接近一半。民意调查显示，1981—1982年大家都在注意失控的消费物价通胀，目睹中央银行突然发力遏阻通货膨胀的种种事件。

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的代表性直觉是指人们倾向于通过对代表性事件的相似记忆来判断当前事件。大萧条由于其传奇色彩，成为人们心目中被夸大了的典范。2007—2009年，各国总统或总理不约而同，援引大萧条来论证他们刺激经济的请求。这是否帮助形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尽管没那么严重，却是大萧条的镜像事件？事实上，名字说明了一切，这是大衰退，不是大萧条。

2017年的叙事和今天的经济展望

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叙事渐渐已淡出我们的记忆，但是仍然鲜活而意义重大。不过目前，美国的注意力已经相当明显地偏离了以前的思维方式。

当选总统特朗普是位叙事大师。他的叙事对一些人来说极富感召力，成千上万民众赶赴他的竞选集会便是明证。他们已经成了其他人的一种预警。

特朗普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可能部分归功于他的公众形象，他始终坚持宣传自己在努力成为能够做出艰难决定并达成交易的商业天才。特朗普能感染别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电视真人秀《飞黄腾达》慷慨地聚焦到他身上。这档节目实在万众瞩目，以致许多国家纷纷仿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本土的特朗普替代人，其中一些替代人接着就在政途上风生水起，譬如2016年巴西圣保罗的当选市长若昂·多利亚（Joao Doria）。

历史表明，就算是像特朗普这样老辣的政治家，也并不真能控制自己所创造的叙事的进展。这类叙事展露的风格会在任何经济预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最好地预测经济活动，除其他方面外，我们需要观察叙事并提出问题：叙事中出现的扭曲将如何影响消费倾向，如何影响创办标新立异的新公司以及雇佣新员工？一句话，“动物精神”将受到什么影响？

特朗普的案例和他的“志向远大，快意人生”（think big and live large）的告诫（Trump and McIver，2004），似乎给他的众多崇拜者带来不小的鼓舞，而且有了他的刺激性税收政策，说不准真能提振消费需求和创业热情。很多人也许会把自己代入特朗普的故事，然后随意花钱并放宽其风险容忍度（risk toler-ance）。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与特朗普的崇拜者人数相当的诋毁者们，可能更多是朝着20世纪30年代的道德方向考虑。从特朗普的新叙事中预测总需求，需要特别留心自相矛盾的叙事。

将这些因素纳入经济预测并非绝无可能。无论如何，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叙事在经济中的作用，我们将受益良多。

叙事经济学研究者的机会

从学者已有的研究来看，叙事经济学一直名声不佳。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叙事和经济结果之间的关系往往复杂多变。新闻界经常提到叙事对经济的影响，但是不谈学术严谨性的要求。叙事的新闻报道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与经常被证明是错误的大胆预测有关。大数据和更好的语义检索算法出现后，有望给这一领域带来更多的可靠性。

经济学研究已经开始寻找更好的量化方法，来理解叙事对经济的作用。文本搜索在经济研究中原本是一个小领域，但正在不断扩展。对国民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数据库进行搜索，可以找到略少于一百篇含“文本分析”一词的论文。例如，经济学家已经使用文本分析记录党派关系的变革（Kuziemko and Washington，2015）、政治极化现象（Gentzkow et al.，2016）以及消息和投机价格走势（Roll，1988；Boudoukh et al.，2013）。但是还有很多可做的事情，比如可以进一步将历史分析纳入个人日记、布道、私人信件、精神科医生的患者记录和社交媒体的数据库。

还应该更加认真地收集有关叙事的深层时间序列数据，不囿于被动采集他人的言论，而是开展揭示含义和心理意义的实验。自1989年以来，我一直在收集关于股价和房价问卷调查的相关数据，所提的开放式问题每每邀请受访者写上一两句话。这些问题旨在促使受访者思考是什么因素在刺激他们，以便将来可以分析他们的反应。不过，我主张有专门的资源致力于收集叙事和公众反应方面的数据，并对叙事进行严肃的解读。这些事情可以由讨论小组和社交媒体来完成。

但是，这项研究至今仍然需要改进，以便更好地跟踪和量化叙事。研究人员在处理经常相互冲突的一系列叙事以及分级和叠加的问题上困难重重。即使最简单的潮流模型也显示，没有一种叙事能够传播到每一个人，而某个特定叙事会传播到哪个人，很大程度上是随机的。词汇的含义取决于语境和随时间发生的变化。故事的真正意义，即它的扩散性，也可能因时而变，所以从长远来看很难追踪。

推断因果关系，区分哪些是纯粹报道经济行为的叙事，哪些是造成经济行为变化的叙事，这些都是很严峻的挑战，但也并非无法解决。

研究人员还必须攻克困扰文学理论家的问题。如前所述，理论家若想罗列所有文学中的基本故事，就必须尽量提炼这些故事的主题思想，找出令它们具有传染性的因素。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乏极富感染力的故事，要将它们分类整理谈何容易。理论家只好尝试关注普通故事的细节，因为这类事件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他们还要面对一个难题：解释一系列故事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

语义信息和符号学的研究一直在向前推进。譬如，机器翻译已经多少能够通过观察上下文和其他相近的单词来选择该词的意思。2010年苹果公司推出它的Siri功能，自此语义检索跃升了一大台阶，用户可以口头提问“南非最长的河流是哪条？”然后直接得到口头回答。如今，语义检索在全世界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然而，语义检索想达到按人类思维去理解叙事的程度，恐怕还长路漫漫。同时，研究人员如果利用多个研究助理，依循明确指示阅读叙事并对基本的情感动力进行分类和量化，他们仍然可以定量研究叙事。而心理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用于增进我们对叙事经济学结构的理解。

随着研究方法的进步以及越来越多社交媒体数据的积累，未来几年文本分析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更强大的领域。这可以让我们超越20世纪30年代风格的反馈模型——“多轮支出”，更加接近各种真正推动经济事件的反馈。这也将有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遭受的种种蓄意操纵和欺骗，从而制定一些考虑叙事背景的积极的经济政策。

（颜超凡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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