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理轻文”构架的形成

国立大学的“文科”与“理科”

日本大学政策对文科的轻视，并非始于晚近。二战后日本政府一贯致力理工科的振兴，最迟在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前，国立大学的组织结构就已经是以理科为中心了。今天，被称为“旧帝国大学”的大规模国立大学，其教员约七成是理科教员，法学部、经济学部、文学部等狭义的文科教员只占一成。国立大学中每4名教员中就有3名是理科教员，而教育学及师范类专业之外的文科教员，只有区区的1/10。远在所谓“废除文科学部”成为话题之前，日本的国立大学中理科就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也许称之为“国立理工医科大学”更为合适。

但日本的国立大学并非是自其肇始就以理科为中心的。中山茂《帝国大学的诞生》（中公新书，1978年）一书中提到，在明治十九年（1886年）帝国大学设立之前，以工部大学校为代表的官立职业学校占据了日本高等教育的中心地位，明治政府致力培养建设近代国家所必需的理工科技术官僚（technocrat）。但是在开设帝国大学的明治后期，文明开化的进程告一段落，工作重心也由国家的建设转向对现状的维持和管理。对法科类通才（generalist）的培养受到强化，高等教育的话语权也转向承担这一职责的法学部。

帝国大学的开设，拉开了政府部门精英为法科系所垄断时代的序幕，政府大学政策的重心也从理工科转向法科系。历经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在法科系精英的治理下，致力建设帝国的法治秩序。

战争带来的重理路线

和平年代的国家治理依靠的是法律，国家的关键部门也由法科系精英占据。但随着战争的临近，法律渐被忽视，而生产武器需要调动技术力量，理工科的重要性与日俱增。20世纪10年代之后，日本向总力战体制转变，为了增强军事上的即战力，加强了理科系附属研究所（设置于国立大学的研究所）的建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战争脚步声的临近，理科系研究所的开设数量激增。例如在一战的直接影响下，日本理科系研究所的霸主“理化学研究所”于1917年开设，紧随其后，海军飞机试验所（1918年）、大阪工业试验所（1918年）、陆军科学研究所（1919年）等陆海军的各类研究所相继设立。大致同一时期，日本航空协会（1913年）、土木学会（1914年）、日本钢铁协会（1915年）等理工科学会也纷纷成立。这些学会具有较强的政策游说团体（lobby group）性质，技术人员、工程学者也更加积极地对国家产业政策提出建议。其结果是科技政策与国家政策紧密结合，因帝国大学的开设而一度旁落于法学部手中的决定权，再次被理工科夺回。

这种重视理工科的体制，催生了1940年的《科学动员实施计划纲领》，为推进战争，日本政府制定了“选择与集中”的政策。日美开战迫在眉睫的1941年，内阁决议通过了《科学技术新体制确立纲要》，该纲要以“确立科学技术的国家总力战体制，谋求科学的划时代振兴及技术的飞跃式进步，同时培养作为其基础的国民的科学精神，以造就基于大东亚共荣圈资源的科学技术的日本性格”为目的，制定了“有计划地强制培养及调配研究者”“确保研究所需资材”“统一规格及标准化”“创设科技行政机构”“综合完善科研机构”等基本政策，可以说由此进入到了集结日本科学技术力量进行总力战的阶段。

这一时期建立的科技动员体制，在战争结束之后，随着社会目标转向了“经济发展”，其名称及组织形态也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整体来说还是被继承了下来，并由此奠定了战后国立大学以理工科为中心的研究体制的基础。

依然被延续的战时研究预算体制

科学技术的预算机制，就是在战时出现并在战后依然被沿袭的体制的一个典型。日本巨额的科学研究经费，都处于设立于1932年的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的管理之下。颇有意思的是，在该组织设立的前一年，一份提交给政府的振兴学术研究的建议书中有以下的内容：“（在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状况之下），面对思想界、经济界、产业界的各种难题，除了振兴学术研究外，再无其他可突破难关的根本国策”。

为了在战争中取胜，必须增强产业经济的力量，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强化大学的科研能力外别无他法，这一逻辑放在今天强调“国际竞争力”的语境中也同样适用。与今天一样，当时这样的说辞对政府也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当局从1933年起设置了专门用于振兴科技的补助金，其规模十分庞大，大约相当于文部省(6)科学研究奖励金的10倍。这一补助金制度在战后也被延续了下来，如今成为大学竞争性经费的主要来源。不仅如此，譬如在二战中的1941年，补助金的70%由工科项目获得，而这一结构比例也一直延续至今。

二战中的日本抱着战胜美国这一明确的目的，以能够直接贡献于此的理工科应用型学问为中心，全力动员大学的知识资源支撑战争，结果却是一切化为灰烬，国民遭受灭顶之灾。视目的为既定要求，一味追求作为工具的有用性——从这样的思考模式之中，无法产生“其实战胜美国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对目的本身进行客观批评的视点。在那个时代，担负知识生产责任的大学本应该做的，不是跟风设立有助于提高军事技术水平的研究所，而是勇敢地指出大家正在追求的目标从根本上说是错的，从而转换价值标准，确定新的目标，开创出新的时代。

经济高速增长对重理观念的强化

战前奠定的重理基础在战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无需赘言，其契机正在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随着经济的恢复，产业界“为发展经济而振兴科技教育”的呼声也日益强烈。为了回应这一需求，文部省于1957年制订了《科学技术者培养扩充计划》，决定在原有基础上，新增总数为8000人的理工科本科入学名额。这一决定与1957年至1962年的“新长期经济计划”紧密相关，名额分配为国立大学4000人，公立大学1000人，私立大学3000人，并由此形成了优先发展理科的体制。当时处于冷战时代，美英苏等国先后制订了培养科技工作者的计划，日本的政策可以说是一种跟风。之后，大学理工科入学名额也一直保持增长。

这一时期，自民党在新政策大纲中强调要“纠正对法科、文科系的偏重”，制定了限制国立大学的法科、文科，大力发展理科的方针，作为执政党主导了从“重文”向“重理”路线的转换。实际上，从二战时起，日本大学研究预算及人员编制的重心就已经偏向理科，所以，这里的“转换”实质上是“强化”。在这一时代潮流中，岸信介内阁（1957—1960）的文部大臣松田竹千代曾主张废除国立大学的法科及文科，将其交由私立大学承办，国立大学则主要发展理工科，由此引起轩然大波。本次的文科省通知并非意在“废除文科学部”，这已经在上文中论述过了，但过去的确有文部大臣曾露骨地表示过“废除国立大学文科”的意向。

在之后的池田勇人内阁（1960年至1964年）时代，科学技术厅长官池田正之辅对文部省发出了《关于培养科学技术者的劝告》，此后新增了20000个培养未来科技工作者的大学理工科录用名额。这一理科的扩招政策，与国民所得倍增计划、高速经济增长政策同步推进。而国立大学的文科名额，在大学入学者整体增加的情况下，其增长依然受到限制。其中一大重要因素在于私立大学的考虑。理科专业的建设需要实验设备等大量初期投入，对于规模较小的私立大学而言困难较大，相对而言开设文科专业较为容易，所以私立大学希望文科由自己负责，以此稳定自身的经营。私立大学的呼吁起到了作用，以“旧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国立大学进一步向理工医科大学发展，无论是教员比例还是预算分配，都一边倒地偏向理科。

延续到后经济成长期的理科中心体制

这一倾向，即使在经济快速成长期结束以后也没有改变。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理科依然受到政策的护佑，享受着预算上的优待，而文科整体而言仍然被排除在这样的保护政策之外。

内阁府设立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就是一个体现出这种延续性的显著例子。战后日本的科技政策是以核技术为中心发展起来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核能的风险问题就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却没能避免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发生。对于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各种组织而言，如何在核能政策的转换之中，确保数额巨大的科技预算，成了它们在这一时期的最优先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1995年实施了《科学技术基本法》，2001年设立了“综合科学技术会议”。虽然以核技术为中心的体制走到了尽头，但以科技为中心的体制必须维持下去，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这样强烈的国家意志。

而本来与理科同属“科学”的文科，却一直被置于“振兴科学”的对象之外。科技政策的预算只下拨给理科。2000年时，科学技术厅管理下的大规模项目也明文规定文科没有申请的资格。

1995年为了进一步发展科技而实施的《科学技术基本法》，在第一条中开宗明义地规定该法所谓“科学技术”要排除“只与人文科学相关的内容”。因此在基于该法的“关于科技振兴的基本计划（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并不包括针对人文科学的振兴政策，这一认识也使得文科与理科的预算分配变得极不均衡。从“废除文科学部”的角度而言，“文科”早在这一时期就已经被边缘化了。

对科学技术政策偏重理科的异议

为了改变这一倾向，日本学术会议在2001年发表了题为《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与重要性》的声明，文中提到：“目前对科学技术这一概念的理解偏重于自然科学，为保证不同学科的研究环境而提供的条件也极不平衡，这一现状不但阻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创造性发展，也将对自然科学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中略）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够以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出发点与方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

这是对日本的科技政策没有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潜力的批评。紧接着，声明具体强调了文科的独特作用：“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及社会为研究对象，必定要考虑人们的动机和价值判断。因此，无论是构建可持续发展乃至循环型的社会，还是在生命科学中面对克隆人、转基因食品、产前诊断、基因个人信息等问题，无论是思考信息技术带来的光与影，还是处理现实社会的各种纷争，在设计解决这些问题的综合性方案时，都应该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

最后，声明提出了以下建议：“为了改变科学技术文明的现状，我们需要全新的，超越文理二分法的具有统合性、融合性的知识。为此，包含基础研究在内，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协调发展甚为重要。”

这一声明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将文科与理科对立起来，只向理科投放预算的结构存在着根本性问题，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首先需要创造出文理统合、融合的新领域。尤其是“敦促人文社会科学实现其社会职责，即把握人的本质，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纠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不断扩大的研究体制及研究条件上的不均衡，积极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振兴”、“为了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需要让人文社会科学成为统辖科技综合战略的核心”等内容，实际上是一种紧急宣言，强调在文理预算悬殊的状况下人文社会科学难有健康发展，纠正这种不均衡已成为当务之急。

这些内容在15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说服力。但改变预算分配体系必然会影响既得权益，难以一蹴而就。除非预算总额有所增加，能够在不减少理科预算的前提下增加文科的配额，否则很可能只会是纸上谈兵。本来应该由处于政治权力中枢或产业界领导地位的人主动作为，承认“这个想法是对的”，自上而下推进预算分配体系的改革。遗憾的是，领导者因循守旧，政权更迭后的民主党也难以发挥引领作用，重理轻文的倾向反而变得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