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的产生

农历九月九日是传统节日重阳节。在古代的阴阳五行系统中，世间万物被分成阴阳两类，数字也不例外，具体来说就是单数为阳，偶数为阴。九月九日是两个阳数相重，故称重阳，也叫“重九”“九月九”等。那么重阳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自古以来有三种说法。

战国说

现代学者大都认为重阳节产生于战国时代。如范玉梅在《中国的民间节日》中说：“重阳节，早在我国战国时代就已形成，到了汉代，重阳节逐渐盛行起来。”罗启荣、阳仁煊在《中国传统节日》中说：“重阳节在战国时代已成风俗。”叶大兵、乌丙安主编的《中国风俗辞典》“重阳节”条：“一般认为始于先秦。”王景琳、徐匋主编的《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重阳节”条：“重阳节于战国时已初露端倪，至汉代已有了食蓬饵、佩茱萸、饮菊花酒的习俗。”

说重阳节产生于战国时代，根据何在？持此观点的人大都不作交代。个别人仅举《楚辞·远游》中的下面两句诗作为证据：“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这一证据是不能成立的。且不说不少学者认为《远游》不是屈原的作品，而可能是西汉甚至东汉人的作品，就文意来看，这里的“重阳”也只是个空间概念，指天空。宋代的洪兴祖解释说：“积阳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阳。”《远游》中那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到了天上进入天帝的宫殿，造访旬始星参观帝都，这说的是诗人想象中的天上游览活动，跟重阳节毫无关系。

明代罗颀在《物原·事原第十八》中说：“齐景公始为登高及竞渡。”清代陈廷敬云：“齐景公始置重阳，始为登高。”齐景公是春秋时期的人，这也许是有些人相信战国时期已有重阳节的根据。《物原》是一部记载耳食游谈之事的书，正如清代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评价的：“溷众说而一之，疏舛弥甚，如谓乌孙公主作琵琶，张华作苔纸，皆茫乎不知本事者也。”西汉刘向在《说苑·尊贤》中记载说：“齐景公伐宋，至于岐堤之上，登高以望。”“齐景公始为登高”的说法或许是这一记载的附会，不能仅据“登高”二字就认定当时已有重阳节，见骆驼便说马背肿是不行的。

在先秦文献中，我们目前还没有见到任何有关重阳节的记载，没有根据说重阳节先秦时期已经存在。

西汉说

旧题西汉刘歆撰写的《西京杂记》卷三中有这样的记载：

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九月，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 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戚夫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妃子，照此说来，汉初重阳节就已在流行了。不少人就是据此认为重阳节产生于西汉。事实上《西京杂记》是晋代葛洪编撰的，假托于刘歆之名，这在学术界已有定论。晋代人讲述西汉时期的事，毕竟只是传说，我们在西汉时期的文献中见不到重阳节的蛛丝马迹。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卷二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可见是当时流行的有关重阳节起源的传说。把节日的起源归结为某个传说故事是民间最常见也是最能为大众所接受的起源解释，而科学的解释则需要可靠的证据。

东汉说

日本学者中村乔认为重阳节的最早记载为三国时期曹丕的《与钟繇书》，其实最早提到重阳风俗的应该是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这是一部专门记载一年十二个月里的民俗活动的书，每月一卷，虽然九月卷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但其他典籍转引的不少。《艺文类聚》卷八十一引《四民月令》曰：“九月九日可采菊花。”简单的一句话，却明确无疑地告诉我们，东汉时期九月九日有采菊的习俗，说明当时重阳节已经出现。《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五引汉末士孙瑞给皇帝奏章中的话说：“兴平二年（195）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赐公卿近臣饮宴。”这条资料表明，汉献帝时期朝廷有重阳赐宴的做法，这应该是遵行早先的惯例。汉献帝自当上皇帝，一直就是个傀儡。他先是被董卓挟持，后又被曹操控制，不仅没有任何权力，连身家性命也没有保障，在这种处境下，他可是没有心情在朝中“赐宴”过节的，只能是受人安排出面应付旧仪而已。

〔明〕陈洪绶《玩菊图》

曹丕的《与钟繇书》是《四民月令》之后更为详明的记述。原话是这样的：

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飧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

崔寔、士孙瑞和曹丕的记述前后衔接，形成一个连贯的证据链条，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重阳节在东汉末期流行的状况。

晋代以降，提及重阳节的文献屡见不鲜，反映了重阳节已风行天下的事实。西晋周处的《风土记》中记载说：

汉俗九日饮菊花酒，以祓除不祥。

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

这里将“九日饮菊花酒”指为“汉俗”，可以跟《四民月令》的记载相印证。

根据上面的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重阳节应产生于东汉，而兴起于战国或西汉的说法则未见有什么可靠的依据，是不可信的。

至于重阳节的发源地，文献中没有记载。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的是全国流行较广的习俗，没有地域特点，不像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专记荆楚一地的风俗。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重阳节的起源地为今天河南省的上蔡县。国家邮政局为纪念2003年的重阳节，专门发行了一套特种邮票，邮票的首发式就是在上蔡县举行的。2005年12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上蔡县“中国重阳文化之乡”的称号。

我们认为重阳节起源于上蔡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上蔡说的依据是南朝梁代吴均在《续齐谐记》一书中记录的一个故事（见《五朝小说大观》）。

汝南有个叫桓景的人跟随一个叫费长房的术士学习法术。有一天，费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将有灾难，这一天不能待在家里。你们全家每人应该做一个绛囊（红色的小袋子），里面装上茱萸，挂在手臂上，然后外出登高饮酒，这样就可以避免灾难。”

吴均讲了这个故事后说：“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可以看出，吴均讲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重阳节登高饮酒及佩戴茱萸囊这两种习俗的由来。

费长房历史上确有其人，《后汉书·方术列传》有他的传，但传中没有上面的内容，也没说费长房具体是什么年代的人。西晋张华在《博物志》卷五《方士》中说：曹操讲究养生保健，身边招引了一大批擅长各种法术的人，有的能不食五谷，靠呼吸吐纳生存，有的能分身，有的能隐形，有的会穿墙，等等，其中就提到了“汝南费长房”。费长房既然在曹操门下当方士，可见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人，而比费长房略早的崔寔在《四民月令》中就已经记载了重阳节的习俗；而且跟费长房同时的曹丕在《与钟繇书》中提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重阳节时也只是说“俗嘉其名”，张华《博物志》中的说法就是来自曹丕等人，如果重阳节真是由费长房引发的，曹丕岂有不知之理？这都表明重阳节在费长房之前已经存在。费长房让桓景九月九日避难消灾的说法是南朝梁代才出现的，是后世为解释重阳节的由来而编造的神奇故事。

另外，汝南在东汉是郡，下辖三十七个县，不知从何得知桓景全家登山的事发生在上蔡县？若就郡治而言，当时的治所在平舆县（河南平舆县北）。若就费长房的家乡而言，应该是今天的新蔡县。《后汉书·费长房传》中记载，费长房向一位老翁学法术，学成后辞别回家。老翁给了他一根竹杖，说：“骑上这根竹杖，瞬息就可以到家。到家后把竹杖扔进葛陂中。”费长房骑着竹杖，转眼就到家了。到家后遵照老翁的吩咐，把竹杖投进了葛陂，看到竹杖变成了一条龙。葛陂是费长房家乡的一个湖，根据唐代李贤的解释，这湖在“豫州新蔡县西北”。《辞海》中介绍，“葛陂，古湖泊名。在今河南新蔡北。上承澺水（洪河），东出为鲖水、富水等注入淮河。周围三十里。今堙。”这表明费长房是新蔡县人。如果说费长房跟重阳节的起源有关的话，那起源地也应该是新蔡县，而不是上蔡县。

〔清〕许良标《仙人图》

至于桓景其人，东汉三国时期的文献中不见记载。东晋成帝时期倒是有一个叫桓景的人。《宋书·符瑞志中》记载，“晋成帝咸康二年七月，白鹿见豫章望蔡，太守桓景获以献。”传说中有可能把这个桓景跟术士费长房牵合到了一起。因为汝南隶属豫州，而这位太守在“豫章”（南昌）；汝南是古蔡国所在地，是蔡姓的发源地，有新蔡、上蔡等县，而这位太守在“望蔡”之地获白鹿献给了皇帝，于是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在口耳相传中把他从豫章移到豫州，演绎了一出“关公战秦琼”式的历史闹剧。

如果违背历史事实，捕风捉影、移花接木，乃至信口开河（如有多个县宣称自己是孙悟空的故里），那就是作践传统文化了，其结果将会使“传统文化”的招牌污名化，最终会失去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