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與道教
戰國、西漢的莊學[1]
饒宗頤
一
魏晉以來，莊子成爲顯學，注解之書，至今爲數計得二百種以上，宋高似孫撰《子略》，有“晉人好言老莊”一則，首引阮籍《達莊論》。明焦竑的《莊子翼》附刻一卷，列《史記·莊子傳》，阮籍、王安石《莊子論》（按王安石有《莊周》上下，見《臨川文集》卷六十八，謂“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蘇軾《莊子祠堂記》，潘佑《贈别》（按《南唐書》卷十三《潘佑傳》言其酷好老莊言，有文名曰“贈别”，引《莊子》“安時處順”爲説），王雱《雜説》，李士表《莊子九論考》等文。史遷以降，亦以阮籍爲首，晚近湯用彤爲《魏晉玄學流别略論》，則引嵇康卜疑“寧如老聃之清浄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作爲玄學的開端。錢賓四先生《莊子纂箋》云：“兩漢治黄老學，魏晉以後始轉重老莊，阮籍開其端。阮書有《達莊論》。”這些説法，都是以阮、嵇爲莊學的前驅。其實漢初黄老並稱，而淮南王安書中，“老”、“莊”亦並稱，正當文景之世，蓋自荀子而後，莊子文句每見徵引，莊子書鑽研者大有其人，不能以阮籍爲開始。本文將戰國和西漢，各思想家言及莊子之資料，提出加以討論。
二、戰國
（一）《荀子·解蔽》篇云：“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在《大宗師》裏，莊子極論“天”、“人”間的關係，最標準的人叫做“真人”，他説：“不以人助天，是謂真人。”“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他重天而輕人，主張毋以人滅天，而要還人於天。他對天的深刻理解，是有根據的，下面試舉出一些例證：
a.《逍遥遊》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按《晉書·天文志》漢郗萌引宣夜書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絶，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宣夜是古代天文三家之一，其法早已絶滅（見晉虞喜《安天論》）。《逍遥遊》這句很不易懂，該是對蒼蒼是否爲天之正色提出追問，似乎即根據宣夜而來的。
b.《莊子·則陽》篇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内無外。”容成是什麽人呢？《淮南》高誘注：“黄帝時造曆者。”他是曆法的創始者。楊文會解释這二句謂：“除日無歲，破時量也；無内無外，破方量也。”意思是破除時間和空間的約制，而只是一個無限。這是否爲莊子的本意，是很難説的，但他對時空的觀念，乃自容成氏領會到，卻是很明顯的。
c.《莊子·天運》篇“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一段，對于天有無主宰，加以追詰，很像《楚辭》的《天問》，《史記·孟荀傳》：“楚有長盧（子）。”他的著作保存一點在《列子·天瑞》篇，是討論“天地不得不壞，而終歸於壞”的問題。可見天地的究竟，乃楚國哲學上的主題，莊子很可能受到他們的影響。
d.又《天下》篇云：“南方有倚（畸）人焉曰黄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雷霆之故。……”這一段和《列子》中的杞人憂天故事很相似，亦是出於南方之學，倚人即大宗師的畸人，言其“畸于人而侔于天”，謂不耦於人，而有合於天，是謂畸人。
莊子和墨子一樣是博極群書的，《逍遥游》中引志怪的《齊諧》，又引湯問於夏革之語（《列子》有《湯問》）。“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悦之”。他的見解是有很多來歷的。他對於天的探索，特别有興趣。太空的形狀、起源、歸宿等問題，他很留心窮究。他偏重於天，成爲一邊倒的“天”底哲學。荀子一言加以道破，可見他對於莊子思想了解的深度。
（二）《吕氏春秋》
吕不韋編集十二紀八覽六論，對《莊子》時有采用，兹舉出二三例：
a.《求人》篇云：“昔者堯朝，許由于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爲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請屬天下于夫子。’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爲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于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卷二十二）這段是《逍遥遊》中有名的故事。其間有一些異文。莊云“嚼火”，此作“焦火”，“鹪鹩”此作“啁噍”；莊云“請致天下”，此作“請屬天下于夫子”；莊云“歸休乎君”，此作“歸已君乎”。好像加以意譯，有點以《史記》之譯《尚書》一樣。
b.《精通》篇云“宋之疱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
研，順其理，誠乎牛也。”（卷九）這出於《莊子·養生主》。生牛，《莊子》作全牛。《論衡·訂鬼》篇云：“宋之疱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即本諸《吕覽》，“新
研”句亦與《莊子》不同。《淮南子·齊俗訓》云：“疱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何則？游乎衆虚之間。”亦用吕書。“順其理”，莊作“依乎天理”。
c.《必己》篇“莊子行乎山中”至“胡可得而必”一段，即采《莊子·山木》篇。只一二處小異，如《莊》“以和爲量”，“和”此作“禾”；《莊》“尊則議”句，此作“尊則虧”。又多“直則骩”、“愛則
”句，餘全同。
他處引《莊》尚多。《吕覽·不二》篇中舉十人爲天下豪士，道家爲老耽、關尹、列子、陽生，而不數莊子。吕不韋是現實主義者，和莊子氣味，自然是不甚接近的。
三、西漢
（一）賈誼
賈生是一個充分接受莊子思想的人物，在他所作的《鵩鳥賦》文中，幾乎鎔冶老莊列思想於一爐。他提到“萬物變化”、“天地爲爐”、“愚士繫俗”、“至人遺物”、“釋智遺形”等主題，李善注概引《莊子》一一指出它的來歷。其他“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泛泛乎若不繫之舟”，完全襲用《莊子》的原句，這可看出他如何把《莊子》讀得滚瓜爛熟，臨文時加以活用。後來孔臧寫《鴞賦》，是模倣《鵩鳥賦》的（賦中有云“昔在賈生，有志之士，忌兹服鳥，率用喪己”），卻説道：“棲遲養志，老氏之俦。”《隋書·李士謙傳》，説《鵩鳥賦》中表現有佛教的輪迴思想，有點牽强。文中主要還是演繹《莊子》的意思。
（二）枚乘
《七發》最末一段云：“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于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涣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聖人辯士之言，居然可以起太子的沈疴。枚乘列舉諸賢，而莊周排在第一名。可見莊子在文景時候學人的心目中，有極崇高的地位。
（三）淮南王和他的《莊子略要》
淮南王劉安對道家典籍，浸淫甚深，《道應訓》中有明文引《莊子》的，如云：“盧敖遊乎北海。……見一士焉……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黄鶴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
劉安對莊子寫有專書，清俞正燮在《癸巳存稿》卷十二有《莊子司馬彪注集本跋後》云：
“《經典釋文》言司馬彪注本二十卷五十二篇，是彪本《莊子》爲《漢志》全本。……彪本五十二篇中《淮南王略要》。《漢志》五十二篇爲淮南本，入秘書讎校者，今知所缺十九篇目，《畏累虚》、《惠施》（按《北齊書·杜弼傳》，弼注《莊子·惠施篇》，未見）、《淮南王略要》而已。”是淮南王著有《莊子略要》，收入司馬彪注本之《莊子》，惜已失傳。《莊子略要》，惟見《文選》李善注引之，共有四處。
（1）《文選·入華子岡詩》“且申獨往意”句下李善注云：“淮南王《莊子略要》：‘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這段話又見（2）江淹《雜體詩·許詢》“資神任獨往”句，及（3）《文選》任昉《齊竟陵王行狀》“山宇初構，超然獨往”句下李注，並言淮南王《莊子略要》。惟（4）陶淵明《歸去來辭》，“懷良辰以孤往”句下李注引《淮南子要略》曰：“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據《文選》胡克家刻本）文字悉同，而書名作《淮南子要略》，不作《莊子略要》，當是奪誤。（查《淮南子·要略訓》並無此文，此誤‘略要’爲‘要略’。）
《文選》注所引另有“淮南王《莊子后（後）解》”。張協《七命》“争寶之訟解”李善注云：“淮南子《莊子后解》：‘庚市子，聖人無慾者也。人有争財相鬥者，庚市子毁玉于其間，而鬥者止。’”（哈佛燕京社刊《文選》引書引得漏此“莊子后解”。）是淮南王安對于《莊子》原著有《莊子略要》及《莊子後解》，唐時尚存，李善猶及見之。安曾作《離騷傳》（即《史記·屈原傳》所采者），他的《莊子略要》及《後解》，疑同樣是一篇学術文章，不是一部書，但無論如何，是早於阮籍的《達莊論》。他喜歡屈原，又喜歡莊子，屈、莊是通過他的游揚而著稱，他才是解莊的開山人物。
《淮南子》書中引用《莊子》的地方極多，例如《俶真訓》開頭就説“有始者，有未始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一段，即取自《齊物論》而加以發揮。《泰族訓》論王喬赤松“可謂養性而未可謂孝子”一節，後來引述“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數句，亦是襲用《齊物論》，他在書中直接地或間接地發揚莊子的思想（參看王叔岷教授《淮南子與莊子》，《清華學報》新二卷第一期）。最後於《要略訓》上説：“道應者……近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
這是老莊並稱在西漢初期已出現的證據。（淮南王安爲高帝之孫，孝文十六年，封淮南王。）
（四）司馬相如
《大人賦》云“載雲氣而上浮”、“與真人乎相求”、“呼吸沆兮餐朝霞”等句，和《逍遥遊》的“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正是一鼻孔出氣，《大人賦》的詞藻取之《楚辭·遠遊》，而宗旨與後來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全是出自《莊子》。
（五）東方朔
這位滑稽突梯如脂如韋的人物，他是受過莊子洗禮的，他的作品中，可以見到，試舉二例：
a.《誡子》：“……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群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藝文類聚》二十三引）
這是從《莊子·山木》篇“一龍一蛇與時俱，而不肯專爲”脱胎而來。東漢初馮衍的《顯志賦》云“大人之德……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仍舊是這一套思想。
b.《隱真銘》：“……處天地之先，不以爲長，在萬古之下，不以爲久，隨時應變，與物俱化。”此文見釋法琳《辨正論》引，如果真是出於東方朔之手，那是很明顯地模倣《大宗師》“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先天地生而不爲久”等句。東方朔的人生觀，是傾向莊子一路的。
（六）司馬遷
他在《史記》列傳中首爲莊周立傳，合稱老莊，和《淮南要略》的見解一樣。
（七）劉向
他很重視《莊子》中寓言部份。《史記索隱》引《别録》云：“莊子，宋之蒙人也。”“……使相與語，是寄辭于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他在《列子書録》上説：“孝景皇帝時貴黄老術；此書頗行于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又《關尹子書録》云：“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他指出莊列性質相同，都富於寓言，關尹與莊，歸趣同而表現不同。雖然他没有寫過《莊子書録》一類的文章，可是屢次提及莊子。
（八）嚴遵（君平）
《漢書·王貢傳序》：“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按嚴即莊，避明帝諱改）之指，著書十萬餘言。楊雄少時從遊學。”君平所著《老子指歸》十四篇，即云：“莊子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爲母。”即援引《莊子》之説，他亦是老莊的信徒。
（九）楊雄
他是嚴君平的門人，他所以好玄，未曾不是受到君平的影響。他在所著《法言》中，屢次談及莊子。
a.《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顔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于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
b.《問神》篇：“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愆語，君子不出諸口。’”
c.《五百》篇：“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他對莊子，把他和鄒衍相提並論，稱爲“鄒、莊”，只是有取他的少欲，與淮南《莊子后解》言聖人無欲相同。但攻擊他“罔君臣之義”，又有“愆德”，又説他“蕩而不法”。他站在儒家立場來説話。能通天地人才是儒，貫通三才方是全德，這和《莊子·德充符》的“德”，意義完全不同，可説是“道不同不相爲謀”了。從楊雄的理論，可以看出董仲舒崇儒以後，莊子思想到了西漢末期已被排斥，反不如漢初的流行。
（十）班嗣
嗣雖是班固的從伯父。《漢書·叙傳》云：“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内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按即莊）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莊）子者，絶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虚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于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于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罔（網），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繮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顔閔之極挚，既繫攣于世教矣。……恐似此類，故不進。’”
這封信寫得非常動人，可看出他對莊子了解的深度，和儒與道二種思想的矛盾，他所以不把《莊子》書借給桓譚，就是因爲他知道桓君山已“繫攣于世教”，沈溺在儒家的圈子。這樣，何必去讀莊子。所以索性不借給他。（班嗣的時代，嚴可均列於西漢末是對的。）
我們從上面所述十家，可以看到莊子在西漢開始時，便不斷受到人們的尊重。他的思想被賈誼所吸收，而寫成那篇劉勰譽爲“致辨于情理”的《鵩鳥賦》。枚乘舉出方術之士，把他列首。劉安撰《莊子略要》，在《淮南子》中屢屢稱引《齊物論》，又言“老莊之術”，把他和老子並稱。以後司馬遷據以立傳，嚴君平、班嗣都把“老莊”合稱。楊雄説他“蕩而不法”，這時候已是儒家思想支配着的天下，莊子當然不免要受到貶抑。最可注意的是文景之世，黄老盛行，劉安正是在這一時代的學術界領導層的主要人物，他已經提出“老莊”一詞，把他們並列起來，可見道家在那時無論莊子列子都同樣是被人歡迎的，劉向的《書録》中正透露這一消息。這些事情的認識，對於研究早期玄學及漢代哲學史的人們，也許有些帮助。
四
聞一多寫過一篇文章叫《莊子》的，時常被人稱引，已收入《古典新義》中，文中很多地方值得檢討：
（1）他説“西漢人講黄老不講老莊”，從《淮南子》“考驗乎老莊之術”一句，可以知其不然。
（2）他説“兩漢竟没有注莊子的”。淮南王明明寫過《莊子略要》，俞正燮已提出了，這應算是解莊的作品。
（3）他説“桓譚連莊子都没見過”，按桓譚《新論》第一篇是《本造》，其中有云：“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又云：“莊周等雖虚誕，故當采其善，何云盡棄耶？”（《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引），似乎他被班嗣拒卻借書以後，後來仍是見到《莊子》的。
（4）他説“崔譔首先給（莊子）作注”。按《隋書·經籍志》，崔譔是東晉議郎。而向秀與嵇康吕安爲友，《秀傳》言其注莊子及成以示二友。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嵇、向皆魏時人，在崔譔之前。《隋志》云：“《莊子》二十卷，晉散騎常侍向秀注本二十卷，今闕。梁有《莊子》十卷，東晉議郎崔譔注，亡。”向秀列於崔譔之前，甚是。（劉孝標《世説新語》注引向《秀傳》末有“聊應崔饌所注，以備遺忘”語，姚振宗據此謂崔注在向注之前。此應是孝標按語，非《秀傳》文，故當從《隋志》以向秀爲注莊之第一家。）
由是觀之，聞氏在《莊子》文中所論各點，細加考察，很難成立，附爲辨正於此。
作者簡介：饒宗頤（1917—2018），號選堂，廣東潮州人，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及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榮譽講座教授。有《選堂集林·史林》（三册）、《梵學集》、《老子想尔注校證》等專著數十種。
[1] 編者按：此文係饒宗頤先生於1970年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時所作。文章曾發表於《星洲日報》新年特刊（1970年1月1日），但並未收入饒宗頤先生的文集或著作集中。今值文章發表五十年之際，爲紀念饒公，本刊特將文章重新刊出。在此特别感謝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沈建華女士幫助提供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