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演变与文学发展——共和国文学五十年一瞥

共和国文学已走过了整整五十年的历程，五十年来在“为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人民文学艺术的建设而奋斗”（《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大会宣言》）的总目标下，励精更始，继往开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回顾五十年文学，人们往往首先看到的是那些繁花似锦的成果。其实，比成果更重要的是曲折而坎坷的道路，而比道路更重要的，是丰富而深刻的经验与教训。而在文学观念上的坚持与发展、继承与更新，又是其中最为难能可贵的经验之一。

五十年文学在观念演进上，走过的道路十分艰难。总体来看，“十七年”时期在许多方面踟蹰不前，“十年浩劫”则在整体上陷入泥淖，新时期以来才得以全面更变。从观念本身的重要性与贯穿性上看，观念演变的艰难与突破，主要在三大问题上，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文学自身的认识和党对文艺的领导。可以说，这三个问题一直搅扰着共和国文学的脚步，而对它们的修正、研讨与调整，则使共和国文学以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在新时期之后持续活跃和飞速发展。

突破樊篱：适时修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共和国文学自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便理所当然地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指针。其中《讲话》中有关文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论断，自然成为人们认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基本立足点。从总体上说，文艺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政治，但两者的关系在实际上和具体上却要复杂、曲折得多，尤其是在结束了“战时”状态的社会主义时期。然而，在五六十年代，人们显然在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上，较少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甚至采取简单乃至简化的做法，如提出“政治领导文艺”，文艺创作要“结合政策”“配合政治任务”，等等。由于这种紧跟政治的创作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现象，人们在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时，又有人指出：“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首先是由于作家缺乏政治。”总之，政治就是一切，一切都是政治。当时的文艺创作工作者和理论批评工作者，也通过诸多表现“人情”、写“中间人物”、“深化”“现实主义”等方式试图补偏救弊，但由于文艺与政治问题上既定认识的根深蒂固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日渐左倾，这些有益的文学努力都被一一阻隔，有的还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在高度强调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气氛下，只有一类创作大获发展，凯歌高奏，那就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60年代前后，《红日》《红岩》《红旗谱》《苦菜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接踵问世，风风火火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领域占据了主流地位。一类题材的丰繁即便是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的繁盛，那也难以掩饰整体文学创作的单调与苍白。而到“文革”前后，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其中包括不少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又因所谓的“政治问题”被判为毒草、打入冷宫，文坛万马齐喑，戏坛“八花”独放，文学在紧跟“政治”、“服务政治”的不懈追求中，反而被认为是“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无论是从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都势必调整。而这只有在粉碎了“四人帮”的新时期才有可能，只有在坚持“实事求是”、倡导思想解放的邓小平时代才有可能。1979年4月，《上海文学》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的评论员文章，引发了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全国大讨论，许多人纷纷对“工具论”“从局论”“服务论”等一系列既定认识提出质疑。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果断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造成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文艺家与政治家在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同声相应、达成共识，这是共同征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果，也是共同着眼于文学的现状与未来的结果。

走出政治的樊篱，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为政治服务”之后，文学的服务对象、描写范围，最大可能地得以拓展和扩大，文学的导向也直指其长远和根本的目标，文艺的功能也更加放大与延展，“二为”立即而且不断地显示出其引导文学继续发展的巨大生机与无限活力。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常常挥之不去的内容与题材的单一化、贫瘠化和表现手法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等问题，不仅得到了有效的克服，而且文艺的内容与题材空前地多样，文艺的表现手法极大地丰富，文艺创作很快由“伤痕文学”向“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过渡，及至80年代中期，在理论上以文学本体性问题和“新观念、新方法”探讨为标志，在创作上以“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和“新诗潮”“探索戏剧”为代表，文学的理论批评和文学的艺术创作相继进入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的繁盛时期。

从“为政治服务”到“不继续提为政治服务”，一个文艺口号的修正，经历了近40年的时间，可谓代价不小、来之不易，个中含带了历史与文学的曲曲折折的经验与教训，也浸透了几代文学工作者的心力与血汗，这不能不令人感慨，也不能不令人珍惜。

回到文学：不断深化对文学本身的认识

为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认识所决定，五六十年代的人们，主要把文学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进而看作是团结、教育人民的“工具”和打击、消灭敌人的“武器”。文学所具有的功能之一——政治的功能在这里变成了唯一。正是看出了这一认识的局限性，钱谷融在1957年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邵荃麟等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理论，分别从人性视角和生活深度对“反映论”文学观和文学创作的浅尝辄止提出补救。这些曾是补台绝非拆台的文学见解，因为在“文学是什么”问题上有离经叛道之嫌，刚一露头便招致挞伐，从而使“反映论”和“工具论”的文学观念成为不可违拗的主体潮流，通行无阻，愈演愈烈，及至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的出笼和“四人帮”的“阴谋文艺”的登台，建立于朴素的“反映论”、狭隘的“工具论”的文学，就更加变质变味。

新时期之初，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适时修正，使“工具论”逐渐退隐，但在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上，却有另一个绝大的问题显豁出来，那就是已约定俗成的“反映论”是否就是文学本质的科学揭示。借助于文学与政治关系之后的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人们逐步把目光聚集于文学本质问题的探悉。起先，理论批评家相继揭出文学的本质“是客观生活和作家自我的结合体”，“文学是反映客观与表现主观的统一”等看法，着眼于对“反映论”文学观重视“客观”与“反映”而忽视“主观”与“表现”的补充与丰富；后来，文学主体性理论提出“文学是人的灵魂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完全立足于“人本”看文学，引起文坛内外的关注与争论。在这种不囿于“反映论”看文学的新观念的启迪下，从心理学、交流学、文化学、符号学等新的视角看取文学的各种各样的文学本质论纷纷出现，有关文学的根本看法由“一元”开始，走向了“多元”。

有关文学主体性理论的研讨，还引发了与“反映论”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以及文学批评中“我评论的就是我”的讨论。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之下，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在理论批评上出现新观念与新方法的热潮，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不同个性、不同倾向的作家作品的群芳争艳，文学在整体上因观念的深化带来实践上的活跃。

对文学“反映论”的反思的意义不可小视，而对因此形成的文学多元化观念尤其不能低估。它既使人们看到有关文学的既有认识，并没有终结文学的奥秘揭示，还需要更全面、更客观、更内在地去认识文学本身的有关问题；也使人们看到文学是一个多元素的组合体，任何人和任何角度对它的认识都不能说已穷形尽相。因而，“多元”实属必然。这样，文学观念由“外”向“内”走向深化，又由“一”到“多”出现分化，在“纵”与“横”两方面都构成一种多元多样的状态。

改善领导：切实改进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

党一贯重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建国以后，分散的文艺状态形成统一的文艺战线，在面临新的时代、新的社会之后，党更是一直在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但从实际状况来看，在五六十年代，因为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认识偏差，也因为对于文学知识分子估价过低，以及主要以抓“批判”、搞“运动”的方式实施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文艺工作长期处于时起时伏、时好时坏的不稳定状况。有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进行的某些调整，如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1961年制定“文艺八条”等，因为不能在根本上纠错抑“左”，只能取得一时成效，带来的也是文学艺术的“短暂的春天”。

回溯五六十年代，文学进程中的鲜明标志多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与“运动”，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集团批判，“反右”运动，丁、陈集团批判，反右倾运动，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革命大批判”。批判运动频仍而且多数为党的最高领袖直接过问或亲自发动，这成为五六十年代党对文艺的领导的一个特点，也可能是最应吸取的一个教训。但这一时期，仍有一个耀人眼目而又影响深远的重大建树，那就是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文学、繁荣学术的正确方针。“双百”方针虽然在提出之后的许多年未能得到真正的实行，但在当时毕竟树起了一面理想的旗帜，给人们勾勒出文学健康发展的美好图景。

党对文艺领导的切实改善，是在新时期之后。这一时期，随着政治思想领域和文艺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党进一步明确了文艺问题上的方针、政策，改进了领导的方式方法。在标志着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战略转移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在致辞中以简洁明了的语言为这一方针政策勾勒了一个基本雏形。这就是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得到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论，在传达和简述了党中央关于文艺总口号的新提法之后，进而指出：“为使文学艺术沿着正确方向不断繁荣起来，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的目标是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艺，我们的方针是走群众路线，在人民内部充分发挥民主。艺术上的不同风格和流派可以自由发展，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学术方面的是非，不能简单地靠行政命令来解决，只能通过自由竞赛和自由争论，靠实践的反复检验来解决。”这里边涉及“双百”方针、艺术民主和废止行政命令等要点，无一不涉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的大问题，完全可以看作是党在新时期领导文艺工作的方针与方法的概要表述。文艺方针政策的适时调整，既反映了党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高度信赖，反映了党对自身工作失误的深刻反省，在总体上体现了党在文艺领导工作方面的进一步走向成熟；事实也表明，这种以“引导”为主的领导方式，在新时期一经提出便逐步确立，而且在实践中坚持运用，收到了十分明显的社会效果。

在1979年至1980年间开展的牵动文艺界内外的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大讨论，涉及文艺的方向及党对文艺的领导等诸多重大问题，讨论中各种意见纷纷亮相，不同看法针锋相对，甚至还出现绝对肯定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意见和绝对否定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意见。但无论是邓小平的讲话，还是《人民日报》的理论，就这一重大问题作决策性的结论时，都不轻易指责哪一方，而是在正面阐述自己的意见的过程中，据理说明各种不同看法，把大家引导到相对统一的大方向上来，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与“文艺不要脱离政治”的辩证认识，成为文艺工作者的基本共识。1980年2月间召开的剧本座谈会，也是运用艺术民主精神“引导”创作的一个范例。当时，戏剧界和文艺界对《在社会的档案里》《骗子》《女贼》等着重描写社会和人性的阴暗面的作品有较大争议，这一问题也引起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但党和政府并没有像过去那样，以文艺批判方式简单对待，而是采用召开创作座谈会的方式，让参会的作家、批评家自由讨论，开展争鸣。胡耀邦同志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也是以一家之言发表自己对文艺如何反映现实、干预生活的看法，并告诉大家：“有些问题，应该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继续讨论，在文艺实践中求得解决。”结果会议不仅就几部作品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证，而且还就作品涉及的一些倾向性问题交换了看法，并在一些问题上求得大体相近的认识，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随后进行的关于电影剧本《苦恋》及据以拍摄的电影《太阳与人》的批评，也是以组织有影响的文艺批评家撰写有理有据的批评文章的方式，让思想斗争始终在文艺批评的轨道上运行，结果既教育了作者本人，又消除了不良影响。

以文艺批评的方式引导创作，以艺术民主的方式领导文学，迄今已坚持运用了二十多年。在1996年12月的第六次文代会、第五次作代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继续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符合社会主义文艺规律，是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方针；特别强调：“正确地实行‘双百’方针，就能有效地加强理论与创作的力度，推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事实上，党在近年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中，恪守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不动摇，在正确理解和坚决执行“双百”方针上率先垂范，使文艺工作者在个人心情舒畅和整体安定团结的基础上，持续走向创作繁荣和理论批评活跃的盛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和策略也是文艺的生命。这是过去和现在两种不同的文艺形势揭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真理。

共和国文学50年，无论是从它的辉煌成就上看，还是从它曲折的道路上看，抑或是从它丰富的经验与教训上看，都不失为一座文学的宝库。我们从昨天走来，我们还要走向明天，拥有这令人荡气回肠的50年，我们就既有了一个没世难忘的旧的终结，又有了一个充满自信的新的未来。

1999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