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讲 汉初气象
前面咱们说到了汉初和匈奴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采取的是和亲的态度，虽说发生过小规模的摩擦，但是这个不占主流。这种态度其实和当时汉兴六十余年奉行的“黄老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所谓黄，指的是黄帝。轩辕黄帝，战国以来各家把他奉为鼻祖，而这里是道家的鼻祖。老就是老子，黄老道家是道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他们把道家思想应用到了政治领域，讲究的是无为而无不为，通过顺应自然的态度，最终实现的是无不为。无为只是它的手段，而无不为是目的。这种做法其实按今天咱们的政治常识的话，叫做小政府大社会。也就是说统治者没力量管，如果管多了也不好，让老百姓自己去运作吧，社会自己有规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你自己去运作，我管不了就不管了。其实在某些时期，这种思路对发展生产有好处。
老子像
这个黄老思想它来自哪里？其实黄老思想来自很悠久的一个国度，就是齐国。齐国有一本厚厚的书叫做《管子》，这个《管子》并不是管仲写的，而是战国中期齐国稷下学宫一大批优秀学者所为，托名在管仲头上，实际上是齐国稷下学宫的论文集。他们提的策略有学者叫“道法家”。他们把法家的政治学说和道家的自然哲学揉到了一起，这个道为治国理政服务，无为而治。所以这样的学说是百科全书派，特别有影响。事实上齐国一度相当的雄强，还有吞并天下的雄心壮志。比如说当时孟子见过齐国国君齐宣王，齐宣王说我有伟大的理想。那孟子问他，您有什么理想？齐宣王笑而不答。咱们今天知道他有什么理想，就是要一统天下，建立齐王朝。想得很好，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各位朋友，咱们有这体会吗？往往您一件事情想得越系统、越周密、越完美，有可能越完蛋，自己越受不了这落差。历史也照样如此，齐国经历了齐威王、齐宣王、齐湣王，以后中衰。谁接这个接力棒呢？那就是秦。
秦在商鞅变法，尤其是在秦昭王以后异军突起，秦国传位传到了秦庄襄王、秦王政这里，又出现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叫做《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主编是吕不韦，团结了来自各个诸侯国的精英，这些人给未来的秦王朝出谋划策，但是这部书的主导思想也是道家。道家道法自然，不过多干预，所以它形成了一个百科全书派，人们称之为杂家著作。这样的话给未来秦王政治国理政带来方略。可是秦王政买账吗？秦王政不买账。
《吕氏春秋》书影
历史学家郭沫若曾经有一篇文章收在《十批判书》里，叫做《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郭沫若曾经对比过，吕不韦和秦王政不仅有利益纠葛，而且还有价值观、世界观的分歧。郭沫若列了一个表，有十几条，最后样样撞车，我不弄死你我弄死谁？所以这个理想最后等于泡汤了。泡汤的事情，未必就是坏事，因为泡汤不是说这个事物就没有合理性，咱们今天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有的时候恰恰是因为它合理性太强了，可是它有太大的前瞻性，当时很多人接受不了，所以秦始皇没有按他的方略治国理政，按的是商鞅、李斯、韩非之术，可是这一套折腾半天，十五年亡国，汉朝接手烂摊子。刘邦进关中，萧何告诉他，你千万不要贪恋于金玉珠宝女色，这时候你最重要的是什么？稳住民心，拿到秦丞相府、御史府之中的文书档案图籍，下面就好办了。[1]刘邦这个人一点也不轴，高明得狠，于是按萧何说的，一进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个话解放了好些人，但是这样的法令太简单了，太简单的法令治不了天下，于是后来又让萧何在秦律基础上做汉《九章律》，这个工作就比较系统了。[2]
我们能从这个事件中看出，汉朝政治基本是沿袭秦代。历史学家老说这句话叫“汉承秦制”，汉承秦制只是在秦制基础上减损，对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的、老百姓意见大的进行减损，而能稳定社会秩序的我就保留。[3]所以汉初没有太多自身的政治建设，它采取的方式是黄老。前面说了，黄老思想是道家思想和政治的结合，能不折腾就不折腾，这也是对法家思想进行的一次修正。当时有一个重要的成语叫萧规曹随，曹丞相就是曹参，萧丞相就是萧何。当汉惠帝质问曹丞相你怎么不如萧何这么努力，结果这个时候曹丞相怎么说？“你比你爸爸如何？”这个给皇上问傻了，“我不如我爸爸刘邦，差远了。”你不如你爸爸，我也不如萧丞相，咱们就叫做瘸驴配破磨——凑合吧。你会发现这种思路不仅是凑合，更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从汉惠帝一直到吕太后，以及文帝、景帝，这种思路起到了关键作用，化解一系列矛盾。[4]
所以在黄老之治之下，汉朝经营了六十二年，这六十二年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一直到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别瞧这六十二年在历史上虽然沧海一粟，但是对于汉太重要了，使汉家元气恢复，发展生产，招抚流亡，休养生息，免奴为庶，稳定秩序，蓄势待发。这个工作经历了刘邦、汉惠帝、吕太后、汉文帝、汉景帝几代统治者的努力，终于使得汉家气数壮盛起来。
我们说文帝和景帝在历史上相当不得了，这两个皇帝开创了文景之治。史学家说周有成康，汉有文景，这二者是能并驾齐驱的。文景之治在中国历史上意义很大，这个时候他们干的一件工作就是尽可能用道家思想化解矛盾。汉文帝夫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衣服，连曳地的裙子都没有。而汉文帝自己不大修陵寝，因山而建。汉景帝也如此。汉景帝这个时候经历了一场大乱，就是吴楚七国之乱，周亚夫用三个月平叛，汉景帝稳定了社会秩序，进一步进行政治改革。这两代帝王对于汉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朝堂之上两个儒生吵起来了，一个叫黄生，一个叫辕固生（“生”是先生的意思）。黄生就说这商汤、周武王不行，为什么呢？汤武革命，以臣犯君。而这个辕固生说，你说得不对，商汤、周武王吊民伐罪，这是好君主。这两个人相持不下，辕固生居然说，你要说商汤、周武王不好的话，那么我朝太祖高皇帝，仗三尺剑诛暴秦，那是不应该的吗？这话就没法再聊了，因为已经涉及汉家天下合理性问题。于是朝堂一片死寂，聆听这场辩论的除了文武群臣，还有汉景帝。景帝要么说是高明的统治者，他打圆场说，两位先生不要再讨论了，这个问题咱们不说。吃马肉不吃马肝不算没吃过马肉，说学问不说汤武革命不为愚，不算你们没学问，所以咱们就不说。你看他是用一系列手段化解矛盾。
黄老之治就是要化解矛盾，顺应自然，最后无为而无不为，它为汉武帝打下基础。黄老政策对于治乱世来说非常有效，咱们读《通鉴》就会发现许多朝代都是这个样子，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这时候怎么办呢？只能是按照社会规律来办事，老百姓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稳定社会秩序，这是第一要务。但是它也有问题，黄老之治是尽可能避免矛盾，但不是化解矛盾。避免矛盾，让这个定时炸弹不爆炸，可是定时炸弹一直是存在的，汉初大文学家贾谊就给当时皇帝汉文帝上过一封奏书，这封奏书叫《治安策》。[5]贾谊曾经说有许多背理伤道的社会问题。汉初穷得叮当响，经济不行，刘邦找不出毛色一样的四匹马，将相都得坐牛车上班，这是司马迁在《史记》里写的，很活灵活现了。不仅经济不行，而且当时王国问题是心腹大患，刘邦封异姓诸侯，后来剪除异姓诸侯又封同姓宗亲，宗亲虽然是同姓，但是哪个也不是省油灯。同姓宗亲扩大自己的实力，和朝廷分庭抗礼。
所以公元前154年发生一个重要的事件，叫吴楚七国之乱。这就给当时汉家天子敲了警钟。除此以外，诸侯王还联合北方的匈奴里通外国，按今天话这就是汉奸。淮南王刘安有一部书叫《淮南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典籍，属于杂家著作。《淮南子》即《淮南王书》。刘安并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他写一套做一套，跃跃欲试，瞧不上汉武帝，想取而代之，最后被汉武帝收拾了。诸侯国的问题，以及北方强大的匈奴构成一把利剑，时刻悬在汉家统治者的头上。
这一系列问题得不到解决，汉家的国祚就不可能长久，于是这个重任交到了汉武帝手中。汉武帝这个人很不得了，我们说时代造就英雄人物，而时代也需要英雄人物，往往雄才伟略的皇帝是一个时代彪炳青史的重要因素。这话不是夸张，而是实事求是。《汉书》中班固写到《倪宽传》的时候，有一篇著名的《倪宽传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临帖的爱好，褚遂良有一个名帖就是《倪宽传赞》。班固在《赞》里头就说，名臣倪宽所处的那个时代即汉武帝前后，国家府库充盈，社会非常向上，更重要的是有人才。咱们能列举一大批人：董仲舒、司马迁、公孙弘、桑弘羊、田千秋……各式各样的人才都有，后来恐怕就不如它。这个时代虽然有这么多名臣，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伟大的皇帝，他们出头露面恐怕也有待时日。
汉武帝开创的基业很不得了，汉武帝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内忧，一方面是外患。他通过一系列政策来稳定秩序。比如说他就不用黄老道家了，用的是大有为的儒术。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登基，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接手王朝实质性的权力，因为他奶奶窦漪房死了，窦漪房也是一个很不得了的政治家，但是她信黄老。奶奶去世后，真正的重担汉武帝来挑，这时候解决内忧外患的时机来了，他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建议，后人总结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有为政策只能是在儒家语境中发生，这时候的儒不只是先秦的纯儒，其中夹杂了许多政治管理的因素：选贤举能、因任命人、赏罚分明，这种做法应当说很大程度上是法家的因素。儒家成了一个包容的体系，甚至儒家要讴歌君权，说“春秋大一统”，很不得了。
汉武帝刘彻像
在这个思路指引之下，汉武帝加强自己的权力，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让诸侯国大蛋糕分小块，解决王国问题。不仅如此，还出现十三州，州设有刺史，这是监察单位，据说太守二千石见中央巡查大员，如履薄冰，所以不敢对朝廷有造次的行为。然后统一财政，让桑弘羊来理财，目的是稳住经济之后，打一场大仗，这就是对匈奴的大仗。当时汉武帝起用了一大批比较低层的将帅人才。咱们知道卫青、霍去病这些人，卫青出身为平阳公主府的骑奴，后来娶了平阳公主，汉武帝的姐姐。而卫青的姐姐就是著名的卫皇后卫子夫。汉武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娶一个骑奴的姐姐，歌儿舞女出身，为什么用一个骑奴当作自己的大将？因为他想选拔一批没有任何牵绊的、能够孝忠于自己的青年将领，他想做一件大事——打匈奴。原先的将领有各式各样的顾虑，可是我选拔的人不应当有这样的顾虑，还是那句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时候卫青也罢，卫青的外甥霍去病也罢，他们的战术战略和原先就不同，[6]如果说李广、程不识这些将领都是守成型的将领，那么卫青、霍去病就是攻击型的将领。三次大仗，在历史上尤其在军事史上创造了奇迹。
第一场大仗就是著名的河套战役，拿下了河套，今天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原先秦始皇经营的地区，后来秦楚之际丢掉了。拿下河套，设立了朔方郡，通过郡县来管辖，纳入王朝的行政版图。当时丞相公孙弘曾经提出，皇帝如果迁徙豪民到朔方去，劳民伤财。但是有人替皇帝说话，朱买臣。他是汉武帝新任用的才俊，替皇帝说话，驳斥公孙弘十条，公孙弘居然一条也不能反驳，他知道自己面对的就是皇帝，而朱买臣就是皇帝的心腹。
第二场大仗河西战役，拿下河西走廊，端掉了当时匈奴的羽翼，浑邪王、休屠王大败，向汉乞降，许多匈奴人口迁徙到了汉廷，后来设立了河西四郡。
第三场战役漠北战役，出了汉朝四千里之外，长途远征，创造了丰功伟绩，封狼居胥山。[7]不仅如此，还使“漠南无王庭”，[8]这样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霍去病墓
汉武帝稳定了社会秩序，取得了一系列的政治成果，但是付出的代价也非常之大，这个代价就是举全国之力要打这场仗。杀鸡取卵，只是权宜之计。老百姓已经捉襟见肘，许多地区闹出了民变。尤其到了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之后，社会越来越复杂，矛盾越来越多，后来为了消减老百姓的怨气，汉武帝下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给他一生的政策画了一个句号。
我们看这个时期，匈奴作为北方一个重要的部落，它对汉的威胁逐渐消退，所以到了两汉之交，匈奴内斗，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后来汉化，迁徙到内地，融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你我身上或许也带有匈奴的血统。因此说，中华民族压根儿就不是血缘认同，而是文化认同：认同礼乐诗书，认同孔孟之道，认同汉字汉语，认同中华的价值观，那就是华夏人，反之则为夷狄。而北匈奴西迁，给西方历史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有异议）。这个时间段摧枯拉朽，在历史上很不得了，也在《通鉴》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1] 刘邦进咸阳，看到丞相府、御史府中的是档案，还是古代典籍？古今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始皇帝下三十四年，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胡三省注：“秦之焚书，焚天下之人所藏之书耳，其博士官所藏则故在；项羽烧秦宫室，始并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以后之学者咎萧何不能于收秦图书之日并收之也。”按照胡三省的意思，秦始皇焚书，自然只是烧了民间的书，博士官还有书。但是项羽把咸阳藏书付之一炬，几乎什么都不剩了。这样刘邦进咸阳，只有档案。问题是，刘邦进咸阳在项羽之前，看到的是档案还是典籍，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
[2] 《资治通鉴》卷第十二汉纪四太祖高皇帝下十二年：“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事见《汉书·高帝纪》。“命萧何次律、令”，胡三省注：“帝既灭项羽，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所谓“规摹弘远”之“规摹”，颜师古说就是“立制立范”。刘邦的制度基本上是在秦制基础上做减法。
[3] 《资治通鉴》卷第十六汉纪八孝景皇帝下后三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事见《汉书·景帝纪》赞。
[4] 《资治通鉴》卷第十二汉纪四孝惠皇帝二年：“参子窋为中大夫，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使窋归，以其私问参。参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帝让参曰：‘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事见《史记·曹相国世家》。“萧规曹随”的典故就是无为而治的经典案例。
[5] 《资治通鉴》卷第十四汉纪六太宗孝文皇帝中前六年：“梁太傅贾谊上疏曰：‘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徧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事见《汉书·贾谊传》。
[6] 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风格不同，不拘一格。《资治通鉴》卷第十九汉纪十一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元狩四年：“票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寡言少语，滴水不漏，敢作敢为）。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令票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贵，不省士（不知体恤士卒）。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辎重车上丢弃了剩余的米和肉，而士卒还有忍饥挨饿的）。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票骑尚穿域蹋鞠（画定球场，蹴鞠游戏）。事多此类。大将军为人仁，喜士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 事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7] 《资治通鉴》卷第十九汉纪十一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元狩四年：“票骑将军骑兵车重与大将军军等，而无裨将，悉以李敢等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二千余里，绝大幕，直左方兵，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今蒙古国境内肯特山），禅于姑衍（今蒙古国的宗莫特博克多乌拉山），登临翰海（今贝加尔湖），卤获七万四百四十三级。天子以五千八百户益封票骑将军。”事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8] 《资治通鉴》卷第十九汉纪十一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元狩四年：“汉所杀虏匈奴合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匈奴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