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讲 战国争雄
历史上有件大事，叫三家分晋。韩、赵、魏本身是大夫，分晋后成为诸侯，甚至在半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公元前403年，这三家大夫的诸侯地位也被当时周天子认可，就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强雄林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从这一年写起。
司马光为什么从这一年写起呢？其实他在责备当时周天子——周威烈王。因为你作为最高领袖，自己打乱了祖宗家法，明明他们是大夫，这个时候升格为诸侯，天子自乱章程，那还了得？[1]我们今天看司马光这个话，许多人说他很迂腐，但是咱们要结合背景就知道，司马光这些话是给当时皇帝宋英宗、宋神宗讲的。[2]
宋神宗涉世不深，登基的时候不过二十岁，这个时候群僚要给皇帝讲历史，讲治国理政的道理，所以选择许多对治国理政有用的资料，司马光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三家分晋。为什么要这个时候着重讲三家分晋呢？其实是让皇帝知道一点，治国理政不是闹着玩的，你作为最高统治者应当有谱吧，你定的章程礼法，不能自毁长城。但是我们说司马光也的确有迂腐的一面，因为历史总是变化的，这个章程也随着历史发展有所修正。[3]
战国时期历史就出现了明显的趋势，首先第一个大趋势，叫礼坏乐崩。有人说是礼崩乐坏。实际上您翻一翻《论语》，就会发现《论语》里头孔子说的：“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礼”这个东西是损毁的，而“乐”这个东西作为一种艺术，它在师徒间耳提面命，口耳相传，它真能崩。所以孔子说“礼坏乐崩”。礼坏乐崩肇端应当出现在春秋，但是春秋和战国还很不一样。
孔子像
《论语》书影
清朝初年有一个大儒，顾炎武。顾炎武写过一个很重要的论文集就是《日知录》，《日知录》中有一则叫做《周末风俗》，他说春秋战国就是一个分水岭，春秋尊天子，战国不尊天子；春秋讲礼与信，战国不讲这一套；春秋宴会赋诗，战国不讲这一套；春秋赴告策书，战国不讲这一套。所以当时顾炎武下一结论：社会到战国产生巨变。变化发生在一百三十三年之间，这一百多年顾炎武用八个字来形容，叫“邦无定交，士无定主”。[4]这些国家没有外交的一贯原则，而士大夫也没有投靠主上的一贯原则。他们凭借什么呢？凭借的无非就是利益，他们不讲主义，这样的话社会就非常现实，原先那一套体制纷纷瓦解。
礼坏乐崩的同时又出现了社会的新的因素，如果前面说破旧的话，那么下边就是立新。历史发展到这个时间段，原先旧的贵族逐渐没落，而上升到历史舞台上的人，以前咱们称之为新兴地主阶级，当然这个话也未必概括得准确。总之这些人掌握着军功，要么给江山社稷立有大功，要么有能力，要么有知识。所以这个时期士大夫群体越来越大，他们学得文武艺，要货卖帝王家，邀君主之宠，列国也在富国强兵。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士阶层特别地壮大。大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就曾经指出过，战国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趋势：权贵的没落和贤的上升。原先的权贵逐渐被拍死在沙滩上，而贤走上历史舞台。这个贤，就包括有知识、有军功，还有能力，其中知识越来越重要，而能力、军功也不可小觑，当时有诸子百家，也有纵横之士，比如说苏秦、张仪。
苏秦的故事按今天的话应该叫《杜拉拉升职记》的古代版。据《战国策·秦一》说，苏秦原先穷得叮当响，可是这个时候凭借自己一张利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先回到家，妻不下饪，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这个时候苏秦一瞅，全家人那么冷漠，这都是我的过错呀，于是有了一个著名的典故，就是锥刺股。锥刺股使得苏秦亢奋，经历了这么样的折腾之后，苏秦意识到自己水平上升了，他再次游说君主，挂六国相印，回到了故里洛阳，然后要去楚国的时候，他的家人完全改变态度，他的父母郊迎几十里，屁颠屁颠就跑去了。最好玩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侧目，对自己的丈夫极其恭敬。最夸张的就是他嫂子，她像蛇一样爬行。苏秦就问，你怎么原先对我那么傲慢，现在这么恭敬了？便有了一个成语，前倨后恭。这个嫂子也说实话，说，小叔子您又有钱，又有权。这让苏秦感慨一生，大丈夫活在天地之间，人的利益怎么能够被抹杀呢？这个故事司马光他们没用，觉得当时的人主张都不靠谱，然而它反映了战国策士的思想，你看那个时候讲的条件很现实。[5]
于是在这一系列的环境之下，摧枯拉朽，原先老牌的封建的诸侯国逐渐没落，而新兴的国家保持着生命力。大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国史大纲》曾经说，《史记》有《十二诸侯年表》，十二诸侯里头，到战国时期国力还非常强盛的只有秦、楚两家。但是咱们看秦楚两家都是地处蛮夷，一度中原大国，礼乐封国，对他们都非常的藐视，因为他们文明程度很低。但是你别忘了有一句话，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今天也是，后来者居上，别瞅落伍，但是随着历史发展，也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条件适应的时候就异军突起了。可是原先那些大国，逐渐崩溃瓦解，咱们看这既是历史规律，也是咱们现实的道理。咱们都是做家长的人，这个孩子，你说他今天好，明天就一定好吗？永远都优秀吗？绝对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提倡后来者居上，孩子有时候早慧也未必是好事。从这个角度讲，历史发展也有冷冰冰的规律。
于是战国称雄一盘大棋就下起来了，最后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才能一统天下。秦并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开始了统一天下的步伐。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一统天下的工作。短短十年中国大洗牌，这在整个中国发展历史上意义太重大了。贾谊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因为统一工作的基础是在秦始皇之前多少代就已经进行了，比如说从秦始皇祖上的秦孝公这里就开始了一场重要的运动——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从公元前356年开始，分两次，公元前356年一次，公元前350年一次。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彻底的一场运动，虽然商鞅身死，但秦法未败，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很独特。[6]
商鞅铜方量（商鞅变法时颁布的标准量器）
当时秦孝公的继承人就是秦惠文王，秦惠文王您可能不熟悉，但是一说芈月的老公您肯定熟悉了。秦惠文王的名字叫做驷，继承了父亲的遗训，于是进一步开疆拓土。经历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后来是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到秦始皇这里已经承接了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基业。秦始皇之所以十年内一统天下是有他的必然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秦国的改革，使得秦国实力大增。有人说过秦国就是虎狼之国。商鞅变法最重要一条，就是用军功来激励起将士杀敌的积极性。有学者推测说秦国的将士在战场上，左手拿的是人头，右手拿的是刀矛剑戟，为什么这样？是因为秦国尚首功，按敌军的人头来计功。可是敌军也不示弱，这个时候列国都在进行变法，但秦人的变法最彻底，而且秦国有穷兵黩武之风。这样的话秦始皇能够在列国争强之中异军突起。
秦国的强大除了商鞅变法的缘故，还有它正确的军事策略。比如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是谁提及的呢？这个人叫范雎，《资治通鉴》《史记》里头都提到这个人。有一个成语叫睚眦必报，和范雎密切相关。范雎本身是魏国人，是魏国中大夫须贾的门客，后来须贾带着范雎游说齐襄王，齐襄王看范雎应对得体，对范雎刮目相看，甚至想把范雎给拉拢过来，须贾就认为范雎投敌叛国，于是回去跟丞相魏齐说了自己的判断，魏齐、须贾等人严刑拷打范雎，肋骨打断了，牙齿打落了，奄奄一息，把范雎扔到厕所，让别人便溺，这是人格侮辱，肉体摧残，范雎买通了看守的狱卒，所以大命不死。后来被秦国人王稽搭救来到了秦国，到秦国改名为张禄，他曾经面对秦昭王说过一句，这个天下只知道有太后以及穰侯（穰侯是秦昭王的舅舅）根本不知道陛下。这恰恰说到了秦昭王的痛处，于是秦昭王刮目相看，在咸阳宫之中向范雎讨教治国理政的方略，如何才能称雄诸侯。当时范雎就提出一个正确主张，远交近攻。[7]
宣太后以及穰侯魏冉，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舅舅。当时的国策是乱的，应是远交近攻，打东方没用，你应当联合东方，从近处着手各个击破。秦国方针是按照范雎的思路进行下去的。我们看秦统一的步伐照样如此。
秦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一统天下，还有一条，就是它的制度建设非常好。今天我们叫做郡县制，中央集权制度。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君主权力和中央权力也都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强大，是经历一系列斗争的。在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基本上是君主和贵族的联合执政。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都在加强君主权力，而秦国加强得最为彻底，推行郡县制。比如说咱们都知道一个重要的人，李冰——修都江堰的李冰。李冰是蜀郡太守。秦国打下蜀之后，没有封国，而是把这个地方纳为郡县，商鞅变法就是贯彻县治，在秦统一前后，其实秦国已经把郡县逐渐带到了天下，而其他国家也在推行中央集权的制度。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社会的稳定、中央权力的上传下达。所以，历史的方向对了，发展才可能势如破竹。
[1] 《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2]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司马光传》：“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迩英（迩英阁为宋代禁苑宫殿名）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3] 《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司马光说周天子不该许可三家大夫为诸侯，然而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并非没有。比如秦人的祖先非子为周孝王养马，被封为附庸；秦庄公击败西戎，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赐以原大骆之族所居的犬丘之地；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秦国正式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被赐给周人发祥地岐山一带地盘。足见分封的格局，也就是周人的“礼”并不是一成不变，周王有权力进行调整。司马光这里说的“礼”，似乎带有他自己的诠释吧。
[4]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自《左传》之终（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年）以至此（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以后六国以次称王），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顾炎武对“七国”的说法有些绝对，但总体而言春秋战国发生社会巨变，应没有疑问。
[5] 纵横家很现实，他们以口舌左右人际关系与天下局势。据说张仪也是被苏秦激出来的。《资治通鉴》卷第二周纪二显王三十六年：“张仪者，魏人，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纵横之术，苏秦自以为不及也。仪游诸侯无所遇，困于楚，苏秦故召而辱之。仪恐，念诸侯独秦能苦赵，遂入秦。苏秦阴遣其舍人赍金币资仪，仪得见秦王。秦王说之，以为客卿。舍人辞去，曰：‘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也。’张仪曰：‘嗟乎，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事见《史记·张仪列传》。今天学者一般认为张仪苏秦不是一个时代人，前者秦惠王，后者秦昭王；然而把天下大势玩弄于股掌之中，是纵横家的理想。
[6] 《资治通鉴》卷第二周纪二显王三十一年引赵良之言：“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于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然而“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作。”事见《史记·商君列传》。司马光基于儒家立场，对商鞅评价不高，赵良劝告商鞅之语就能代表司马光的态度。
[7] 《资治通鉴》卷第五周纪五赧王四十五年引范雎之言：“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刚、寿，非计也。齐湣王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敝，起兵而伐齐，大破之，齐几于亡，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用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附则韩、魏因可虏也。”事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