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由盛转衰的国运

中国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它创造了封建社会最强大、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西方的封建社会虽远落后于东方，但当古老的中国还在封建社会中徘徊的时候，西方已经找到了新的生产方式，发现了新的世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未能跟上世界历史转变的潮流，一再错失发展机遇，在不知不觉中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

一、帆船征服海洋，工业摇撼世界

有历史学家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从1500年前后开始的。因为在那以前，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在相互隔绝的几块陆地上，只有局部的接触和交往，没有人知道完整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1500年前后，中国正处在明朝的统治之下。从1405年开始，郑和曾经率领200多艘海船、2.7万多人，完成了7次下西洋的壮举。通过郑和的船队，中国人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了非洲东海岸。然而，这样轰轰烈烈的航海运动并不是为了开拓贸易，而是宣扬国威。继郑和之后，碧波万顷的大洋上，再也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但就在这一时期，欧洲的航海家们通过帆船征服了海洋，将世界联结了起来。这就是地理大发现，又称新航路开辟。

推动欧洲航海家冒险的原因在于“金钱”二字。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西欧兴起了一个寻找黄金的热潮。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对新航路的开辟都十分支持，著名的冒险远航由此拉开序幕。

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横渡大西洋。同年10月12日，欧洲人在西半球看到了第一片土地，美洲新大陆由此被发现。这一天后来被指定为西班牙的国庆日，许多美洲国家则将它称作“哥伦布日”。

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于次年到达印度西南海岸。他开辟的新航路联系起欧、亚、非三大洲，在西方被称作“海角航路”。即使370年后苏伊士运河开通，往来东西方的巨轮仍要通过这条航线。

1519年，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船队绕过南美洲南端驶入太平洋，到达现今的菲律宾群岛。麦哲伦在一次和菲律宾土著居民的冲突中被杀，他的同伴经马鲁古群岛，大致沿着葡萄牙人所经过的航线于1522年回到西班牙。

循着那些航海家的足迹，西欧各国的殖民者、贵族、商人、牧师、盗匪纷纷涌向亚洲、非洲和美洲广袤而富饶的土地，开始了殖民掠夺的血腥行径。此后，人类社会结束了互相孤立的状态，开始相互联系、相互了解，但同时也进入了欧洲主导的时代。

地理大发现敲响了欧洲迈向资本主义新时代的钟声。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致使物价飞涨、金银贬值，出现了“价格革命”。收取定额货币地租的封建地主的实际收入减少，遭到严重打击；劳动人民实际购买能力下降，不得不沦为雇佣劳动者；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则乘机牟取暴利，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

反观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个国家，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被打断，为西欧各国的资本积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历史的车轮缓缓驶入18世纪，康熙皇帝正在用他卓越的文治武功开辟中国封建社会的又一个辉煌时代。而地球另一端的英国，却在进行一场与封建农业生产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革命。在这场变革中，蒸汽动力、机器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

这个摇撼旧世界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就是工业革命。

英国是工业革命开始最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并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

蒸汽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图腾。1782年，瓦特制造出全新的联动式蒸汽机，这是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蒸汽机。它的出现，使古老的人力、畜力和水力被蒸汽动力所代替，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成为可能。

1812年，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船在英国投入使用；1825年，英国人建造了第一条铁路，并正式使用蒸汽机车。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主要铁路干线已经基本建成，铁路长度增长至3597千米。和1770年相比，1840年每个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提高20倍；和1800年相比，1840年原煤消耗量从2.36万吨增加到20.82万吨；和1720年相比，生铁产量从260万吨增加到3000万吨。机器制造业的规模化和机器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运用，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随后，英国以巨大的优势，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和世界贸易中的霸主。

在迅速将“日不落帝国”的荣耀推上历史巅峰的同时，工业革命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连锁效应，不仅扩展到西欧和北美，推动了法、德、美等国的技术革新，而且影响到东欧和亚洲，俄国和日本也出现了工业革命的高潮。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这些国家先后崛起，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比之下，东方的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都处在慢性衰落之中。

工业革命说明，工业及隐藏在其后的科技将成为决定国家力量的关键。工业文明具有农业文明无法比拟的巨大力量，科技进步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国家的竞争能力。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东方诸国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一般是手工作坊生产的大众日常生活用品或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而西方提供的一般是有一定科技含量的工业品。科技成为推动国家走向强盛的关键。

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中，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推动了热学、热力学和能量及其转化方面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开辟了近代科学的新纪元。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工业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被反复验证。以发电机、电动机为代表的电力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

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指出，直到大约1800年为止，世界经济绝不是想象中的以欧洲为中心，在任何重要方面也不能用所谓从欧洲起源的（和由欧洲体现的）“资本主义”来界定或标示。世界经济主要是以亚洲为基础的。尽管如此，欧洲已经站在了世界潮流的前端。地理大发现将整个世界连成一片，资产阶级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贸易场所，激发了他们征服世界的欲望；工业革命则以先进的生产方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物质的支持，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大增。

此时，古老的中国还在封建社会里缓慢前行着。巍峨的紫禁城笼罩在一抹黄晕的夕阳下，显得格外孤独、冷峻。

二、紫禁城的黄昏

在西方各国大力推行拓海政策，鼓励航海贸易的时候，东方的中华大地上却表现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

1757年，乾隆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由，将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英国人大惊：“准许在‘中华帝国’东部口岸贸易的时代宣告结束了！”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均以农立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封建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经济利益极不重视。只要求“外夷”归附，对航海探险、远洋贸易等没有兴趣。甚至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因为财力的不堪重负而中止。为了不再让后人因航海梦给国家增添负担，已经归入官方档案的最完整的航海资料也被下令烧掉了。

尽管清政府视海外贸易无足轻重，但18世纪中外交往最频繁、发展最快的仍然是商业贸易。从伦敦开到中国的船舶，常常装载90%甚至高达98%的黄金，剩余的才是货物。1793年8月，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和他率领的外交代表团来到中国。他们借庆贺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机会，希望“平等”地与帝国互派使臣谈判，签订两国贸易协定。

对第一个仰慕天朝并来恭贺大寿的英国“朝贡”使团，乾隆皇帝感到心满意足，并亲自对接待规格做了指示：“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这本是个与世界接触的好机会，但当了解了使团扩展商务的要求时，乾隆却敕谕给予了逐条驳斥。他“义正词严”地表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现有的贸易已是“加恩体恤”，英使的要求“皆不可行”。

当亚当·斯密高举着自由贸易的旗帜时，中国社会还秉持着农本商末的古老理念。其实，从中英互换的礼品中已经可以看出中西的差距。马嘎尔尼带来的是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战舰模型、枪支、利剑以及望远镜和钟表等先进技术品，而中国赏赐的东西还是丝绸、茶叶、瓷器之类的手工艺品或初级产品。

之后，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他们带着和马嘎尔尼同样的要求，但却重蹈了马嘎尔尼使团的覆辙。阿美士德甚至还不如他的先行者：因为口头礼仪而闹成僵局，连嘉庆皇帝的面都没有见到。

贸易的大门没有开启，然而中外贸易还在继续发展着，而且增长得越来越快。中国正一天比一天更深地卷入世界性的交往之中。清朝的闭关政策不可能阻挡这一世界潮流，反而阻碍了中国人了解和学习先进事物，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日益落后于西方国家。

谨慎小心的乾隆皇帝，担心英国“未遂所欲，或致稍滋事端”，因此命令沿海督府小心防备，必要时“不妨慑以兵威”。但是他没有想到，中国已经无法阻挡先进工业国的坚船利炮，仅仅半个世纪不到的时间，英国就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在思想领域，15-16世纪的中国也没能形成如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能产生巨大助推力的思想解放的潮流，本应该成为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在政治变革中起到思想先驱和思想解放的作用。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统治阶级苛严的文网有关。“八股取士”制度和“文字狱”的阴影，钳制了知识分子思想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出现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一大群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开始逃避现实，到故纸堆里去讨生活，“著书只为稻粱谋”。至于与国家、民族命运相关的问题，几乎没有人去关心。“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在清朝文化专制的高压下，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个性，远离了自己的思想引领政治的使命，俯首于封建专制政权。

而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商务和工业等人才更是难以培养。正如后来的维新派改革家梁启超所言，功名富贵，皆出于八股，有谁肯抛弃这种捷径，学此艰辛、迂远的科学呢？

事实上，明清之际，带有若干近代色彩的启蒙思想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已经在中国萌发，如顾炎武的“经世致用”，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抨击，王夫之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观等。还有《徐霞客游记》《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杰作。这些著作并不比同时代出现的欧洲文艺复兴取得的成果逊色。然而清朝文化专制的盛行，使民主与科学刚刚处于萌芽状态就被无情扼杀了。

西方世界的17-18世纪正是个人价值和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被不断宣传、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人的权利正在成为政治准则和社会共识。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们为如何建构一个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政府和社会进行了超前的系统思考。而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历史的回流，封建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专制和独裁不需要思想，也不允许独立判断的存在。当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其关心现实的程度成反比的时候，一个国家也即将丧失思想启蒙、自我更新、突破桎梏的发展能力。

在嘉庆皇帝继位前后，湖北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此时，“康乾盛世”积聚的各种矛盾已经开始爆发，国家帑藏支绌，军备废弛，吏治腐败，内乱四起，严重的社会危机已现端倪。为镇压白莲教，自嘉庆元年到嘉庆四年，清政府已拨军费7000万两，可是“教匪”非但未平且有愈盛之势，而各路军队“兵丁衣服褴褛，几同乞丐”。

究其原因，在于贪吏的蚕食，将官兵们的军饷空耗。由于军费被大量侵吞，军士难以存活，哗变、集体逃跑、反叛甚至抢劫百姓的事件屡有发生。也正是由于吏风的腐败，广大劳动人民在沉重的苛捐杂税之下到了难以存活的地步，只有举行起义是唯一出路。而镇压起义又要耗用大量的库银，嘉庆一朝深深地陷入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中无法自拔。

更重要的是，对乾隆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停滞这个事关清朝兴衰的重要问题，嘉庆皇帝并没有采取得力措施，社会经济难以获得新的发展活力。相反，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使他在经济政策上显得比康、乾更为保守。他还对反映时代技术进步的东西采取排斥态度。如果说在19世纪到来之际，资本主义在西方的胜利已成定局，那么，这一时期清朝封建专制的衰落已经难以挽救。

1820年，嘉庆驾崩，次子旻宁奉遗诏继位，改年号为道光。道光皇帝上台后，也想过整顿吏治，振刷纲纪，但同样没有解决问题。美国学者费正清考察这段历史时写道：“帝国国库的白银储蓄已经枯竭……帝国军队的力量已被侵蚀，皇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期的雄伟气魄。”当19世纪中期到来的时候，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内忧”，还有被先进工业文明成果所武装的“外患”。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血与泪

1839年，林则徐离京赴任。他焚香九拜，开启了严封的关防大印。冬日淡淡的阳光，洒在南去的路上。就在14天前，林则徐刚刚奉旨抵京，并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被道光皇帝召见了19次。这位林大人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驰驿前往广东”，为道光皇帝除去一个影响江山社稷的重要祸患——鸦片。

鸦片走私是英国殖民者为打开中国大门所采取的罪恶手段。依靠这种方式，英国不仅平衡了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而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额外收益。但对中国而言，却因此造成了巨额白银的外流和急剧增加的鸦片吸食者，以至有识之士不得不呐喊：“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到达广州之后的林则徐，开始收缴、查禁鸦片，并上演了虎门销烟的一幕，“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坚决性，一洗多少年来被贪污卑劣的官吏所给予中国的耻辱”。英国人却以此为借口，挑起了鸦片战争。

两年多后，鸦片战争以英国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中英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随后，又签订了《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

根据《南京条约》的约定，英国割占香港岛，获得了片面协定关税权，中国赔款2100万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开放为通商口岸。中国被迫打开国门，领土主权、关税自主权遭到严重破坏。正是从这个条约开始，自诩为“天朝上国”的中国低下了她高贵的头颅，开始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鸦片战争让西方国家看到了中国的羸弱，他们竞相效尤，胁迫中国签订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领海权等一系列主权几乎丧失殆尽。

美国南北战争时北方联军总司令格兰特曾评价：“中国大害在一弱字。”他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国家譬如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看到中国衰弱的，不仅是西方，还有中国曾经的学生——日本。

经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实力大增，主动挑起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经此一役，中国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在这场战争中，日军占领了大连、旅顺，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此时千里之外的北京城里却是热闹非凡，慈禧极尽奢华的万寿庆典正式拉开帷幕。面对十万火急的军情，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随后的中日谈判，日方掌握了中方往来密电，了解到中方的底线，不做丝毫让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日本马关春帆楼正式签订。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刺激了列强觊觎中国的野心，引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从此中国的社会危机步步加深，“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此后，东亚的政治格局出现了新变化，中国的大国地位发生了根本动摇，而日本乘势崛起，为东亚乃至世界的未来变化注入了不可预测的变数。

1900年，新世纪的钟声在世界各地敲响。祈盼幸福的中华民族没有想到，这个新千年的开篇之年，居然成为后人不堪回首的屈辱过去。历史用近乎嘲讽的手法，掀开了20世纪的第一页。

这一年，以“扶清灭洋”为旗号的“义和团”和一部分清朝军队联合起来，与外国侵略势力进行了殊死搏斗。几乎可以说，外国侵略势力遇到了60年来侵华战争中最顽强的抵抗。

然而，血肉之躯的前仆后继并不能弥补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慈禧挟光绪皇帝西逃，北京最终被攻陷，被肆意蹂躏，“成为一个强盗的世界”“成了真正的坟场”。

逃离北京的慈禧，并不在意曾经在她统治之下的子民们受到怎样的伤害，她最关心的是西方侵略者们会如何处置她。为了求得各国谅解，她要求军队严厉镇压义和团，命令地方官员好好接待前去杀人放火的侵略军队，同时派李鸿章与侵略者议和。对侵略者的要求，她几乎有求必应。慈禧的态度使得西方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很乐意用对慈禧的宽恕换取更多的在华利益。一个无以复加的苛刻条约被放到了谈判桌上。

在这个条约里，有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有不许中国人居住，却允许各国驻兵保护的使馆界；有对清政府禁止人民参加反帝运动的要求；有允许列强驻兵的北京到山海关铁路……唯独没有的，是中国的“主权”与“尊严”。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得意扬扬地表示，1900年的对华作战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量最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统治阶级彻底沦为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01年，条约正式签订，因这一年是农历辛丑年，故又称为《辛丑条约》。签订的日子被国人称为“九七”国耻日。但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却很满意帝国主义对她的“宽宏大量”。她谄媚地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在外流浪了一年多的慈禧和光绪皇帝乘火车回京，迎接场面十分隆重。有乐队的鼓乐齐鸣，有大清朝官员的列队欢迎，有八抬黄缎轿的皇家气派。在慈禧看来，她没有失去什么。只是，更多的中国人已经在血与火的洗劫中成长起来，已经阻碍民族复兴的清政府，必定会在救国的大潮中被彻底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