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支持非洲国家民族解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苏为中心的两大国际阵营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冷战。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成为两极格局下的一股新兴力量。针对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中国领导人宣布无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自强，并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一、非洲国家独立急需外部支持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大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蓬勃发展，新独立国家纷纷诞生。面对相继诞生的非洲民族主义国家，英、法等原宗主国在被迫承认的同时，试图通过对外援助继续维持既得利益，美、苏两国也加紧渗透和争夺。在此背景下，这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急需寻找新的支持和帮助。

而新中国当时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影响力有限，导致一些非洲国家对新中国了解甚少。1955年召开的亚非万隆会议为中非双方增进了解创造了机遇。该会议由印度尼西亚、缅甸等5国发起召开，中国等29个国家参加。会议召开前，5个发起国发表联合公报指出，亚非会议召开的目的是：促进亚非各国之间的亲善与合作，探讨和促进相互与共同的利益，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关系；讨论与会各国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讨论对亚非国家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例如有关民族主权的问题和种族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问题；讨论亚非国家和他们的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做出的贡献。[1]中国高度重视该会议，参会立场是应积极地肯定和表达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而不应该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一些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竭力诋毁和破坏会议召开，在会议召开前夕他们策划了暗害周恩来总理、破坏亚非会议的政治阴谋——“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导致乘坐该专机的8名中国工作人员全部遇难。[2]该事件尽管无法阻挡中国代表团与会，但却震惊了亚非人民，使他们对中国的立场和处境有了初步的了解。

面对万隆会议期间一些参会国的攻击和质疑，中国代表团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广泛赞誉。周恩来着重指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3]这一发言赢得了会场一片掌声。接下来会议讨论了民族主权、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等一系列问题，最终通过了以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的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中国在亚非会议的积极表态和基本政策立场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认可，使他们对中国关于国家民族的态度有了基本的把握，为进一步发展中非关系创造了条件。

中国将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视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基本力量，因此中国决不为自身利益牺牲非洲国家的根本利益。1954年10月，阿尔及利亚掀起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给予了大量的物资援助并严厉谴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镇压。1958年，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立即获得了中国的承认。195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军备和供应部长说：“阿尔及利亚对整个世界贡献很大，（中国）应该表示支持，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4]1961年，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参议员访华，带来了戴高乐总统的亲笔信。戴高乐在信中表示，法国愿意考虑与中国建交，但条件是中国必须放弃对阿尔及利亚的支持。尽管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中美关系紧张对抗、中苏关系日益恶化，改善与法国的关系对于中国的对外战略极为重要；但是，毛泽东主席却回绝了密特朗带来的建交条件，陈毅外长则干脆地说：“我们对中法建交可以等待，但我们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将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独立斗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止。”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中法建交“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如果它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当作一个条件，我们不干”。[5]1962年，法国正式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此后中国才与法国启动了建交谈判。

对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急需的国际政治支持，中国的表态都是积极和明确的。例如，1957年3月，加纳宣布独立，中国立即致电祝贺，并派遣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作为政府特使参加加纳独立庆典。1958年10月，几内亚宣布摆脱法国殖民统治，正式独立，中国领导人在第一时间致电祝贺并予以正式承认。1963年5月，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举行会议，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并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中国在第一时间向会议致电祝贺。此外，亚非万隆会议还强烈谴责南非殖民当局残暴的种族歧视政策，并号召国际社会对南非当局进行外交和经济抵制。尽管中国早在1960年7月就断绝了与南非当局的一切经济联系，但为响应国际号召，中国政府于7月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将继续不同南非殖民当局发生任何经济贸易关系，不论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中国政府对南非殖民当局进行外交和经济制裁，支持南非人民正义斗争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6]1964年初，刚果（金）人民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反对美国扶植的阿杜拉政府，遭到了美国和原宗主国比利时的联合出兵镇压。毛泽东主席于1964年11月发表了《支持刚果（金）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指出“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中国人民支持你们”。[7]这一立场鲜明的政府声明极大地鼓舞了刚果（金）人民的反抗斗争。

二、对非关系“五项原则”与经济援助“八项原则”

中国领导人将支持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事业，当作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义务。因此，中国对于非洲民族解放和独立事业也给予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亚非十四国，在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期间，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国政府在处理同所有非洲国家关系时的“五项原则”。具体内容如下：中国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非洲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8]这“五项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帝反殖，是中国对非洲国家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宣示，其意识形态的针对性十分明确。周恩来总理指出，这“五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具体运用，是万隆精神的发扬光大。[9]这一明确的立场原则获得了非洲国家的认可和欢迎。

随后，周恩来总理在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会谈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至今仍是指导中国对外援助的根本原则，是一条不容僭越的“政策红线”。“八项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在访非期间，周恩来总理根据上述“八项原则”，每到一个国家差不多都要谈定一笔援助，帮助非洲人民发展民族经济，帮助解决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例如，几内亚盛产竹子，但不会编织，中国就派专家帮助他们学习编织技术；马里人民爱喝茶，过去一直都从中国进口茶叶，中国便派去茶叶专家，帮助马里人民自己种植和炒制茶叶。[10]应加纳的要求，中国答应增加长期无息贷款800万加纳镑，连同1961年已承诺而尚未使用的700万加纳镑，共1500万加纳镑，以支持加纳七年发展计划。[11]

在《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规模不断扩大。例如，在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斗争期间，中国提供了价值7000多万元人民币包括物资、军火和现汇的各类援助。1974年，布迈丁总统访华时回顾这一段中阿关系说：在革命斗争的年月里，阿尔及利亚战士用的枪炮、盖的毛毯、穿的衣服是中国送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同阿尔及利亚革命战士缔结国与国之间协定的国家。[12]1964年，马里财政拮据，法国和苏联乘机向马里逼债、施压，同时国内反对势力也借机兴风作浪，企图颠覆政权，在向法国、美国求援碰壁后，马里总统凯塔请求中国提供800万美元紧急财政援助，用以偿还对法国运输公司的欠款和其他债务。为了帮助马里顶住内外压力，中国完全满足了马方的援助要求。[13]1965年，法国以给马里200亿马里法郎现汇为诱饵，要求马里取消本国货币、重返西非货币联盟。在遭到马里拒绝后，法国不仅停止了每年给马里的600万美元财政补贴，还逼马里偿还12亿马里法郎（合480万美元）的运输费和石油贸易欠款，马里国内亲西方势力趁机向政府施压。在这紧要关头，中国及时回应马里政府的请求，向马里提供8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随后无偿赠送3000吨粮食、352吨烟叶，并派遣经济考察组全面研究马里的经济形势，帮助找出一条克服经济困难的长期途径。[14]中国同毛里塔尼亚于1967年2月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向毛里塔尼亚提供了一笔2000万法郎的无息贷款，承担水稻试验站、水利工程、打井工程各一项，还赠送“青年之家”“文化之家”各一座，1968年4月中国开始向毛里塔尼亚派遣医疗队。[15]中国的援助和支持对推动非洲国家民族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对非援助的过程中，中国严格执行“五项立场”和“八项原则”发展中非关系，坚持绝不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例如，尽管中国为援建坦赞铁路向坦桑尼亚提供了大规模的贷款，在坦桑尼亚向中国表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时，中国领导人的回答仍然是客观和中立的。在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于1968年6月第二次访华期间，针对尼雷尔谈到坦桑尼亚通过《阿鲁沙宣言》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周恩来总理指出：坦桑尼亚经济还不发达，民族民主革命还未完成，现在实际上只能为社会主义做准备。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虽已快19年了，但仍有许多民族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未了任务。非洲国家如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新问题。中国革命能够提供一些原则，但如何把它同非洲情况结合起来，变成非洲的经验，要非洲人民自己去解决。[16]

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对非援助都是在自身经济发展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对中国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压力。据统计，1956—1977年，中国向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42.76亿美元）的58%。20世纪70年代，苏联虽是非洲的第一大军火商，但对非洲的援助却远远少于中国。当时中国对非洲援助达18亿美元，相当于苏联援助的2倍。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也是在这一时期启动的。而这些项目的立项和实施都主要是从无条件的国际主义出发，以道义和政治为优先考虑，经济效益则较少核算。

三、划分“三个世界”

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展开，中国领导人对于如何处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思路也在实践中日臻完善。整体而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间地带”理论，发展到“两个中间地带”，最后成熟于对“三个世界”的划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就充满了世界革命的情怀。毛泽东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17]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事件暴露了美国同英法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当即调整了对世界格局的看法，不再将资本主义看成铁板一块，对其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予以区别对待。“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18]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中间地带”这一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但美国统统想把它们吞下去。”[19]“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另一部分是包括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多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20]在毛泽东看来，世界格局已经不是单纯的两个阵营的对立，亚非拉成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第一中间地带”，而中国与中间地带国家具有共同的诉求。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而“二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苏联霸权主义，“现已不复存在”。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21]面对这种新形势，中国领导人依据列宁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使全世界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而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和被压迫民族共同斗争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正式对外阐明了该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22]

在1974年4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把“三个世界”理论向国际社会做了介绍。邓小平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原是老牌殖民帝国，只是现在力量大大衰弱了，但是，它们“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所有第二世界国家的共同特点，从经济上看，虽然实力不如两个超级大国，但都比较发达；从政治上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 “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因此，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可以成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团结对象。“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为此“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23]

“三个世界”理论直接回答了世界格局问题，即哪些国家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哪些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哪些是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领导人高度肯定了第三世界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了第三世界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主力军作用。毛泽东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强调要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把永远与第三世界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一个根本立足点。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它是符合中国长远战略利益的根本大计。[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