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扩张

在近代史的前几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毋庸置疑是一个强国。奥斯曼帝国一直存续到“一战”期间，以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而告亡，在这六百年间，西欧国家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这位伊斯兰邻居让他们又敬又畏。值得一提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建立意味着土耳其人和土耳其语取代了此前阿拉伯人和阿拉伯语在伊斯兰世界的统治。从10世纪起，土耳其人和游牧牧羊人以及奴隶军团的入侵一道，踏上了近东伊斯兰化的领地。土耳其士兵，又称马穆鲁克 ，被招募和训练来组成合法的军事团体，直接听命于他们所隶属的君主。这也是他们同时与贵族家庭和权力阶层的对立派保持距离的原因。

10世纪起，大量土耳其游牧牧羊人部落开始逐渐占领伊朗平原和侵袭拜占庭的边疆地区。其中一些部落开始在伊朗和小亚细亚半岛 的领土上安顿下来，由此形成了一些由土耳其家族（伊利汗国 和塞尔柱帝国 ）统治的独立王国，这些王国由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分裂形成。在小亚细亚半岛定居的这些土耳其家族中，乌古斯人 尤为突出：他们家族中的一支诞生出了奥斯曼帝国的奠基人。

边境王国的创立

中世纪，拜占庭边境上先后出现了许多土耳其或土耳其化的小酋长国。他们由贝伊 统领，以侵犯拜占庭领土为生，生活在邻近的王国里。奥斯曼人的历史从这些贝伊其中一位肇始，这些贝伊出生于成吉思汗后代们的帝国分裂后，生活在小亚细亚边境上多语言和多宗教并存的复杂环境中。这种环境是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混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和宗教的结合体，这里见证了新的民族的诞生，中亚草原的土耳其人对这里非常熟悉。

在被认为是王朝奠基人的奥斯曼（1326年逝世）的统领下，奥斯曼人在大约1300年形成了一支独立的军队。他们成名于几年后大挫拜占庭人一役，战事发生在君士坦丁堡东南方的尼西亚（今伊兹尼克）。这场胜仗确立了奥斯曼人在所有土库曼贝伊中的正统地位，对在小亚细亚半岛和拜占庭帝国中心的巴尔干半岛上建立王国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奥斯曼之子奥尔汗一世（Orhan Ⅰer）开始发行货币，并继续他父亲的征战。1357年，奥斯曼人越过达达尼尔海峡登陆欧洲。不久后，他们攻占了希腊和保加利亚领土交汇处的阿德里安堡（今埃迪尔内），并在此定都。1385年，奥斯曼军队占领了索非亚，直抵亚得里亚海。他们在科索沃战役（Kosovo Polje,1389年）中打败了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军队，继续前进到多瑙河。1395年，苏丹巴耶塞特（Beyazid）吞并了保加利亚王国，这促使法国贵族发动了一场十字军东征。1396年，一支强大的法匈联军试图粉粹这个新生的威胁势力，却在多瑙河岸上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要塞被巴耶塞特的军队击败。为求释放被俘的贵族，法国掏空了一部分金库才得以支付奥斯曼人索要的赎金。

1402年，新兴的奥斯曼政权险些消失：原因是帖木儿统领的蒙古军和中亚的土库曼军队从东面进入小亚细亚半岛，在安卡拉（Ankara）附近战胜了苏丹巴耶塞特，这场战役似乎应该为奥斯曼的扩张按下了停止键。况且，苏丹本人被俘，后死于狱中。土耳其帝国本该只余一位贝伊，他将和其他贝伊一样不惹人注目地出现，然后消失。然而，帖木儿返回了他的都城撒马尔罕，不久后在那里离世。巴耶塞特的儿子们趁机一步步逐渐重建起父辈打下的帝国，先在欧洲后在亚洲。

巴耶塞特的孙子穆拉德二世（Mourad Ⅱ）于1421年即位，此后二十年间出征威尼斯和匈牙利，确保了其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土，彰显出奥斯曼军队的绝对优势。在他逝世那年，1451年，拜占庭帝国被打退到都城君士坦丁堡。两年后，穆拉德二世之子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攻下这座城池。与此同时，即进入上升期开始，奥斯曼人便与西方基督教国家取得了外交和经济上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与热那亚签订了协议，并与其长期保持密切的商业往来。

多元文化社会

奥斯曼人没有彻底摧毁拜占庭帝国，也没有彻底摧毁任何他们征服的土地。从这个新的国家诞生起，它最值得钦佩的品质之一便显现出来：数个世纪间，数量相对较少的土耳其穆斯林统治阶层明白了如何管理一个种族极其多样的国家，并展现出其巨大的灵活性和包容多元文化的强大能力。从14世纪到15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由人数只占一小部分的穆斯林统治着剩下的一大部分绝无可能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小亚细亚半岛的伊斯兰化直到15世纪末才初见端倪。尽管北部和东部大量的基督教团体依然顽固，伊斯兰化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得到了深入发展。尽管如此，宗教信仰的演变是波动的且难以定义，就连本身有萨满教传统的土耳其—蒙古人，也皈依了基督教，后又融入伊斯兰文化。

在奥斯曼建国初期的几个世纪里，各社会团体处于共生的状态。奥斯曼精英们试图将土库曼游牧民族改造成奥斯曼人，并在领土范围内强制施行奥斯曼版本（哈纳菲派）的伊斯兰教教法。奥斯曼人的土地上遗留最明显的基督教标志是东正教教堂的存在，还有语言的沿用。语言的沿用带来了许多更复杂的现象：波斯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穆斯林继续使用斯拉夫语言，但波斯尼亚穆斯林用阿拉伯字母书写；而阿尔巴尼亚人，与克里特岛和黑海地区的穆斯林，则保留使用希腊字母。这些现象显示出由宗教维系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巨大的多元文化交叠。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文化交融的事实体现在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被伊斯兰化的人口中，基督教的习俗依然遗留下来，比如与季节交替相关的庆典节日，这些节日对应圣芭芭拉、圣乔治、圣特里丰纪念日，再比如宗教商贸集会——大名鼎鼎的敬神节（panegyris）。在小亚细亚半岛南部，尤其在阿尔巴尼亚更甚，诞生了一种融合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元素的宗教。这一时期还见证了神秘的伊斯兰宗教派别的迅猛发展，比如贝克塔石派（le bektachisme），尽管还有逊尼派，但贝克塔石派选择与什叶派发展联系，并在奥斯曼军队中获得了一定成功。

1326年，从拜占庭人手中夺来的布尔萨成为奥斯曼的都城。1365年，一场新的军事胜利后，奥斯曼人将都城迁到了埃迪尔内，古罗马称阿德里安堡，其都城之位一直保持到君士坦丁堡被彻底攻占后迁都君士坦丁堡。

布尔萨绿色清真寺（Yesil Camii）内的祈祷室。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

穆罕默德二世于1451年即位，时年19岁，在巴尔干半岛的诸次军事战役中强硬起来，已然显现出的能力足以让他成为奥斯曼最杰出的苏丹之一。穆罕默德决定先完全征服已经退守到都城的拜占庭帝国，然后举行登基仪式。围攻君士坦丁堡从1453年4月到5月持续了长达54天，最终攻下该城。这些大事件每每发生，都在欧洲历史上留下史诗般和传奇的一笔。欧洲史料记载再现了其中一些细节，比如土耳其人用锁链从陆地上拖出他们的军舰，改造成令人惊叹的围攻机器，并用他们强大的大炮散播恐惧。

穆罕默德二世肖像画——一件宣传力作

攻占君士坦丁堡是穆罕默德二世一项伟大的功勋，他统治期间的帝国已横跨三大洲。许多人曾为这位功勋显赫的苏丹兼将领画像。苏丹十分在意维护自身形象和提升自身威望，亲自下令制作和发行这些画像。

穆罕默德二世的帝国野心众目昭彰，他致力于将其宣传推广到西方。应穆罕默德二世的要求，意大利多地长官送来威尼斯画家詹蒂利•贝利尼（Gentile Bellini）等艺术家，为新恺撒画像，照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模型制作刻有其人头像的纪念章。在其中一些肖像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苏丹头戴罗马皇帝的桂冠。纪念章上的拉丁文题词和欧式风格向西方世界的统治者们昭示着一个在他们地盘上不屑和他们打招呼的对手出现了。穆罕默德对意大利宫廷文化的热衷和他的自我宣传给他带来了文艺复兴王子的殊荣。他受到马基雅维利等杰出人士的认可和敬佩。甚至在他去世后，和基督教国家的国王一样，这位令人敬畏的苏丹的纪念章和肖像依然在敌国通行。

攻占君士坦丁堡主要改造的还是奥斯曼人自己。老一辈土耳其贵族反对攻占君士坦丁堡，怕会招致欧洲新一轮的十字军东征之祸。他们担心的最终还是到来了：苏丹的权力毫无疑问不断地增强，苏丹依靠其所率领的军团成为了核心人物。埃迪尔内和布尔萨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最终取代了它们，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自此成为奥斯曼的中心和权力的象征。穆罕默德二世，绰号“法提赫”（Fatih，意为征服者），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了很大威望，因为他攻下了东罗马帝国的都城，而在近八百年间，穆斯林都在与这个帝国共存和对战。这场胜仗在基督教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反响：欧洲大陆的东方边境盘踞着一个令人生畏的势力。

奥斯曼开国者们的好战脾性，奥斯曼王朝为保穆斯林在伊斯兰教以外的世界取得合法地位而展现的作战能力，都成为了这个王朝显著的胎记。此外，在拉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都掀起了一股救世主降临说的热潮，开始了一场争夺罗马皇帝头衔的斗争，也就是所谓的把全人类团结在一起的大一统皇帝，并且全人类只能有唯一信仰。

整个16世纪，奥斯曼帝国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居世界强国地位。征服拜占庭后，奥斯曼人自视为帝国传统的继承者，而自攻陷君士坦丁堡起，奥斯曼苏丹便开始自称恺撒。穆罕默德渴望成为大一统的皇帝，甚至希望能得到教皇庇护二世（Pie Ⅱ）的亲自认可。在一封教皇1461年致穆罕默德的信中，当时奥斯曼人入侵意大利迫在眉睫，庇护二世愿以承认穆罕默德罗马皇帝的正统地位作为交换，希望其皈依基督教。1479年，在强迫威尼斯人签订和平条款后，穆罕默德似乎打算将攻占罗马作为实现其野心的一个合理步骤，让古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都臣服于他。事实上，一年后他便夺取了意大利城市奥特朗托（Otrante），这给整个天主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伊斯坦布尔——新的都城

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将新攻占的君士坦丁堡作为他的大都会、帝国中枢和苏丹皇宫所在地。为此，他对商人和手工艺者施行税收优惠，吸引他们前来伊斯坦布尔。攻占进程临近结束时，他还颁布了一项法令，确保非穆斯林的外国商人具有自主性和优惠待遇。他还鼓励希腊正教牧首、亚美尼亚教会领袖（le catholicos）和犹太教大司祭入驻新都城，尊他们为以独立自治的团体存在的信徒们的世俗和宗教领袖。于是，人们看到赶来伊斯坦布尔的有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小亚细亚半岛的希腊人、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逃离匈牙利天主教会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起源于波斯尼亚、被视为异端的基督教派）。1492年，被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受到迫害的犹太人纷纷来此地避难。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非土耳其裔的穆斯林也来了。威尼斯以设立一名商事裁判代表作为让步，其在拜占庭帝国被称为“baile”，执掌商事裁判之职。伊斯坦布尔成为富有的国际化都市，是新帝国的象征和精神、艺术、商贸的中心。

在穆罕默德二世看来，理想的大一统皇帝应该接纳他所统治和他想统治的各民族的文化，他应该通过将曾经的拜占庭帝国、意大利、大不里士 、特拉布宗 、巴格达的诗人、历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召集到朝中，来实现他的理想统治。穆罕默德二世收藏了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著作。他在宫里组建了一间缮写室（scriptorium），来抄写和编纂地理和历史作品。文字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希腊语和波斯语写就，讲述他的统治历程，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展示他所要求的在他的领土上可以发生的一切。

帝国本身展现出语言的多样性：希腊语用于外交领域，被翻译成土耳其语的只有文件和协议中结论性的那部分语句。阿拉伯语仍然是伊斯兰宗教语言，而波斯语则是行政机构的语言，也是文学语言，即奥斯曼苏丹和精英所欣赏的诗歌的载体，还是历史文献的语言，尤其是宫中编制的奥斯曼编年史的语言。

从君士坦丁堡到伊斯坦布尔：一座都城的复兴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人攻陷了拜占庭帝国最后的堡垒君士坦丁堡，后来的历史文献将这一事件作为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欧洲的开端。一时间，君士坦丁堡陷入全面衰败，居民甚至不足四万两千人。面对奥斯曼军队压倒性的数量优势，拜占庭人缺乏获得雇佣兵和火器的来源。

伊斯坦布尔，这座都城的新名字，由君士坦丁大帝之城——君士坦丁堡的发音重构而成。1452年，在率军攻城前十四个月，穆罕默德二世召集了一批建筑工人、切石工人、木工和操作工，让他们建造起了鲁米利亚（Roumélie）堡垒。鲁米利亚堡垒矗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大陆一侧，与小亚细亚堡垒遥相对立。小亚细亚堡垒由苏丹巴耶塞特一世于1394年攻打君士坦丁堡时建造，但当时攻城并未成功。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后，立即着手增加城市人口。他组织帝国其他地方的土耳其人大规模迁徙，并鼓励基督徒回归故土。1459年，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建造托普卡帕宫（Topkapi）。15世纪末，伊斯坦布尔已有六万居民；16世纪，居民人口超四十万。

穆罕默德努力改造伊斯坦布尔的面貌。他将曾经的军队用作重建和扩建老建筑、铺石马路、城墙和引水工程的劳力。继续他要将都城改造成大型商业中心的思路，他下令建造城市新的工商业生活中心——大巴扎集市（Kapali Çarsi）。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在原来拜占庭卫城的旧址上，穆罕默德于1459年发起建造托普卡帕宫，又称高门，代指奥斯曼中央政府，当时的欧洲文献记载称之为崇敬门。

帝国的组织架构

穆罕默德二世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架构融合了草原土耳其人的传统——如塞尔柱王朝，以及相继迁都撒马尔罕和赫拉特的帖木儿王朝的传统，和小亚细亚半岛边境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紧密共生的传统。这里的伊斯兰教既遵照奥斯曼宫廷欣赏的最为严苛的伊斯兰教教规，也遵照伊朗和中亚独有的当地教规，由伊斯兰教苏非派教徒和苦行僧统管。本地教规在修行上容易推广、灵活性强，没有复杂教条和律法的约束，在小亚细亚半岛推行起某种伊斯兰生活方式，统治阶层也加入进来，与众苏非派教团关系密切。

穆罕默德二世是古典奥斯曼帝国的奠基者。他为帝国奠定了领土、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基础。通过土地征服、管理创新、经济集权，以及宗教教育和军队组织，他构想并系统化搭建了帝国的主要机制。

穆罕默德二世是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前奥斯曼苏丹们的继承者，这些苏丹又是征战和天选的王朝与他们庇护的人民相互作用的产物。攻占君士坦丁堡发生在与拜占庭人共存多年以后。这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架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朝中等级划分，到中央金融体系，再到行政和税务机构，均受到拜占庭帝国的启发。奥斯曼帝国建立之初两个世纪，其宗教和领土管理部门几乎未发生演变。

14世纪，奥尔汗一世迎娶了三位拜占庭公主：尼勒费尔·哈顿[ Nilüfer Hatun，苏丹穆拉德一世的母亲，穆拉德一世娶的是保加利亚公主凯拉·塔马拉（Kera Tamara）]、阿斯波萨[ Asporsa，安德洛尼卡二世·巴列奥略（AndronicⅡ Paléologue）之女]和西奥多拉·坎塔库尊（Théodora Cantacuzène）。苏丹巴耶塞特娶了一位塞尔维亚亲王的女儿奥利维拉·德斯皮纳（Olivera Despina）。她们带着随从来到伊斯坦布尔，将为新的奥斯曼宫廷在礼仪礼节方面打上深刻烙印。穆拉德和巴耶塞特舍弃了前任们土库曼式宫廷的简约，通过从拜占庭借鉴来的等级和仪式上的尊卑分明开始与臣民分离开来。

穆罕默德二世还是一位伟大的立法者。尽管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四处征战，但他颁布了两部法规——合称“卡农法典”（kanunamme），其中汇编的规范涵盖国家治理、农村人口的征税和刑法。“卡农法典”主要修订了行政法和税法，以及不同等级臣民、尤其是军人和农民的义务和责任。法典还规定了乌莱玛（伊斯兰教教法学家）的等级和宗教教学。这项任务由穆罕默德的继任者——他的儿子巴耶塞特二世（Bajazet Ⅱ）接续完成。这位苏丹放弃了对征战的追求，投身于宗教沉思、精神建设和书法之中。随着一位杰出的立法者——伟大的苏丹苏莱曼大帝的到来，法制的规范化达到了巅峰。

士兵与奴隶

苏丹是整个帝国土地的主人，和当时其他国家一样，国土上的主要人口是农民。穆罕默德二世组织管理领土的举措反映出他试图系统化和规章化习惯法中践行的一大部分内容。他还想利用赫赫战功积累的威望让自己成为唯一合法的独裁君主。苏丹的权力来自他的军队，他的军队强大而高效，配备大炮、火器和围攻机器。西帕希（sipahis）是重骑兵，可从土耳其贵族中产生。他们会被奖励一部分战利品和根据“蒂玛制”（timar）苏丹赐给他们的土地上的税收收入，拥有在封地征税的特权。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训练有素的步兵，是由奴隶士兵组成近卫军（yeni ceri，即“新军”）。

在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奴隶常被用于王宫守卫等服务或编入特殊部队；而在奥斯曼帝国，奴隶不仅执行军事任务，还承担着一大部分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管理职能。实际上，奥斯曼时期奴隶的定义与如今的定义不完全一样。奥斯曼统治阶层成员都是苏丹的奴仆，是指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完全从属于苏丹，他们死后的遗产也归苏丹所有。同时，他们又是主人家中的一员，有可能因其家族地位得到好处。因此，他们有可能企及在管理和行政上的权力巅峰，包括担任无所不能的宰相一职，还可能会迎娶统治阶层家族成员为妻。

可以说，从1453年开始，奥斯曼帝国成为由出身基督教的奴隶统领的国家。事实上，奥斯曼苏丹经常将一部分入狱的基督徒投放到战场上：他们被贬为奴隶并皈依伊斯兰教，或被当作近卫军进行训练后分配到步兵部队，或成为苏丹身边的仆从。

14世纪末，士兵和官员的新需求使得奥斯曼人建立了壮丁征召制度（dev-shirme）。根据这个新制度，帝国的基督教领土上每四十个家庭需奉献出一名年轻男子。这些年轻人几乎可以企及大法官除外的奥斯曼任何统治精英的位置。因此，奥斯曼帝国的高级官员绝大多数是基督徒，他们的晋升不取决于出身、门第和家族关系，而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勇气和对君主的忠诚，至少理论上是这样。无论如何，奥斯曼体制不允许贵族大家族的长期存在，即像欧洲那样权力建立在所有土地的占有、征兵的能力和血统的延续之上。

近卫军和骑兵：武器装备的演化

14世纪末到16世纪末，奥斯曼军队在战场上都遵循着大体一致的阵形。但在15世纪末，他们的冷兵器升级成了火枪和滑膛枪。

两边侧翼是鲁米利亚堡垒和小亚细亚半岛的骑兵。他们保护着由众多近卫军组成的中心区域，最中心是指挥作战的将领（通常都是苏丹本人）。15世纪，他们在对战匈牙利时由于缺乏精良武器装备而失利：奥斯曼人用的武器是弯形大刀、斧子、长矛、弓弩，而匈牙利人建造了抵挡进攻的坚强堡垒。穆罕默德二世即位时便有一个执念：将士兵们武装成为火枪兵和炮兵。攻占君士坦丁堡之时，他想要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炮兵部队。巴耶塞特二世完善了近卫军使用的火枪，而骑兵则继续使用长矛、标枪、弓弩，直到16世纪末手枪、抬枪、短枪等被发明出来。

伊斯兰教教法与慈善事业

奥斯曼有一种机制，基于伊斯兰教教法建立，但可以用来保留家族遗产，极大地推动了奴仆出身的大人物进行艺术、宗教和建筑资助事业。这里指瓦克夫（waqf）或“虔诚的遗产”，在欧洲以“永久管业基金”形式存在：这是一种钱财的捐赠，用于自发修葺清真寺、“扬卡斯”（janqas，苏非派教徒的祈祷室和集会中心）、土耳其浴室（hammam，公共浴场）和其他喷泉场所。

这些遗产象征着虔诚，能够保留人类记忆，维护公共机构，产出社会效益，同时还是一种保护家族财产的方式。它还是一种防止家族财产被多个继承人分割，或被充公，甚或收归苏丹所有的合法方式。将私人财产转化为宗教公产，即交由一个重要的公共慈善机构分配，并从家族中选取一位成员作为托管人（mutawalli），这样能保证个人财产几乎全部保留下来。这个机制对于保存重要历史和艺术遗产起到了主要作用。

包括西帕希重骑兵、近卫军、官僚和公职人员在内的精英阶层，他们权力在握，操一口奥斯曼土耳其语，被豁免缴税，受行为规范和统一礼节的约束。在这个统治阶层中也有宗教团体和伊斯兰教法专业人士，有伊斯兰教法学者和伊斯兰教法官（cadis），他们都在学校（madrasas）受过教育。在这个精英阶层中，只有出身伊斯兰教的成员会形成官僚化的宗教阶级并臣服于苏丹的权威。

宗教团体

奥斯曼社会在水平层面上由多层次构成：一边是庶民（ra'aya），既有务农为生的农村人，也有城里人，还有小商贩和手工艺人；另一边是极端军事化的统治阶层。但也有纵向上的一系列区分。

奥斯曼社会和当时的欧洲社会一样，宗教是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宗教不仅是信仰和习俗的总和，更是对任何情形下和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人类行为的不可剥夺的定义。人们说话、行为、经商、继承、结婚都要遵循教规，教规还通过他们的语言和着装展现出来。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庶民阶层纵向上的区分是由宗教决定的。每一个宗教组织可以自行组建相对独立的团体，称为“米勒特”（millet），有他们自己的法规和管理架构，由宗教首领统治。穆斯林“米勒特”的领袖称为“谢赫”（sheij ul）。虽然所有“米勒特”在名义上是平等的，但与统治阶层同为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相比，“米勒特”领袖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与在帝国许多地区都有的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在数量上处于下风。每位“米勒特”领袖根据他们自己的教规管理他们的教民和团体。国家交给他们负责督促他们的“米勒特”成员履行义务，尤其是公共安全和缴税义务。于是，庶民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只依靠他们隶属的“米勒特”领袖连接。“米勒特”承担国家最高司法以外的社会和管理职能：结婚、离婚、出生、死亡、继承、教育、医疗等。每个“米勒特”兴办自己的学校、医院和法院，这样的传统在机构解体后在整个近东地区仍然存在。穆斯林“米勒特”是唯一不允许弃教的。

奥斯曼帝国的苏非派宗教团体

阿拔斯帝国灭亡后，什叶派和逊尼派重组了一种受到大众极端追捧的宗教狂热形式——苏非派。苏非派旨在构建与神的精神同盟，强调个人救赎。

苏非派追求的是通过导师与神取得直接联系，他们尊重导师的权威，跟随导师的思想和启蒙路径来获得与神的联系（tariqa，意即“道乘”）。苏非派导师与追随同一“道乘”的信徒构成修会或善会，这些宗教派系能施加巨大的社会乃至政治影响。比如苏非派修会贝克塔石派，由出身于霍拉桑 [1]并于8世纪在小亚细亚半岛定居的苏非导师哈奇•贝克塔石（Haci Bektas）创建，修会倡导的教义非常接近于什叶派，与伊朗其他苏非派的教义也类似。但与众不同的是，贝克塔石派教徒融入了类似基督教的元素：他们拥有修道院，奉行如领圣体等宗教仪式。他们在小亚细亚半岛的农村人口，尤其是乌古斯人组成的土耳其联盟部落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奥斯曼家族正是诞生于这个土耳其联盟。后来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梅芙莱维（Mevlevi）教团，由礼拜时身体旋转舞动的伊斯兰教托钵僧组成，梅芙莱维教团与奥斯曼帝国同时达到顶峰，许多苏丹都是该教团的成员。

塞利姆一世与征服东方

穆罕默德二世虽然绰号“征服者”，但他并不是帝国最伟大的征服者。这个角色落到了他的孙子“严君”塞利姆一世（Selim ⅠerYavuz）身上，他在位时间是1512年到1520年：他从欧洲战场掉转方向，对阵他认为与奥斯曼对立的伊斯兰强国，尤其是伊朗的萨非王朝。当时的土耳其编年史作者认为，如果他没有英年早逝，他将成为又一个成吉思汗或又一个亚历山大大帝，他将打败自视有神祇指引、得到神的支持的萨非王朝。塞利姆一直以武装对抗与萨非王朝对峙，直到1514年在最后的查尔迪兰（Tchaldiran）战役中打败了萨非王朝。

塞利姆登基时，萨非王朝已将什叶派定为国教。萨非王朝苏非派团体的传道者在东小亚细亚半岛民众中取得了公认的成功，这让伊朗谢赫伊斯玛仪一世（IsmailⅠer）成为塞利姆的主要对手。塞利姆以驱除异端、保卫正统之名，向伊斯玛仪一世和他在小亚细亚半岛的拥护者发动了战争。查尔迪兰战役并没有为征服伊朗或毁灭萨非王朝起到多大作用。但塞利姆通过这场战役结束了东小亚细亚半岛上最后的土库曼王朝，并且占领了阿塞拜疆及其重要的首都大不里士。

伊斯玛仪从霍拉桑和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iane）的农村带到都城的商人、艺术家和哲学家都在伊斯坦布尔定居下来。由此，征服大不里士给奥斯曼人带来了东伊斯兰世界顶尖的知识分子，同时受波斯的影响，奥斯曼的文化发展在塞利姆之子苏莱曼统治时期达到巅峰。征服大不里士还让奥斯曼人重新夺回了对在大不里士、阿勒颇和布尔萨之间那段丝绸之路的控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纷纷移民，奢侈品从占领之地输送到伊斯坦布尔宫廷，这样的现象在几年后征服叙利亚和埃及之时仍在上演。

随着伊朗受到打压，小亚细亚东部巩固起来，塞利姆一世便掉转矛头指向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王国，那儿也是由土耳其出身的王朝统治，但与萨非王朝不同的是他们属于逊尼派。他们与奥斯曼人为了争夺逊尼派在近东的统治权而对立。塞利姆自诩伊斯兰教的救世主，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埃及是通向印度洋的门户，于是他向马穆鲁克王朝发起了两次大战，分别在1516年达比克草原战役和1517年瑞达利亚（Ridaniya）战役中大败马穆鲁克王朝。马穆鲁克王朝战败为塞利姆带来了麦地那和麦加两座圣城，而奥斯曼人也在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的眼中赢得了威望。赢得在叙利亚和埃及的领土的扩张和对圣城的控制权，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性质，奥斯曼帝国第一次成为完全的伊斯兰国家。对埃及的统治还为奥斯曼人带来了尼罗河三角洲的控制权和通往红海和印度洋的商贸通道。

塞利姆将曾经的伊斯兰哈里发的中心领地据为己有，这让奥斯曼帝国的面积一下子翻了倍，只剩伊拉克留待他的继任者苏莱曼后来征服。他夺得的土地大大巩固了奥斯曼帝国政权。随着埃及被征服和威尼斯海军主导地位丧失，奥斯曼人成为东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水域首屈一指的海洋势力，也是在这些地区唯一能与葡萄牙人抗衡的竞争者。

奥斯曼的伊斯兰对手：萨非王朝和马穆鲁克

在奥斯曼帝国的东部边界，在伊朗有一个叫作基齐尔巴什（Qizilbash，意为“红头”）的苏非派社团在16世纪初拿起武器，为了追随王朝的缔造者和领航人伊斯玛仪•萨法维（Ismail Safavi,1501年—1524年在位），他信仰什叶派，他的信徒坚定地认为他受到神的亲自引领。

16世纪初，伊斯玛仪•萨法维征服了广阔的领土。对手征服世界的野心和强大的势力让巴耶塞特二世避之不及，在伊斯玛仪不断强大的同时，巴耶塞特的幼子塞利姆于1512年开始奋起反抗。苏丹巴耶塞特在让位给幼子后的次月离世。一登上帝位，塞利姆立刻扫荡了阿塞拜疆的萨非军队，并将什叶派逐出了小亚细亚半岛东南部和中部地区。1516年，埃及马穆鲁克苏丹冈素（Qansuh）的军队从开罗开往阿勒颇（Alep），迅速发起了达比克（Marj Dabiq）草原战役。奥斯曼炮兵部队歼灭了马穆鲁克，战役的胜利为奥斯曼人带来了耶路撒冷、麦加、麦地那和伊斯兰教上的优势。冈素的继任者图曼贝伊二世（Tuman Bay Ⅱ）在加沙（Gaza）准备了一场反攻，但在1517年被塞利姆迅速拿下。由此，塞利姆灭亡了马穆鲁克王朝，夺取了圣地的控制权和对红海和印度洋西岸的主导权。

奥斯曼人从此继承了高度伊斯兰文明的文化、艺术和政治遗产。此外，塞利姆得以主宰伊斯兰教的圣城：耶路撒冷，尤其还有麦加和麦地那。1517年起，他以圣地监护人的身份获得了哈里发的头衔。因此，他认为他有充足的合法性来统治和管理“达尔·伊斯兰”（dar al islam），即整个穆斯林居住区。

然而，查理五世，即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同时也是勃艮第公爵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积累了庞大的权力，也一直渴望大一统皇帝的称号。这一雄心在他的祖父-被称为“天主教徒”的费尔南多二世时便蠢蠢欲动，在征服美洲后更变本加厉。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与奥斯曼人旗鼓相当。两个强国分立地中海和欧洲中部相对峙，双方都想统掌大一统的帝国。和塞利姆一样，查理五世也认为自己应该是将全人类置于其统治之下的皇帝。一些欧洲国家担心权力集中在哈布斯堡王朝手中，像法国和后来的荷兰便明智地与奥斯曼人结为联盟。他们之间靠政治、商业甚至军事联系结盟。

同一时期，对萨非王朝的战争也愈演愈烈：伊斯兰教两大派系，什叶派和逊尼派彻底决裂。面对两大敌人，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和什叶派的萨非王朝，奥斯曼人坚持着自己作为正统伊斯兰教守护者和代表的角色。如果说奥斯曼帝国这个新的特征是在塞利姆一世统治时期形成的话，那在他继任者的统治时期则变得尤为显著。他的继任者苏莱曼一世（1520年—1566年在位），在西方被称为苏莱曼大帝，在国内则被誉为卡努尼（Kanuni，立法者）。他长时间的统治时期标志着古典奥斯曼的鼎盛时期。

16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非常类似，它们都是新兴成立且迅速扩张，它们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都在地中海沿岸。在15世纪，这三个强国在地理和文化上都是各自相对独立的。而后它们凭借在航海和军事科技等主要领域的创新，尤其是对外部世界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迅猛产生了对外扩张的政治意识形态。

大发现时代

塞利姆和他的儿子苏莱曼的统治标志着帝国领土扩张达到顶峰。这个阶段可以被载入欧洲所称的大发现时代。在征服叙利亚和埃及后，奥斯曼人前进到了更遥远的此前不为人知的地方：也门、苏丹和非洲之角。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派军队巡逻印度洋。他们攻下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葡萄牙堡垒和印度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并将他们的盟军安排在具有军事战略作用的东非洲的斯瓦希里沿海地区和印度尼西亚，距离帝国的都城非常遥远。

奥斯曼帝国开始进行香料贸易，从而发展和丰富其传统农业。印度和苏门答腊岛的商业代理逐渐兴起，政府部门出资组建的航海船队负责运输来自埃及集市上的胡椒和丁香。奥斯曼帝国不再满足于居住在本国土地上的农民的税收，而是开始了远离地中海大本营的跨洋商业冒险。在他们为提升商业精心谋算的策略框架下，奥斯曼人找到了关于海洋之外的土地和海滨的实用知识，确定了政治策略并与和他们陆地大本营相距甚远的王国结盟，尤其注重在航海上下足功夫。要知道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埃及和印度洋的陆地部分没有树木：因此，每一艘船都是在伊斯坦布尔用小亚细亚半岛上的木头造好，不加装武器运到埃及，然后通过陆路运输在骆驼和骡子的背上运往苏伊士，最后在苏伊士配备武器和装载货物。这样的努力是多项航海创新的结晶，比如建造了有多层甲板的船舶和引进了威尼斯船型。

此外，奥斯曼炮兵的优越性在攻占埃及甚至也门和埃塞俄比亚时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奥斯曼在印度洋盟国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因为帝国能在他们对抗葡萄牙时为他们提供大炮和火器。实际上，葡萄牙已经建立了葡属印度（Estado da India），控制着从好望角到马拉巴尔海岸的海路。奥斯曼人成功打破了葡萄牙的海上封锁，并抢来了一段曾经由里斯本垄断的香料生意。面对强敌奥斯曼，葡萄牙不得不放弃了东方海域的主导权。

奥斯曼人在印度洋沿岸的省份设置了一些行政人员，配合印度洋和红海的海运施行了新的税收政策，从中尽可能获得最大收益。从也门出发运到埃及，装载香料的航船需要经过红海。奥斯曼商业代理人在一些偏远的地方经营，比如霍尔木兹海峡，或位于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这一时期，伊斯坦布尔的商人和知识分子受到这些探索的启发，开始对地理、地图绘制和天文观测感兴趣。他们从土地绘制，以及中世纪阿拉伯作品和西方文论的翻译中获益颇丰。领土扩张和探索为帝国中心带来了精神领域的空前繁荣。

和与之同行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一样，大发现时代对奥斯曼人来说也是文化繁荣的时期。一开始，推动这项进程的是宫中的慈善事业和从欧洲传来的关于欧洲探险家的发现，尤其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等消息。但随着步入16世纪，外出探险的奥斯曼人纷纷从遥远的地方回到国内，带来了东方冒险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学者们着手翻译和传播古老的阿拉伯地理著作以及欧洲的航海故事和地图。这都催生了新的地图、新的奥斯曼地图册和罗盘地图的出版，在面对西方敌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时确定奥斯曼战略目标中扮演了基础性的角色。

穆罕默德二世对地理作品和托勒密（Ptolémée）的地图本就很感兴趣，他的儿子塞利姆又养成了寻找和探求西欧最新的地图绘制作品的习惯。塞利姆统治时期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一批奥斯曼地理学家的出现，他们不同于西方的地理学家前辈，他们对地中海之外的世界表现出了格外的兴趣。举个例子，有位奥斯曼商人阿里·阿克巴尔（Ali Akbar）写了本《中国纪行》（Khitayname），讲述了他从伊朗到中国旅行的亲身经历，作品于1516年呈给塞利姆。这一文本呈现了当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治理情况，其细节和信息量之丰富弥补了当时欧洲人游记的空缺。

海军统帅皮里•列伊斯——杰出的地图绘制者

苏丹塞利姆的大臣伊布拉西姆•帕夏（Ibrahim Pacha）对资助地理和地图绘制工作尤其感兴趣。他所资助的最出名的地图绘制者无疑是皮里•列伊斯（Piri Reis），他出生于加里波利（Gallipoli），是一位参加过多次海战的军人。

1513年的世界地图只剩下一些碎片，也许是原作的四分之一，能看到大西洋及其沿岸，包括加勒比海和一部分南美洲沿海地区。因为技术含量非常之高，这让它成为近代土耳其的文化象征之一，出现在土耳其10里拉的纸币上。皮里•列伊斯的地图揭开了奥斯曼地图绘制新的纪元。绘图者在地图空白处写到他绘图时参考了不下二十本资料，其中包括葡萄牙的航海地图。他甚至与一位曾参与哥伦布探险的西班牙囚徒交谈过。皮里•列伊斯后来的文字让地图遗失的部分得以部分重现：文字指出印度洋是作品关注的中心。这幅地图首次详细描绘了印度洋沿岸的地理环境，还加上了达•伽马和哥伦布在美洲探险得来的最新信息。

苏莱曼大帝

苏莱曼一世（1520年—1566年在位）统治的46年对应着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苏莱曼不满足于作为一位亲自指挥了十三场左右战役的杰出军事领袖、一位立法者、一位有超凡魄力的改革家、一位诗人和一位艺术收藏家，他还代表着奥斯曼权力的典范。他亲手塑造了这一形象：他资助艺术和科学，美化都城，战胜对手萨非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为他增添了荣耀。苏莱曼取名自《圣经》中的所罗门王，他和所罗门王一样因公正而受到臣民的爱戴。他卡努尼（立法者）的称号反映了其受制于法典的理想统治者形象，根据奥斯曼政治体制，法典是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从皇宫到都城，苏丹是一个礼仪盛大、军事强大、监管严格的世界的核心。外交使节[如于1558年出访伊斯坦布尔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吉尔·吉斯林·德·布斯贝克（Ogier Ghislain de Busbecq）]、外国商人和威尼斯外交官，他们都叹服于奥斯曼皇宫之富丽、税收制度之高效和官僚工作之精细。他们还惊叹于政府制度之灵活，不论出身和宗教，最有天赋的人便可胜任最具影响的职位。至少直到16世纪下半叶一直是这样。

苏莱曼登临皇位有着特殊优势。首先，他是塞利姆一世的独子，继位时没有任何反对派，也无须与其他家族成员争夺。而且，他的父亲通过加强苏丹的私人军队近卫军，成功顶住了贵族的压力，巩固了苏丹的地位。然而，苏莱曼统治初期并非一帆风顺：他刚一即位，叙利亚和埃及的叛乱便爆发了，他派出的使节还受到了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的羞辱。后面这一事端为苏莱曼向匈牙利发动第一次进攻提供了必要的借口，这将在欧洲战事上留下一笔。1521年和1522年相继攻占贝尔格莱德和罗德岛后，苏莱曼越过多瑙河直捣欧洲中心。

摩哈赤战役：无坚不摧的野战炮

16世纪初，匈牙利的国土已成为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人对峙的战场。由于苏莱曼的近卫军发生了内乱，他得让他们忙碌起来。为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他们派上新的战场。他征战数次，自信满怀，遂率军出征匈牙利，于1526年在摩哈赤粉碎了匈牙利军队。

摩哈赤平原位于多瑙河西岸，东边是沼泽和形成两条支流的多瑙河，西边和东边被海拔三十米、有斜坡可以到达的高原所包围。正是在这片高原上，苏莱曼率领七万将士和两百门大炮组成的军队一路向北。匈牙利的第一道防线由考洛乔（Kalocsa）大主教柏尔•杜蒙尼（Pal Tomori ）统领，趁奥斯曼的鲁米利亚军队从高原上下斜坡时攻击了他们。于是奥斯曼人把他们的大炮架到斜坡高处。匈牙利军愚蠢地发动骑兵突击，遭到土耳其大炮的碾压。当布达的守卫军退守到沼泽地时，成千上万人由于盔甲过重淹死在沼泽中，其中包括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战役只持续了两个小时。

匈牙利人在1526年的摩哈赤（Mohács）战役中战败，其大部分国土被并入奥斯曼各省份。1529年奥斯曼人首次对战威尼斯的失利开启了其与哈布斯堡王朝争夺匈牙利控制权的世纪。尽管在威尼斯失利，但由巴巴罗萨·海雷丁（Khayr ad-Din Barberousse）元帅指挥的苏莱曼舰队占领了突尼斯市和阿尔及尔，确立了在地中海的霸权。此外，苏莱曼还征服了也门和印度洋。1534年，他攻占了此前为萨非王朝所属的伊拉克。

苏莱曼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立法者。在文化领域，他知道要招揽一群专家精英。他还推动了奥斯曼的艺术，尤其是建筑方面。在这一领域，奥斯曼最负盛名的建筑师希南（Sinan,1489年—1588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立法者，苏莱曼确定了进入乌莱玛（伊斯兰教教法学家）和近卫军等级的规则。他还改组了封建骑士制度，将帝国划分成21个行政区，并最终分类了土地所有权的不同类型。这些规定汇编在新的“卡农法典”中，这一法典成为奥斯曼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文本。1566年，74岁的苏莱曼亲自指挥围攻匈牙利城市锡盖特堡（Szigetvár）。由于年事已高，长途跋涉让他精力衰竭。他逝世的消息一直秘而不宣，直到完全占领城堡后才对外公开。

完人

苏莱曼的行为举止主要通过宫中礼节反映出来，这是该朝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他努力神圣化自己的角色。凡是参与过大发现时代的帝国，都建立了帝国意识形态，而且其中都包含救世主降临说的内容。在奥斯曼帝国，塞利姆和苏莱曼建立和开展了官方历史文献的编纂工作，并审查本朝和前朝的编年史撰写内容。由此，他们创造了历史事件的理想化版本，加强了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塞利姆统治时期的编年史借用苏非派军事团体的形象和术语，称塞利姆为“库特布”（qutb，即“神秘的极点”），一个让人类与彼世联合起来的完人。苏莱曼统治的前半期，这种相信救世主降临的意识形态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被土耳其历史文献不断神圣化，成为典范。苏莱曼时期的编年史作者这样描绘他的统治：集宗教和世俗权力于一身的大一统皇帝的统治，是完美正义的时代，是万物和谐的胜利。基纳利扎德·阿里·埃莱比（Kinalizade Ali Çelebi,1510年—1572年）写的一篇文章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取得了很大成功，文中他颂扬苏莱曼将伊斯坦布尔建造成为一座伊斯兰版本的希腊哲人的“理想城市”。到世纪末，穆斯塔法·阿里（Mustafa Ali,1541年—1600年）等一批奥斯曼知识分子开始带着一种怀旧的情绪追忆起苏莱曼统治的前半阶段，他们称其为帝国的黄金时期。

在苏莱曼漫长统治的末期，他看破一切，身体欠佳，从公共生活中抽身出来，极少公开露面。他怀疑他的儿子兼皇位继承人穆斯塔法皇子想造反便处死了穆斯塔法，于是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塞利姆和巴耶塞特开始了皇位争夺。巴耶塞特因为造反逃到萨非王宫，也被处死。最终，苏莱曼成了一位专注神秘静修的禁欲者。后来的苏丹纷纷效仿他这一先例，不再积极参与朝政。

苏莱曼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卓越成就让他在当时奥斯曼人和欧洲人的眼中赢得了极大的威望。和前几任苏丹一样，他也作诗。一部用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写的出色的诗集便是由他署名创作，献给他最宠爱的妻子许蕾姆苏丹（Hürrem Sultan）。她原名罗克塞拉娜（Roxelana），从欧洲被掠为奴后皈依伊斯兰教，是苏莱曼最疼爱的三个孩子的生母。苏莱曼还是高雅艺术的收藏家和赞助人。他非常喜爱中国的瓷器，搜集了中国之外规模最大、价值最珍贵的瓷器。在托普卡帕宫约10700件稀有瓷器中，许多都是苏莱曼的收藏。他还资助了插图精美、装帧精良的书籍创作，以及金属、织物和陶瓷等精美制品的制作。

《技能之书》（Hüner name，书中插图均为细密画）第二卷由宫廷史官赛义德·洛库曼（Seyyid Lokman）于1588年写成，罗列了苏丹苏莱曼在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城市资助建造的世俗和宗教建筑。书中还有关于引水工程和下水道的描述，以及一些建筑物的示意图和通往各圣地朝圣的线路图。这些公共工程遍布奥斯曼领土各地，象征着帝国在伊斯坦布尔和皇宫之外的宗教、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就像之前的苏丹，尤其是穆罕默德二世和塞利姆一世也曾建造的那些公共工程一样。像过去一样，除了苏莱曼和他的家族，权力精英阶层的其他成员也是积极的艺术资助者。尽管出身于不同民族和宗教，这些朝臣都认同奥斯曼应该朝着极具特色的“古典”风格发展。

奥斯曼建筑大师——米玛•希南

米玛·希南（1489年—1588年）原是出身小亚细亚半岛中部的基督教奴隶，后在近卫军中被当作军事工程师培养。在他参加的不同战役中，他通过观察和研究欧洲和近东的建筑提升了自己建筑的能力。1538年，他被任命为皇家建筑师，受雇于三代苏丹。希南的宏伟建筑具有奥斯曼其他建筑所没有的庄严、宏伟和实用价值。这些建筑还有着政治含义。从布达佩斯到麦加，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建筑别具一格，很容易识别，均为多个半圆屋顶和高耸向天的尖塔支撑起主圆顶，是伊斯坦布尔、苏丹及其权威的象征。

奥斯曼皇宫的复杂性

皇宫由形象被强烈神圣化的苏丹统治。宫中森严复杂的等级由高级军事将领管理，严格仪式化的礼节源自拜占庭时期，苏丹的权力通过大臣会议来明确。

大臣会议由大维齐尔 主持。左手边落座小亚细亚半岛和鲁米利亚的大法官，他们象征最高司法机关；右手边落座三位财政官（defterdar），即财政三巨头。掌玺大臣（niçanci）由公证员和书吏作为助手，落座经济领域负责人的对面。出席大臣会议的还有地方长官、海军司令、译员和书吏总管，等等。而苏丹通过一扇小窗监视大臣会议，朝臣们无法看见他。近卫军首领和几位候选人待在隔壁的房间。

奥斯曼大臣

16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奥斯曼大臣都是通过壮丁征召制度（devshirme，征召年轻基督徒）充军并皈依伊斯兰教的年轻人，包括他们中最重要的政府首脑和苏丹代表大维齐尔。无论是作战指挥还是皇宫内院，大臣们的权力都很大。他们还享有与皇室家庭成员结亲的特权。然而，这也无法保护他们在失宠后逃过被处死的结局，这通常发生在苏丹认为他们积累了过多的影响力。大臣手中的权力集中是从苏莱曼隐退并远离朝政后开始的，这一势头在下一个世纪不减反增。

大臣们的府邸试图在极微小的细节方面复制苏丹皇宫的样式。作为政府官员，他们可以在管理国家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但是，他们永不可能继承苏丹的皇威，也得不到帝国臣民对皇威那般的忠诚。大臣权力的增强导致了权力与合法性的分离，这对国家非常有害。然而，许多大维齐尔在帝国起到与苏丹本人同样重要和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是时候提到以下几位手握重权的大维齐尔了：易卜拉欣·帕夏1523年当上大维齐尔，到1536年被处死，是苏莱曼统治前半期标志性的人物；鲁斯坦·帕夏（Rüstem Pacha）是苏莱曼的女婿，主导了苏莱曼统治后半期；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Sokollu Mehmed Pacha）1565年到1579年任首相，是古典奥斯曼帝国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之一。

索科卢出身于正统塞尔维亚家庭，娶了当时还只是苏莱曼继承人的塞利姆二世（Selim Ⅱ）之女为妻，他作为大维齐尔掌管帝国十四年。他在1540年曾是奥斯曼海军上将，把威尼斯造船厂的模型引进到了伊斯坦布尔。他的妻子伊思米罕（Ismihan）是塞利姆二世之女，母亲来自显赫的威尼斯家庭，与公主伊思米罕成婚将他推向了庞大的商业网络中心。这个商业网络影响力巨大，包括拜占庭旧贵族成员——极其富有的米歇尔·坎塔库尊（Michel Cantacuzène）、两位有影响力的犹太朝臣阿龙·德·塞古拉（Aron de Segura）与约瑟夫·哈蒙（Joseph Hamon ）、威尼斯外交官马坎托尼奥·巴尔巴罗（Marcantonio Barbaro ）。大维齐尔索科卢身边的这个小圈子反映出16世纪奥斯曼宫廷国际化的特点。

索科卢大力资助艺术和文学，并对此有着国际化品位和广泛的兴趣。他买下了维罗纳 艺术家们的画作，收藏了威尼斯水晶；他资助了伊斯坦布尔天文台并交由天文学家塔居丁（Taqi al-Din）掌管；他还组织翻译了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胡马雍（Humâyûn）的老师兼历史学家穆斯利赫丁·拉里（Musliheddin Lari）的作品。和其他有名的大臣们一样，他也热衷于资助和支持一些当时最重要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他的私人秘书兼档案保管员费里敦·艾哈迈德·贝格（Feridun Ahmad Beg）。

除大臣外，宫里其他大人物的首要任务就是帝国的行政管理。比如1534年到1557年间担任苏莱曼掌玺大臣的塞拉尔扎德·穆斯塔法·切莱比（Celalzade Mustafa Çelebi）和从1537年到1574年在位的伊斯坦布尔大法官穆罕默德·埃布苏德·埃芬迪（Mehmed Ebussuud Efendi）。他们的杰出之处不仅在于在位时间长，而且他们大力推动了帝国体制机制的发展。17世纪的改革者在这些机构的腐败中看到了奥斯曼帝国衰败的苗头，如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再加上军事优越性的衰颓。

尽管经常被描述成压迫和专制的代名词，但融入奥斯曼社会的传统政府部门实则并非如此。传统政府部门由构成和出身非常特殊的统治阶级根据主要限制条件来选定。选中的精英不是出身名门，也非贵族家庭，即有权在属地征税以征兵的地主。这就涉及一种去中央化的行政体制——“蒂玛制”（土地让与），该体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行政权力由此被上千个当地组织、机构和多元传统分割，并盖上苏丹法典统一的清漆进行授权。因此，一大部分的权力和政府职责都归属于“米勒特”和行会，自治的宗教团体施行各自的教规和习俗，不受国家干涉。要等到19世纪，奥斯曼改革者们才尝试将权力收归中央，统一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