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资本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为什么中国没能发生工业革命？为什么中国与欧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一直是一个重大谜题，也是每一个不甘落后的中国人苦苦追寻的答案。这个古老议题在当代衍生出了一个更加现实的新问题：在21世纪的新经济竞赛中，为什么只有美国和中国成为新的“两极”，而欧盟、英国和日本等逐渐沦为配角？这场新经济“大分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对我们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当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地球的时候，中国正忙着为一场漫长曲折且颇具戏剧性的世贸谈判收尾，美国还没有经历“9·11”事件，世界还是“一超多强”的格局，扎克伯格还没进入哈佛大学，距离乔布斯发布初代苹果手机还有7年，新经济创始人们还没有在各国富豪榜上成为榜首……

过去20年，世界为什么没有变成人们预测的样子？未来20年，世界又将变成什么样子？

20年间，美国从自由主义的“灯塔”蜕变成反全球化的急先锋，甚至已不愿意签署任何自由贸易协定；世界不但没有按照弗里德曼设想的那样逐渐变“平”，反而产生越来越多的隔阂，民粹主义泛滥；国家间没有实现和平，战争、冲突不断……

在历史发展的动力中，资本是关键的因素之一，也是理解时代变迁和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视角。

2016年，在特朗普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著名投资人彼得·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中国面临“从0到1”的挑战，比想象的要来得快。这个唯一站队特朗普的硅谷大佬，对贸易摩擦和中国被“卡脖子”早有自己的预见，只是他个性内向，不会直白激烈地表达，所以当时他在清华大学的隐性警告，几乎没人听懂弦外之音，也并未引起中国科技公司的警觉并加以防范。很快，中国科技公司就为自己的后知后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拜登的上台让中美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围绕科技霸权与安全保障的冲突恐怕会持续很长时间。俄乌冲突让西方再次认识到主要威胁来自俄罗斯，而非冷战结束之后它们认为的中国。欧洲地缘政治之争，将大大延缓美国战略重心从欧洲向印太地区转移的步伐。只要我们自己不犯战略错误，中国将会更有精力和意志应对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通过创新发展最终实现民族复兴。

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与传统地缘竞争不同。这是人类第一次以非自然地理领域为主战场的大国战略竞争，双方都没有经验，而且也缺乏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科技巨头之间的博弈，已经成为其中的主战场，“华为和字节跳动们”开始成为新的主角，TikTok（抖音国际版）让一向对软实力自信爆棚的美国阵脚大乱，用国家力量来应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市场行为。

自东印度公司成为全球第一个跨国公司以来，公司和国家间的博弈从未停止。科技巨头是否有一天会取代民族国家？脸书、苹果、谷歌、亚马逊已经强大到具备了地缘政治影响力。当然，也有很多人并不认为这些公司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取代民族国家，但无论如何，关于科技巨头能否改变地缘政治的这场大辩论，本身就说明了它们已经强大到何种程度。

这个时代的科技巨头，已经具备了超越一般国家的经济和情报实力：在2019年世界各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能够超越苹果市值的只有7个国家；亚马逊跨越了国境和产业之间的壁垒，跨越了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边界，跨越了地球和太空的边界，开始提供诸如太空旅行之类原本应当由国家提供的服务。这是一个社交媒体能操纵大选结果，也能通过永久停用账号让大国总统瞬间“社会性死亡”的时代。

大型科技公司一向以为自己是商业中的另类，生而不同。它们的信条是：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然而，经历数年的丑闻，互联网的乱象就连它们自己也看不下去了。一向我行我素的大型科技公司忽然发现，自身正面临一场空前的存在危机，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竟然都出来呼吁，现在是政府介入监管大型科技公司的时候了。对信奉自由放任主义的硅谷来说，这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随着科技巨头的日益强大，垄断性不断增强，开始严重阻碍创新，全球范围内都掀起了一场针对它们的大监管浪潮，试图借助反垄断重新激活创新。中国互联网行业结束了将近20年的“监管宽松”，开始进入强监管的大周期。历史的经验证明，完全市场化和完全监管都不可行，中国正在这二者中间进行“再平衡”的新探索，这也反映了中国正在重置中的经济发展底层逻辑：从增速优先转向增长兼顾公平的同时，追求共同富裕。

美国学者哈维提出了“时空压缩”的概念：“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究竟是什么力量压缩了我们的时空，给历史的飞船装上了“曲速引擎”？

新经济的资本化是其中的关键。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快速上市，在积累了巨额财富后，它们不断用投资和并购扩展自己的边界。任何对它们有威胁的公司，都会第一时间以超乎想象的价格被收购：脸书为收购一家仅有50名员工、刚成立5年的小公司WhatsApp，投入了近200亿美元。

这些新经济创始人本就有着深入骨髓的股权投资“DNA”，在公司上市或被并购后拥有了巨额资产，愿意将财富投入新经济投资生态，更倾向于投资他们相对熟悉的科技、互联网等新兴领域，以及航空、生命科学、新能源汽车等对人类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行业，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但新经济股权制、合伙制迅速造富的特点，也加剧了经济不平等的现象。新经济增长的收益，几乎全部流向了前10%的小部分人口，而传统经济理论几乎没有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并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登上了亚马逊书店的榜首。这本书提出了一大预言：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那么资本积累的力量必将创造出一个极端不平等、极端不流动甚至极端不民主的社会。有评论写道：人们之所以疯狂地购买这本书，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兴趣深入研究贫富分化的经济学问题，而是他们渴望知道自己为什么贫穷！

皮凯蒂探讨了导致过去半个世纪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扩大的主要因素，但他的论述存在一个严重缺陷：没有足够重视新经济技术变革及其推动的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中对不平等扩大的影响。而人类技术的每次飞跃都带来财富差距的显著扩大，科技公司以传统企业7倍的速度成长并衰退。通用电气达到1 000亿美元市值用了100年，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用了50年，苹果公司用了30年，谷歌用了10年，而脸书只花了不到5年。如此惊人的财富积累速度甚至不符合加速度定律。

新冠肺炎疫情对本就扭曲的全球财富分配机制造成了新的冲击，科技巨头依靠颠覆性技术与资本优势，反而获得了比以往更加庞大的财富。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的身家在2020年增长超过64%，而绝大多数传统公司都无法参与新经济时代的财富分配游戏中，这很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

这些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投资人和企业家对于生命意义、商业本质以及资本使命的前所未有的深度思考。资本的终极使命到底是什么？资本如何才能促进共同富裕与繁荣？资本在解决现实紧迫挑战和人类与星球的长远未来之间，该如何平衡与选择？

新经济的发展如此迅速，任何国家、公司和个人都难以摆脱它的影响。新经济资本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个人的幸福和前景都和它密不可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造富时代，但财富绝不应该继续成为个人价值观的核心，“以财富论英雄”的社会价值体系也应该有所改变。

从全球的实践来看，目前众多知名投资机构都已经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要素纳入投资流程，不投资烟草、枪支等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行业。积极的投资者还会寻求相关的投资机会，比如新能源或者传统行业的环保升级改造等。这绝不仅仅是“锦上添花”，而是其已经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即使是传统石油巨头，如果拒绝转型，也将被新时代无情碾压。

资本既有重新塑造社会的能力，也是实现变革的强大催化剂。如果大型投资机构都能够行动起来，把利益相关者因素纳入投资考核，那么这将大大加快全球企业的转型发展，让社会更有温度。

历史的进程是动态的，资本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新经济大分流、中美科技冲突和全球大监管浪潮相叠加，把资本和世界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地球村”的梦想逐渐实现，还是全球化逆潮势不可当？是国家意志驯服科技巨头，还是大公司主宰世界甚至太空？是任由“恶创造历史”，还是选择资本向善，最终奔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