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 从早期思想雏形走向新研究范式？

克劳德·梅纳德　玛丽·雪莱

1．引言

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对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到20年，新制度经济学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诞生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国家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反托拉斯法、发展援助；在主流期刊的刊登率提高；学派的拥护者不断发展壮大；应用研究及相关数据库不断丰富。新制度经济学诞生之初仅有几个相对模糊的概念，且分成了不同理论学派，如今的蓬勃发展，着实让人惊叹。1997年，不同学派的新制度经济学学者开始激烈地讨论并成功建立了国际学会，也就是“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简称ISNIE。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制度经济学从最初的直觉逐渐发展出强大的理论和分析工具，为经验研究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新制度经济学起源于美国，影响力逐渐扩大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目前，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的社会科学研究网站的众多投稿作者均为非美国人。

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成功实现了制度化，但新制度经济学诞生之初是一个革命性的理论范式，如今仍然是具有不同独立分支的分散学派。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内部的对话卓有成效，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基础，新制度经济学仍然是一个分散的研究领域，还存在很多亟待填补的显著空缺，详见本文的最后一部分。

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是强调作为制度的规则和规范，对企业和市场组织进行微观分析，探究这些微观分析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寻求从动态而非静态角度解释经济演变，它接受跨学科的方法，而且对案列研究及数学化程度较低的研究方法持开放态度。然而，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能接受不太正式的研究方法和演绎推理的研究方法，但预测和经验检验是相当常规的方法。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主要得益于早期制度经济学家的研究，特别是康芒斯；另一方面也接纳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的许多内容，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下文将对此进行论述。这些例外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可能会将主流经济学逐渐改造成完全不同的理论范式。

本文回顾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渊源，记录其曲折的发展史，探寻未来发展之路，并分析未来面临的挑战。第2节概述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介绍核心概念，以及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重大贡献。第3节追溯新制度经济学如何从早期的思想雏形演变为今天的分析工具，重点探讨威廉姆森在其研究中具体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和以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的研究为代表的制度分析。第4节描述新制度经济学的传播与成功。本文的最后将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及面临的挑战。

2．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

弗吉妮亚·伍尔夫曾说过：“大约在1910年12月，人性变了”（Virginia Woolf，1928，第4页）。我们无法妄断新制度经济学何时开始给经济学带来转变。这些转变的出现是由于几部重大著作的诞生，包括科斯的“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1960），诺思和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发展》（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1971）、诺思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1973），威廉姆森的《市场与层级制》（Markets and Hierarchies，1975）。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有更早的相关研究，但这四大著作的贡献为新制度经济学后期发展成为实用的分析工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给主流经济学带来了切实的挑战。

影响

同一时期还产生了诸多学派，甚至与新制度经济学有重大联系，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做详述。包括，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布坎南和塔洛克（Buchanan and Tullock）的公共选择理论及相关研究，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及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贡献，以及肯·谢普瑟（Ken Shepsle）和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等实证政治学家们的著述。与新制度经济学紧密相关的思想，包括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的著述，其中提到了产权研究方法，以及其他早期会议的与会者的贡献，这些会议由埃里克·菲吕博顿（Erik Furubotn）与鲁道夫·里赫特（Rolf Richter）发起，每年在萨尔布吕肯召开。但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史，本文将重点强调两大具有代表性的分支。《新制度经济学手册》收录了诸多学者的论述，包括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还是遗漏了部分主要学者（比如青木昌彦、巴泽尔、德姆塞茨）。其他学科对新制度经济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管理科学（如Chester Barnard）；法律传统，尤其是法和经济学（如Llewelyn、Macneil and Posner）；历史（如计量史学学派），社会科学（如Merton and Macaulay），及其他领域。这些丰富的思想传统有时候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灵感之源，有时则可能成为其发展的制约因素。

核心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根植于一些早期的经济思想传统中。年轻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大量研究英国传统经济学，从斯密到马歇尔到普朗特（Arnold Plant）。后期他开始挑战一部分英国传统经济学思想，尤其是当时的庇古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也受早期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如威廉姆森受到康芒斯的影响，诺思受到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经济学家们的影响，尤其是库兹涅茨的思想。此外，威廉姆森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学习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时，受到肯尼斯·阿罗、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罗纳德·科斯及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等人的影响。道格拉斯·诺思曾信奉马克思主义，后来频繁接触新古典经济学，通过研究经济史和对政治科学的浓厚兴趣，开启了新的视野。

新制度经济学最终超越了前人与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发展出了自己的基石。三大核心概念，即交易成本、产权及合同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金三角”，与更激进的行为假设相结合（North，2005），逐渐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两大分支。

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大核心概念是交易成本，出现在1937年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当时，科斯提出了一个问题：企业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所有交易不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他给出的回答是：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为潜在的交易者必须找到交易对手方，了解价格与数量信息，达成交易、拟定合同并执行合同。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的出现能降低交易成本，因为它用层级制的协调替代了生产要素的许多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标准的新古典模型中没有交易成本的概念，它假设交易是即时的、无摩擦的，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全对称的信息，企业只不过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黑箱子。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因为这一概念对经济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科斯（1998）指出，将交易组织起来必定会有成本，它既决定了具体生产何种产品与服务，也决定了任何经济体利用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能力。交易成本是威廉姆森研究如何在市场与企业这两种交易组织方式之间进行选择的核心观点，也是诺思研究政治交易成本和“国家为什么富裕或贫穷”的核心。本文第3节将探寻威廉姆森和诺思的研究。

第二个核心概念是科斯提出的产权。在“社会成本问题”（1960）一文中，科斯探讨了一方行使权利给其他权利的所有者带来的损害或成本。正如科斯在那篇论文中指出，产权分配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存在正的交易成本。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权利受侵犯方可以通过协商（无成本且信息对称）获得一笔赔偿或转移支付，来实现生产最大化。由于存在正的交易成本，所有权、债务、司法体系、国家以及一般性的制度安排变得十分关键。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产权，后者假定人们交易实物商品或虚拟商品。而科斯（1959）认为，人们实际交易的是权利，即人们采取特定行动的权利。阿尔钦（Armen Alchian，1965）进一步发展了产权的概念，他将产权定义为权利束，它们赋予人们采取已获允许的行动来使用、转让产权，要么剥夺或享有产权。科斯认为，这些权利可能通过法律来执行，但大多数时候通过约定俗成的观念、习俗及社会排斥等方式来执行。

科斯的原创观点被不断扩展，并在后续的发展中变得更具可操作性。威廉姆森论证了产权很容易受到机会主义掠夺，并进一步说明，私人制度安排在执行产权方面的成本通常要低于法律体系的成本。诺思分析了产权执行的质量及分配方面的差异如何影响不同社会的发展方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进一步强调该观点，她分析了社区治理（community governnance）如何避免产权界定不清、执行不力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在奥斯特罗姆之前，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只有私人产权或政府监管，才能解决渔场等公共资源的过度开发或者退化问题。但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如果使用者与资源的界线分明，监督及执行规则的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严格的社会规范和程序来制定并执行规则，则社区治理的结果要优于国家监管或私人产权。

第三个核心概念是合同，广义上的合同包括当事方达成的书面和口头协议两种。合同这个概念也是由科斯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但只限于他在1937年分析企业为何不同于市场时的特定情形。新制度经济学的合同概念有两个关键假设，这也正是新制度经济学与其他标准理论模型的不同之处：（1）合同不会被完全履行；（2）合同从来都是不完备的。诺思学派强调合同执行的制度，该观点后来发展出了合同执行的权衡理论（North et al.，1981：第四章）。个人可以雇佣私人军队或私人警察来保护其权利或合同的执行，但成本过高；或者他们可以选择放弃个人自由，寻求国家的庇护。国家庇护降低了成本，但也可能侵犯个人权利，这就导致了一个困境：谁来监督警察？（North et al.，2009；Greif，2005；North and Weingast，1989；Weingast，1993）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曾强调，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治理问题的核心是威廉姆森的合同概念，这一概念也是许多成功的经验研究的源泉。威廉姆森认为合同是“买方与卖方就价格、资产专用性及保护措施三个方面达成的协议”（Williamson，1996，第377 页）。在威廉姆森对不完备合同的阐述中，机会主义——合同当事方在利益诱惑下，可能打破合作——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假设（Williamson，1971）。下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多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不仅提出了交易成本、产权和合同这三大概念，还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并使这一研究范式十分独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核心的前提是：由于存在正的交易成本，所以信息是有成本的且不完全的，合同和产权的界定与执行是不完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制度框架是经济表现的一个决定因素。这使得新制度经济学从诞生之初，甚至在科斯的早期观点被主要贡献者逐渐改进和完善之前，就与主流经济学截然不同。

3．从早期的思想雏形发展为分析工具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科斯早期提出的一些观点被渐渐发展为威廉姆森所说的新制度经济学（Williamson，1975，第一章），由威廉姆森学派和诺思学派两大分支组成。其他相关著名学者包括：张五常、哈罗德·德姆塞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该思想不断影响更多的学者（详见图1）。

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威廉姆森

威廉姆森思想的理论起源有很好的记录。就读于斯坦福大学时，威廉姆森学的是管理学，后来得益于肯尼斯·阿罗，他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在卡内基大学时，他受到赫伯特·西蒙、理查德·希尔特（Richard Cyert）、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等人所发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熏陶。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担任工程师并经常往来于亚洲国家，后来，他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美国司法部研究并购重组等问题，这些在大型企业及政府部门的实战经验，使他很早就接触到治理问题。在司法部的这段工作经历促使他开始思考纵向一体化与合同关系等问题，详见图2。

我们可以看到，威廉姆森的上述经历对他的思想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以卡内基大学的论文为基础撰写的《选择性行为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iscretionary Behavior，1964）一书，补充并扩展了科斯提出的问题：如果企业存在，它的作用是什么？管理的作用又是什么？同时，威廉姆森对纵向一体化，也就是现在有名的“自产还是采购”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其里程碑意义的论文“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指出，内部组织取代市场交易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不是因为与生产相关的技术经济（technological econo-mies），而是中间投入品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的“交易失灵”（1971，第112页）。一体化使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多种多样更敏感的控制工具（第113 页），利用“命令”（fiat）这一“冲突解决机制”的弹性（第114页）。这些思想是威廉姆森在其后来的著作《市场与层级制》（1975）中阐述的核心主题：一方面是激励、控制和行政管理，另一方面是小数定律（small numbers）、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市场与层级制》整合了各大学者包括阿罗、钱德勒、康芒斯、科斯、哈耶克及西蒙的理论源泉，阐述纵向一体化如何有可能克服市场失灵。

威廉姆森在其1971年的论文中补充阐释了纵向一体化的原因是：“合同不完备”（1971，第117 页），他的论文“交易成本经济学：合同关系的管理”（1979）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想法。该文阐释了交易成本对合同产生的影响，详细解释了如今众所周知的威廉姆森交易三要素——不确定性、交易频率、交易专用型投资（transaction-specific investments）。论文分析了不同形式的合同以及合同所嵌入的不同治理结构与交易三要素之间的匹配和错配。这篇论文展开了一系列的经验研究，证明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成功。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止步于1979年的论文。他还考虑了企业由于纵向一体化成本过高而放弃，同时也不回归标准市场交易的情形。企业可能选择另一种治理模式，他把这种形式称为“双边结构，其中当事各方都保持自治”（第250页）。这一推理后来被拓展至更为复杂的治理结构，被命名为混合模式（Williamson，1996，第四章），为一系列经验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Ménard，2012）。

《市场与层级制》一书的完整书名中提到了“反托拉斯影响”，该书推动了学者们研究规制以及治理结构的制度嵌入性。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包括：威廉姆森的“自然垄断的特许经营权竞标：一般情形和有线电视的情形”一文（1976/1985，第13章），该文与德姆塞茨（1968）和戈德伯格（Goldberg，1976）的论著一起构成了规制垄断的三部曲。威廉姆森的分析巧妙地探讨了公用事业服务供给的各种合同式解决方案（contractual solutions），一家有线电视公司的案例研究支持了威廉姆森的分析。与先前的规制研究的相关特征相比，威廉姆森对交易的分析还要微观具体得多，他强调合同执行的重要性以及合同执行与制度环境的复杂联系（1976，第73页）。威廉姆森运用同样的方法和概念，阐述“与成本节约型交易相匹配的治理结构”（1979，第253页）如何用于解决规制问题。他在讨论施文自行车公司（Schwin）的案件中说明了这一点，竞争监管当局指控这家生产高品质自行车的企业对特许经营权施加限制（1985，第183页）。

更近一些时候的《治理机制》（The Mechanisms of Governnance，1996）及论文“新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展望”（2000）总结了威廉姆森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给出的分析工具的进一步发展，包括：更加关注组织的混合模式，探讨融资选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对可信承诺的分析及其在规制和发展中的作用。最后一个主题将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制度分析结合在一起。

制度分析与诺思

“二战”期间道格拉斯·诺思在美国商船队的经历激发了他早期对海洋运输的兴趣，此后还影响了他对暴力的理解，最终影响了他对制度分析的研究。他深受熊彼特思想的影响，并在20世纪50年代于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进修的一年里，受到所罗门·法布里坎特（Solomon Fabricant）和西蒙·库兹涅茨等其他经济学家的影响，详见图3。

诺思将古典经济学研究工具应用于历史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开创了计量史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但他将制度纳入研究，因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他在1968年撰写了关于海洋航运生产率的著名论文（根据诺奖委员会的表述，这是经济学史上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献之一），开启了诺思偏离标准模型的研究之旅。在这篇论文中，他论证了科技发展并非总是促进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诸多经济史学家的谬误（North，1968）。相反，1600年以来海运业的生产率提高主要得益于海盗的减少，少数大型海港的规模效应，以及市场的扩大和有序化。

诺思在与兰斯·戴维斯（Lance Davis ）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发展》中，构建了一个制度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他还对欧洲历史进行了类似的分析，并认为“古典经济学研究工具无法解释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发生的根本变革，这些变革构成了自那时以来欧洲经济的特征”（North，1993，第3页）。他认为，新的制度安排，如由法院执行的书面合同，是欧洲经济成功发展的主要原因，详见他在1973年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

诺思在《结构与经济史的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1981）一书中，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在解释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时相当有用。但是，诺思并不满意于这个框架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解答，比如制度为何发生变化？国家何以富，何以穷？诺思早期的理论框架假设制度是有效率的，当制度变革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会相应变化。但是，很多国家因无效率的制度迁延不愈而停滞不前数世纪之久，上述假设能成立吗？为了找到符合现实的解释，诺思摒弃了“人类理性”的古典经济学假设，大胆建立起涵盖政治、意识形态及信念的理论模型。

在诺思1990年的开创性著作《制度、制度变迁及经济表现》（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中，如果经济或政治领域的企业家拥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并认识到改变现行制度框架会一定程度上给他们带来好处，那么制度结构就将发生变化。但是，这些企业家的认知关键取决于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以及对信息的理解。受现行制度的约束，他们掌握的信息常常是不完整的，他们的模型也有缺陷，改革存在路径依赖。激进的改革将受制于社会固有的信念体系。“陷入困境的社会有特定的信念体系和制度，它们无法应对或解决复杂社会所带来的新问题”（North，1994，第6页）。信念体系和制度的僵化是世界诸多国家饱受贫穷的原因，也解释了为何移植规则、法律和宪法往往以失败告终。为了更好地了解信念的转变，诺思开始研究认知科学，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精神模型去描述和理解外部世界，为何在新经验中学习会造成信仰和偏好的逐渐改变（North，2005，第77页）。

诺思近期开始与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 ）、巴里·温加斯特合作，修正其早期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人类历史（North et al.，2009）。有权有势的社会精英阶层为了提高租金，联合那些为商人或牧师等非武装精英提供保护的专业暴力人员。借助对暴力的垄断，社会精英阶层不仅垄断了宝贵的资源——土地、劳动力、资本，还垄断了有价值的活动——商业、宗教、教育，这样他们就获得了收取租金的特权。这些租金激励精英阶层遵守协议，限制暴力，由此创造出一个稳定的均衡，诺思及其合作者称之为“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s），这也是当今社会的主流秩序。工业革命后，欧洲以及现代发达国家所出现的“开放准入社会”（open access societies）是例外情况。

4．新制度经济学的传播与成功

经过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的努力，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等领域的许多研究者迅速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拥趸。图4展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飞速传播：根据Econlit（经济文献数据库）的统计，标题、摘要或关键词中涉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版物数量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0，增长至2000—2009年的500余篇。这一数据有所低估，因为图4所涉及的出版物仅限经济学领域，没有反映出新制度经济学在其他领域可能更迅速的传播。此外，许多新制度经济学领域出版物的标题、摘要或关键词不包含“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比如North，1994），许多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未发表在期刊上，抑或所发表的期刊不属于主流经济学期刊，这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变革性。

为了更好地把握新制度经济学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我们在Econlit上搜索新制度经济学的三大核心概念：合同、产权及交易成本。虽然这三大术语，尤其是合同、产权并非只出现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但是三者出现的频率呈上升趋势（图5），反映了这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的传播。

最后，我们根据科斯、诺思和威廉姆森这三位领军人物的论文引用率，来追踪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图6显示了上述几个图所反映的过去20年引用次数飞速增长的趋势。由于图6的引用数据主要反映Web of science（科学网数据）的期刊引用情况，忽略了诺思和威廉姆森广受欢迎的著作，对实际引用率有所低估。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传播，涉足该领域的学者开始在经济学、管理学、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会议上互相听取学术报告，这使新制度经济学派这一非正式的关系网逐渐出现。这些学者联系松散，不同流派的思想交流机会很少，仅在正式会议上有些零散交流。这些零散交流促使一些成员发起更有组织的论坛，以促进和支持新的观点，鼓励新制度经济学不同派别之间的对话，更为广泛、系统地传播新制度经济学，团结新制度经济学的拥护者，从而促成经济学及社会科学更广泛的转型。在鲁道夫·里赫特的大力推动下，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流网络得以产生，他和埃里克·菲吕博顿于1993年夏天在德国率先组织创办了年度制度经济学研讨会。

不断加强的联系与交流最终促成了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的成立，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即使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不存在，科斯、诺思和威廉姆森的思想也会闻名遐迩，但新制度经济学的进程可能完全不同。然而，尽管科斯、诺思斩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在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成立之时，新制度经济学仍然处于经济学的边缘，其推崇者在经济学界常常孤立无援；仅有少数人能在主流经济学杂志发表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论文；许多导师告诫自己的博士生，如果博士论文参考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就有可能不会被主流经济学家认可。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通过汇集一大批思想相近的学者和新制度主义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推动新制度经济学成为一门正统的学问，也使其核心思想的有效性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也促使新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了兴趣。

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学者（尤其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仍然对新制度经济学有所抵制，甚至无视制度的概念。权威期刊刊载的论文研究贸易成本（cost of trade），却不提及科斯或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或者研究增长的决定因素，也不引用制度或诺思的理论。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崇者不断增长，数学方法仍然在主流期刊、经济学系（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学系）占主导地位。从计量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制度存在实际困难，我们通常需要新的数据，更大量的信息，这放缓了新制度经济学广为接受的进程。新制度学派的学者仍然极为分散，在几乎所有经济系中仅为少数派，导致了该领域难以吸引博士新生加入。在美国之外，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更迅速地获得认可，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数学模型看似无法解释这些国家存在的严峻问题。我们将在第5节回过头来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形式化问题。

虽然困难重重，但新制度经济学的传播仍然令人瞩目。计划经济的崩溃是它取得上述成功的原因之一。对于那些倾向建立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东欧的转型开启了制度选择的“潘多拉”之盒。诺思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这些选择，他的分析框架也能用于解释欠发达问题，这极大地提高了国际社会对援助经济发展的热情。利用威廉姆森的理念检验纵向一体化的交易成本假设的论文猛增，关于其混合组织模式假设的论文也快速增长。威廉姆森的方法在市场营销、策略行为和其他管理问题的分析上也颇具影响力，而科斯派的思想则主要渗透于“法和经济学”的研究中，这得益于科斯长期担任《法和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主编期间对相关研究的推崇。奥斯特罗姆及其对集体行为、公共资源管理的分析也愈加具有影响力（当然，还有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其他贡献者）。

20世纪90年代，主流经济学发表相关论文的数量猛增，论文将制度理论融入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约翰·奈（John Nye）因此而讽刺道：“我们如今都成了制度派学者。”通常而言，这些论文会选取制度变量建立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展开跨国回归分析。2008年，雪莱（Shirley，2008）分析了59篇研究论文，发现了GDP长期增长与制度变量之间显著的相关性，这些制度变量包括产权、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公民自由，以及信任、宗教、（不利的）政治动荡等。

“制度”在以上大多数相关性中不是指特定的规则、规范，而是宽泛的抽象概念，通常指专家对政府腐败、官僚质量、法治、表达自由的主观排序，或者论文作者所指的制度集群或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等类似的宽泛概念。且不管这些变量测度的是什么，即使研究者们使用不同的测度方法，它们在统计上或计算上也与长期增长有着稳健的强相关性（Shirley，2008，第80页）。这些强相关性解释了为何前文提到的一些增长经济学家，此前几乎只采用“帕累托最优—完全市场—完全竞争”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如今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们的传统研究范式，并且在讨论制度理论的作用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二流”研究（Shirley，2008，第17页）。

这些宽泛的制度代理变量似乎与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的测度和对特定制度的理解相矛盾。这类研究通常忽略那些难以察觉的信念和规范，而正是这些信念和规范最终决定了规则与法律的实际功能（Greif，2006，第20—21页）。他们也藐视诺思的警告：相同的法律与规则在不同国家可能带来不同的结果。不管怎样，制度变量越来越广泛的运用提升了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性，突显了它对标准模型的挑战。

5．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

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关键问题在于：新制度经济学只是在边际上修正新古典模型，还是会催生一个新范式？诺思、威廉姆森及其他早期制度学家不认为他们在创造一个颠覆标准新古典模型的新范式。然而，标准新古典模型的核心假设，在新制度经济学形成之初就遭遇挑战，因为科斯坚称，在考虑公司存在的原因时，正的交易成本不能剔除。交易成本“创造了一个经济学新世界，它截然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构想的世界”（Furubotn and Richter，1997，第445页）。交易成本概念所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比如，它颠覆了应对大部分规制问题的主流方法（Joskow，2002；Ménard and Ghertman，2009）。

新制度经济学并不会完全取代标准新古典范式，但是会拓展并改变标准范式，使之与此前迥然不同。很少有制度学家断然宣称，如今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提供了一个十分清晰明确的范式，给出一个新理论也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我们可以比较新制度经济学与标准的新古典模型，以此来勾勒出扩展后的范式。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在于，承认竞争通过价格机制来平衡供需，但要考虑不同的假设情况，比如信息、个人、公司、交易、产权、合同、国家的角色以及环境。由于存在交易成本，我们不再能清晰地界定产权；由于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我们也不能假定合同是完备的，并能得到完全执行。标准的新古典模型从未认真考虑过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它假设，有序的市场足以规范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正的交易成本意味着制度是分析的对象，但是在标准模型中制度是外生决定的，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是内生的约束因素。

诺思对个人行为的演变所做的研究进一步改变了标准模型。新制度经济学一开始就主张有限理性，即人类的选择受制于高成本的信息及认知能力方面的局限，但不同的机会集合出现时，人们仍然会依据偏好采取行动（Eggertsson，1998，第18页）。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机会集合是由制度决定的，尤其是法律体系，因为制度决定了产权。近期，新制度经济学融入了以下观点：人类的心智模式会对推理过程加以过滤，而心智模式不仅受个人经历的影响，也受社会共有信念或规范的左右。某些制度学家认可诺思关于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论，即以前的制度限制了个人的选择及偏好，该观点使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更接近于早期制度学家的观点。或者，正如诺思所言，我们是否应该建立经济演变的动态模型，从而改变标准古典模型？

再举一个例子说明新制度经济学如何从标准理论发展演变而来。此前，新制度经济学假定了市场与公司的二元决策，现在却纳入了一系列有着不同治理特点的混合组织模式。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些发展几乎视而不见，他们依然根据市场与公司之间的替代关系，来建立模型并提出政策建议。不过，即使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简单地将交易成本纳入拓展后的模型，是否就能很好地说明制度安排的多样性？正如威廉姆森所言，我们是否需要用离散的结构分析取代标准的边际分析？若是如此，这样的变化对市场经济运行会造成何种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仍然面临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也给标准模型带来了诸多挑战。正如上文所述，经典范式的许多重要概念，比如稀缺、竞争等，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明白无误的实质内容，但新制度经济学者们充分承认建模和合理方法的重要性，比如运用计量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来验证其核心主张。

标准的新古典模型有多大可能发生变化，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假设纳入其中？这样做其实有一些重要的障碍。其一，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日益上升的主导地位，尤其在美国及权威经济学期刊中。制度变量在跨国回归中的统计显著性吸引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但完全采用新制度经济学范式，会导致更广泛的复杂性与细微差别，进而给建模造成重负。

如今，形式主义仍占主导地位，这说明了为什么经济学界还是把新制度经济学视为主流经济学的边缘流派。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影响了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思想，虽然他们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制度理论的“感染”。那些将制度理论融入其模型的著名主流经济学家，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德扬科夫（Djankov，2003）等，不被视为或不认为自己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几乎不追溯自己的观点与科斯、诺思或威廉姆森等人的思想渊源。此外，注重应用研究的经济学家不反对制度学说，但那些热衷于建模的经济学家基本不受制度问题的左右。

其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演变理论不尽完善，有时呈现即兴演绎的特点。正如朗格卢瓦（Langlois，2013，第3页）所言，新制度经济学对充满交易成本和其他成本的现实世界中那些看似合理的制度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具体准确地解释我们观察到的制度体系如何比其他制度体系更好地应对特定的经济问题”。对新制度经济学来说，还有待发展出更为科学的方法，用以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表现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并构建一个更严谨的制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仍然没有形成综合统一的均衡论或效率论，也没有办法处理潜在的多重均衡和制度的动态变化。这些问题是新制度经济学面临的主要挑战。

其三，新制度经济学内部持续存在理论分歧。诺思与威廉姆森间的思想差异也许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大，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视角来看，他们的观点都差异不大。更重要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的界定等根本问题上存在更严重的分歧，比如，诺思将制度定义为博弈的规则，格雷夫则将制度定义为共同遵循的信念或内化的规范（Shirley，2008，第18页）。此外，新制度经济学内部还有如下差异：企业究竟是市场的变体（Alchian and Demsetz，1972），协议或合同的纽带（Aoki et al.，1990），还是一套制度安排的一个部分（Cheung，1983）。关于市场概念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比如，定义为组织形式（Arrow，1974），制度（Hodgson，1988），或治理（Walliamson，1991/1996，第4章）。梅纳德（1991，1995）将制度归结为“制度环境”，描述的是市场和组织（从企业到混合式组织）运行所遵循的规则，这一界定澄清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模棱两可之处。虽然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仍会持续存在，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产生了主导观点，我们期待这些分歧会逐渐消失，而不同观点之间的竞争也应当被视为一种有益和进步的探索。

除了发展出一个更严谨的理论之外，新制度经济学若要建立切实可信的研究范式，还面临一系列其他挑战，比如，克服上文提到的内部分歧；对制度变化做更深层的分析；扩展对非正式制度的经验和理论研究；开发数据以便根据不同情况更仔细地界定并衡量制度的影响；建立更完善的模型来刻画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之间的联系。新制度经济学者需要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框架上取得进展，这个框架能够合理描述诺思的制度构架（人类交易的支柱）及威廉姆森的治理结构（将交易完整地组织起来的矩阵）之间的相互影响。要想将这派思想整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者还必须解决可能影响未来进一步研究的许多问题。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决定产权安全和功能的规则（诺思派）或影响合同可信度和执行力的法律，如何影响人们对治理模式和交易的组织方式（威廉姆森派）做出选择？此外，不同的制度设计，比如执行合同法的不同司法体系，成本差异是什么？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开始弥合这两大派别的差异，这种趋势可能继续。未来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创新，尤其是在以下方面：微观分析层面与制度构架层面的不同交易组织模式如何影响创新能力的发展与创新活力？

方法论是另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大部分新制度经济学文献中所用的模型都不恰当地运用了标准的新古典模型，存在上文所述的不一致性。一些制度学者，比如格雷夫与奥斯特罗姆在运用博弈论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实验经济学也取得了颇具前景的成果。建模者的一大挑战是新制度经济学重视现实与细节，这大大加剧了建模的复杂性。重视现实带来的挑战是，许多制度学家必须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开展大量的田野研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及其后继者所做的田野研究正是对此的生动说明。满足数据方面的要求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新制度经济学要切实地挑战标准模型的优雅简约，未来更多的研究就必须致力于克服数据鸿沟。制度经济学的优点在于经验研究，我们希望看到未来有大量研究致力于提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测量，并检验它们的特点与影响。拘泥于形式主义的学者可能永远也不愿意将不完美但符合现实的制度模型视为足够精确的模型，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响应科斯对经济学的呼吁：如果要超越黑板经济学，改变我们看问题的视角，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将带来更广阔的前景。

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案例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比如科斯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案例研究，威廉姆森对奥克兰有线电视的研究，诺思与温加斯特对光荣革命的研究，奥斯特罗姆对公共财产的比较研究，以及收录于《分析式叙事》（Analytic Narratives，Bates et al.，1998）中的各类研究。尽管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对案例研究并不看好，事实证明案例研究为我们了解制度分析中与生俱来的丰富细节提供了宝贵方法，尤其是理论指导下的严谨的案例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洞见。

6．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或者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未来，将涉及更多的跨学科合作和意想不到的新融合。正如科斯所言（2002），我们需要律师、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学者的协助，以推进经济学的转变。通过法和经济学这门新学科，经济学已经对政治学、公共选择及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计量史学，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学的影响也波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推理和计量经济学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新制度经济学基于经验的务实方法非常适合与二级学科相结合。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已体现了这一趋势，其成员来自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领域，其合作研究亦超出了社会科学领域。诺思与认知科学家的合作，其研究与神经经济学、行为科学日益加深的联系，正是上述趋势的佐证。《新制度经济学手册》（Ménard and Shirley，2005，2008）一书的作者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跨学科特点。

我们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这主要是因为其跨学科的强大魅力，以及它对年轻学者和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强大吸引力。科斯研究所（Ronald Coase Institute）所做的工作也增强了这种自然而然的吸引力，该机构培养或协助青年学者在自己的经济体中研究相关制度，以及时发现并克服相关问题。2014年1月20日，科斯研究所有来自66个国家的470名研究生，其中大多数是经济学者，还有许多来自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工程学和其他领域。这些年轻的学者，不必固守那些让主流学术界畏手畏脚的惯例，全力以赴地搜寻新数据，探寻新的经验问题，拓展有关制度的经验研究。

我们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所期待的转变有可能不会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奥尔森与凯赫克宁（Olsen and Kahkonen，2000）所描绘的那样，主流经济学家可能如萧条的市中心一样枯萎，而新制度经济学及其相近的社会科学分支会在“城郊”兴起。我们在思考新制度经济学和标准主流经济学的未来关系时，可以从科斯这位实至名归的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的言论中受到鼓舞：

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将涉及经济学的各类二级学科。经济学会爆发“游击战”，新制度经济学先主导一个二级学科，然后再主导其他二级学科，这一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当该进程持续一段时间后，经济学的领袖将会发现自己好似“亡国之君”。正如贾德森（Judson）所言，新制度经济学不会全面推翻主流经济学，而会更加开放。我们不会取代价格理论（供需理论等传统理论），但会将经济学置于一个更有利的环境中，使之能够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金颖琦　译）

参考文献

Acemoglu, D.and J.A.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Alchian, A.A.(1965), “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Il Politico, 30 (4)： 816 -819; reprinted in Economic Forces at Work (1977),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Alchian, A.A.and H.Demsetz (1972),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5)： 777-795.

Aoki, M.(2001), Toward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Aoki, M., B.Gustafsson, and O.E.Williamson (1990), The Firm as a Nexus of Trea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Arrow, K.(1974),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Norton and Co.

Barnard, C.(1938),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arzel, Y.(1989/1997),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tes, R.H., A.Greif, M.Levi, J.Rosenthal, and B.R.Weingast (1998),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rousseau, E.and J.Glachant (2008),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 Guideb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chanan, J.(1975), “A Contractarian Paradigm for Applying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 (5)： 225-230.

Buchanan, J.and G.Tullock (1962),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heung, S.N.S.(1983),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 (1)： 1-21.

Coase, R.H.(1937/2004), “The Nature of the Firm”(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7, Eco-nomia, 4 (16)： 386-405, in C.Ménard (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04, Cheltenham, UK and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pp. 51-70.

Coase, R.H.(1959),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 (October)： 1-40.

Coase, R.H.(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October)： 1-44.

Coase, R.H.(1964), “The Regulated Industries： Discu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4 (May)： 194-197.

Coase, R.H.(1994),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ase, R.H.(1998),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2)： 3-6.

Coase, R.H.(1999), “The Task of the Society”, Opening Address to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SNIE,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 (2)： 3-6.

Coase, R.H.(2002), “Why Economics Will Change”,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4 (1)： 4-7.

Commons, J.R.(1934),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NY： Macmillan.

Demsetz, H.(1968), “Why Regulate Utilitie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1 (A-pril)： 55-66.

Djankov, S., E.Glaeser, R.LaPorta, F.Lopez-de-Silanes, and A.Shleifer (2003), “The 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 (4)： 595-619.

Eggertsson, T.(1998), “A Note on 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in L.Alston, T.Egge-rtsson and D.C.North (eds.), Empirical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urubotn, E.G.and R.Richter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Furubotn, E.G.and R.Richter (1997),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Goldberg, V.P.(1976), “Regulation and Administered Contract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7 (Autumn)： 527-543.

Greif, A.(2005), “Commitment, Coercion and Markets： The Nature and Dynamics of Institu-tions Supporting Exchange”, in C.Ménard and M.Shirley (eds.), Handbook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Dordrecht： Springer, pp. 727-786.

Greif, A.(2006),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dgson, G.(1988), 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s, a Manifesto for a Moder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 Press.

Joskow, P.(1985),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Long-Term Contracts： The Case of Coal-Burning Electric Generating Plant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 (1)： 33-80.

Joskow, P.(2002), “Transaction Costs Economics, Antitrust Rules and Remedie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s, 18 (1)： 95-116.

Judson, H.F.(1979), The Eight Day of Creation： Makers of the Revolution in Biology,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Klein, P.G.(2005), “The Make-or-Buy Decisions： Lessons from Empirical Studies”, in C.Ménard and M.Shirley (eds.), Handbook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Dordrecht： Springer, pp. 435-464.

Langlois, R.N.(2013),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History： Connecting the Two Strands”,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33, Septem-ber 2013. www.econ.uconn.edu/workingpapers/?=2013-33. Accessed on January 9, 2014.

Levy, B.and P.Spiller (1994),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Regulatory Commit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0 (2)： 201-246.

Llewelyn, K.N.(1931)“What Price Contract? An Essay in Perspective”, Yale Law Jour-nal, 40： 704-751.

Macaulay, S.(1963), “Non 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Business： A Preliminary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 (1)： 55-67.

MacNeil, I.R.(1974), “The Many Futures of Contracts”,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47 (May)： 691-816.

MacNeil, I.R.(1978), “Contracts： Adjustments of a Long Term Economic Relation Under Classical, Neoclassical, and Relational Contract Law”,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72 (6)： 854-906.

Masten, S.(1984),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the Aerospace Indus-try”,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7 (2)： 403-417.

M′enard, C.(1995), “Markets as Institutions versus Organization as Markets? Disentangling some Fundamental Concep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8 (2)： 161-182.

Ménard, C.(2001),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8 (1)： 85-92.

Ménard, C.(2004),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er.

Ménard, C.(2009), “Oliver Williamson and the Economics of Hybrid Organizations”in M.Morroni (ed.), Corporate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Design and the Firm： Cooperation and Out-sourc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p. 87-103.

Ménard, C.(2012), “Hybrid Modes of Organization： Alliances, Joint Ventures, Networks, and Other‘Strange’ Animals”, in R.Gibbons and J.Roberts (eds.), Th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énard, C.and M.Ghertman (2009), Regulation, Deregulation and Reregula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er.

Ménard, C.and M.M.Shirley (2005/2008), Handbook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Dordrecht： Springer.

Ménard, C.and M.M.Shirley (2014), “The Contribution of Douglass North to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S.Galiani and I.Sened (eds.), Economic Institutions, Rights, Growth, and Sustainability： The Legacy of Douglass Nor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rton, R.K.(1949; expanded 1957 and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NY： Free Press.

Monteverde, H.and D.Teece (1982), “Suppliers Switching Costs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3 (1)： 206-213.

North, D.C.(1968),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1850”,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 (5)： 953-970.

North, D.C.(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C.(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C.(1993), “Douglass C.North,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1993： Autobiography”, The Nobel Foundation, vol. 2010.

North, D.C.(1994),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3)： 359-368.

North, D.C.(2005),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C and L.Davis (1971),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C.and R.P.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C., J.J.Wallis, and B.R.Weingast (2009),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C.and B.R.Weingast (1989),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4)： 803-832.

Olson, M.and S.Kahkonen (2000), A Not-So-Dismal Science： A Broader View of Economics and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sner, R.A.(1973),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New York, N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Richter, R.(2005),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ts Start, its Meaning, and its Pros-pects”, European Business Organization Law Review, 6 (2)： 161-200.

Sala-I-Martin, X.(2002), “15 Years of New Growth Economics： What Have We Learnt?”, 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 0102-47.

Shelanski, H.and P.Klein (1995),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 Survey and Assess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1 (2)： 335-361.

Shirley, M.M.(2002), Thirsting for Efficiency：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Urban Water System Reform,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Shirley, M.M.(2008),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Cheltenham, UK and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Stigler, G.(1966), The Theory of Price, 3rd ed., New York, NY： Macmillian.

Weingast, B.R.(1993),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9 (1)： 286-311.

Williamson, O.E.(1964), The Economics of Discretionary Behavior： Managerial Objectives in a Theory of the Fir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Williamson, O.E.(1971),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 (May)： 112-123.

Williamson, O.E.(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NY： Free Press.

Williamson, O.E.(1976), “Franchise Bidding for Natural Monopolies—in General and with Respect to CATV”,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7 (1)： 73-104.

Williamson, O.E.(1979),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 (2)： 3-61.

Williamson, O.E.(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Macmillan.

Williamson, O.E.(1986), Economic Organization： Firms, Markets, and Policy Control,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on, O.E.(1996),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on, O.E.(2000),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 (3)： 595-613.

Woolf, V.(1928), Mr. Bennett and Mrs. Brown, London： Hogarth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