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世上最强的战舰

贝尔福政府弥漫着不安和无能的感受，这一点在外交事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经济萎靡不振，帝国不堪重负，人口增长放缓，英国不再是那个能够同时在多条战线上应对挑战的卓越世界强国了。一些英国人甚至怀疑这个国家是否还有足够的实力面对其中任何一项威胁。

最大的威胁据说来自德国。该国蓬勃发展的工业实力、庞大的陆军、德国皇帝的帝国主义梦想以及不断扩大的海军，都让英国人焦虑不已。德国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在《1900年海军法》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一支“实力强大的舰队，如此一来，即使是最强大的海军强国，与德国交战也会有危及其自身霸权的危险”。这被解读为对英国毫不隐晦的威胁。外交部宣称，德国“以政治霸权和海上霸权为目标，威胁到其邻国的独立，并最终威胁到英国的生存”。

英国的保守派报纸敦促政府响应，建造更大更好的战舰，到1905年，大部分英国民众都赞同这一观点。海军是国家的骄傲，当时整个国家正在庆祝特拉法尔加战役一百周年；它通过保护贸易路线和帝国边界，保证了英国的繁荣和安全。贝尔福政府对大众的需求做出了响应，1906年，爱德华国王在朴次茅斯下水了一艘巨大的战列舰——“无畏号”（Dreadnought）。它被一位英国海军将领形容为“世上最强的战舰”，引起了轰动。但美国、日本和德国很快就加入了战舰的竞赛，媒体要求政府在国际军备竞赛中获胜。

但是，就算有望在竞赛中取得胜利，就一定能换来和平的奖赏吗？无论英国囤积了多少艘“无畏号”战舰，它都无法继续独自掌控制海权了。英国政治家曾经把英国远离大陆事务的地理位置形容为“得天独厚”；它使英国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全球事务，扩张帝国。但帝国如今不堪重负，英格兰的经济也萎靡不振，孤立反而变成了一种危险。英格兰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欧洲联盟，但这个国家在欧洲大陆几乎没有朋友。人们普遍厌恶它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的行为，这场战争进一步疏远了它潜在的盟国。除了觊觎南非的黄金之外，压迫德国的自由农民有什么意义呢？这场臭名昭著的冲突加深了法国长期以来对“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的不信任；英法结盟的可能性似乎遥不可及。

然而，爱德华国王决心改善英国与近在咫尺的邻国的关系。他明白英国孤立地位的危险性，宁愿选择拉拢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他在1903年对法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为次年签订历史性的《挚诚协定》营造了氛围。这份基于对德国的共同敌意的协约，标志着英法结束了几个世纪的彼此猜忌。与此同时，爱德华半心半意地试图与德国人建立更友好的关系，却一无所获。国王很快就和德国皇帝闹翻了，并对“撒谎成性”的德国官员大加抨击；德国皇帝则把英国人丑化成“堕落者”。

德国很快就开始阻挠法国控制摩洛哥的企图，对《挚诚协定》带来了一番考验。它派遣一艘巡洋舰前往该地区，表面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军事挑战。令德国怒不可遏的是，英国站在新伙伴的一边，英法联盟得以加强。德国皇帝指责英国“在全世界推行反德政策”，而反德情绪也在英国蔓延。正如H.G.威尔斯在小说《布里特林先生洞察一切》（1916）里所写的那样，“英德两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冲突”，成为“英国人意识中的事实……整整一代人都在对德战争的威胁中长大”。

英国还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寻找盟友。张伯伦继续主张英美两国联合建立一个“更伟大的不列颠”，主导世界经济，管制全球。然而这一愿景显得不太可能，而两国之间牢固的外交友谊才是更现实的命题。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女继承人与英国贵族之间频频通婚，而将两国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和语言联系也得到了颂扬。英美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英国对美国在阿拉斯加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领土要求做出让步。英国被迫承认了美国经济和海军优势的新现实。然而，无论是这些联盟，还是无畏号战舰的制造，都不能平息人们对英国自卫能力的担忧。许多人认为，国家的军事实力与其种族和道德力量是紧密相连的；人们认为，不幸的是，这两者在当下都很缺乏。

英国焦虑的另一个标志是“童子军运动”。它的创始人罗伯特·巴登—鲍威尔中将参加过第二次布尔战争，深知英军令人担忧的状况。他坚信大英帝国国运渐衰，并决心阻止这一进程。帝国和种族灾难的阴影笼罩在其《童军警探》一书的每一页中。该书于1908年成为畅销书，激发了英格兰各地自发成立“童子军巡逻队”；到1910年，全国已有超过10万名童子军。这些男孩由“队长”组织，而这些队长中有许多人都曾是军人；他们通过强调户外活动和生存技能，鼓励童子军变得更加健康坚忍、随机应变。巴登—鲍威尔宣称：“通过童子军训练，体弱多病的男孩将被训练出男子汉的特质。”童子军有军队式的制服、军衔、升旗和阅兵仪式，它已然是一支非正式的青年军。他们的口号是“时刻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