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庚子年初，本书写作启动。一场席卷全球的重大灾难正在发生。新冠病毒在全球迅速蔓延，戴口罩，居家隔离，地铁、高速公路封闭，航班停飞等等，正常的生活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瞬间改变，人类活动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无论国家、政府，还是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投入到挽救生命、遏制病毒的战斗中。这是一场瘟疫与人类的殊死搏斗，考验着人类的医疗科技能力、认知判断能力以及组织防疫能力，但最根本的，它考验的是一个国家面临重大突发事件时的应对能力和治理能力。

2014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2018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申并部署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规划，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既是对各国国家治理能力的重大挑战，也是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迫切呼唤。

新冠肺炎疫情所提出的重大挑战与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相遇——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同时也是我们近期所关注的课题。此时此刻，这种研究的必要性、紧迫性更加凸显了。

走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现有的治理观念、治理机制、治理方法等，在中国历史上都有迹可循。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丰富的国家治理智慧，而这些智慧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作用。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今天中国的治理与古代中国的治理有几个一贯性：

疆域辽阔。中国古代先民从黄河流域逐渐向外扩散，到清朝，已形成与今天大致相当的国土面积。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国土空间，长期以来存在着各区域的自然禀赋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因此需要对资源的利用进行调配与再平衡，这些无疑都增加了国家治理的复杂性。

人口众多。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生命观，多子多福是基本的生育价值观。人口不断地增长，由黄河流域逐渐向外扩张。一片片新开垦的土地，江南精耕细作的稻田，都生动地诠释了颠扑不破的两种生产观——人的生产以及为维持人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如何使这么庞大的人口有效地组织起来、运转起来、协调起来，对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民族多样。当华夏民族开发黄河流域的时候，各少数民族的先民也同时开发了中国及中国周边的广大地区。56个民族像56朵美丽的鲜花在中华大地蓬勃生长，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始终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基本问题。

历史悠久。中华民族5000年来创造了灿烂的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这种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大国。中华文明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凝聚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是今日中国最广泛、最深厚、最持久的基础力量。读懂今日之中国，唯有了解古代之中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经历了5000年风雨的洗礼沉淀，疆域、人口、民族、历史、文化这些基本的国家要素，铸就了中华民族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和基本方法，历久弥新。

于是，从哪里来，成为研究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时空性前提，也是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独特性、坚韧性以及未来走向的历史起点和必然逻辑。

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更迭中，思想家、政治家们注重总结经验教训，日积月累，不断完善和加固以皇权为主导的国家治理大厦，形成了一个极为丰富、系统完整又颇具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在这里，我们从思想理念、制度安排和方法运用三个方面，对这个结构进行分析。

在思想观念方面，我们总结提出了十三个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涵盖了古代中国治理最基本的思想主张，涉及自然观、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生态观、治理观等等。

在制度安排方面，我们列举出了十三项制度。古代中国的治理思想文化与制度安排息息相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塑造政治制度，文化支撑治理体系；二是在几千年里核心政治观念与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相关联，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之中，具有超稳定性和连续性，根深蒂固的核心政治观念与超稳定的国家制度结构是维系古代中国延续5000年之久的根本力量。

在方法运用方面，我们提炼了九大方法。这九大方法既是古代中国政治家治国理政的经典智慧，也是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淀形成的基本的文化性格和思维方式，是中国人最为典型的精神气质。正是借助于这些方法，在几千年基本理念基本不变、基本制度基本不变的治国实践中，中华民族成功地应对和化解了一次又一次风险与危机。中华民族分分合合，国土与人口的体量不断扩大，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形态。

如果把古代中国治理比喻为一艘大船，那么思想理念就是罗盘针、是导引，制度安排就是船体、是基本结构，方法运用则是风帆和船桨。方法运用不仅为中国治理这艘大船提供动力，而且维护平衡，特别是在船体转身的时候，方法运用得当可四两拨千斤，化腐朽为神奇。思想、制度、方法，这三者缺一不可，以各自独特的作用维系着中华大船乘风破浪。

最后，我还想说两点：

一是中国古代治理的独特性。稳定与发展，是政治实践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也是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安排的基本目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既如此，放眼世界，为什么从古至今我们看到的是五花八门的不同的政治制度及运行体制呢？而古代中国的治理特色又从何而来呢？

其缘由可能有两个基本因素：空间与时间。

空间即地域，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一方水土铸就一种文化形态。草原文化、高山文化、海洋文化、平原文化等等，无不体现着各自显著的地理特点，我们无法区别文化的高低优劣，无法判断哪一种文化更优秀，她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和自然的共同产物。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文化的样态与发展，与政治建构存在着必然的生成关系。文化乃至地理环境，是政治制度的底色。在古代中国，西部的高山沙漠和东南部的汪洋大海，把中华文明限制在稳定的空间之内，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纯粹性和自主性，也形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和自生性。

时间即时代。人们自己的活动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即人们自身能力的不断提高，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由此形成发展程度不同的社会形态，包括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马克思认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正因此，我们说文化又是可以区别出高低优劣的，人类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其社会进步性、成长性、阶梯性不言而喻。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生长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人的需要，是那个时代的人基于生存环境的觉醒和对时代问题的反思的产物，深深地烙刻着时代的印记。也正因此，相对于今天而言，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安排，本质是不可取的。如果用本与末的关系来分析古代中国国家治理，我们认为正确的态度是“舍本取末”。“本”，是说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性规定，包括基本治理理念、基本治理制度的本质与要义，如“授命于天”的皇权理念、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及高度垄断的经济体制和排斥多样性的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建构等等，这些是不足取的，应该予以抛弃；而其“末”，即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丰富的思想、方法，以及具体制度的设计、衔接等等，体现了古代政治家的智慧，是应该认真汲取并发扬光大的。

总之，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特定时代的人的需要，是我们理解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两个必然维度，也是今天倡导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本缘由。

二是中西文化的互补性与全球治理。随着各国力量的此消彼长，二战后形成的世界均势正在崩塌，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面临重大调整。正在发生的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经济重大衰退，使已经发生裂隙的全球秩序雪上加霜。重塑全球秩序、优化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

全球治理向何处去？不同历史背景下，文化呈多样性且具差异性的各个国家及民众对未来全球治理的认知能够达成共识吗？2020年1月以来，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肆虐使两个情况凸显：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需求从未如此清晰有力地触动每一个地球人，“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应对新冠病毒需要各国携手同行、守望相助，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二是虽然人类共存于一个抗疫的共同体中，但是各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文化理念和传统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国的抗疫行为乃至抗疫的成效。例如，儒家文化主导的东亚国家，民众容易遵从政府的抗疫要求，如佩戴口罩、封闭社区、限制出行等，因此新冠病毒被有效隔离和控制，而在非儒家文化的西方一些国家里，民众更看重个人的自主权，有限度地接受政府的防疫要求，甚至相当一部分人抵触和排斥政府要求，不愿戴口罩，仍然聚集、出行等等，结果就是新冠病例的大幅增长。中国政府在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坚决果断、科学高效，成功地遏制了疫情的大范围扩散，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优势，特别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更深的缘由则是中国人在5000年历史风雨积淀中所形成并始终持有的价值追求，包括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中国的医生、护士和社区工作者作为“最美逆行者”，夜以继日地加班，为抗击新冠疫情做出了重大贡献。

以色列著名的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曾提出多元现代性主张，认为现代性应当是个复数形式，而非单一形式。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和道路从来都是不同的、多样的，此次抗击新冠疫情，愈加证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多元一体的本质与特征。

文化的差异将长期存在，构建全球秩序必须正确对待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对差异性处理不好，就会损害共同性和一体性。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互倾听、相互交流、相互补充，即中西文化互补，将是人类命运与共同发展的前途与方向。

徐伟新

2020年庚子岁末写于大有庄1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