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谪仙的遭际与诗文
第一章 文化性格与政治遭际
他从年轻时起即走上了纵横游侠与乡先辈献赋求仕的道路。他不愿也不能与当代其他文士那样，卑躬屈膝，奔走于势要之门，求得举荐，去走科举的道路。他总是希望像吕尚、管仲、诸葛亮等人那样，得到他人的赏识与推荐，让朝廷了解，风云骤起，一展抱负。他希望像战国与汉初的游士那样，得到诸侯的礼敬，展现政治上与文学上的才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也希望能像鲁仲连、谢安等人那样，当国家陷于危亡之时，能出奇策挽救危局，功成身退，潇洒江湖。李白的先天禀赋，浪漫而富于理想；后天的教育，又与近世的情况悬隔，因此他的立身处世，矫矫不群，而他又有百折不回的精神，一直在为实现自身的理想而奋斗。他对自己的才能始终坚信不疑，因此在他奔走四方进行干谒时，其气概也与他人大不相同。
——周勋初
李白是中国诗歌史上横绝一代、辉映万古的天才诗人，不过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却是追求政治上的成功，而天宝初为玄宗征召并被命为翰林待诏，则可说是他最接近成功，同时又与成功失之交臂的一段经历。从天宝元年秋奉诏进京，至天宝三载春离京，其居京的时间，实际仅一年半左右，即被“赐金放还”，且从此再未能回到京城政治中心来。就李白而言，这次进京的荣耀与离京的失落，不仅构成了他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后来的思想与创作。对于李白的这段经历，不论是倾慕李白的同时代人，还是热爱李白的后代读者，无不表现出某种惋惜与同情，并从不同角度做出诠解。但是，如果将李白进入仕途的方式，放在盛唐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则可发现，李白在长安高层权力中心所遭遇的政治失败，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必然性。生活于盛世的诗歌天才的政治落魄，实际上凸显的是一种因名士作风与现实政治的疏离冲突而造成的文化性格的悲剧(1)。
第一节 独特的仕进道路
就李白的仕进道路来看，一个众所熟知的事实是，李白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试图以科举方式进入仕途。他从一开始就有着与众不同的仕进选择，这就是，希望以名士奇人风采耸动人主，进而直取卿相，甚至幻想成为帝王师式的人物。从李白天宝之前的行迹看，他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是围绕着培养自己的名士声望而展开的。
在中国传统的“士”文化中，“名士”作为群体出现，并以独特的人格魅力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大约始于东汉后期(2)。桓、灵之际，当宦官、外戚干政导致政治腐败时，士人以对黑暗政治的对抗与批判，展示了其独特的操守，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一批虽遭打击迫害，却因个性之特异与品格之高尚而受到世人尊崇仰慕的名士群体。《后汉书·党锢列传》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㝢
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
、翟超为‘八及’。及者，言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3)这是中国历史上以个性品格的卓异著称且影响深远的名士群体(4)。至六朝时期，名士在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仍很活跃，虽然因时代变化，他们的精神风貌与品格已有所不同，但作为文化精英，仍然受到人们的推崇。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当时袁宏曾作有《名士传》一书，虽其书今不传，详细内容无从知悉，但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时曾说：“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5)可以大致了解当时名士的概况。《世说新语》一书记录的多是汉末魏晋时期名士的言行，除上述刘孝标所提及的袁宏《名士传》中的人物外，还有一些人物也颇受称赏，后世盛称的魏晋风流，即本于这群人物。这些名士，也许性情、思想、趣味不同，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士，原因却大致相近，那就是大都个性独特且才情过人，而超常越俗、弃绝凡庸，率性、洒脱乃至任诞的行为举止，更是他们显著的标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6)他们或才调超逸，或潇洒风流，或任诞不羁，或品德高尚，虽表现不一，而超俗与独异的个性，则是赢得世人向慕且为朝野上下所瞩目的重要因素。
“名士”有别于普通士人的地方，主要在于其“名”。统治者对名士的礼遇，大抵也在此。历代的帝王，常以礼遇名士、征召隐者以为其时代政治之装点(7)。因为罗致名士，隐者归来，既可得好贤之令誉、显治世之清平，亦可招徕更多的士人为其服务。而对于有政治希冀的名士而言，则也可藉其“名”实现对富贵荣华的追求。因此，名士与帝王相须为用，就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惟其如此，士人采取以名士身份进入统治集团的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就存在着其现实可能性。尽管走名士入仕从政的道路，可能比常规的仕进方式难度要大一些，却仍然成为一些自负其才的士人的选择，且在不同时代，也都不乏这条道路上的成功者。这样以来，养其“望”、成其“名”就至为重要，而“名”之大小，又与其成功之几率成正比。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士人仕进之路相对宽广的时代。科举制度的成熟与完善，为士人之晋身，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故而士子们大都竞趋于科举之途，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8)是也。但尽管如此，唐代社会对名士的崇尚仍然不乏热情。唐代统治者也常以征召手段，罗致各类名士，由此以名士身份而仕宦，在唐代依然对士人有着一定的吸引力。
李白青壮年时代所处的玄宗开元时代，正是唐代以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且颇重贤才的时期。开元初，玄宗励精图治，士人的用世热情空前高涨。这应该是形成李白及其同时代士人渴望建功立业、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重要的历史背景。但李白并没有选择众多士子竞趋的科举之途。李白之不走科举之路，原因可能很复杂，但他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自信，不屑于循规蹈矩，在仕进道路上亦步亦趋，则应是重要因素之一。前已说过，中国历史上的名士，往往都是一些个性鲜明、才调出群、超凡脱俗的人物。李白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自然会影响到他对入仕道路的选择。周勋初先生曾指出：“他（李白）从年轻时起即走上了纵横游侠与乡先辈献赋求仕的道路。他不愿也不能与当代其他文士那样，卑躬屈膝，奔走于势要之门，求得举荐，去走科举的道路。他总是希望像吕尚、管仲、诸葛亮等人那样，得到他人的赏识与推荐，让朝廷了解，风云骤起，一展抱负。他希望像战国与汉初的游士那样，得到诸侯的礼敬，展现政治上与文学上的才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也希望能像鲁仲连、谢安等人那样，当国家陷于危亡之时，能出奇策挽救危局，功成身退，潇洒江湖。李白的先天禀赋，浪漫而富于理想；后天的教育，又与近世的情况悬隔，因此他的立身处世，矫矫不群，而他又有百折不回的精神，一直在为实现自身的理想而奋斗。他对自己的才能始终坚信不疑，因此在他奔走四方进行干谒时，其气概也与他人大不相同。”(9)
李白既然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就必须培养自己不同于常人的声望。实际上，他从青少年时起，就颇注意显扬自己的禀赋与才情。少时在蜀中，他曾与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10)；又曾干谒出为益州长史的礼部尚书苏颋，得到苏颋的称赏，谓“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11)。出蜀以后，他则不断地进行着扩大自己声誉影响的种种努力：或漫游，或干谒，或隐逸。从表面上看，这些与唐代文人仕进之前的一些活动颇为相近，但仔细分析，其中仍有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从干谒漫游的地域来看，李白出蜀之后，并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把当时政治文化的中心“两京”，也即长安与洛阳，作为首选目标，而是沿江东下，过江陵、经江夏、历金陵，东至维扬，然后西至安陆，继而入赘许府，隐于寿山。对于李白所进行的这样一次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而又地域范围颇广的漫游，或许与其“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个性与趣味有关，但若说此行仅是为满足名山之游而无政治目的，恐也未必尽然。其《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有云：“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月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赵蕤是李白蜀中所从学的老师，李白曾随其学纵横术有年，因此，当其漫游中卧病他乡而向昔日之师陈述旅途境况时，自然不会讳言此行的目的，而从其“功业莫从就”“良图俄弃捐”的诗句看，则其东南之游，应当是有某种政治上的意图的。
其次，李白早年遍读百家，对历史上尤其是六朝的名士，早就心仪已久，而其所游的江南地区，特别是吴越一带，正是当年六朝名士活动的区域，因此，他的此次东南行，也不能排除有寻访六朝古迹、追怀名士风流的心理。而在此次漫游中，李白也屡屡展示自己慷慨洒脱的个性以及超逸不群的禀赋。比如，他在赋中曾显扬自己于江陵遭逢道教大师司马承祯的经历，夸耀司马承祯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12)；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又称扬自己的慷慨好施，谓其“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13)”透过这些告白，不难看出其欲藉彰显自我，向人们显示其不同寻常的个性品格的意图。
第三，李白的漫游活动，其交游之广泛，也令人瞩目。他既与地方官员交往，如裴长史、孟少府等，也与宗教界特别是道教中人往来，如司马承祯、元丹丘等。他不但交游颇广，且始终未曾中断。开元十八年一入长安，尝徘徊魏阙，历抵卿相。出长安后，又南下梁园，北上太原，及至中年以后盘桓金陵，出入庐山，旅居宣城，其间交游的人物则更广更多。在荆州，他曾投书以善于鉴拔奖掖人才著称的韩朝宗。在东鲁，曾至徂徕山访孔巢父等人，并“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14)。李白如此广泛交游与干谒，终极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为实现其政治理想与目标服务，正如《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诗中所说，是“投躯寄天下，长啸寻豪英。耻学琅琊人，龙蟠事躬耕。富贵吾自取，建功及春荣”(15)。
第四，李白的交游干谒，与唐代一般士人最大的不同，乃在于不是出于科举的目的。“从程序上说，唐代士人一般均先行干谒，再参加考试。李白的与众不同处，只是仅行干谒，而不参加考试。”(16)李白不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干谒，就其深层心理而言，显然有通过干谒扩大自己声望、造成社会影响，最终走以名士耸动朝野而直取卿相的动机。而到了开元末，李白经过多年的努力与奋斗，他的目的与愿望也基本上达到了。天宝初，玄宗下诏，命他入京，正是缘于他的“名动天下”。李白后来所写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中曾云：“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17)关于“子真谷口”，清人王琦《李太白全集》注云：“《华阳国志》：郑子真，褒中人也。玄静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爱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征，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将军王凤备礼聘之，不应。家谷口，世号谷口子真。《汉书》：谷口郑子真，不诎其志，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18)李白这里用“子真谷口”典，即表明他是因声名与影响而耸动天庭的。李阳冰《草堂集序》也记述云：“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19)这些都说明，李白从一开始所选择的以“名士”而入仕的方式，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终于有成效了。
第二节 “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
李白以名士身份受到玄宗眷顾被征召入京，这是他实现人生政治目标并走向成功的第一步。但李白的政治失败，同样也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因为长期崇尚名士，以及由此养成的名士心态与作风，使其在进入政治中心后，又因与环境的不协调乃至冲突，而致其最后复以失败而告终。
李白是一个身处唐代而又神往于往古的诗人。他钟情于历史上那些才情超群、建立了不凡功业的名士高人。就李白作品来看，他所追慕的名士大致有两类，一是以奇谋宏猷而名垂青史者，如姜尚、管仲、范蠡、鲁仲连、张良、诸葛亮、谢安等；一是以洒脱不羁、才能出群、真率任情而备受世人仰慕者，如东方朔、严光、“竹林七贤”、王羲之、王徽之、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等。对于前者，李白崇尚的是他们的功业建树，同时也对他们建立功业的途径与方式十分羡慕。对于后者，则更多的是对他们人格与才情魅力的钦羡。而从李白的生活作风、处世方式看，其因接受前代名士影响所形成的任性不羁个性，与其后来进入官场后政治上的成败，关联尤大。
李白禀性真率，纵逸不拘检。他对历史上的名士，特别是晋人的潇洒风流、任性自尊，尤为欣赏。“李白对东晋的向往，何等执著，可以说是怀有一种情结。他足迹遍天下，曾在许多都市中居留，但次数最多，时间又长的地方，可能要以金陵一地为最。六代豪华，名士云集，文物鼎盛，文采风流，时时激发他的诗情，在在引发他怀古的胸怀”，“在他的诗集中，以‘金陵’一地开头命名的诗题不下一二十首，可见他在此地投入的感情之多，与众多的同好者徘徊之久”(20)。他对越中也同样一往情深，尝三至越中。“越中山水于李白，固可以消弭烦虑、怡悦性情，更可以感染、熏陶自己的品格、风度和节操。所谓品格、风度和节操的感染力，来自于越中山水的‘开发’者：在汉以自尊的严光为代表，在晋以任情的王羲之、潇洒的谢安为代表，在南朝以恣肆的谢灵运为代表。”(21)总体看，在人格精神方面，魏晋的名士风流对李白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阮籍、阮咸、谢安、王羲之、王徽之、谢灵运、谢朓等六朝人物，常常出现于他的笔下。虽然从李白诗歌创作的年代看，其涉及魏晋六朝名士的作品，并非全都产生于个性形成的早年时期，但他少时通过《文选》等文学典籍的阅读，应该说已种下了他后来向慕风流潇洒的六朝人物的因子。因此，六朝人物对他的影响应是从青少年就已开始并不断发酵的。李白崇尚并在生活作风上追蹑以任情、真率乃至任诞为特征的魏晋六朝名士，当作为处于官场政治之外的在野名士时，其消极一面可能会被遮蔽。因为盛唐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张扬、任情不羁、崇尚浪漫的时代，他个性中真率、自信以及傲视权贵的特点，不仅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而且也有助于其社会声誉的形成，甚至还引起一些士子对他的追慕。魏颢对他的千里追寻，任华对他的称赞不置，即当与此不无关系。但是，当他一旦进入政治高层之后，他的那种任性、真率、放任不羁的个性，与官场政治的疏离与冲突就很快地显现出来了。那种原来为一些士子所仰慕的名士魅力，适成为致命的弱点。从李白天宝初入长安待诏翰林期间的作为来看，恰恰是他因崇尚名士而形成的个性与作风，使他成为长安高层政治中最易受到伤害的对象。
任何时代，官场都会有其规范与规矩。就显者而言，则主要表现为不同官职层级的职制规定。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文化的成熟时期，这当然也包括了唐代相关的制度特别是官职规范的成熟与严密。研究唐代文学者，常因为唐代文学中出现的诗化的浪漫而忽略唐代相关制度的周备以及士人入仕后对规范与制度的遵守。应该说，士人在入仕后，一般都要自觉守规守则，违触相关制度规则，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据载岑参以舍人掌纶诰，因疾久不宿值承旨，即受到了同僚的非议；董思恭性轻脱，因泄露进士考试问目，为三司推问，最后被除名流放(22)。所以，唐代一些掌管科考与铨选的官员，往往排斥那些以文辞见长却个性张扬者。太宗时，员外郎王师旦掌贡举，即黜落有文辞的士子张昌龄、王公瑾(23)，高宗时任吏部侍郎的裴行俭，则以“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而贬斥“四杰”，谓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四人“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24)。
唐代的职制律曾对官员之职掌有较为完备严密的规定。当然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这里没有必要做全面的叙述，以下主要围绕与李白相关的翰林院的情况，做些讨论，以期说明李白的个性与长安高层政治文化的疏离与冲突。
唐代的翰林院，是在玄宗时期逐渐具有重要影响的。关于翰林院的创建、沿革等，两《唐书》俱有载。《旧唐书·职官二》下有“翰林院”条，详载其处所、沿革、变迁等，云：
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武德、贞观时，有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皆诏入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皆以文词召入待诏，常于北门候进止，时号北门学士。天后时，苏味道、韦承庆，皆待诏禁中。中宗时，上官昭容独当书诏之任。睿宗时，薛稷、贾膺福、崔湜，又代其任。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至德已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25)
《新唐书·百官一》亦载云：
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
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26)
两《唐书》的记载，内容大致相近，偏重于翰林院的历史沿革与功能，而于翰林院工作规范等未有载。中唐李肇作《翰林志》，于记载翰林院的历史及沿革后，则对各项制度规范有所说明，云：
按《六典》，中书掌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案典故起草进书。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遗失，四曰忘误，所以重王命也。制敕既行，有误则奏而正之。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临轩备礼则用之。二曰制书，行大典赏罚、授大官爵、厘革旧政、赦宥降虏则用之。三曰慰劳，制书褒赞贤能慰勉遣劳则用之。四曰发白，敕增减官员、废置州县、征兵发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处流已上罪并用之。五曰敕旨，为百司承旨而为程式、奏事请施行者。六曰论事，敕书慰谕公卿、诫约臣下则用之。七曰敕牒，随事承旨，不用旧典则用之。又，答疏于王公则用皇帝行宝，劳来勋贤则用皇帝之宝，征召臣下则用皇帝信宝。答四夷书则用天子行宝，抚慰蛮夷则用天子之宝，发蕃国兵则用天子信宝，并甲令之定制也。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并从权也。元和初，置书诏印，学士院主之，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命将，曰制，并用白麻纸，不用印。双日起早候阁门，钥入而后进书。只日百寮立班于宣政殿，枢密使引案自东上，阁门出。若谪宰相，则付通事舍人，矩步而宣之。机务要速，亦用双日。甚者虽休暇，追朝而出之。凡赐与征召、宣索处分，曰诏，用白藤纸。凡慰军旅，用黄麻纸并印。凡批答奏疏不用印。凡太清官、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朱字，谓之青词。凡诸陵荐告上表、内道观叹道文，并用白麻纸。杂词祭文禁军号并进本。(27)
李肇这里对于翰林院的工作禁忌与草诏的具体规范及规定，说得较为详细。关于工作上的禁忌，他引的是《唐六典》中书起草诏旨的纪律之禁，但因其将之置于翰林院沿革的记述之后，所以这些规定也可看作是对翰林院学士、待诏等同样的规定。李肇之所以这样记载，可能与翰林院草诏职能是从中书舍人职权分出有关，因为前引《新唐书·百官一》述玄宗时翰林学士与待诏职掌时即云，“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28)
李肇指出翰林院不得触犯的工作纪律有四，即漏泄、稽缓、遗失、忘误。四者之中，如果说后两者属于无意过失的话，那么前两者则或有故意之嫌。但无论有意无意，四者都是对翰林院的工作纪律与规范的强调。四者中李肇又特别强调说：“大抵四者之禁无殊，而漏泄之禁为急。”他还举例说明翰林院保守机密的重要：
天宝十二载，安禄山来朝，玄宗欲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命张垍草制，不行。及其去也，怏怏滋甚，杨国忠曰：此垍告之也。遂贬卢溪郡司马，兄均建安郡太守，弟埱宜春郡司马。(29)
李肇所记之事，《旧唐书》卷九十七、《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张说传》所附《张垍传》亦皆有载。张垍系玄宗女婿，深得玄宗恩宠。《旧唐书·张垍传》载：“垍，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尝赐珍玩，不可胜数。”(30)《新唐书·张垍传》略同。其兄均、弟埱亦皆为玄宗引至禁省，分别任翰林供奉与给事中。但是，当杨国忠以垍泄密谮于玄宗时，玄宗大怒，兄弟三人皆被逐出禁省，贬为外郡太守与司马，即此可见，翰林院保密的重要以及违纪处罚的严厉。由此亦可知，唐代的翰林院，一方面清要尊显，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对工作作风要求特别严格的机构。翰林供奉或翰林学士，作为天子的“私人”，需要的是谨言慎行，保守机密。任何言行上的不慎，都有可能断送政治前途。不难想象，长期以往其对人的性格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这就是，大致翰林院供职者，无论学士也好，待诏也好，定会比其他机构的官僚更为谨慎。王谠《唐语林·容止》曾载杜审权事云：“杜相审权镇浙西，性宽厚，左右僮仆希见其语。在翰林最久，习于缜密。在镇三岁，自初视事，坐于东厅，至其罢去，未尝易处。虽大臣经过，亦不逾中门。视事之暇，日未夕，非有故不还私室。端默敛衽，常若对宾旅。”(31)中唐的裴垍，在任翰林学士时也以小心谨慎见称。《旧唐书·裴垍传》载：“垍在翰林承旨，属宪宗初平吴、蜀，励精思理，机密之务，一以关垍，垍小心敬慎，甚称中旨。”(32)《新唐书·裴垍传》亦云：“垍始承旨翰林，天子新剪蜀乱，励精致治，中外机管，垍多所参与，以小心慎默承帝意。”(33)而张垍任翰林学士时，在重大问题上显得尤为谨慎。《旧唐书·张垍传》曾载：“天宝中，玄宗尝幸垍内宅，谓垍曰：‘希烈累辞机务，朕择其代者，孰可？’垍错愕未对，帝即曰：‘无愈吾爱婿矣。’垍降阶陈谢。”(34)在与玄宗的对谈中，因事关宰相之选任，张垍惊愕之下，未作表态，这也是颇值得玩味的。
李白多年来因山林纵逸放浪所形成的散漫作风，以及他崇尚名士而养成的疏狂个性，显然与翰林院官僚们的谨慎作风不相谐和(35)。关于翰林院的故事，曾有过翰林院工作经历的李肇在前引的《翰林志》中有所载，而李白在翰林的故事，李肇在其另一著作《国史补》中，亦别有一条。这大约是作为特异之事而予以记录的：
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36)
这是一个在后世流传甚广且被不断渲染的故事。后来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等都有相似的记述。可能由于这一故事比较典型地表现了李白蔑视权贵的个性，故而其作为李白生活经历的一段传奇，而被后世的小说、戏曲家所不断渲染。不过，对于这一故事的可靠性，亦曾有人表示怀疑，尤其是高力士“脱靴”事，以为以当时高之贵宠，李白未必会如此鲁莽唐突。但是李肇在元和间曾任翰林学士，元和去天宝不过半个多世纪，且李肇《国史补序》称其著述是“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37)因此，其所记录之事应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周勋初先生亦曾谓：“高力士是最受玄宗宠信的宦官，肃宗在东宫时称之为二兄，诸王公主均称之为阿翁，驸马辈则呼之为爷，权相李林甫对他也甚为敬畏，按之常情，李白不可能做出命其脱靴之事。但世上之事可决不能以常情度之。李白天性狂放，又值醉中，因而也无截然排除此事的理由。”(38)其实，从李白的性格看，此举也大有可能。在中国古代士人心目中，阉宦尽管可能因皇帝的宠幸而不可一世，但因其身份卑贱，故向来为士人所鄙。李白心高气傲，对高力士平日或即心存轻蔑，故而乘醉使其脱靴以折辱之，恰是其狂放个性的自然显现。
李肇所载李白在翰林的表现，细究似为有相互关联的两事。其一是李白沉饮翰林，其二则是醉中引足脱靴。如果联系前述翰林院相关情况看，这两件事都足以给李白的政治生命带来严重影响。以李白沉饮翰林论，这无论如何都有可能触犯某些禁忌而带来严重后果。前引《旧唐书·职官二》中关于翰林待诏曾明确说：“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也即其“当值”有明确的时间规定。耽酒沉饮而不自律，极可能荒怠误事。这是生活中的常识。李白沉饮翰林，应是非常出名的，否则，李肇不会有此专门的记载。不过因其才过人，不惟当时玄宗优容之，后人也多将之视为文士之风流。但是，即使李白在当时为玄宗所优容，其嗜酒狂放也极有可能给予同僚以非议的口实。因为对天才的认识与理解，并不一定与天才生活的时代同步，在大多数情况下，承认天才总是滞后于天才生活的时代的。无论如何，对嗜酒沉饮者，玄宗恐将难以委以大任。因为玄宗本人对醉酒之害尝有亲身体会而终生戒酒(39)。因此，李白的嗜酒沉饮不能不使玄宗对任用其人而产生顾虑。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纶诰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40)则玄宗起初似乎是深爱李白之才并有大用之意的，后来则因同列所谤才令其归山的。然所谤者何事？不得其详。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则云：“遂直翰林，专掌密命。将处司言之任，多陪侍从之游……既而上疏请还旧山，玄宗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遂之。”(41)则同列所谤以及玄宗之终不能用李白，岂非与李白的沉饮有关？沉饮者最有可能触犯的就是“漏泄、稽缓、遗失、忘误”四禁，无论是否有同列之谤，如果李白之嗜酒沉饮传播日广，则玄宗之不能处李白以大任，都将成为必然。
至于李白使高力士脱靴事，果若为事实，在当时也应是一个具有不小影响的事件，定会在长安的政治高层产生极大的影响。对于李白来说，也许他是恣一时之快而乘醉发泄，但对处于政治高层的人物而言，这显然是一幼稚之举。对作为当事者的高力士来说，此举无疑是让其当众受辱。高力士的当下反应如何，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李白的举动也使玄宗颇为尴尬。玄宗的反应，李肇云是“上命小阉排出之”，这一记述也是颇值得玩味的。所谓“排出之”，大约是强制性使李白离开现场的意思。也就是说，玄宗是以李白酒醉失态而处置的，他以此消弭了场面的紧张，使当事双方不至于太过难堪。但他由此对李白会产生怎样的看法与认识，则亦值得深思。对于此事，段成式的记载是：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42)
这一记述中，由于没有李白醉酒的背景，因而其令力士脱靴之举，就显得有点突兀，又谓“力士失势，遽为脱之”，也似未尽合情理。但对玄宗的反应，他则较李肇写得具体：“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明显地，玄宗这是为高力士挽回面子，给他以抚慰。但也可看出玄宗对李白的认识，也即在玄宗看来，李白的这一举动，恰显示出其缺乏高层官僚的政治素养。
围绕李白待诏翰林最后失意而返，李阳冰《草堂集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俱谓是受到同列的谗毁而为玄宗疏远；魏颢《李翰林集序》则进一步指明谗毁者为张垍。《旧唐书》本传谓白使力士“脱靴”，因而被斥去，《新唐书》本传、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及《杨太真外传》俱谓力士以脱靴之耻，激杨妃使进谗言。看来，李白因遭谗而致其政治失败，前人的看法是相近的。不过对李白政治遭遇的同情惋惜可以理解，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似还可再讨论。
两《唐书》及乐史所记，因其后出，可暂置之。魏颢、李阳冰，均与李白生前有交往，且是曾受命为白之文集作序者；刘全白、范传正则为白稍后之同时代人，因此他们四人的记载是值得重视的。但从其记载来看，李、刘、范俱未言及进谗者姓名。如果李白确是遭谗毁，那么，搞清谗毁者便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文献材料中，唯魏颢指明为张垍。魏颢言之凿凿，从何而知？一种可能是得之传闻，另一种则有可能得之李白之口。传闻不足论，而得之李白，则其间实有值得分析者。因为李白在后来言及此事时，从未说得具体明确，甚或有含糊不明处。
李白自己提及待诏翰林被谗事的文字，有以下两作值得注意。一是其《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诗，一为《为宋中丞自荐表》文。
《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一诗云：
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43)
此诗作于李白待诏翰林期间，安旗先生主编之《李白全集编年笺注》系于天宝二年。诗是写给集贤院学士的，从呈赠的对象看，作为待诏翰林的李白，没有写给翰林院的同僚，颇值得注意。可作的猜测是，李白与翰林院同僚之间可能已经出现关系的紧张，甚至谗言的来源即可能与翰林院有关，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投赠集贤院，可能带有替自己辩解之意。透过“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的诗句，似乎谗毁的内容与李白的个性作风有关，如果当时李白认为是同列张垍谗毁，那么其出朝后是有可能将真情告诉魏颢的。
但是，他至德二载所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文中则云：
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闲居制作，言盈数万。(44)
“为贱臣诈诡”中的“贱臣”一语，又不免使人生疑。因为若为张垍，其以驸马都尉为翰林学士，称之为“贱臣”，似乎不伦，而若谓“贱臣”指高力士，自力士作为宦者来看，谓之“贱”或可通。作为代作的自荐文字，李白若认定是张垍进谗，他不会用词不当如此。若指高力士，却又与魏颢文中的“张垍说”相矛盾。况且，张垍兄弟在安史之乱中出任伪职，后或死或贬，当李白为此文时，似已再无隐讳的必要了。
因此，很可能李白对于“同列谗毁”者具体为谁，亦未必十分清楚，由此也就造成了李白对此事前后表述上的模糊。而揆以常情，似可作这样的推测：李白在翰林待诏期间，其嗜酒沉饮、任情不羁，已形成了与谨慎的同僚的不和谐，并由此导致了同僚的非议，对此玄宗也一定会有所耳闻，而酒后之失态，则使玄宗由耳闻而目睹。玄宗因此对李白之个性为人也有了看法。对于李白来说，由政治中枢失意而归，遭谗被疏，可说是他当年的真切感受，不过他因个性性格与官场政治的疏离、冲突导致其政治失败的这另一层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遮蔽。
说到底，李白待诏翰林的失意，是一个天才诗人的政治失败。对于李白来说，这是他个人政治上的悲剧，但这种政治悲剧却无损于他作为诗人的伟大。就玄宗对李白的认识而言，应该说也是深切的。一方面，他欣赏李白的才华，故能对其疏放、任诞有所优容，另一方面，也因对李白个性的了解，在政治上他也难以予白以大任。因此，李白对于玄宗的心理也就较为复杂，他既感激玄宗对他的欣赏与“拂拭”，又对其不能予以大任使其实现平生抱负而有所憾。出朝之后，李白诗歌中屡屡表现出的“逐臣恋君”心理，以及安史之乱前后表现出的对玄宗的复杂情怀，都不能说与待诏翰林期间，他和玄宗之间这一特殊的君臣际遇没有关系。
第三节 “谪仙”的意义
就政治层面而言，李白待诏翰林是失败了，而政治上的失败对他的思想、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比如，由于翰林待诏的经历使他对上层政治集团了解的加深，以及连带影响到他的思想与创作的变化等等，是巨大的，对此前贤时彦已多所揭橥，兹不赘。不过在李白这段经历中，还有一值得讨论者，这就是李白“谪仙”称号及与之相关联的一些问题。
李白获得“谪仙”之名，可说是他天宝初二入长安的一个“重要收获”，因为这一称号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社会声望与后来的生活及创作。在此之前，李白尽管对自己的才能颇为自负，也曾获得了一些有地位与声望人物的称誉，但或者因这些称誉缺乏概括上的精警，或者因其未能传达李白的风神，所以，其对提升李白的知名度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而“谪仙”一词，对李白而言，可说既是一个富有褒扬性的称号，同时也是一个最传神的称号。李白可说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一称号。自天宝三载出朝以后，他在诗文中曾屡屡言及于此。比如在《对酒忆贺监二首并序》中即不无自得地写道：
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没后对酒，怅然有怀，而作是诗。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其一）(45)
《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诗亦写道：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46)
这两首诗都作于出朝不久的天宝六载。而到了天宝十四载，他作《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又再次说：
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
即四明遗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47)
而且，他后来之在士林享有大声望，实也得益于此。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即有云：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48)
诗中说“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由此可知李白之声名，是随着“谪仙人”称号而扩大了的。因为杜甫是在天宝三载夏在洛阳与李白相遇的，此时李白甫出京城，而杜甫尚未有京华生活的经历与体验，相识之后，二人诗酒流连，于酒酣耳热之际，剧谈高论，必定会涉及京城长安的生活。因而“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对李白声名、生活变化的描述，当是真实可信的。
“仙”与“谪仙”，都是与道教有密切关联的观念。李白早年生活于具有浓郁道教文化氛围的蜀中，出蜀之后，又一直与道教中人物保持着密切联系，而赠予他这一称号的贺知章，本身也以崇道著称。因此，不论是贺知章也好，李白也好，他们对“谪仙”一词之涵义应都是很清楚的。那么，在道教文化中，“谪仙人”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或者说，贺知章是在何种意义层面来赠予李白这一称号的？李白又何以愉快地接受了这一称号？搞清这个问题，对于认识李白二入长安期间的思想与作风，乃至获得这一称号于他思想性格变化之影响，也当是有意义的。
“谪仙”的含义，据现代学人的解释，实包含有多个层面的意思。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先生说：
“谪仙人”这一概念的意象结构非常复杂，但其主要属性可以集中在下面三点：
（1）才能上的超越性、超俗性。
（2）社会关系上的客体性、客寓性。
（3）言论行动上的放纵性、非拘束性。
三者相互关联，因而正好具有结构性的品格，即欠缺了哪一个都难以形成典型的“谪仙人”的形象。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哪一个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属性。(49)
这应是对“谪仙人”含义比较全面的概括。但是，“谪仙人”的这种多重结构，似乎也是在不断演变中逐渐累积叠加而形成的。
道教在唐以前已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其神仙体系也逐渐系统化，特别是南朝陶弘景作《真灵位业图》，已为道教的神仙制定等级，并构想了一个等级森严而又宏大周密的神仙谱系，道教的神仙体系也由此而大致形成。不过，在《真灵位业图》中，并无所谓“谪仙”之名。
然而，从现存的文献看，在唐以前确已出现了“谪仙”的称呼以及与之相关的故事。下面几条唐前文献中有关“谪仙”的材料，对于理解唐前人们心目中“谪仙”的面貌与特点是很有意义的：
瑕丘仲者，宁人也。卖药于宁百余年，人以为寿矣。地动舍坏，仲及里中数十家屋临水皆败。仲死，民人取仲尸弃水中，收其药卖之。仲披裘而从诣之取药，弃仲者惧，叩头求哀。仲日：“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后为夫余胡王驿使，复来至宁，北方谓之谪仙人焉。(50)
永明中，会稽钟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养鼠数十头，呼来即来，遣去便去。言语狂易，时谓之“谪仙”。不知所终。(51)
范豺者，巴西阆中人也。久住支江百里洲，修太平无为之道。临目嘘漱，项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单布衣。而桓温时，头已斑白。至宋元嘉中，状貌不变。其占吉凶，虽万里外事，皆如指掌。或问：“先生是谪仙邪？”云：“东方朔乃黠我，我小儿时，数与之狡狯。”又云：“我见周武王伐纣，洛城头战，前歌后舞。”宋文帝召见，豺答诏称我，或称吾。元凶初为太子，豺从东宫过，指宫门曰：“此中有博劳鸟，奈何养贼不知？”文帝恶之，敕豺自尽。江夏王使埋于新亭赤岸冈。文帝令发其棺，看柩无尸，乃悔之。越明年，豺弟子陈忠夜起，忽见光明如昼，而见豺入门就榻坐。又一老翁后至，豺起迎之。忠问是谁？豺笑而不答。须臾俱出门。豺问忠，比复还东乡，善护我宅，即百里洲也。(52)
从这些材料看，在唐以前，所谓的“谪仙”是以行为言语之怪异且不为常人理解为特征的。松浦先生所概括的三点中，其第三点，也即“言论行动上的放纵性、非拘束性”，在他们身上表现得都很明显。第二点即“社会关系上的客体性、客寓性”，也有所体现。但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人们的反应表现出来的。至于其才能的超越性、超俗性，尤其是文才的横绝超卓，则看不出来。
前面说过，不论是贺知章，还是李白，都是与道教关系极为密切的人物，有关道教的文献，他们应该是熟稔于心的。那么贺知章在以“谪仙人”来称李白时，他所取的是前述文献“谪仙”义呢，还是为他加入了新的含义？不妨先分析一下李白本人对“谪仙”的体认。
李白诗文中有数次提到“谪仙”，而有助于帮助判断其对“谪仙”体认的，一是其《玉壶吟》诗，另一则是前面曾引过的《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文。《玉壶吟》诗是在提到东方朔时用此词的，诗云：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西施宜笑复宜嚬，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53)
李白在诗里引用东方朔的典故，应有以之自比之意。东方朔是以才华出众而又自以未得其用，因时以诙谐嘲谑讽谕人主而著称的。《史记·滑稽列传》曾载：
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数召至前谈语，人主未尝不说也。时诏赐之食于前。饭已，尽怀其余肉持去，衣尽汙。数赐缣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赐钱帛，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妇。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闻之，曰：“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为郎，又为侍谒者，常持节出使。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54)
《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朔之事迹略详，其中记朔以诙谐讽武帝事，云：
久之，朔绐驺朱儒，曰：“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过，叩头请罪。”居有顷，闻上过，朱儒皆号泣顿首。上问：“何为？”对曰：“东方朔言上欲尽诛臣等。”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55)
从以上事迹看，东方朔的行为确有放纵性与无拘束性，也具有超越世俗性。也许由于东方朔的举止不同常人，所以《太平广记》卷六“东方朔”条所引《东方朔别传》等，已将其描述为岁星下降的“谪仙人”了。李白这里说，“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显然对东方朔事迹非常熟悉，而且是从其具有放纵性、无拘束性与超越世俗性的角度体认东方朔的。李白诗中又说，自己曾“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可以看出，他有意将自己的举止行为和东方朔相比拟。考虑到此诗作于天宝二年，在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之后，那么，李白对于“谪仙”的体认，应该更多地和传统意义上谪仙之含义接近。至于《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遗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说自己是“三十六帝之外臣”，并谓之“实录”，所强调的正是其作为谪仙的“社会关系上的客体性、客寓性”。
那么，“谪仙”才华横绝超卓的新义是如何叠加进来的呢？从现有的材料看，这一含义，当与李白之被称为“谪仙”是有关系的。贺知章以“谪仙人”称李白，对于李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不论是与李白同时代的人，还是后来有关李白的传记资料，在叙及李白时，都不会忘记李白的这一称号。唐人涉及李白“谪仙”称号的文字甚多，其中较重要的有杜甫、李阳冰、范传正、裴敬、孟棨(56)、王定保等。下面将之作一排比，看看“谪仙”一词在与李白发生关系后，其意义的增殖。
（1）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57)
（2）李阳冰《草堂集序》：
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58)
（3）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哭鬼神矣。”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59)
（4）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
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贺监号为谪仙，不其然乎！故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60)
（5）孟棨（启）《本事诗·高逸》：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曲曰：“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欲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堕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两录之。《乌夜啼》曰：“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泪如雨。”……(61)
（6）王定保《唐摭言》卷七“知己”：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62)
从（1）（3）条中，看不出贺知章是因李白的诗才而对之有“谪仙”之称的，其中诗才与谪仙的关系，是平行而非因果，也就是说，李白是谪仙，诗也特别出色。（2）中则没有涉及谪仙与诗才的关系，只是说贺知章对之有谪仙人之称，大家对谪仙人的遭遇深表同情。（4）中谪仙与诗才属因果关系，因白为太白星精下降，贺因有谪仙之称；因其为谪仙，“故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外”。（5）（6）中则是，贺因读其《蜀道难》，因为惊其诗才，故有“谪仙人”之称。这里“诗才”为因，“谪仙人”是果，与（4）又有所不同。
由此可见，李白“谪仙人”的称号与其诗才间的联系，有一个演变过程。作为天才诗人，李白后来地位日高，而其诗格之高逸，又令人惊叹莫名，因此，后来人们论及贺知章所赠李白“谪仙人”之称号时，就逐渐与其诗才联系起来了。到了孟棨（启）、王定保，就成了贺知章因赏叹白之诗而称其为“谪仙人”。这样，“谪仙”的含义，因李白之故，就在传统的放纵无拘束、客寓人间的暂居性、才能的超俗性等外，与诗文之才发生了关系。而由于“谪仙”称号对李白形象与个性描述所具有的传神性，后来李白对此称号，也因而具有了独占性(63)。提到“谪仙人”时，人们的直接反应就是诗人李白，而人们对“谪仙人李白”的体认，又不外三点，即神情不凡、诗酒风流、文才出众(64)。由此也可以说，由于“谪仙人李白”的出现，人们关于“谪仙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谪仙人”的形象因此而被改写。自此之后，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李白是“谪仙人”，而“谪仙人”也就是李白。
(1) 关于名士文化及其与李白之关联，友人查屏球在《盛唐名士文化沉沦与李白悲剧》一文中曾有所论述。见氏著《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士”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发展演变，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曾有专门论述，其中之“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篇，亦略及东汉后期名士。应该说，“名士”应是中国“士”群体中的一个亚类。“名士”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已出现。如《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孔颖达《礼记正义》：“蔡氏云：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363页）又，《吕氏春秋·劝学》：“……此六人者，行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行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94页）至汉代，名士亦颇受重视，而以个性品格之卓异且影响甚大者，则以东汉后期党锢之禁中的士人群体为最。
(3)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65年，第2185—2187页。
(4) 当时士人崇尚特异之个性，为一时之风尚。余英时先生云：“东汉士风竞以名行相高，故独行之士辈出，各绝智尽虑以显一己之超卓，范蔚宗为之立传，至有无从统贯之苦。”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0页。
(5) 《世说新语》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5页。
(6) 《世说新语》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86页。
(7) 如东晋时桓玄篡位，尝以无隐士征召为憾：“（玄）以前世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固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第3554页。
(8)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79页。
(9) 周勋初《李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3页。
(10)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764页。
(11)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764页。
(12) 李白《大鹏赋并序》，见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736页。
(13)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763页。
(1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2页。
(15) 见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338页。
(16) 周勋初《李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4页。
(17)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899页。
(18) 王琦《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1218页。
(19) 见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949—1950页。
(20) 周勋初《李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0页。
(21) 阎琦《李白三至越中考索》，见《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17页。
(22)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九：“舍人岑参初掌纶诰，屡称疾不入宿承旨，人情所惮。诸人虽咄咄有辞而不能发。崔（按，指崔祐甫）独见咨：以‘舍人职在枢密，不宜让事于人；岑舍人称疾既久，多有离局’。衮曰：‘此子羸疾日久，诸贤岂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当迁授。今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辞王事乎！’衮默然无以夺之也。”又卷三：“龙朔中，敕右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赃污狼藉，后于西堂朝次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分别见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九、卷三，中华书局，2005年，第83页、第15—16页。按，诗人岑参不曾有过“舍人”之仕宦经历，故疑其非盛唐之诗人岑参，而别为一与之同名者。
(23)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贞观二十年，王师旦为员外郎，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瑾，并文辞俊楚，声振京邑。师旦考其文策为下等，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问师旦。师旦曰：‘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上深然之。”见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三，中华书局，2005年，第15页。
(24)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文苑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5006页。
(25) 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853—1854页。
(26)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第1183—1184页。
(27) 李肇《翰林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7—298页。
(28) 这一问题，赖瑞和先生曾有详细的论述，参见氏著《唐代高层文官》第三部分第六章“唐中书舍人的使职化”，中华书局，2017年，第125—152页。
(29) 李肇《翰林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8页。
(30) 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3058页。
(31) 周勋初《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2008年，第350页。
(3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3990页。
(3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第5148页。
(34) 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3058页。
(35) 需要说明的是，李白的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身份，与“翰林学士”是有所不同的，傅璇琮先生对此曾有辨析，见其《李白任翰林学士辨》一文（《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又，与盛唐相比，中晚唐的翰林学士的地位亦有所不同。但是，就身处翰林院这一场所而言，遵守相关之规定则应不会有特殊的例外。
(36) 李肇《国史补》卷上，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3页。
(37) 李肇《国史补·序》，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8页。
(38) 周勋初《李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39) 李德裕《次柳氏旧闻》载：“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雾甚晦。知顿使给事中韦倜，于野中得新熟酒一壶，跪献于马首者数四，上不为之举。倜惧，乃注以他器，引满于前。上曰：‘卿以我为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尝饮，大醉损一人，吾悼之，因以为戒，迨今四十余年，未尝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绐卿也。’从臣闻之，无不感悦……”见王仁裕等《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40) 见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附录”，中华书局，2015年，第1953页。
(41) 见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之“附录”，中华书局，2015年，第1955页。
(42)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44—645页。
(43)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525页。
(44)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989—1900页。
(45)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775页。
(46)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769页。
(47)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878页。
(48)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682页。
(49) 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中华书局，2001年，第172页。
(50) 刘向《列仙传》卷上。见王叔岷《列仙传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第75页。瑕丘仲事，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三“漯水”注亦有载，云：“《魏风土记》曰：大甯城西二十里有小甯城，昔邑人班丘仲居水侧，卖药于甯百余年，人以为寿，后地动宅坏，仲与里中数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尸弃于延水中，收其药卖之。仲披裘从而诘之，此人失怖，叩头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去矣。后为夫余王驿使来甯，此方人谓之谪仙也。”见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十三，中华书局，2013年，第308页。
(51)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72年，第943页。
(52) 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中华书局，2003年，第2399—2400页。事又载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七十六，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7—258页。
(53)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526—527页。
(54)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六，中华书局，1982年，第3205页。
(55) 班固《汉书》卷六十五，中华书局，1962年，第2843页。
(56) 据陈尚君先生考证，孟棨，应以“孟启”为是。见《〈本事诗〉作者孟启家世生平考》，原载《新国学》第六卷，巴蜀书社2006年，后收入氏著《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57)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682页。
(58)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950页。
(59)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955页。
(60)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958页。
(61)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46页。
(62) 王定保《唐摭言》卷七，《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42—1643页。
(63) 松浦友久说：“仅就中国文学史而言，‘谪仙人’之名，只有在李白这里，才具有独占性、代表性。无疑，这一方面是因为李白自身在文学史上的代表性，而更本质的原因，则是‘谪仙人’的意象结构中，存在着与李白性格和诗风共通的要素（亲近性）。”在对这一段话注释时，他又指出：“也就是说，就‘谪仙人’词语自身而言，既非特别的独创，也非划时代的评语，但它作为李白传记论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之一，却具有大的意义。这不仅因为李白主要是诗人，而且因为在‘李白’和‘谪仙人’之间，存在着与各自本质有关的内在呼应。这一点有以下事实也可得到明证：有些词虽然是同一个李白的别号或自称，如‘青莲居士’和‘金粟如来’，却难以具备‘谪仙人’这样的划时代的影响力。”见氏著《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刘维治、尚永亮、刘崇德译，中华书局，2001年，第172页。
(64) 周勋初《李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