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变迁

一、制度产生的根源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2)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制度安排是指在特定领域内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组规则，它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和经济单位内部可能采取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永久的；可以由社会全体或国家决定，也可以由少数人或私人商定。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属于正式的或有形的制度；而习惯、道德、意识形态等则属于非正式的或无形的制度。非正式制度来源于社会共同认识、传统文化、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

对于制度产生的根源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塔洛克从“囚犯困境”模型出发，他认为，强调个人理性的非合作博弈往往是无效率的，而重视集体理性的合作博弈却可以带来“合作剩余”。当事人达成协议的过程，就是制度产生的过程。科斯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导致制度的产生。诺思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来解释社会制度的起源，他认为制度就是人们为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奥尔森看来，制度的起源应当从利益集团的斗争中去寻找，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是制度起源的重要原因。(3)

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从制度的产生以及其在社会中的具体实践来看，最优制度是可以安排的。制度安排是制度经济学中对“制度”一词最通常的解释。制度安排的创新、制度安排的变迁机制、制度安排的功能及其绩效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变迁的重点。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开始追求近代化。从制度因素来看，近代化过程实质上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有机统一、优化变动的过程。然而，中国在这方面却相对显得滞后。有的学者提到美国可以生产制度，我们怎么只生产产品而不生产制度呢？对此，卢现祥指出：“我们并不是缺乏制度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能力，而是缺乏一种实施制度的环境和条件，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观念上不是遵守制度而是利用制度或绕开制度。”(4)这正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在这种环境下国人受传统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根深蒂固，导致制度意识的缺乏。中南银行也不能超然，其制度安排受管理层固有经验和文化的影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一同伴随着银行运行的始终。

二、制度移植与创新

新经济史学派关注的是社会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认为认识历史有助于理解当代的经济现象。他们非常强调制度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历史的制度分析是把历史的分析同增长分析联系起来。制度分析，主要考察制度的形成和它的变迁，以及它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5)

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过程，是新的制度安排代替旧有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和诱因来看，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多为自下而上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强制性变迁是自上而下，通过法令政策实行的，以政府为主体的制度变迁。

从制度的产生方式来看，制度变迁应该分为制度移植型和制度创新型。所谓制度移植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制度相互借鉴和取舍。移植的过程一般是制度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向制度文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学习。如，近代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从西方国家移植了诸多的制度。从长时段来看，所有的制度都是渐进变化的，主体推动制度变迁的方式是“干中学”的过程，也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制度移植能够促进社会制度的交流，吸取对方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能够促进制度由“高”流向“低”，能够减少落后地区社会制度变革的失误，缩短其改革试错的时间。除了从外部移植制度以外，还可以对原有制度进行调整、完善、改革和更替，借助不断的制度创新来拓展自身的绩效。

通常来讲，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消化、不断创新的过程。即制度移植和制度创新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同样重要。近代中国的新式银行业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但是民国时期的许多金融家，如中南银行黄奕住、胡笔江；金城银行周作民；盐业银行吴鼎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等，他们都是金融业的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对制度创新、制度经济学做出了很好的诠释。他们进行的制度安排，既有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又结合自身情况，在宏观的金融环境下，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设计自己的管理制度、发展战略以及独特的经营模式。他们开创的一系列制度，不仅创造了近代商业银行“群星灿烂”的局面，而且在推动银行制度建设方面也留下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的思想遗产。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特·菲尔普斯曾说过，中国创建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独特制度，而且这些制度也有利于中国追赶西方。同时，中国创造出不少有利于企业家精神成长的新方法。因此中国的制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有趣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