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天地八方，有融乃达；人间百业，得融即通。这里的“融”实指融通、金融。上述之语揭示的是货币融通。金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显赫且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无论是在过去的传统经济模式下，还是在现在时和将来时的现代经济大潮汹涌下，“金融”都是社会经济的神经网络、供血管道、指挥中心，也必将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造中，在中国实现“复兴”、“梦想”的奋斗中，爆发出难以估算的动力。
宋代，“交子”的出现，增加了社会货币的总数量，是使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推进到较高阶段的重要因素，并进而影响到文化的繁荣；清代，山西票号的崛起，“庄票”的汇通天下，使南北货畅其流，维系着大宗的茶、铁贸易；改革开放四十年中，“金融业”的改革，国家各项金融举措的出台，使得脱贫、致富成为可能，保证了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市场主体茁壮成长、规划蓝图中的小康社会基本实现。
关注和研究金融，一般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入手，“金融历史”为“金融现实”揭示历史规律、演进路径、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使“金融现实”更为聪明、高效；反之，“金融现实”的发展，丰富了“金融历史”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围，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没有“金融历史”基础的“金融现实”是无法长足、健康发展的，所以“金融历史”与“金融现实”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互为拉动的关系。
马长伟是主要侧重于从“金融历史”方面研究中国金融的青年学者，他有着较为坚实的经济学基础，因为对金融学重要性的明了、对中国金融史的浓厚兴趣，决然投身于中国金融史的学习和专业性研究。从攻读中国金融史的硕士生、博士生，到大学的中国金融史教师，他在这条道路上已度过十余春秋。他有年青学者的素质：热爱专业、喜欢思考，遇到问题穷追猛打、重视资料、喜欢调查、善于择师、虚心求教。十余年中，他以自己研究的成果，在中国金融史领域中博得一定好评。
最近，马长伟又有好消息，他的博士论文几经思考，再改，被出版社选中，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真是可喜可贺！还记得博士论文答辩时彭南生、张建民、赵凌云、邹进文、瞿商、苏少之等教授给他较高的评价，并获批当年校级优秀毕业论文。在各位专家的指导下，马长伟几经修改，即将付梓。作为他的博士导师，我通读了这部即将出版的书稿，师生相长的同时，又得几点新体会、新认识，我把它写出来，与读者共勉。
一、充分应用新材料。经济史学的功能是：“求真、求解和求用。”(1)“求真”的前提是掌握丰富的资料，论从史出。据我所知，在书稿撰写过程中，马长伟发掘和占有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除已经出版的金融史料外，笔者赴上海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国家图书馆调阅了有关中南银行的档案、文献。同时，他访谈了中南银行创始人、董事长黄奕住的曾孙黄骞先生，获取了黄家的资料。他还访谈了中南银行副总经理王孟钟之孙王师熙先生、中南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张重威之子张家璩先生。他还赴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的故居实地调研。对第一手资料的挖掘，为完整把握中南银行的发展脉络、拓展研究思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对经济理论、方法的应用。笔者在对史料搜集、整理的过程中，并不局限于对史料的堆砌，而是应用多种理论、方法开展研究。如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从制度层面分析、研究中南银行的发展历程，并期望对中国银行业制度安排理论的研究有所推动。运用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研究北四行联营集团的属性。运用“竞合理论”分析北四行之间的契约性竞合关系。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中南银行的企业性质，分析其家族公司的特点与发展过程。运用金融学理论考察了中南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成长性”指标。
三、提出一些不同于前人的新观点与看法。本书基于档案资料解读了中南银行获批钞票发行权的“谜团”。同时，对中南银行纸币的印制及发行制度进行论述。本书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金城、盐业、大陆、中南银行出于理性的追求，将个体利益与集团利益绑定在一起，形成了北四行联营集团，构成了契约性的竞合关系。北四行彼此合作，互为帮衬，具有“相容性集团”的特点。在具体业务上互不牵涉，彼此竞争，存在“排他性”和“搭便车”的行为，影响着联营集团的有效性，增加了成员之间的经营成本与风险。书内还解读了在联营十年之后的1931年，中南银行重新设计了联营制度的缘由及其进展。作者还分析了中南银行作为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其治理模式下的“道德风险”和“换代危机”问题。
四、立足本土，关照现实。近代中国家族公司制度演进历史非常短暂，分析中南银行治理模式，阐述经营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解释家族公司两权分离的困境，很好地弥补了近代金融史、企业史在该问题上研究的不足。中南银行治理模式的变迁表明，依赖外来资源，引入非家族经理人的企业，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具有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如何培养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成为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难题。同时，本书理性地分析了中南银行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为当今的家族企业及民营银行提供历史借鉴。
本书认为中南银行在30余年的经营中设计、实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是富有成效的。但是这些制度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如果在制度创新方面脱离中国固有的社会历史土壤和制度遗产，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内摧毁几千年来建构的基层社会结构，亦步亦趋地‘复印’西方股份制度，只会产生东施效颦的结果。”(2)本书立足近代中国的国情，在经济发展不充分，契约关系很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论证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弥补了正式制度上的缺陷，是用非正式制度代替了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安排，是理性人的考虑。
需要指出的是，书内突出制度的作用。“近代中国金融史不可忽视对金融制度和政策的研究”，(3)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吴景平先生的观点。但是，“历史是复杂的、多元的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4)尤其是在近代中国，环境复杂，政治动荡，任何一家银行都难独善其身，任何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都难以很好发挥作用。此外，研究中南银行，则该银行具体业务的分析应该有所侧重，如不同时期该行存贷业务的具体情形、案例、相关款项的最终用途、中南银行如何影响经济或财政领域等等。本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显得单薄。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上述问题留待长伟以后加以思考与研究。
长伟是我的学生，也是我教学相长的一个伙伴，思考与研究的战友。一代有一代的责任，一程有一程的成长。这部书的出版，长伟为中国金融史园地又奉献了一朵小花，更为高兴的是，通过这朵“小花”，我看到长伟严谨、韧性、奉献的学者作风。小马还年轻，精力旺盛，来日方长，祝他越走越好，马到成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姚会元
2021年7月
(1)易棉阳、赵德馨：《经济史学学科功能论的反思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2期。
(2)邹进文：《论中国近代民营股份企业的家族特色》，《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吴景平：《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对象刍议》，《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4)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