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与诸国: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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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第一

早作打算

公元前806年,西周倒数第二位君主周宣王作出一项重要决定,让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王子多父,到周王朝的东都洛邑暂居,并封给他一个诸侯国——郑国。洛邑是周王朝仅次于镐京的都城,自灭商以后,就由周公负责营建,亦称“成周”。历代周王都曾经在这里居住,其中就包括周宣王本人(他于十三年前曾在洛邑召集过东部诸侯的聚会)。作为郑国的初代国君,王子多父就有了郑桓公的称号。

根据金文考证,以“郑”为名的方国原在渭水流域(陕西棫林),这和后来的郑国并无太大关系。由于郑桓公“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1),所以“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洛之间,人便思之”(2)。然而,这样一位受人爱戴的宗室,并没有在最初的封国开枝散叶,反而在三十二年之后,把封国搬到了洛邑以东约一百二十公里的原郐国、虢国境内(3),并在那里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郑国。值得注意的是,在郑国彻底东迁之前,郑桓公刚被侄子,也就是新即位的周幽王,任命为司徒——这是周王朝最重要的官职之一。

《国语·郑语》对郑桓公的选择作出了解释,认为他接受了当时史官“太史伯”的建议,预感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而原来位于河、洛、济水、颍水之间的虢国和郐国不得民心,可取而代之,“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郑桓公接受了这个建议。

只是三年以后,在此次迁国行动还没全部完成前,郑桓公就和周幽王一同死于陷落的镐京。攻陷京城的是申侯及与其通款的西戎和犬戎(4)。郑国的东迁最终由郑桓公之子郑武公得以实现。同时,郑武公并不满足于郑国的搬迁,他还护送自己的堂侄,也就是周幽王之子平王,也迁移到了成周洛邑,完成了国家重心的东移,这一事件史称“平王东迁”。

从这个角度看,太史伯的建议颇具预见性,虽然没有拯救郑桓公的命运,但至少为郑国和周王朝的未来指明了方向。然而,如果我们把郑国的活动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就会发现,郑国的东迁并不仅仅是太史伯头脑中的灵光一闪,而是历史脉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西周最后的若干世代中,始终保持了向东迁移的趋势。比如《竹书纪年》提到,在周宣王七年(前821年)时,宣王舅舅申伯已经从渭河平原向东南方向,迁移到了南阳盆地,而宣王所任卿士樊侯仲山甫则搬到了齐地筑城居住。

那么,再看周宣王在前819年迁往洛邑居住,以及前806年王子多父的短暂居洛,都不再是一些偶然的独立事件,更像是周宣王本人对未来趋势的“早做打算”。(这么来说,有关郑桓公迁国的时间线,可能就不似两种先秦文献所叙述的那么突然,而是肇始于更早的年代。)作为名声不佳的周厉王之子、周幽王之父,享有“中兴”之名的宣王,或许真的在许多年前就对周王朝的命运作出了自己的预料。于是,他把希望同时也寄托在自己的兄弟身上。

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庞大国家,到疲于未来规划、渐至崩塌的衰落古国,富有四海的周朝是如何走向了自己的黄昏,这一切还需要从头说起。


(1) 《国语·郑语》。

(2) 《史记·郑世家》。

(3) 《史记·郑世家》。

(4) 《史记·周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