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王乎？攘夷乎？

回到前651年的葵丘会盟，新即位的周襄王也派周公忌父携带礼物对齐桓公表示了祝贺。如果从前680年，齐桓公即位初期，有请周师一同伐宋开始算起，这已经是他打着“尊王”旗号的第三十个年头了。当然，齐桓公的尊王事业也并非始终一帆风顺，比如，他在几年前襄王之父周惠王在世时，便几乎遭遇重大挫折。

前655年，齐桓公挟上一年率八国与楚国对峙于召陵，最后双方结盟撤兵的余威，再次召开诸侯会盟，这次地点换成了宋国的首止。与会者还是上年的八国，没有楚国，多了周惠王的太子。此次会盟的意图在于支持太子姬郑，巩固其在王室中的合法继承权，因为周惠王正有更换储君的意图；而齐桓公支持太子之举，事实上违背了周王的意愿。按照《左传·僖公五年》的记载，周惠王也不愿齐国如意，故要求其他七国中与齐国关系最密切的郑国“逃盟”，并给出了“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的条件。郑文公“喜于王命”。

虽然最后如愿的还是齐国（三年后，郑国先杀大夫申侯“以说于齐”(1)，后在齐国威逼下，“郑伯乞盟”，参加洮地会盟），但从周惠王的视角可以看出，与周、郑有着共同目标的首先是楚国，其次是晋国，唯独不是“尊王攘夷”的齐国。

从更大的趋势看，一切便可一目了然。齐国所“尊”的是未来的襄王之周，而非眼下的惠王之周。自从以周、郑、虢为核心的东迁周人核心群体分裂后，以齐国为代表的东部人群便借着西部人口大量流入的契机，在东、西角逐中逐渐占据上风，成为抵抗的主力。齐桓公“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尽管无意向西扩张，但其号召黄河下游诸国努力维护既往的疆域，哪怕裂土，也要在本国西部外围用残破的杞国、邢国、卫国设置一排屏障，事实上抵消了周、郑东扩以来一个多世纪中所作的种种开拓尝试。

至于周、郑这边，分裂导致实力下滑，东扩遇阻，拓地乏力。到周惠王时，只能从畿内贵族的手中夺地(2)。想要继续求得发展的空间，便需要求助外援。这些外援来源复杂，既包括楚国、晋国（晋国社会本身也在秦逐诸戎的背景下，变得更加多元），甚至也可以来自齐国眼中的“夷狄”一边（周襄王本人就为借重狄人之力，娶狄女隗氏为后(3)）；这些外来因素对中原诸国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一一谈到。但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和周人的东迁保持了一致方向。很难说，楚、晋在多大程度上听命于周王的调遣，只是他们此时有着共同的走向而已。

葵丘会盟之后，代表周襄王前去致礼的周公忌父（宰孔）遇到了迟会的晋献公，留下一段话：“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4)晋献公于是返回晋国。我们不知周公是否因“齐国以西将无战事”而感宽慰，但就“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而言，一位“务德而不勤于远略”，纵容晋、楚辅佐周王和郑文公向东突进的齐侯，或许更符合周王的实际利益。至少，站在鲁国史官的立场上，周人之“德”显然不同于齐侯之“德”。

回看葵丘会盟上的齐桓公，俨然从一位一呼百应的盟主，变成了一位与众貌合神离的“孤胆英雄”。不管怎样，依靠管仲和诸位齐国大夫的努力，齐桓公成为这场博弈实质上的胜利者。通过扶植一位亲齐国的周襄王，齐国从道义和军事实力两方面，尽可能地阻止了周、郑东进的势头。当周襄王于前651年，赐予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时，则几乎等同于接受了他父亲周惠王及祖辈东进计划失败的结果。

(1)　《左传·庄公七年》。

(2)　《左传·庄公十九年》：及惠王即位，取蒍国之圃以为囿；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

(3)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

(4)　《左传·僖公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