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的分裂

周王和郑国之间明确可知的嫌隙，在周平王五十一年（前720年）便初现端倪。《左传·隐公三年》载，“王贰于虢，郑伯怨王”。郑伯和虢公同为周平王的股肱，在王室担任最重要的左、右卿士。“王贰于虢”引发郑伯不满，愈发显示出郑伯之前的权位之重。

周、郑的互不信任以一种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两者通过扣留对方的公子（王子）来表达一种互信。这种交往方式，为春秋战国时代所有那些无法信任对方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勉强维持互信的手段。但随着周平王在这一年三月的去世，周、郑君主之间脆弱的堂叔侄关系也随之碎裂，周室的大权全归虢公；而郑国则以“（四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作答(1)。

如果结合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发生的事件来看，就不难发现周室和郑国之间出现裂隙的缘由——同样源自“郑伯克段于鄢”的后续事件。这一年十月，郑伯面对卫国的挑战时，曾“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作为回应。王师和虢师维护的日常开销由周、虢负担，外出作战的威武却由郑伯独享。如此投入与回报无法相抵的事体，实在怨不得“周、郑交恶”。而郑国取麦、取禾的举动，既是擅自取走出师所需粮草的负气之举，也像是对王室日趋气馁的一种嘲讽。

周、郑之间毕竟血浓于水。前717年冬，《左传》记载“京师来告饥”，鲁国出面为成周向“宋、卫、齐、郑”借粮救济。成周之所以面临饥荒，或许和上一年郑国因为邾国求救、“以王师会之，伐宋”有关。虽然即位不足四年的周桓王有意压制郑伯的势力，但郑伯依然有资格调动王师。只是眼下来看，动用王师所耗费的粮食、后勤支出日益扩大着周、郑间无法弥合的裂缝。

这年饥荒后，“郑伯如周”。这是郑伯在周桓王登基后首次入朝，但“王不礼焉”。对此，周桓公认为东周以来和王室最亲近的诸侯不应受此冷遇，并预言“郑不来矣”。接着，公元前712年，周桓王选择在郑国侵许之后，与郑易田。当周桓王像以往一样继续享受从郑伯那里新得的领土时，他或许忘记，周、郑之间早已因宫廷权力的分配和王师的使用权问题陷入矛盾重重。正是此次“桓王之失郑”(2)，为日后两者正式开衅埋下伏笔。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随后的一场大战标志着周、郑的彻底分裂，对阵的双方没有一个赢家。此次事件之后，虢国、郑国和周室三位一体的关系走向终点。尽管十多年前郑伯以王师伐宋之后，就被剥夺了“王师”的使用权，可依旧保留了“（周）王左卿士”的地位。此次的开战，便意味着永久取消了郑伯辅佐王室的资格。其原因固然有郑伯擅用虢师、王师为本国拓地牟利的因素，其实这些土地也有部分划归王室，个中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周王畿内日渐地狭，实在不能承受郑伯屡次三番的奢侈师旅。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战拉开了王师和王室在东周政治舞台上正式消隐的序幕。

回到郑国这边，郑庄公赢得了现在，却失去了未来。他在此战中力抗王师、虢师，力挫诸侯联军，为自己树立了权威，但也永远不再能使用周王的旗号和军队了，未来的道路只能自求多福。一方面，郑国在东部诸侯面前曾经的优势即将消失，很快会受到东扩带来的反噬（弑君）；另一方面，郑国失去了周室这个后盾，急需通过结盟的方式，为自己再寻强援（这句话对周室同样适用，毕竟天子不甘就此沉沦），哪怕这个外援散发着危险的气息(3)。

《左传·桓公六年》恰好记载，郑伯胜周王的第二年（前706年），就发生了“楚武王侵随”事件，预示着楚国和郑国很快会走向同盟。看来，一切都不是偶然。

(1)　《左传·隐公三年》。

(2)　《左传·隐公十一年》。

(3)　《左传·桓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