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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两种非常古老的现象——民族群体和爱国主义——的一种现代性的情感融合和夸大。就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知道的范围而言，始终存在这样的人类实体，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民族群体。从古代时期起，就一直存在故国或乡土之爱，这就是爱国主义。但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的、几乎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这一点本身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是如此根本，以至于值得并需要稍微详细地加以解释。

我们不妨首先从考量民族群体的基础开始。我们已经把民族群体定义为“这样一个人类群体：他们说着相同的语言或关系接近的方言，他们珍视共同的历史传统，他们组成了或认为他们组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社会”。但是，这样一种群体，其历史学基础和人类学基础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民族群体，并把一个民族群体与另一个民族群体区分开来呢？

有人认为是人的天性。在某种意义上，这完全是真的，因为人天性是群居的，而且始终在群体中生活、劳作和战斗，民族群体肯定是人的群体。但民族群体并不是人在其中战斗、劳作和生活的惟一群体；在民族的界限之外，人的群居性反复表现在宗教群体或经济群体中。法国公民表现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利益共同体，这固然是人类天性的表达，但其他利益共同体，比如法国和波兰的天主教徒，荷兰和苏格兰的新教徒，罗马尼亚和加利西亚的犹太人，俄罗斯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或者美国和德国的银行家，也莫不同样是人类天性的表达。

有人主张，是地理造就了民族群体。不列颠和日本是与大陆分离的岛屿，美国涵盖了远离欧亚大陆的一片大陆的很大一部分，这一事实无疑与英国、日本和美国的民族群体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但仅凭地理解释不了不列颠诸岛为什么被分成了至少四个民族群体，也解释不了菲律宾人为什么不是日本人，或者，美国民族群体与墨西哥民族群体之间的分界线为什么是格兰德河，而不是密西西比河。如果我们考虑到大约四个民族群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共存于那个被称作伊比利亚半岛的地理单位，波兰人和马扎尔人占据着大平原的某些部分——而且只占据这些部分，希腊民族群体居住于岩石嶙峋的海岸和小岛，挪威人的地理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类似于瑞典人，南斯拉夫人类似于保加利亚人，甚至还有德国人类似于法国人，我们必定会得出结论：民族群体之间自然边界的观念是一个神话。

还有一个观念，同样是神话，常常被那些无知而草率的人提出来，这就是：种族决定民族群体。尽管科学家们对于人的种族究竟是什么莫衷一是，但他们完全同意：每个现代民族群体都包含着种族混合。从种族上讲，现代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爱尔兰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几乎所有欧洲人，还有犹太人——同样都由不同种族的混血后代所组成：长头圆脑，白皙黝黑，高矮胖瘦，不一而足。就其组成成分的相对强弱而言，欧洲的种族混合可能因地而不同，但种族变化的程度并没有在各国的边界突然改变。即使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尽管由于某些身体特征而和欧洲人迥然有别，却也提供了种族混合的清晰证据；印度各民族是名副其实的种族类型的大杂烩，他们最近才发展出了共同民族群体的自觉意识。种族的纯洁，就算存在，如今也只存在于未开化的部落中。民族群体实际上突破和超越了种族，但必须承认，考虑到种族宣传，一种想象的对血缘关系的信仰，亦即对种族的信仰，在构建和凝聚民族群体上是一股十分有效的力量。

接下来有所谓的“民族魂”，每个民族群体都有一种群体精神，带有独特而恒久的品质和禀赋。在这个意义上，群体精神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难怪最近有很多作者，包括那些否认或怀疑个体灵魂存在的人，抱持这样一种简单的信仰，把永恒而丰满的灵魂赋予各民族群体。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社会习俗上，民族群体之间迥然有别：英国人的饮茶习惯大概比其他任何欧洲民族都更加稀松平常，更加根深蒂固；德国人特别喜爱某些牌子的啤酒；意大利人喜欢用大蒜让他们的文化更辛辣；毫无疑问，还有另外一些更大的民族差异。此外，一些有能力的心理学家充分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的行为在群体中是一种方式，而当他独自一人时又是另一种方式；受制于群体压力时是一种方式，而当这种压力消除时又是一种不同的方式。换言之，有一种群体精神，它是个体精神的组成部分，但在实质上又截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承认“民族精神”的存在，它是一股心理的力量，推动一个民族群体的成员，迈向某种思想和行动的共同体；不过，把这种民族精神称作“灵魂”则是文学上的夸张。事实上，一个民族的群体思维明显是变化无常的。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被归于一个特定民族的大多数特征都属于几个不同的民族群体，一个特定民族在某个给定时期的典型特征在另外的时期就未必是它的典型特征了。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散发的大蒜味，和19世纪的意大利人并无不同。跟恺撒打仗的日耳曼人尚没有把伟大的音乐和深奥的哲学与比尔森牌啤酒联系起来。签署《大宪章》的国王和迫使他签字的英国贵族们并不喝茶。

关于民族性格，人们说过和写过太多的废话。可资征引的例证数不胜数，我们不妨从查尔斯·罗登·巴克斯顿先生的一篇随笔中引用一段，这篇文章在别的方面倒是颇有见地：“正如英国贡献了政治自由的意识，法国贡献了知识的诚实和清晰，德国贡献了勤奋和纪律，意大利贡献了审美天资，而芬兰则贡献了先进的民主，波兰贡献了音乐和艺术，波希米亚贡献了宗教独立，塞尔维亚人贡献了温暖的诗歌性情，希腊人贡献了精细微妙和对过去的激情，保加利亚人贡献了刻苦坚忍和沉默寡言的能量，亚美尼亚人贡献了他们对教育和进步的热情。”[2]这里面的谬论为数众多，令人瞠目。它暗示了——荒谬地暗示了——所有英国人都有政治自由的意识，而且只有英国人才被赋予了这样的天资，所有法国人在知识上都很诚实，且头脑清晰，所有德国人都勤劳刻苦，所有意大利人都是艺术家或艺术批评家，所有芬兰人都是极端民主主义者，所有波兰人都是音乐家，所有捷克人都是宗教独立自主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某些实例中，比如捷克人，上面提到的特征是不是可以归于民族群体中任何数量可观的部分，这是值得怀疑的。可以肯定，在每一个实例中，被赋予一个民族群体的特征也可以同样恰当地归于其他民族群体，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就知识上的诚实和清晰而言，现代法国并不比古代意大利更显著。意大利拥有的审美天资并不比西班牙、法国、南部德国或日本更伟大；在民主的康庄大道上，芬兰并不比新西兰、瑞士或俄勒冈前进得更远；诗歌感觉的温度计上所记录的塞尔维亚的温度并不高于英格兰、爱尔兰、德国和阿拉伯；希腊人的精细微妙比亚美尼亚人还要稍逊一筹，至于对过去的激情，犹太人和中国人肯定可以和希腊人平起平坐；传统上，“刻苦坚忍和沉默寡言的能量”更多地被归于苏格兰人，而不是保加利亚人；在任何一个思考过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或澳大利亚人的民族特性的人看来，暗示“对教育和进步的热情”是亚美尼亚人的特性似乎十分荒唐。

不妨引用此文后面几句更明智的话，这样对巴克斯顿先生更公平些。他说：“事实上，不同民族互相之间区别开来，不是凭借脱离完全相似背景的单一标志。正是独特品质、历史事件、自然环境的总体结合，造就了它们现在的样子——各种不同的、互相冲突的个人与团体的混合，却依然带有一些统一的特征，甚至使得它们的区分各有特色。”这段话在很大程度上我个人完全同意，但要防止对一个民族群体“统一特征”究竟是什么得出轻率鲁莽的想象和毫不费力的概括，我会提出警告，同时再次强调：常常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民族特性经历着根本性的改变。伏尔泰在18世纪上半叶撰文[3]，把英国人和法国人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英国人变化无常，喜欢革命，他们砍掉了一位国王的头，流放了另一位国王，经常瞎搞政府和宗教，永远躁动不宁；他把法国人形容为保守的，太过深情地留恋过去，留恋布满苔藓的君权神授的君主制和正统的基督教，无动于衷，死气沉沉。最近去世的博德利先生在19世纪末撰文[4]，再次比较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他看来，英国人是一个保守的、反对革命的和坚实可靠的民族，在他们当中，自由缓慢地拓展，着重于“缓慢”；而法国人则变化无常，喜欢革命，他们砍掉了一位国王的头，流放了另外几位国王，间歇性地试验不同的宪法，狂热地否定宗教正统。博德利和伏尔泰都不缺乏敏锐的批评眼光，而他们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其解释必须到英、法两个民族的“群体精神”在两百年内的改变中去找。

关于各民族拥有特殊而恒久的“灵魂”这一概念，我们不妨总结一下反对的意见。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先生风趣地评论道：“保加利亚人古时候有一个单词pravit，意思是‘说’。它如今的意思是‘做’。他们还有一个单词dumat，意思是‘想’。如今它的意思是‘说’。类似的改变发生在每个民族的灵魂中，就像哈姆雷特们变成了奥赛罗们一样。蒙古人从农民变为战士，然后又变了回来。马扎尔人曾是东方的牧羊人，后来却作为弓箭骑手跃马向西。日耳曼人曾经温和恭顺，喜爱音乐；席勒剧作《强盗》（The Robbers）的一位本地编辑说，‘就连日耳曼人’也能产生伟大的激情和品格……签署《大宪章》的民族每天大声嚷嚷着要求更多的官僚机构。马志尼的继承人要求军事法庭审判口无遮拦的议员。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制国家刚刚转变成一个共和国，而被武士道所束缚的日本则得到了一笔国债。”[5]

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民族群体的基础并不在于人类族群间与生俱来的精神差异或心灵差异；就这个问题而言，也不在于种族遗传或自然环境。民族群体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一项属性，动物学和植物学的因素对它不适用。动物和植物的形态与行为可以从环境和遗传的角度来解释，因为动物和植物没有文明。这并不是说遗传和环境根本不适用于人，而是说，它们只是间接而遥远地适用于人类文明。“这个基本事实常常被忽视了，尤其是在现代，因为生物科学已经成功实现了知识和理解的增长，有一个很大的诱惑是毫无保留地借用生物科学的方法，不经重大修改便把它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材料：人。这一程序使情况变得简单，却产生了不尽如人意的虚幻结果。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有灵魂而动物没有灵魂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的思想，以至于人们很少从生物学因果关系的角度，从遗传和环境的角度，来思考人类。接下来，不到两个世纪之前，当反作用开始出现时，人们便更加普遍地承认，人是一种动物，钟摆摆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发展出了这样的趋势：在人的身上只看到动物——没有文化的存在，要么无视人的文化，要么认为，只有把文化分解为他们从生物学中所熟悉的因素，才可以对它加以解释。正确和明智的路线就在这两者之间。人的生物学方面必须从生物学因果关系的角度加以解释，他的文化方面则首先要从文化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解释。”[6]

民族群体肯定是文化的一个方面，民族群体和民族特性的因果关系，必须到社会科学、本质上也是人的科学的因素中去找，而不是到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因素中去找。俄罗斯人、希腊人、德国人、日本人或其他任何民族群体与众不同的特征和品质并不纯粹是种族的封地或地理上的事件；它们是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创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