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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多少是无意识的过程，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但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学说，民族主义所获得的主要推动力，则来自19世纪头几个十年哲学和文学的“Zeitgeist（德语：时代思潮）”——浪漫主义时代。浪漫主义，正如它伟大的传道者——德国的赫尔德和施勒格尔，法国的夏多布里昂，英国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所证明的那样，代表了一次知识上和审美上的反动，针对的是17和18世纪“启蒙运动”：既是针对它的伪普世主义，也是针对它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是对下面这句格言的一次抗议：人仅靠理性而活着。它也是一次富有想象力的逃离，为的是逃离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可怕现实。它重视情感，赞美平常的事物和平常的人；并且，为了一个自由与和平的光荣未来，在理想化的过去中——更多地是在中世纪的历史中，而不是在古代时期的历史中——寻找最崇高的理想。

浪漫主义有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它对平常人和平常事物的兴趣，刺激了民间习俗、民间传说和民间音乐的研究和复兴。它的诉诸历史，指的是诉诸民间史，是要装饰幻想出来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完整的“过去美好时光”的故事。作为一场文学运动，浪漫主义颂扬民间语言、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作为一场哲学运动，它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灵魂，以及内在的精神品质和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作为一场情感运动，它往往把民族生活的特色奉为神圣，鼓励民众的民族崇拜。

在对约瑟夫二世（18世纪晚期杰出而又威严的普世主义者）的批评中，赫尔德写道：“一个民族还有什么比祖先的语言更宝贵的吗？在民族的语言中，居住着它的整个思想王国，它的传统、历史、宗教和生活根基，它的全部心灵和魂魄。剥夺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剥夺它永恒的善。……正如上帝容忍了世界上所有不同的语言，一个统治者也应当不仅容忍、而且还要尊重其人民各种不同的语言。……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文化不可能用外族语言来表达；它在本民族的土地上生长得最茂盛，而且，我可以说，只有借助本民族继承来的、并可以传承下去的方言，它才得以茂盛生长。随着语言一起被创造出来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那么多的民族——匈牙利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等等——难道不都高度关切为遥远的未来播撒幸福的种子，其方式正是他们最钟爱也最适合他们的吗？”[8]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1812年讲课时宣称：“每一个重要而独立的民族都有权——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拥有自己所特有的文学；最卑劣的野蛮行径是压制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语言，或者把它排除在一切高等教育之外。是纯粹的偏见，导致我们认为那些被人忽视的、或者我们不了解的语言不可能被带到更高的完美。”[9]斯洛伐克爱国诗人杨·科拉尔在1824年说：“用祖国这个神圣的名字来称呼我们所居住的这片国土是一个错误；真正不朽的祖国是习俗、言语与和谐，强权和欺骗都不可能压倒。”[10]

借助浪漫主义运动，学术本身被推进了新的通道。浪漫主义者们所唤起的对民间语言的兴趣导致了民族哲学的显著发展。他们对民间历史的诉求促使了盛行于整个19世纪的民族史的产生。他们对民间习俗的强调，给人类学、比较法学和比较宗教学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开始致力于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解释民族差异。通过突出民族性并为它提供“科学的”基础和“学术的”理由，他们正在偿还他们对浪漫主义欠下的债；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给民族主义雄伟的现代神庙添砖加瓦。

浪漫主义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的慷慨陈词或学术的批注诠释。一些浪漫主义歌曲——德国人当中有阿尔恩特和科内尔的，斯拉夫人当中有科拉尔的——意大利人中有马志尼不相上下的浪漫主义散文诗，都有效地刺激了民众为了民族统一和民族独立而行动起来。拜伦勋爵，弗朗西斯·利伯，以及很多支持希腊独立运动的其他人，都积极参加了希腊独立战争——这是浪漫主义对新兴民族主义海誓山盟的神圣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