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黄朴民
白立超博士在锲而不舍地从事精深历史专题研究的同时,也始终不忘一个史学工作者贡献社会、服务大众的初心,热忱地致力于撰写可读性强的学术专著,为国家精神文明事业的建设添砖加瓦。现在这一本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名为《将略兵机:中国古代名将评传》的著作,就是他这方面持之以恒、倾心付出所取得的又一个丰硕的成果。在此书付梓之际,立超博士嘱我写篇序言谈点看法。我想,无论是就我与立超的私交而言,还是从本书的内容与价值考量,接受这个任务,都是义不容辞的。因此,我也就不揣谫陋,聊述数言,以表示我对立超博士所作努力的敬意和对这本好书面世的祝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这是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可谓脍炙人口。从本质上讲,这八个字是了解中国历史真相及其特色的一把钥匙,因为它简洁扼要地道出了古代社会生活的根本要义:巫觋系统与政事系统的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祀”,是要通过祭祀来证明“王权神授”,从而显现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戎”,则是将战争置于政事之首,来保障王权具体实现的重心之所在。
古希腊历史学家、“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传世名著《历史》是有关波斯帝国与希腊诸城邦之间战争历史的记载。其他西方早期的历史著作,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恺撒的《高卢战记》、色诺芬的《长征记》等,大都也是战争史著作。
同样,中国早期史书也大多与战争相关,《尚书》的“六誓”记载了战前的誓词和军纪。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将近300年的历史,其中记载了483次战争,以致后人讥之为“相斫书”。不仅是《左传》,梁启超在《中国之旧史》中更是极言:“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由此可见,战争是东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不了解战争就无法了解古今中外的历史。数千年的中西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战争发展史,抽掉了战争的内容,就谈不上有完整意义的中外历史。
当然,说到战争,我们就不能不关注战争中战略指挥的主体、战役战斗实施的要角:将军。毫无疑问,将帅是军队的灵魂,是全军的核心,也是制胜的关键,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又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还有“置将不慎,一败涂地”。毛泽东也曾说过,思想政治路线确立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总之,在战争中的关键之一,就是叱咤风云、指挥若定的将军!这一点,西方军事家也有共识,如法国军事天才拿破仑就认为,在战争中,所有人都无足轻重,只有一个人举足轻重,这个人就是将军。他曾说过,“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可以打败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狮子”。道理很简单,战场上从来不相信眼泪,胜利才是衡量战略决策高下、作战指挥得失、队伍建设成败的最高标准,同时也是唯一的标准。
这个标准,是否能达到,关键就在将帅身上。换言之,将帅德行情操的优劣、韬略智慧的长短、指挥能力的高下,直接关系到军队的安危、战争的胜负。假如统军之将猥琐无能,“伐谋”“伐交”固然无从谈起,“伐兵”“攻城”也将一事无成。所以孙武等中国古代兵家对将帅的作用和地位予以充分的肯定,把他看作是保证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兵家也一再强调“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得之国强,去之国亡”;“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对此,西方军事学家的认识也是相似的,如若米尼就强调:“一个统帅的高超指挥艺术,无疑是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尤其是在交战双方的其他条件都完全相等时,更是如此。” (《战争艺术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有关支配军队的制度是政府军事政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一支精锐的军队,在才能平庸的司令官指挥之下,有可能创造出奇迹。而一支并非精良的军队,在一位伟大的统帅指挥之下,也能创造出同样的奇迹。但是,如果总司令官的超人才能加上精兵,就一定能创造出更大的奇迹。将帅的作用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对将帅提出高素质的要求,也就是选将任将的题中必有之义了。这方面,中西军事学家的认知也没有任何差异。孙武主张将帅应该具备“智、信、仁、勇、严”等“五德”,强调将帅要做到“静以幽,正以治”,能够“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六韬》提出“将有五材”:“勇、智、仁、信、忠。”而若米尼则把将帅所需要拥有的最核心素质归纳为两大类:“一个军队总司令的最主要素质永远是:(一)具有顽强的性格或勇敢的精神,能够作出伟大决定;(二)冷静沉着,或具有体魄上的勇气,不怕任何危险。学问仅居第三位,但是学问却能起有力的辅助作用;不承认这一点,就是瞎子。”(《战争艺术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在将帅的诸多应有素质中,睿智与勇敢应该说是最为重要的,所谓“智能发谋”“勇能果断”。尤其是“智”,更是重中之重,因为只有睿智,才能注重搜集信息,“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只有睿智,才能高明地分析事物的利弊得失;只有睿智,才能正确预测战争的发展趋势;只有睿智,才能全面评估敌我双方的实力;只有睿智,才能准确选择战略的突破方向。这一点,中西军事学家的论述可谓异曲同工。《虎钤经·先谋》有云:“用兵之法,先谋为本。”克劳塞维茨则说:“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3页) “军事行动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的智力和感情力量的各种表现。智力到处都是一种起主要作用的力量,因此很明显,不管军事行动从现象上看多么简单,并不怎么复杂,但是不具备卓越智力的人,在军事行动中是不可能取得卓越成就的。”(《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第69—70页)
众所周知,君王在建功立业时,良将是其左膀右臂。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国战争中立有大功的“云台二十八将”,唐太宗的“凌烟阁二十四勋”中大多也为武将。当然,维持国家的统治,应对必要变局,也需要良将辅佐,如汉景帝时期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对大唐有再造之功,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和李光弼。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中,到底有哪些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名将呢?其实,至晚自唐代始,人们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曾设武庙(武庙供奉吕尚)十哲,选出了唐以前功勋卓著的十位将军,分别为齐国大司马田穰苴、吴国大将军孙武、魏国西河太守吴起、燕国昌国君乐毅、秦国武安君白起、汉留侯张良、汉淮阴侯韩信、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唐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唐司空英国公李勣。建中三年(782),在颜真卿的建议下,唐德宗诏令史馆议定春秋战国时期至唐建中年间的名将在武庙中塑像,包括范蠡等64人;宣和五年(1123),宋徽宗命令礼部议定张良等72名将陪祀武庙。南宋军事理论家张预又编订《十七史百将传》一书,从十七史中选出100位名将,依据年代先后顺序编订传记,包括吕尚、孙武等古代名将,张预的选编对后世影响很大。
沿着张预等人所开拓的道路,后人在这方面踵武以继。古往今来,有关名将的文章和著作可谓过江之鲫,不可胜数。但是,立超博士这部新著,却“一洗万古凡马空”,它不落窠臼,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殊价值,值得一读。除了视野开阔、内容翔实、观点正确、史料充分、评点精当、文字畅达之外,在体例结构上尤其不乏令人耳目一新、别开生面的显著优点。书中所选择的名将并未按照年代先后顺序进行排列,而是将中国古代名将根据一定的特征进行了必要的分类,如“兵家名将”“名将世家的悲喜剧”“悲情名将”“英雄不问出处”“少年英雄”“高情商的名将”“儒将传奇”“民族脊梁”等。其中“兵家名将”介绍了那些既有武功,军事理论素养又高的名将,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孙膑等;“名将世家的悲喜剧”介绍了那些世代为将的家族,如与秦帝国同命运的频阳王氏(王翦、王贲、王离)、战国秦汉时期的陇西李氏(李信、李广、李陵)、汉初的周氏父子(周勃、周亚夫);“悲情名将”介绍了那些难以全身而退的名将,如白起、廉颇、李牧等;“英雄不问出处”介绍了那些出身卑微,在历史的机缘巧合下却能成就一番伟业的名将,如田单、韩信、卫青等;“少年英雄”介绍了那些年纪轻轻就成就不世之功的名将,如霍去病、孙策、周瑜等;“高情商的名将”介绍了那些能够在复杂政治环境中得以善终的名将,如郭子仪、徐达等;“儒将传奇”介绍了那些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名将,如杜预、王守仁等;“民族脊梁”介绍了那些抵御敌寇、保卫疆土的英雄,如岳飞、郑成功等。
我相信,立超博士该书能够成为各位读者了解中国古代名将又一条便捷的门径。当然,由于篇幅有限,5000年的历史,多少名将横卧疆场,立超无论如何选择,都难免挂一漏万;这些名将的人生丰富多彩,立超无论怎样书写,也都只能是截取他们叱咤风云的辉煌片段。更何况,“知人论世”,贤者所难,正在于对人物的分析与评点。所谓仁智互见,立超也不可能完全做到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我只是希望立超博士这本小书能够带着大家了解中国古代名将跌宕起伏的人生,领略他们壮志在胸的豪气,感受他们战场杀敌的英勇。
立超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题是学术上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尚书》的研究。他的论文写得非常扎实,多有创见,入选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到西北大学任教后,又将相当大的精力用于中国古代军事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参加了我承乏主持的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中国兵学通史》的撰写,担任该丛书中“先秦卷”的主笔。而本书的撰著与出版,为他风华正茂的学术生涯又增添了一道新的光彩,允文允武,弥足珍贵。作为他的导师,我能见证这样的“后浪”奔腾翻卷,滚滚向前,真是感到无比的振奋和深深的欣慰!
是为序。
2021年6月6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