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09年11月18日，刚从美国克拉克大学结束访问演讲返回维也纳的弗洛伊德，从他的寓所，维也纳山坡路19号（Berggasse 19），给他的英文译者寄了一张明信片。在那张明信片上，弗洛伊德用英文写道：“I am sorry translation will not prove too easy and may want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and the language.”

翻译成中文，弗洛伊德是在说：“抱歉，翻译将不会太容易，并且需要关于这一主题和语言的详尽知识。”

这句写在明信片上的话似乎表明，弗洛伊德对于他的英文译者不太满意。他并没有感谢译者，而是对这一翻译的难度表示了歉意，并随即对译者提出了要求：要深入了解相关主题和语言的知识。这一要求仿佛是在说，英文译者对于这二者都不甚了解，或者是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和这句寄言相关的一个确定事实是：弗洛伊德的作品在被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一系列的误译。今天，围绕着这些误译，在英文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研究领域。学者们比较详尽地指出了在英译文中核心概念和译文风格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对于这些误译的总结和讨论也正是本书的起点。由这一起点出发，本书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讨论一个问题：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从安娜·O的案例至今，包括弗洛伊德本人的写作在内，有太多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答案。这些答案彼此之间并不相同，许多答案又逐渐衍生成为学派，学派再不断繁衍开来，迄今已经形成了琳琅满目、蔚为大观的诸多思想流派。拉康曾经号召要重返弗洛伊德。然而问题是：弗洛伊德是谁？这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谜。本书将从作者、译者和受众的交叉开始，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讨论这一问题，并尝试去解开这一谜题。不过，这一“解开”并非意味着追求某种确定性的答案，本书也并不认为可以找到某种唯一确定的答案，而只是希望从某个视角出发，去讲出这一视角的视域。

从这一入手处去看，弗洛伊德的话或许同时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弗洛伊德曾多次说过，精神分析是一种诠释或者翻译的艺术。也就是说，精神分析是在听和看过程中的一种艺术，是一种诠释性翻译：将梦或者症状这样的语言翻译成我们可以懂得的语言。所以，弗洛伊德在这张明信片上所说的，或许并不是他的作品从德文到英文的翻译问题，而是精神分析本身。在这张明信片上，弗洛伊德也许在说：精神分析，需要对于相关的主题和语言，有着彻底的理解。他感到抱歉，因为正是他，催生了精神分析这门艰苦的学问。所以从这一层意思向前推一步，本书希望把弗洛伊德和他的工作置于他所理解的思想史、社会和政治之中来理解：精神分析是什么？

这当然并非本书独有的问题。对于每一位精神分析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来说，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和相应的独特答案。哪怕在社会学领域内，这也并非一项独特提问。在《实在的社会建构》一书结尾处，皮特·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Peter Berger & Thomas Luckmann）曾以精神分析为例来说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旨趣：

社会科学家们目前对于从精神分析而来的理论存在着兴趣。无论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如果他们并不将这些理论视为一种“科学”的命题，而是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极为特殊甚至高度重要的实在建构的合法化而加以分析，那么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就会大不一样了。[1]

从这一段话入手来理解精神分析，我们会发现，关于精神分析的知识社会学理解同样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了问题。两位知识社会学家提议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现代社会中的“建构”。与这一提议相关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在精神分析的世界中，关于“经典”的界定通常并不复杂，指的就是弗洛伊德的作品。而另一方面，当我们具体考察世界范围内弗洛伊德的形象以及这一形象的载体即其经典文本时，这一问题就确实显得比较复杂了。两位作者希望读者或研究者将精神分析视为“现代社会中一种极为特殊甚至高度重要的实在建构的合法化”，这就必然引发一个问题：精神分析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在这方面，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世界范围内塑造弗洛伊德形象的，更多要归于其英文译本，而这一译本并非“原著”。

在精神分析的发展历史中，弗洛伊德在其德文原著中的形象及理论，都伴随着弗洛伊德“标准版英文译文集”的出版而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标准版英译本中，如前所述，在核心概念和写作风格的变化之外，在一系列核心概念和案例的翻译过程中，弗洛伊德在原著中所呈现出来的精神分析理论诉求、弗洛伊德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他本人通过其原作所呈现出来的形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弗洛伊德对该译本的变化并非一无所知，然而态度很暧昧，既表达过对英文译者的信任，又对精神分析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充满了疑虑。这一态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同时也使得研究复杂起来。

本书希望能够在英文学界的研究基础上再进一步，不仅仅局限于文本比较，而是转向知识社会学的旨趣。无论弗洛伊德本人的态度如何，精神分析的文本和精神分析的实践本身，都必然要脱离其创立者，卷入更大的社会系统与历史趋势之中。在我看来，弗洛伊德的作品本身，弗洛伊德本人对译本的暧昧态度，英译者的翻译立场以及精神分析本身的发展，共同构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场域。这一场域中，精神分析的“原知识”在其传播变迁过程中的“理性化”以及在这一理性化过程中，“原知识”的变形所带来的现代知识界对于弗洛伊德的误解，是其主要特征。对于这一场域的研究，构成了本书第1章和第2章的主要内容。不过，如上所述，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去追认某种真正的“原知识”，而是首先试图通过对该场域几种维度之间的变迁与紧张关系的研究提出，弗洛伊德的被改造，是我们理解弗洛伊德及其思想变迁作为一种有代表性的20世纪之世纪知识现象的基础。其次，在这一基础上，本书试图重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本身，希望能够通过对于他的爱欲（Eros）和官能症（Neurosis）这两个核心概念的重新考察来阐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本身已经具有了社会理论的意涵，弗洛伊德的个案研究，本身就是社会学个案研究的经典。对这两个概念的研究，构成了本书第3章和第4章的主要内容。

具体来说，在第3章中，我试图从爱欲这一概念出发，探讨弗洛伊德思想中的单性繁殖原则及其背后的社会神圣性假设。通过对核心概念的思想史探究，我首先将弗洛伊德的爱欲与性的概念置于西方思想史传统之中，并由此将单性的概念即弗洛伊德思想中无性差别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状态，推展到弗洛伊德对人的基本假定以及与其相应的思考形式；最后，这一章试图表明，对于弗洛伊德而言，单性繁殖乃是作为西方文明运行逻辑的神圣式想象。这一讨论或可为我们理解关于现代性的西方社会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

我在本书中想要说明，弗洛伊德的社会学不仅仅存在于他对社会学问题的直接考察中，亦即不仅仅在于他的《图腾与塔布》《文明及其不满》和《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等社会学名篇中所做的工作。恰恰是在他那些最具精神分析气质的工作中，如他的癔症理论和案例史之中，甚至是在精神分析理论本身之中，就隐含着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弗洛伊德对个体灵魂的考察，最重要的就是把个体置于社会之中。精神分析无法避免个体与社会之关系这个社会学的问题，这同样也是精神分析的核心问题。关于这一点，他曾在《精神分析之兴趣》一文中讲得非常清楚。在其中的“精神分析的社会学兴趣”一节中，他开篇就说，“确实，精神分析将个体心灵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探究个体之时，它无法避免处理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情感基础”[2]。包括马尔库塞和休斯在内的许多社会理论家也都认为，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作品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学理论。[3]也就是说，弗洛伊德之精神分析的社会学内涵，并非仅仅指弗洛伊德中后期对于人类社会之文明与宗教的讨论，而是包含其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工作本身。这正是本书希望开掘的内容。

在这一前提下，本书在第4章重点考察了弗洛伊德的“官能症”这一核心概念。在弗洛伊德的工作中，官能症这一概念无疑具有核心地位。在弗洛伊德看来，这是一个可以概括精神分析学说整体的概念。他甚至在讲座中明确强调“官能症的理论就是精神分析本身”[4]。本书最后的落脚点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这一概念：将其置于弗洛伊德的社会世界中，并希望能够阐明弗洛伊德的官能症这一概念，实际上是“社会官能症”。在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帮助下，本章将社会官能症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思想史背景来考察。通过对这一概念的讨论，我希望能够去观照现代性特征在个体微观的爱之政治社会学中的表达，并从这一表达中找到社会学思考的新资源。

这一研究采用的是社会学的方法。精神分析与社会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作为人类在20世纪所收获的知识进展，精神分析运动与社会学自身发展之间的紧密关联，从来都未被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传统所忽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现代人与现代社会的种种讨论之中，今天被视为社会学三大家的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显然并非仅有的一批智识贡献者。对于社会思想的阅读者和研究者而言，精神分析运动对于现当代社会学的影响，亦远非只是某一流派或者某一个理论家可以概括。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近现代社会中的兴起，自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历史背景与思想史传统的渊源。而几乎同时出现的精神分析运动，与社会学之间的亲和力关系，也绝非只能用巧合来解释。时至今日，弗洛伊德及其开创的精神分析运动，虽然并未被标准的社会学理论教材纳入视野之中，不过，对于社会理论的阅读者和研究者而言，弗洛伊德的的确确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

由于对人类心灵及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持续不断地深刻考察，精神分析运动自诞生百年以来的种种努力，亦早已经充分体现在各种取向截然不同的社会理论之中。无论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还是在帕森斯那里，抑或在诸多的现代/后现代的社会理论之中，如果没有精神分析的维度，则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不会完整。正如福柯在为《反俄狄浦斯》一书所作的开篇序言中所说：

在1945—1965年间（我指的是欧洲），横亘着某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某种政治话语的样式，某种知识分子伦理学。人们不得不去亲近马克思，人们不能够偏离弗洛伊德太远。而且，人们还不得不对符号系统——能指——表示出最大的敬意。这三方面的要求奇怪地盘踞了写作和言说的领域，成为广为接受的衡量个人及其时代的真理。[5]

福柯并非以全面肯定的态度写下的这段话，已经表达出了精神分析在现当代社会与政治思想之中的位置。此外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赖特·米尔斯在多处直接以弗洛伊德的工作为例来说明社会学的想象力。例如，在第八章关于“历史的运用”这一主题的讨论中，米尔斯将弗洛伊德的工作视为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典范，因为在他看来，弗洛伊德的工作是将每一个人都理解成了历史性的人。在这部著作的许多其他地方，米尔斯对于弗洛伊德的熟悉程度和直接引用的方式，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他是在引用一位社会学知识库中的经典理论家：米尔斯自始至终都没有为引用弗洛伊德作为社会学想象力的模板做过任何解释，而且其行文方式也表明，他十分确信，这部著作的读者也不需要任何解释。

时至今日，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本书无意梳理弗洛伊德在现当代社会理论史中的位置及其变迁，而只是如前所述，希望对弗洛伊德工作中的社会学性质加以开掘。

这一开掘需要在思想史的背景下实现，因为我们需要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打开弗洛伊德的工作。与今天大众所熟知的形象不同，弗洛伊德从不只以医生自居。与精神分析有关的学界传统也从不做此断言。在思想史的传统中，弗洛伊德也从未被局限于精神分析运动的隐秘领域内。无论是诺曼·布朗所谓的“对人类现状所作诊断的一个组成部分”[6]，还是奥尼尔所说的“这一惊世骇俗的，混杂着艺术与科学的，并且如此切近于戏院剧场的弗洛伊德流派”[7]等判断，都将弗洛伊德的工作放置在了西方悠久的宗教、哲学与文学传统之中来理解。本书将在这一基础上提倡重返弗洛伊德的社会学。

弗洛伊德所开创或发展的若干概念，无论是否被误读，早已成为现代文化的一部分，进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的影响也包括中国在内。要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史与当下社会的普遍状况，除了重新反思我们自身与我们的历史之外，还要重新反思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们——或者反对者们——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从梅洛·庞蒂到哈贝马斯、拉康等人的努力使得我们可以重新反思弗洛伊德与经典社会学以及社会学史的关系。不过，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将这一反思置于对中国现代化以及这一现代化所提出来的若干重大的严肃问题的背景之下。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并无弑父的故事。这已经足以打开西学传统的视野。然而中国当前的社会正当“剧变”。若将这一剧变作为20世纪以来中国剧变的一个极其核心的部分的延续，就更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与社会想象的空间——比如一种新的社会官能症的可能性。

总之，本书希望从翻译问题出发，从最基本的西学研究出发，以社会学为视角来重新解读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这只是一个起点。我对自己在本书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并无能力给出回答。希望在今后可以继续学习和研究精神分析运动与其他相关思想学派的发展史，并借助这一学习和梳理，对于中国当下社会学与人文社科学界的工作提供一己孔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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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erger, Peter L.; Luckmann, Thoma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7, p.188.

[2]Freud, Sigmund, The Claims of Psychoanalysis to Scientific Interest, the Penguin Freud Library (P. F. L), Vol.15, Penguin Books, 1913/1986, p.15; Das Interesse an der Psycho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09-1913, Vol. VIII, London: Imago Publishing Co. Ltd, 1931/1943, P418.

由于英文与德文的文本对照是本书的重要研究线索之一，所以对于部分关键概念和引文，本书将采用英、德双文本的索引。另外，由于弗洛伊德的英文和德文文集发表时间，与其多数文章初次发表时间都不相同，出于索引精确的研究目的，本书会在大多数参考文献中，标明初次发表时间与文集发表时间。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唯一主题是人类的灵魂进程”这句话，初次发表时间为1927年，在我所使用的英文文集中的发表时间为1986年，在我所使用的德文文集中的发表时间为1948年，则该参考文献为：Freud, S., “The Postscript to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 F. L., Vol.15., Penguin Books, 1927/1986, p.359; “Nachwort, Zur ‘Frage der Laien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25-1931, London: Imago Publishing Co., Ltd, 1927/1948, p.291。在引文不涉及英德语言比较问题的时候，我将直接使用英文文献。

[3]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0页；Hughes, Stuart,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 New York: Knopf, 1958, p.125。

[4]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P.F.L, Vol. 1, Penguin Books, 1916-1917/1991, p.426.

[5]福柯，《〈反俄狄浦斯〉序言》，麦永雄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7期，第43页。

[6]Brown, Norman O,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5.

[7]O'Neill, John, “Psychoanalysis and Sociology”, in Handbook of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George Ritzer and Barry Smart,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2001, pp. 11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