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最后的冒险家

飞机开始降落，飞行中倾斜得厉害。

在遥远的下方，波平如镜的地中海不见了，出现在眼前的是广袤荒凉的北非沙漠，远处的地平线上升腾起一簇簇烟柱。

这是一架小型私人喷气式飞机，它在空中盘旋着，准备降落。乘客们都感到有些反胃，面无表情，使劲靠在座椅上。

这次商务旅行非同寻常，对伊恩·泰勒而言更是如此。泰勒从事石油贸易40年，曾经去过众多热点地区，既有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也有伊朗首都德黑兰。然而，这次旅行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因为目的地是利比亚的班加西，利比亚内战战事正酣。

只要朝舷窗外看一眼，泰勒就能立刻意识到此行所冒的风险。1 000英尺之下，一架孤零零的北约无人机正在为己方军用飞机伴飞。泰勒，这位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贸易公司——维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此时此刻真希望英国政府联络人派来护送他的是一架像样的战斗机。

此时正值2011年年初，整个阿拉伯地区一片混乱，民众抗议浪潮席卷全国，后来人们将这些事件称为“阿拉伯之春”。反对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独裁统治42年的军队，不久前占领了利比亚东部最重要的城市班加西，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然而，这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叛军陷入了困境。他们的燃料即将耗尽，军车需要柴油、汽油，发电站也需要重油。利比亚国内的炼油厂已经被迫关闭，只能通过几百辆卡车克服重重困难从埃及运来少量燃料。

战争进入白热化，战况格外惨烈，如果说有谁在这个节骨眼敢冒险给叛军提供补给，那就非伊恩·泰勒莫属。就是这个秃顶、精瘦、不知疲倦的人，把维多从一个中等规模的燃料经销商一举打造成了全球石油贸易巨头。在此过程中，他把维多公司变成了全球经济的强劲推手，维多公司每天的石油开采量足以供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和意大利5个国家使用。他的年龄在55岁上下，既散发着英国权贵阶层闲适从容的魅力，也具有石油交易商必备的冒险精神。他毫无畏惧，敢于带领维多涉足他人不敢尝试的领域。纵观全球，石油、金钱与权力密不可分。基于此，他从不回避具有更广泛地缘政治意义的交易。

几个星期之前，当出现了与利比亚叛军做交易的可能性时，泰勒丝毫没有犹豫。此前，维多公司中东分部接到了卡塔尔官方的电话。卡塔尔是海湾小国，但是天然气储量丰富，它已经成为利比亚反对派重要的政治保障和财政后盾，不仅充当叛军与西方政府之间的中间人，而且提供武器和现金。但是，要购买成品油并用油轮运送到战区，卡塔尔却无能为力。它需要一位大宗商品交易商的帮助。卡塔尔官方打来电话，就是想知道维多公司能否向班加西供应柴油、汽油和燃料油。

它给了维多4个小时的时间考虑并做出答复。但是，维多只用了短短4分钟就表示了同意。

这时却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大麻烦：叛军缺少资金。因此，维多只能从叛军控制的少数新油田获取原油作为报酬。理论上，这应该不存在问题：维多可以穿过地中海将燃料运送到班加西港口，同时通过管道将原油输送到靠近埃及边境、远离战火的沿海城市托布鲁克（见附录图1）。

泰勒和维多高层的其他人经过商量，迅速拿出了一个方案。对于维多这样的大型贸易公司而言，以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并非什么新鲜事，尤其是在面对资金紧张的客户时。其实，其他交易商也在争相参与同利比亚反对派的交易。但是，维多对此志在必得：它除了能运送燃料，还愿意向利比亚反对派提供贷款，为它提供资金。

维多公司还有另一个优势：它与伦敦和华盛顿的政界都有联系。泰勒作为社会活动家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家魅力，是执政的保守党的主要捐款人。他与伦敦商界和政界精英的人脉关系得天独厚。几个月后，他可能会出现在唐宁街10号，同其他金融家一起与首相共进晚餐。泰勒后来回忆说：“显然，我参与这件事得到了英国人的许可。”

英国外交部设有一个秘密的“石油小组”，想方设法阻止卡扎菲的军队通过国际渠道获得燃料或出售原油。美国政府解除了对利比亚的制裁，允许从维多购买利比亚的石油。当然，维多还得到了北约无人机的护航。

然而，尽管伦敦和华盛顿都支持维多的行动，但是英美两国不想为了维护维多的利益太过公开地进行干预。泰勒即将落地的这个国家战火纷飞，他心里清楚，一旦出了什么差错，他就只能依靠自己。

卡扎菲的部队可能会动用防空炮，这意味着传统的降落方式太过危险，因此飞行员选择加速降落。除了两名雇佣保镖和克里斯·贝克之外，小型飞机上只有泰勒一人。贝克身材魁梧，是新西兰人，负责维多的中东业务。

飞机降落让泰勒感到反胃，落地后发现的情况也没有让他得到更多安慰。2011年的春天，班加西暴乱肆虐、动荡不安。一栋栋布满尘土的混凝土建筑簇拥在充满恶臭的潟湖周围，而几百公里之外就是战火前线，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时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空气中硝烟弥漫。医院里臭气熏天，挤满了截肢者和其他伤员。街道上尘土飞扬，到处都是背着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的成年男子和男孩。

到了夜里，市内随时都会停电，每次持续几个小时。全副武装的青年巡逻队在市内的各条道路上设立了检查站。这种无政府管辖的状态催生了一伙武装暴徒。一年后，他们冲进美国领事馆，杀害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

班加西的市民遭受了几十年的独裁统治和持续数月的战争，都精疲力竭，蜷缩在家里。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在利比亚国家电视台发表了一次令人胆战的演讲，声称一定会继续疯狂的杀戮：“我们将战斗到底，直到最后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颗子弹。”

长期以来，班加西一直是利比亚的石油工业中心。利比亚最丰富的石油储备位于国家东部无人居住的广袤沙漠之中，与首都的黎波里相比，距离班加西更近，而的黎波里仍然牢牢地控制在卡扎菲手中。随着战火席卷全国，大部分油田已经废弃，利比亚的顶级地质学家和石油工程师经常晚上在班加西的大广场相聚，讨论国家的艰难处境。几公里外就是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区域总部，它坐落在一个废弃的警察局旁边，这个警察局在民众抗议的头几天就被反对派付之一炬，只剩下焦黑的外壳。

飞机刚刚着陆，泰勒和贝克就奔赴这个区域总部。迎接他们的人名叫努里·贝鲁恩，贝鲁恩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在内战爆发前就已经准备退休。2011年春天，他管理着持反对派立场的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下属分公司，即将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挽救这场革命。

泰勒即使打算跟反对派做生意，也得搞清楚交易的另一方是谁。在中东待过数十年的经验告诉他，个人承诺可能比一份精心起草的合同更重要。说到底，在与叛军政府打交道时，合同几乎形同废纸，因为叛军政府是由临时部门组成的，而且距离首都有1 000公里之遥。

泰勒对这次交易结果很满意。这是维多公司有史以来最冒险的交易之一，交易的另一方并非一个痴迷战争的蠢货，而是一位石油行业的专家。泰勒跟对方握了握手就返回了伦敦。他后来说：“这是一场赌博，但是，是一场明智的赌博。”另一方面，贝鲁恩也很满意，维多公司给了他“最优惠的条件”，甚至连战争保险都没有费心去申请。

维多公司的介入很快打破了战争的平衡。在北非空旷的沙漠地带，拥有充足的燃料一直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二战”期间，素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国元帅埃尔温·隆美尔率领的军队，在耗尽汽油和柴油后，就是在这里遭遇了失败。

现在利比亚叛军燃料充足，可以避免重蹈隆美尔的悲剧。由于维多公司出手相助，他们的坦克和“战术车辆”都有了动力。所谓的“战术车辆”，就是在皮卡平板车厢上临时焊接一挺机枪，这是叛军的首选。尽管有北约的空中支援和卡塔尔的财政援助，叛军仍然无法从班加西周围地区的据点向外推进。2011年春天泰勒抵达时，利比亚叛军的领土只包括班加西东部地区及其西南150公里的狭长海岸线。

叛军关键的战略目标是夺取占领地西面的石油重镇——布雷加、拉斯拉努夫和锡德尔，卡扎菲的拥护者通过这些地方仍然控制着利比亚的石油财富。维多公司运送完第一批燃料后，布雷加于7月17日落入叛军手中。几周内，叛军相继占领了拉斯拉努夫和锡德尔，并由此控制了苏尔特盆地的内陆油田。1959年利比亚正是在这个盆地首次发现了石油。

2011年10月，叛军已经把卡扎菲的效忠者逼到了苏尔特以西的一小片区域。某一天，一群叛军士兵突袭了卡扎菲的车队，对利比亚实行铁腕统治长达42年之久的卡扎菲落荒而逃，躲到了排水管道里。叛军把他拖出来，一通暴打，登时毙命。有人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可怕的时刻，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不过，对维多公司而言，胜利还很遥远。2011年春天，泰勒和贝鲁恩在班加西达成交易之后仅仅过了几天，公司的计划就开始出现问题。尽管事先承诺他们交易要绝对保密，但是叛军同意出售石油以换取燃料的消息很快就传播开来。作为回应，卡扎菲的军队派人穿越沙漠，炸毁了关键的塞里尔–托布鲁克输油管，这条管道连接叛军控制的油田和地中海海岸的一个出口，维多公司原计划就在此接收输送过来的以抵付款的原油。克里斯·贝克神情严肃地回忆说：“叛军的原油暂时无法出口了。”

这让泰勒感到进退两难。维多再也无法通过原油运输获得相应的报酬了。因为反对派没有建立政府，“中央银行”在国际上也不被认可，这就导致维多公司每交付一批燃料，它面临的财务风险就随之增加一分。如果泰勒继续提供燃料，那他实际上就是在用公司作为赌注，寄希望于叛军会赢得这场战争。

但他决定冒险一试。在此之前，他已经花了30年时间在中东建立网络。如果放弃与利比亚反对派的交易，他不仅会让他们感到失望，也会让自己在卡塔尔合作已久的伙伴感到失望——长期以来，卡塔尔一直是维多公司丰厚商业利润的来源。

泰勒的商界对手都认为，他之所以能安心地坚持与利比亚反对派进行交易，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卡扎菲在西方银行账户存有被冻结的数十亿美元。如果战争结局对维多公司的交易不利，泰勒在西方政府的朋友可以确保使用这些冻结的资产偿还维多公司。（2011年9月，利比亚在西方的3亿美元资产被解冻，用来支付给维多公司。）作为瑞士维多公司的董事长，也是泰勒合作时间最长的伙伴之一，戴维·弗兰森坚持说：“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保证。我们听到的只是几句‘你们不会有问题，去做吧’。”

接下来的几个月，维多的油轮送来了一船又一船燃料。船只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驶入利比亚的港口，按照命令卸完货后赶在黎明前悄然离去。有时，船员站在数十万桶高度易燃的燃料上，耳边屡屡传来吓人的枪炮声。

随着一次次运送燃料，维多公司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在5个月的时间里，维多公司向利比亚运送了30批汽油、柴油、燃料油和液化石油气。大家在等待战争结束、石油生产重启时，反对派政府对维多公司的欠款一度飙升逾10亿美元——这笔欠款足以威胁到维多公司的生存，而且如果战争结局不利，公司要想恢复元气，就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泰勒说：“坦率地讲，这笔交易远远超出了预期，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如果维多公司没有接受向反对派运送燃料的协议，而且在对方不付款的情况下继续运送燃料，很难说利比亚内战会是什么结局。会有另一个大宗商品交易商取代维多的位置吗？反对派政府会找到其他方法给叛军提供燃料吗？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没有逾10亿美元的燃料以解燃眉之急，叛军肯定会被打败。2011年，位于班加西的阿拉伯海湾石油公司被反对派控制，班加西的一位官员阿卜杜勒贾利勒·马尤夫说：“维多公司运送的燃料对军方非常重要。”这并非石油交易商第一次塑造中东历史，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然而，对于利比亚而言，事情的结局并非皆大欢喜。在泰勒飞抵班加西之后的几年里，利比亚一次次陷入冲突。卡扎菲之死并没有终结战争：利比亚西部和东部的地方军阀继续混战，争夺石油资源。2014年，利比亚陷入第二次内战，直到我们写作本书时，战火仍在肆虐。卡扎菲倒台使整个地区更加动荡不安，因为利比亚军队的军火被偷偷走私到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冲突地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开始站稳脚跟。

利比亚境内尸体堆积如山，内战的影响波及整个中东地区，泰勒开始质疑他的干预是否明智。2019年，他对一位采访者说：“很难说清楚我们是否做对了这件事。前几天我在思考利比亚问题，心里真的感到很难过，也许我们不应该那么做。”维多公司在利比亚的交易表明，大宗商品交易商在现代世界能产生巨大影响力。我们很少有人能像利比亚人那样亲身感受到它们的威力，但是不管我们是否知道，我们都是它们的客户。我们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给汽车加满油、买一部新的智能手机、点一杯哥伦比亚咖啡……都是举手之劳。但是，几乎所有的消费都是以疯狂的国际自然资源交易为基础的。经手这种交易的都是大宗商品交易商，它们的办公室就在瑞士或新英格兰沉睡的城镇里。

这些大宗商品交易商很少引人关注，也很少有人细究，但是它们已经成为现代经济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没有它们，加油站将没有燃料，工厂将停止运转，面包店将没有面粉。用大宗商品交易行业的一位“先锋”——路德维希·耶西森的话来说，它们是“重要商品的国际交换者”。

大宗商品交易商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们对世界战略资源的控制，也让它们扮演着强大的政治角色。要了解现代世界中金钱和权力的相互作用，了解石油和金属如何从资源丰富的国家流出，了解现金如何流入大亨和盗贼统治者的口袋，就需要了解大宗商品交易商。它们通常标榜自己不关心政治，自己的动机是利润而不是追求权力。但是毫无疑问，维多公司与利比亚叛军的交易表明，它们塑造了历史。

在伊拉克，大宗商品交易商帮助萨达姆·侯赛因避开联合国的制裁出售石油；在古巴，它们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用蔗糖换石油，助力古巴革命；它们还秘密地将数百万吨美国小麦和玉米卖给苏联，在冷战白热化时期支持莫斯科。伊戈尔·谢钦是俄罗斯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老板，也是俄罗斯总统的盟友。有一次，谢钦需要在短时间内筹集100亿美元，他给谁打电话呢？当然是大宗商品交易商。

这些交易商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批冒险家：它们愿意在其他公司不敢涉足的领域开展业务，把冷酷无情与个人魅力结合起来，做强商业帝国。然而，尽管近几十年大宗商品交易商的重要性有所上升，但是其数量仍然相对较小：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交易资源都掌控在少数几家公司手里，这些公司大多由少数人掌管。最大的5家石油贸易公司每天要经手2 400万桶原油、汽油和航空燃料等成品油，几乎相当于世界石油需求的四分之一。七大农业交易商经手的粮食和油籽接近全球的一半。全球最大的金属交易商嘉能可的业务占全球钴供应量的三分之一，钴是电动车辆的关键原材料。但是，即便是这些数字，依然低估了大宗商品交易商作为市场上行动最快、最有胆识的参与者所起的作用，它们的交易往往也是决定市场价格变化的主要因素。

作为过去20年来报道自然资源的记者，我们对集中在少数大宗商品交易商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力感到震惊，同样也对人们——尤其是监管机构和政府——对它们知之甚少感到惊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有意为之。大宗商品交易商多半都是私有企业，与上市公司相比，它们没有多少义务披露自己的活动信息。传统上，许多交易商将自己获取信息的优势视为一种竞争优势。因此，它们竭尽全力避免泄露任何有关自己的信息。正如2020年去世的伊恩·泰勒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所说：“我倒是希望你们不要写这本书。”

因此，这一行业始终处于阴影之中，只不过偶尔能引发人们的兴趣——通常是在价格飙升或丑闻爆发时。在过去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关于这方面的著述可谓屈指可数。此外，除了少数个例，记者们已经试图放弃报道那些对提问保持沉默（偶尔还会发出律师函进行威胁）的公司。

这是我们在为《金融时报》和彭博新闻社工作时的亲身经历。我们在21世纪初开始撰写有关大宗商品交易的文章时，对这些交易商产生了兴趣。自然资源行业的许多人似乎都认为，这些交易商是价格波动或政治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然而，大宗商品交易商几乎从未在公开场合或报纸上出现过。我们几乎没有几个同事听说过这些交易商，更不用说和它们交谈了。

第一次尝试联系它们时，我们才萌生了好奇心。嘉能可委托了一名内部金融家，礼貌但坚定地告诉记者可以去其他公司提出问题。它的第一个策略是试图说服我们不应该把兴趣放在这家公司。嘉能可当时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商，但是它说：“我们是一家小公司，谁都不感兴趣。”它建议我们最好花时间去报道更有趣的公司。

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商之一路易达孚采用了一种更简单的技巧。该公司向记者提供了一名高管的电子信箱和电话号码，让记者去联系他，向他提问。但是，电话没人接，邮件也从不回复。经过数周尝试未果之后，这位令人难以捉摸的高管终于接了电话。他说，是的，当然看到了我们的电子邮件。那么他为什么一直不回复呢？即使回个“无可奉告”也好吧？这可是惯于拖延的公关人员最喜欢的托词。他神秘地回答说，他没回复本身就应该被视为一种回复。然后他就挂断了电话。

撰写本书起因于我们渴望了解和解释这些神秘的公司和幕后的人物。我们选择的时机恰到好处：我们产生兴趣之时，恰逢大宗商品交易商从阴影中一步步走到人们眼前。最引人注目的是，嘉能可于2011年上市，这是伦敦股市有史以来股票发行量最大的一次。上市迫使该公司开始公开财务状况，接受投资者和媒体的提问。它的竞争对手也开始雇佣公关顾问，发布财务信息，接受记者采访。

为撰写本书，我们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在此期间我们采访了100多位或在职或已退休的大宗商品交易商高管。有些人拒绝了我们，但是更多的人愿意和我们交谈，也许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终于愿意敞开心扉，让外界了解他们的世界。我们与20多位嘉能可的现任和前任合伙人、托克公司尚在世的创始人以及维多公司的十几位现任高管和前任高管进行了谈话。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了解了大宗商品交易创造的巨额财富。在德国汉诺威附近一座装饰着现代艺术品的千年古堡里，我们采访了古堡的主人安迪·霍尔，他完全称得上是在世的、世界最著名的石油交易商。另一位退休的石油交易商邀请我们参观他在伦敦周围各郡的种马场。还有一位交易商邀请我们去了瑞士的一个高档滑雪胜地，在他的小木屋里接待我们。

尽管除了阿丹米公司（全称“美国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之外，每家大宗商品交易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都同意跟我们会面，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与我们打交道时都尤为谨慎。各大石油、金属、农产品交易商的首席执行官都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乐于提供信息。嘉能可的老板伊凡·格拉森伯格邀请我们到公司瑞士总部方形大楼的顶楼进行采访。当时，美国司法部正在对他的公司进行腐败和反洗钱调查。他坐在中间，律师和公关人员一左一右。采访持续了5个小时，中间一直争论不休，但是他一直在巧妙地回避我们的问题，而且坚持不让我们引用大段的谈话内容。

本书叙述的历史主要基于上述这些采访。当我们讲述历史事件或遭遇时，我们根据的是至少一个相关人员的讲述。如果不同的人对记忆的细节有分歧，我们也在书中做了说明。

这些交易商对我们是否坦诚相见，这一点就请读者自己来判断吧。谈及大宗商品交易中更可疑的角落时，我们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回复。在谈话一开始，一位嘉能可前高管说：“我要告诉你们的并非所有的真相，但是我讲的都是事实。有些事情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还有一位交易商，每次谈到职业生涯中不光彩的时刻，他都会打住话题。他是不会像纸牌高手那样出牌的。我们问他如何在尼日利亚或伊朗达成如此有利可图的石油交易时，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眼睛闪闪发亮，一切都隐而不言。

我们并非仅仅依靠这些交易商自己的讲述。本书是我们用时20年对大宗商品交易商进行研究的结晶。在此期间，我们采访了数百名交易商，去过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既包括战乱中的利比亚，也包括美国的农业带，我们的采访对象覆盖了与这些交易商做生意的人、与它们有来往的政府官员以及受它们活动影响的普通公民。我们还收集了上千份文件，其中有许多从未公开过，这些文件详细介绍了交易商的财务状况、公司的关系网以及交易结构。

“大宗商品交易商”一词会让人联想到各种画面，既有芝加哥喧嚣的交易大厅，也有华尔街交易大厅一排排的电脑。但这本书的重点是那些买卖实物商品的公司和个人。正是它们控制着世界各地自然资源的流动，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就集中在它们手里。

这一定义排除了华尔街银行和对冲基金，它们只是将大笔资金押在价格变动上，却从未接近过一桶石油、一蒲式耳小麦或者一吨铜。该定义还排除了那些在世界各地拥有复杂网络销售铁矿石、铜或石油，但是经营范围只限于自己生产的商品的大型矿商和石油公司。

当然，大宗商品交易商的范畴有些模糊：一些大型石油公司，如英国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也都是主要交易商，它们经手的不仅仅是自己油田开采的原油。类似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这样的银行，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也曾经是大宗商品的重要交易商。日本综合商社的历史也很悠久，这种商社的主要作用是为日本制造商进口所需的自然资源，但它涉足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不过，偶尔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虽然本书偶尔会出现这样一些公司，但是我们的重点是那些既不生产也不消费大宗商品的公司和个人，其主要活动是交易商品——在全球范围内买卖和运输资源。这些公司有时被称为“独立交易商”或“贸易公司”。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指望对历史上每种商品的每个交易商都进行详尽的描述。我们关注的是过去75年来主导石油、金属和农产品交易市场的公司，它们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些公司中有许多属于同一个商业王朝。今天嘉能可主导着大宗商品交易，但在20世纪80年代是马克·里奇公司占据主导地位，而在20世纪60、70年代则是菲利普兄弟公司。这些公司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马克·里奇是菲利普兄弟公司的一名高级交易员，后来他离开了该公司，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当位于最高层的交易员将里奇逐出了他创立的公司后，马克·里奇公司才更名为嘉能可。

如今，嘉能可是全球最大的金属交易商、世界排名前三的石油交易商和全球最大的小麦交易商。嘉能可已经摆脱马克·里奇的阴影，成为一家业绩突出、利润丰厚的公司。公司位于瑞士一个安静的小镇，办公楼普普通通，但是它的交易范围非常广，既有加拿大的小麦，也有秘鲁的铜和俄罗斯的石油。在公司里，交易员仿佛都是老板格拉森伯格的“分身”——他们说话语调很快，早上和他一起跑步，其中好几个人和他一样，都是受过会计师培训的南非人。他们孜孜不倦，非常敬业，即使周日早上6点给记者打电话讨论事情也觉得很正常。

托克公司来源于同一个商业王朝。一群心怀不满的前马克·里奇公司的员工于1993年自行创业，成立了这家公司。目前，该公司是全球第二大石油和金属交易商。它一直保持着弱者心态，并且继承了创始人克洛德·多芬的法国风格。

在石油领域，最重要的交易商是维多公司，它的高管像英式贵族一样头顶自信的光环——这一点也很适合维多公司，它的办公室就在白金汉宫附近，多年以来一直担任首席执行官的伊恩·泰勒是唐宁街10号的常客。

在农业领域，美国嘉吉公司独领风骚，是全球最大的谷物交易商。公司建立在美国中西部的财富之上，一代又一代的嘉吉人都散发着平和自信的气质。作为盘踞行业顶峰时间最长的主要贸易公司，嘉吉公司同样具备大公司的典型特点——拥有自己的档案管理员和权威的公司历史，厚达三卷，共1 774页。

这些公司都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的人出类拔萃，品貌俱佳，是闷头赚钱的工作狂。在大宗商品交易行业，女性并不多见。嘉能可是英国富时100指数公司中最后一个拥有全男性董事会成员的，该公司在2014年才任命第一位女董事。在大宗商品交易行业，女性高管不到二十分之一。一些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如维多公司和托克公司，高管中没有一位女性。嘉能可在2020年3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表示，它不会实现投资者制定的目标，即在年底前让三分之一的高级管理层由女性组成。“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发现聘用……女性担任高级职务是一种挑战。”大宗商品交易商不仅没有实现性别差异，而且它们的高层还是男性占绝大多数，更有甚者，是白人占绝大多数。

大宗商品交易商的基本业务简单至极：在一个地方和时间购买自然资源，然后在另一个地方和时间出售——希望能从中获利。它们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商品供求往往存在矛盾。大多数矿山、农场和油田跟买家不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并非每个铜矿商或者大豆种植户都有能力在世界各地设立办事处销售自己的产品。其次，很多时候，大宗商品市场要么供过于求，要么供应不足。这些交易商反应迅速，机制灵活，只要价格合适，它们会随时购买生产者的商品，如果有消费者愿意付款，它们就会马上出手。

举个例子说明实践中大宗商品交易是如何运作的。远的不说，就看看2020年油价暴跌。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航班停飞，人们被迫待在家里，油价一路下跌，有史以来第一次短暂出现在零元以下进行交易。机不可失，交易商随即介入抄底原油，储存起来等待需求恢复。有些交易商甚至以负价格买入，这意味着生产商自己掏腰包让交易商把石油运走。

大宗商品交易商都是出色的套利者，它们试图从一切价格差异中获利。它们一直在做交易，通常对大宗商品价格总体是涨还是跌漠不关心。对它们而言，重要的是不同地点、产品的不同质量或形式以及不同的交货日期导致的价格差异。通过利用这些价格差异，大宗商品交易商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根据价格信号引导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它们是亚当·斯密“无形之手”的有形体现。

在发展过程中，它们也成为全球贸易融资的重要渠道——愿意为石油生产商预付原油价款或通过赊账向制造商供应铜的影子银行。正如马克·里奇公司的前石油交易主管吉姆·戴利所言：“石油只是一种货币。”

虽然本书聚焦20世纪下半叶大宗商品交易商的崛起，但是它讲述的故事不限于此。大宗商品交易商让我们得以洞见现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当今的世界，市场为王，国际企业似乎能够摆脱几乎所有的监管尝试，全球金融巨头比一些民选政客的权力还要大。

虽然大宗商品交易和商业本身一样古老，但是交易行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呈现现代化形式的。在这一时期，贸易公司第一次真正实现全球化——而且，至关重要的是，石油开始成为一种可交易的大宗商品。此前，大宗商品交易前辈一直是在小打小闹，从20世纪50年代起，大宗商品交易商发现自己开始站在全球经济增长大潮的波峰浪尖。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力促世界各地贸易的发展，而早期交易商就是美国派出的使者。以美元计算，世界制成品和自然资源贸易从“二战”刚结束时的不足600亿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逾17万亿美元，其中大宗商品占到四分之一。

随着美国和欧洲以外的地区经济逐渐繁荣，大宗商品交易商开始成为弄潮儿。它们是最早一批在印度、俄罗斯、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开设办事处的西方公司，比其他投资商发现“新兴市场”早了许多年。嘉吉首席执行官戴维·麦克伦南说：“这不是为胆小鬼准备的。嘉吉的历史就是去别人不愿去的地方，那里是机会所在。无论是危机、威胁，还是高风险，都意味着机会。”

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四个发展变化，这四个变化一步步塑造了全球经济，也给大宗商品交易商带来了利益。

第一个发展变化是曾经受到严格管控的市场逐渐开放。首先是石油市场。被称为“七姐妹”的大型石油公司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席卷中东各国的国有化浪潮中，它们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从油井到炼油厂，再到加油站，整个石油供应链曾经都是由单一公司垄断的，但是突然之间，石油可以自由交易，原本固定的价格也开始变动。于是，中东酋长和拉丁美洲领导人开始出售石油，而大宗商品交易商则一视同仁地与他们打交道。在此过程中，这些交易商帮助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全球政治力量——石油国家。

第二个发展变化是1991年苏联解体，一举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和政治忠诚网络。大宗商品交易商趁机再次大举进入，将自由市场规律带到了解体的计划经济中。在一片混乱中，它们成了经营困顿的矿山和工厂的主要生命线，甚至支撑起整个政府。作为交换，它们能够以极其优惠的条件获得自然资源。

第三个发展变化是21世纪头10年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中国在经济工业化进程中对大宗商品产生了巨大需求。例如，1990年中国的铜消费量与意大利持平；今天，地球上每生产两吨铜，就有一吨流入中国工厂。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对粮食和燃料的进口产生了新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交易进一步发展，其价格随之大幅飙升。大宗商品交易商在世界各地寻找大宗商品，以满足源源不断的需求，促使中国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资源丰富的国家建立起了新型经济关系。

第四个发展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经济金融化和银行业的发展。从前的大宗商品交易商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它们购买的每一批金属或粮食，而现代交易商突然之间就可以使用借来的资金和银行提供担保，进行更大数额的交易，并筹集更多资金。

经过这4个发展变化，主导全球大宗商品交易的少数公司和个人的财富急剧增长，权力也越来越大。大宗商品交易商的目的是薄利多销，它们的交易量确实巨大：2019年，五大大宗商品交易商的交易额达到8 650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出口总额。该行业的利润同样令人震惊。马克·里奇公司在1979年的石油危机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应该可以列入美国十大营利性公司之一。在2010年之前的10年，大宗商品交易一片繁荣，三家大宗商品交易巨头的利润总和超过了苹果公司和可口可乐等全球知名商业巨头的利润总和（见附录表1）。

更值得注意的是，瓜分这些利润的只是一小部分人。除了少数例外，大宗商品交易商运营的一直是私人公司，只在少数合伙人或创始人之间瓜分利润，公司为这些人创造了惊人的财富。维多公司仍然完全由员工拥有，仅在过去10年，就向其交易员兼股东发放了100多亿美元。嘉吉公司的家族中有不少于14位亿万富翁——这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家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谷物交易商路易达孚的财富几乎完全由一个人所有。嘉能可在2011年上市时缔造了至少7位亿万富翁。

大宗商品交易商拥有巨额资金，掌握着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愿意在他人不敢涉足的领域开展业务，这为大宗商品交易行业中缺少道德的人提供了许多欺诈机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的活动明显缺乏监管或者政府监督。

大宗商品交易商的活动之所以能够长期脱离监管，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都躲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最不透明的角落里。它们往往是在公海运输商品，超出了国家监管机构的范围；它们常常通过离岸管辖区的空壳公司进行交易，这些交易商把自己的总部设在瑞士或者新加坡等以监管宽松著称的地方。正如苏黎世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所称：“在瑞士，大宗商品交易活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管。”这家律师事务所名叫裴斯泰洛齐，它比大多数律师事务所都更了解真相，因为与公司同名的彼得·裴斯泰洛齐曾在前马克·里奇公司和后来的嘉能可担任律师长达30年，并在该公司担任董事一直到2011年。

因此，大宗商品交易商登上媒体头条，往往都是因为它们被曝光了不法行为。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克·里奇，他对塑造人们对大宗商品交易商的看法起了关键作用。从许多方面看，马克·里奇都是现代大宗商品交易行业的缔造者之一。美国司法机关追捕他长达20年，其间他一直躲藏在瑞士。他被指控的罪名有两个：一个是逃税，另一个是在数十名美国人被扣留德黑兰当人质期间与伊朗进行交易。

大宗商品交易行业以行贿和腐败著称，我们采访过的一些交易商对此直言不讳。石油交易商贡渥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托尔比约恩·特恩奎斯特告诉我们：“不幸的是，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大宗商品交易行业。业内有很多丑闻，这些丑闻的很大一部分永远都不会浮出水面。”

我们还采访过另一位交易商，他在2002年之前一直是嘉能可的资深合伙人之一。他平静地告诉我们，他过去常常带着装满现金的手提箱定期前往伦敦。他说在那个时期，支付“佣金”对一家瑞士公司来说不仅合法，还可以免税。

其他交易商对我们讲的都是些公关套话、老生常谈。他们说该行业过去从事过非法行为，但是现在这种做法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坚持对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海外获得的“佣金”不再像以前那样减免纳税，现在银行对借贷公司会问更棘手的问题，许多大宗商品交易商都有合规部门担任内部“警察”。

然而，不断涌现的故事——其中一些是新近发生的——揭示了这一行业令人不敢恭维的一面。这表明在许多情况下，交易商为了获取利润，仍然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从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巴西到委内瑞拉，许多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巨头都受到了当地反腐检察官的关注。

但是，大宗商品交易商最糟糕的行为并不能界定整个行业。“不是每个好莱坞制片人都是哈维·韦恩斯坦，同样，并非每个大宗商品交易商都会行贿。”经营着一家中型金属贸易公司的马克·汉森说。

然而，大宗商品交易商臭名昭著，并非仅仅因为它们涉及腐败领域。由于总部设在低税率的司法管辖区，许多交易商尽管利润极其丰厚，但是缴纳的税却少得惊人。在过去20年里，维多公司利润超过250亿美元，但只上缴了13%的税。

尽管世人都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这一现实，但是交易商却迟迟不去变革，仍然严重依赖污染环境的大宗商品交易行业。煤炭是嘉能可利润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嘉能可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商。格拉森伯格的职业生涯始于煤炭行业，曾吹嘘说世界对煤炭“如饥似渴”，他现在仍然对煤炭充满狂热。对许多顶级交易商来说，石油和天然气仍然至关重要。我们采访过的交易商似乎都没有受到道德上的困扰。交易商只是辩称，只要世界继续消费化石燃料，它们就会继续交易。然而，即使它们不担心自己给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公众对化石燃料的争论仍然会对它们的生意构成威胁。

无论它们的前景如何，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在已经过去的四分之三个世纪中，大宗商品交易商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角色。长期以来，人们对它们的活动知之甚少，而且低估了它们的重要性。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