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金鱼
一
我开车回家接母亲时，她正在翻箱倒柜找那条金鱼。
她佝偻着背，把满是银发的脑袋埋进一口纸箱，双手紧张地扒拉着。那纸箱在家里保存了足有二三十个年头了，表面的牛皮纸已经泛白，上面还印刷着玫瑰牌缝纫机的机头和机身图案。从侧面看上去，母亲的样子有些滑稽，仿佛一个贪婪的人在挖掘着什么宝藏。实际上，箱子里满满的都是金鱼，她在从金鱼里找金鱼，就像从万千人海中找到她需要的那一个。那是一种用输液器上的输液管和调速轮做成的小玩意儿，式样各异，大小不一，全是母亲的杰作。年长日久，有些还能保持着透明的颜色和柔软的质地，有些已经被空气氧化泛黄。它们中的大多数，柔软的尾巴变得坚硬，上面剪出来的螺旋也没了弹性。它们是我和姐姐小时候的玩具，也是村里小伙伴们的最爱。因为它们，我和姐姐拥有着村里孩子们人人羡慕的好人缘儿。母亲一辈子编织过多少条这样的金鱼，我肯定数不清，毫不夸张地猜测，也有几千条上万条吧？母亲每一次出门，身上总要佩戴一条金鱼，从我记事起就是如此。有时候别在胸前，有时候挂在手链上，有时候当作项链坠儿。
“你忘了吗？就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玩儿的那条塑料金鱼啊，白色的身子，红色的眼睛。”母亲说。
我慢慢想起它来，眼前也浮现出最后一次看见它的情景。那应该是我少年时代的某个傍晚，在收拾文具和课本时，偶然发现它躺在抽屉的角落。我也许朝它瞥了两眼，也许没有。我敢肯定的是，那时候，自己就已经有些拿不准还能不能把它叫作金鱼。那条金鱼跟它的同类相比，并没什么奇特之处，我钟爱它，只是因为母亲把它视若珍宝。母亲说，那是她学会这门手艺之后编织的第一条金鱼，所以，她把它用红绸子包起来，放在了衣柜里。我在一次母亲换衣服的时候发现了它，并趁她不备，据为己有。当然，母亲发现之后，又把它悄悄收好，放了回去。我跟母亲为此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拉锯战。最终，母亲放弃了。在摆弄着它度过了童年和少年之后，我为难地不知该怎么称呼它。可是，不叫金鱼又能叫什么呢？谁也不能否认，它在刚刚编织成形时，的确是一条金鱼，一条精美的手工金鱼。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母亲从年轻时候就喜欢编织，准确说是编织金鱼。她编织出来的金鱼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在我小时候，家中的这种金鱼已经盛满了两个大纸箱。只要能找到合适的材质，她就会不停地编织金鱼。她不分昼夜编织金鱼的那种架势，让人不得不怀疑，她是否已经打算以此为生。当然，在以后的日子，她并没有卖出去其中的一条两条，却因此被大家公认为心灵手巧。她不仅把自己编织出来的金鱼佩戴在自己身上，还做成小饰物，挂在父亲的钥匙链上；做成流苏，坠到我的皮帽子上；甚至做成耳坠，挂到姐姐耳朵眼儿上。
在村里，几乎所有人家的孩子，小时候都拥有过一到两条她编织的金鱼。他们拥到我们家，手里拿着输液管或者买来的塑料皮管，在母亲面前排起长队。母亲坐在堂屋门口的竹椅上，手里拿着剪子和小刀，脚下落满剪下来的碎屑。只要她心情不坏，或者不愿到镇上赶集，就会一整天乐此不疲。
那时候，在我们村，母亲除了喜欢编织金鱼，喜欢赶集是出了名的。每次赶集，她都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小姑娘。她早早起床，先从柜子里取出那块古色古香的花纸包着的檀香皂，放在洗脸架上。我跟姐姐趁她出去打水的当儿，总要把鼻子凑到上面，猛吸一口气。嗅完之后，姐姐会高傲而鄙夷地望我一眼，我则会惭愧而绝望地低下头去。因为，母亲说，臭男人一辈子只配用罗锅。这意味着，姐姐只要好好长大，迟早会用上这梦寐以求的檀香皂，而我却永远没有机会。母亲用檀香皂洗了脸，擦干，就会拿出那包牡丹牌雪花膏，挤在手心一点儿，然后往两腮沾一沾，额头沾一沾，再整张脸抹匀。母亲的脸光滑，涂上一遍，亮亮的，香香的。
母亲洗完脸，抹上雪花膏，就开始梳头。母亲的头发很长，一直到四十多岁都扎着大辫子。母亲先把睡了一夜有些发毛的辫子解开，让姐姐给她梳。梳头时，她会让我站在身边，帮她拔去出现在里面的白发。母亲对她的白发毫不留情，心狠手辣，恨不得斩草除根而后快。我总会趁着这机会，偷偷拔去她几根黑发。
母亲辫好辫子，换上那件天蓝色的卡其布褂子，穿上那件浅咖啡色裤子和那双半高跟皮鞋，便出门去了。母亲到镇集上之后，菜市上看看，布摊上瞧瞧，再到供销社大楼去逛逛。她做完这些，就要一个人去镇卫生院了。
她去镇卫生院不干别的，就是到那门前的沟里去捡废旧输液管。那时候，医院废旧医疗器械回收管理还很松懈，针头针管经常随随便便就倾倒了。那里堆满垃圾，常有捡拾废旧物品的老头老太太光顾。一身光鲜的母亲置身那种环境，总能引来路人奇异的目光和小声的议论。母亲旁若无人，把那些脏兮兮的输液管塞进随身带来的提兜，脸上还带着满足的微笑。在捡废品的老头老太太们充满仇恨的目光中，她每次总要来回逡巡两圈，才恋恋不舍骑上车子离开。
她带回那些针管，总要先用清水冲洗，再用沸水消毒，接着，分门别类晾干放好。餐前饭后，母亲的脸上活泛起来，家里的气氛也好了许多。那些管子在母亲手指间蹦跳着，拉长，穿插，环绕，就像老太太们纳鞋底时手里的麻绳，就像年轻妇女打毛衣时手中的毛线。有时候，材料紧缺，她也会用其他东西代替。例如麦秸秆、谷子秸秆，甚至干枯的地瓜秧。但是，她改用这些材质时，兴致明显大减，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她会停下来，把纸箱里那一条条编织好的金鱼倾倒在床上，捡起来，托在手心欣赏，或者挑拣出不如意的，拆开重新编织。
那时候，我健壮如小牛犊，皮实得像个石头孩子，为此，经常感觉愧对母亲。我真想得上一场大病，挂上一两回吊瓶，好让母亲能够及时用到新鲜的材料。记得第一次打吊针是在十一岁那年。我得了腮腺炎，脸肿得像气球，涂满黄色的药膏。村里的赤脚医生王喜云给我挂了吊瓶。起了针，在手背的隐隐疼痛中，我看见母亲欢喜地捡起了那条输液管儿。这样的事情多年以后在我的儿子身上重演。前些年，母亲住在城里，帮我照顾着儿子。儿子第一次挂吊瓶。母亲照看着孙子，眼睛却紧盯着那还在滴着液体的针管。儿子的吊瓶刚打完，母亲就抢先一步，接过护士手中的输液器。那脸上的表情，是满足，不，简直是欢天喜地。
二
我看着翻箱倒柜的母亲，没有丝毫插手帮忙的意思。
那条最为破旧的金鱼，我不记得自己是任由它待在老地方，还是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几十年过去，我再没遇见它，也再没想起它。这天，不知为什么，母亲忽然要找它。这让我有些惊讶。因为，我这趟回家接母亲，是为了去办一件正经事儿。那件事虽然在我看来意义不大，对于母亲却似乎非同寻常。她要去找回她丢失了几十年的身份——赤脚医生。
几天前，母亲从乡下打来电话，说按照上级部门文件，只要从前做过赤脚医生，中途离岗的，都可以申请认证。经核实，每年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助。从母亲话里，我听出她有些激动不安。她说，她单知道现在退休的民办教师有补贴，复原军人有补贴，没想到从前干过赤脚医生，像她这样没坚持下来，半途而废的，也有了补贴。这消息并没让我眼前一亮，因为从母亲话里，我听出她想让我回去陪她办这件事儿。她说，要找人作证，还要从网上填表。这些显然她一个人都做不来。她不知道，我工作这样忙，回去一趟谈何容易呢？她仅仅为了一年一两千块钱的补贴，我失去一张订单，跑了一个客户，就要几十万、几百万的损失呢。
“那时候，连个档案也没有，行不？”我问。
“人家说，能找到证人就行。”
我心里正盘算着怎么才能让母亲知难而退，打消这个念头，便听见母亲在那头跟我详细讲解起来。从哪里领表格，登录什么网站，填写什么材料；先找什么人，后找什么人，分别让他们提供什么证明材料。我听出来，她在跟我打电话之前，已经把所有细节都弄清楚了。她的勇气和信心让我有些沮丧，我知道，也许这个周末我非得回乡下老家一趟不可了。那时候我想起了父亲。如果父亲活着，他还能陪她去找那些证人。父亲没了，父亲几年前就没了。我这个做儿子的，能让她一个人为这样棘手的事情东西奔走？
在我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母亲终于找到了那条金鱼。她端详着它，又把它举到我的脸前，兴奋地说，你看看，是不是？是不是？我朝它瞥了一眼，的确是那个小东西，旧得已经不成样子，难得母亲还一直保留着。
我看到母亲先是拿着它在自己胸前比量了一下，又在手包的钥匙链上比量了一下，接着摇了摇头。也许，她感觉这条金鱼太老了，看上去那样丑陋；也许，她感觉自己太老了，已经不适合佩戴这些小挂件。最终，她把这小玩意儿装在了兜儿里。
她揣着这样一个宝贝，一个小宠物，一个护身符，才跟我上了车，去找孟现华。在车上，母亲告诉我，她最想找的人其实并不是孟现华，而是她学赤脚医生时的女伴魏小可。那时候，她在王庄，魏小可在魏庄，两人同时被自己大队推荐去公社卫生院学习赤脚医生。她们住在卫生院的集体宿舍，从卫生院大食堂打饭。母亲说，她们俩年龄相差只有一岁，她属鸡，魏小可属猴；俩人同吃同住，用现在话说，魏小可是她的闺密。
“你咋不去找魏小可呢？”我一边开车一边问。
“我不知道魏小可在哪儿，她离过婚，不知又找了没有。”母亲说。
那是一个五间房子的院落，大门口竖着灯箱，上面的字是“孟家集卫生所”。临下车时，我心里还是有些抱怨，仿佛为母亲的多事。母亲今年六十八，从父亲走了之后，我和姐姐每月按时往她卡里打钱。她不缺吃穿，为那每年一两千块钱折腾啥哩？
那诊所前站着几个村人，看看我，又看看母亲，问你们也是慕名而来？孟大夫能治各种疑难杂症，治老寒腿那是一绝。我们朝他们笑笑，走进院子。我发现，五间堂屋的中堂改作了诊室，两边耳房和厢房都是病室，挂了同样的帘子，还有同样形式的门牌号。几个穿白大褂子的年轻人在院里走动，有的手里托着治疗盘，有的脖子上挂着听诊器。
“你们来看病？”一个年轻人问。
“我们找孟大夫。”
我边说，边领着母亲往堂屋走。上了台阶，看到门里一个比母亲年龄稍长的老人穿着白大褂，在桌子后坐着。母亲扯扯我衣服，低声说就是他，这人我还认识。
我们走进屋，见他正为一个女人把脉。我们在那儿等他把完脉，开了药，送走病人，才把来意讲了。我说着的时候，他就将目光从老花镜上扫过来，望望我，望望母亲。他眼睛很大，眼白上布满血丝。他听我们说完，嘴咂了咂，朝下撇撇。
“老孟，孟现华，你不认识我了？”母亲凑上一步，套近乎似的笑着说，“我是王豆花啊，你记不起来了？”
“我记不起来了。”孟现华耷拉下眼皮，把老花镜摘了，放在桌上，摆弄着手里的温度计。
“老孟，你忘了吗？那年我们一起学赤脚医生，男的有你，有吕建德，女的有我，有魏小可。”母亲说。
“我记得吕建德，我们一起打百分，还一起打篮球，我不记得你们女的。”孟现华说。
“你咋会不记得？去邵庄给小学生打预防针，咱俩分一个组里哩。”母亲似乎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喘着气说。
我看见，孟现华无奈地笑了笑。
这时候，母亲从她兜里摸出了那条金鱼。她把它托在手心里，急切地说：“老孟，你看看，你看看这条金鱼。那时候，我们一起在公社卫生院实习，一起给人打针。空闲里，我学会了编织这种金鱼。你不认识我，总该认识它吧？我现在不会打针了，却还会编金鱼。你给我一条针管，我现在就编个给你看。”
孟现华脸上浮现出一种古怪的神色，往前探了探身子，脖子也伸长了，想要伸手摸那条金鱼，母亲却猛地缩回了手。
我朝母亲挨近了一步，用双手扶住了她的肩膀。
“你们找吕建德吧，也许他记得你。他跟我一样，开了家诊所，在吕屯。”孟现华愣了一会儿，摆摆手说。
三
我隐约明白了母亲出门之前寻找那条金鱼的意义，也许对她来说，这是她唯一的一件证物。一路上，母亲都把那条金鱼攥在手里，没有再放进衣兜。
吕建德的诊所没有孟现华家那样气派，只是沿街两间房，外间摆着桌子药架。如果病人需要肌肉注射，或者躺下挂吊瓶，可以到里间，那里有张小床。吕建德个头矮，却结实，皮肤黝黑，一看就知道除了经营诊所，还是个做农活的好把式。
我们走进诊所，老吕一眼就认出了母亲。他盯着母亲看了几秒，便大声叫出了她的名字。他撇开一个正在看病的男子，从桌子后面站起身，迎了出来。他扶母亲坐沙发上，又给我搬一把椅子。他三言两语打发走那个病人，在对面坐下。先是盯着母亲，感慨地说，老了，我们都老了。母亲笑笑说，几十年了，怎能不老？不老不活成了妖精？吕建德又端详着我的脸，跟母亲说，我那时候学赤脚医生，还没他大。说完这些，又说我像母亲，尤其是眉眼，跟年轻时母亲一模一样。
吕建德显得那样热情，那样坦率，那样随和。他很健谈，问了母亲这些年的境况，又问姐姐和我。他时不时抿抿嘴，点点头，或者摇摇头，以表示他的肯定、赞许或者遗憾。他表现得像是一个从小就熟悉我们的长辈。当我们提到遭遇车祸过早离去的父亲时，他眼圈儿忽然变得红红的，甚至转过身，用手绢擦了擦眼睛。像父亲不是他头一次听说的陌生男人，而是他一个老朋友，甚至亲兄弟。
“老吕，言归正传。”母亲拭干眼角的泪，伸开手掌，袒露出掌心的那条丑陋的金鱼，“你还记得它吗？”
我看见，吕建德先是惊愕地张大了嘴巴，接着把两手放在一起搓着，眼圈儿红了。
“我咋会不记得？你手巧，那时候，就爱鼓捣这些小玩意儿。”
在母亲絮絮叨叨说明来意时，我不失时机把那张表格递给了老吕。老吕一边听，一边认真翻看，连前面附带的文件跟填表说明也仔细读了。我紧紧盯着，不知他会不会忽然翻脸，变得跟老孟一样。
“这事儿简单啊，包我身上。”老吕“啪”地把表格拍桌上，“举手之劳，这个忙哪能不帮？”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老吕竟然丝毫没难为我们，这么爽快就答应下来。为防止他反悔，我赶紧从公文包掏出签字笔，塞到他手里，并指给他位置。
“这又不是作伪证，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给学生们打过预防针，一起给老百姓发过打蛔虫的糖丸儿，一起去农民家里灭过苍蝇、老鼠嘛！”吕建德说。
“就是，这些能忘？”母亲说，“孟现华竟然说没见过我，不记得我。”
“老孟小心眼儿，老孟还记仇。”吕建德哈哈一笑，“你忘了？这条金鱼原来是一模一样的一对儿，老孟想跟你要一条，你没给他？”
他的话让母亲低下头，甚至有些脸红。
“那时候，他喜欢你哩，你不知道？”吕建德是个直爽人，也不避讳我在场，跟母亲说，“你是大美人，喜欢你的可不止他一个。”
“你那时候也喜欢我母亲吧？”我开玩笑地问老吕。
母亲不好意思地扯扯我衣襟，撒娇似的打了一下我的手。
我想，若不是我在场，他们谈话也许会更自由些，更深入些。我借口买烟，便踱出去。从他们谈话的神色和内容，我能凭着想象补充并部分还原当时的情景。谁没经历过青春，谁的青春又没些故事呢？从母亲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珍视着这段记忆，并为能够回忆起它们而幸福。我能感觉出，当年，他们这些男同学肯定都喜欢母亲，包括老孟，甚至包括老吕。我还能感觉到，老吕肯定不是故事主角，如果是，我不会留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我是父亲的儿子，我要对父亲负责，虽然他已经死了。
我回来时，他们还在谈着什么。我故意不进屋，在院里站着，抽着烟，远远听着两个老人谈话。
“你真的不知道？不但我们几个，就连那个人都喜欢你哩。”老吕说。
“他？”母亲抬起头。
“他那时也年轻，刚参加工作，还没结婚。他那样身份的人，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想追求你。”老吕递给母亲一杯水，“他跟人说，是你主动的，你对他表白了，还送了他礼物。你亲口对他说，你喜欢他。”
“我知道这事儿。”母亲低着头，远远看不甚清，或许有些脸红。我想起来，母亲三十多岁就爱脸红，她脸一红很好看。
“他还请了客，在公社食堂里，摆了一桌。我们都跟他闹，问请喜酒，为啥不让新娘子来。”吕建德说，“我们都以为你们成了，你却在第二天突然回老家，不干赤脚医生这一行了。”
“你想想，他那话让一个姑娘家多难为情哩？”母亲低头说。
“他不是向人炫耀，不是让你难堪，是高兴得哩！能得到你这大美人的芳心，谁会不高兴？忍不住就提前宣布了。”老吕说，“你们多般配呀，真是金童玉女，天生的一对！在场的每个人都替你们高兴啊。”
“他没想到，别人听了会咋想我哩？我不成了随随便便的坏女人？”母亲撩撩头发。
“你离开就为这？”老吕惊讶地问。
我看见，母亲抿了抿嘴，低下头，没有吭声。
“他那次请客，宣布的时候，你并不在场，后来是谁告诉你的？是她不哩？她整天跟你在一起。”吕建德又说，“她比你有心眼儿呀，你看看后来，说不定人家早有那心思哩。”
他们交谈的时候，曾提到那么一两个人的名字，我都没有听清。有一些话，明显是怕院子里的我听见，故意不提名字。他们彼此心里自然明白，我却一头雾水。从他们的谈话，我还是能得到一些有意思的信息。那就是，母亲当年应该曾向某个人表白过，至少那人自己是这样说的。这让许多小伙子心生醋意，其中包括孟现华，甚至也包括眼前的老吕。
那人是谁哩？不是老孟，不是老吕，那是母亲当时遇到的其他同事？那一刻，我甚至突发奇想：那人会不会就是我父亲？父亲从没学过赤脚医生，但那时在公社食堂做厨子，给母亲他们做饭，肯定有很多机会接触母亲。他们的谈话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母亲，远远端详她，想象着她年轻时的样子。
这时，我才发现，家里竟然没有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连她跟父亲的一张结婚合影都没有。那时经济拮据，可大部分夫妻还是会有一张巴掌大的合影。
四
在我小时候，印象中，母亲和父亲的感情一直不好不坏。父亲对母亲好，这是没说的。母亲整天醉心于编织金鱼，不做家务，也不怎么管我们姐弟俩，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父亲的纵容。父亲不但不反对她，还一次次骄傲地跟人说，你们可别小瞧了她，她做过赤脚医生哩。
我还记得自己得腮腺炎那一次，村医王喜云刚给我打了针。我疼得眼含泪花，说娘，如果你会打针就好了。父亲就说，你娘咋不会？她从前是赤脚医生啊。有一次，我家那头母猪病了，兽医来给母猪打针，姐姐惊讶地问咋用那样粗的针头。父亲又说，这有啥，不信问问你娘，她当初在猪身上练习打针，就是用这样的针头。那话题再深入下去，我们自然就要问母亲，你咋没坚持做个赤脚医生，而是做了农民？可是每次父亲提到这话，母亲都会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再提。
这件事儿让姐姐从心里替母亲惋惜，我却暗自庆幸。我知道，母亲如果坚持做乡医，就不会嫁给父亲，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姐姐和我。正如父亲所说，如果坚持下去，对比同时学医的，她日后至少也要在镇卫生院工作，甚至在县医院上班。如果真那样，她还是叫王豆花，却已经不再是农民王豆花，而成了内科大夫王豆花，或者妇科专家王豆花。作为医生的王豆花当然还会嫁人生子，可是，鬼才知道那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在我们家，姐姐和我从小就讨厌母亲，喜欢父亲，这或许跟村里许多人截然相反。我们小时，父亲母亲还年轻，村人看到父亲，总会指着母亲跟父亲说：你看你多有福气，找这样一个俊媳妇儿。那时，母亲的确迷人，端庄，大方，隐隐透出一种高贵气质。村人的话也许是奉承，却每每让父亲尴尬良久。当然，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大部分情况下，母亲总是有意识地避免跟父亲同时出现在人家面前。母亲曾经当着我们小孩子的面儿跟父亲说，你瞅瞅你这小个头儿，我跟你在一块儿走路，都不敢穿高跟鞋。
村人都说父亲好福气，只有我们姐俩知道，父亲在大部分情况下，或许只能咬碎了牙往肚里咽。母亲醉心于编织金鱼，我和姐姐小时的尿布都是父亲一个人洗，她从未碰过一片。这话是我七岁那年拉肚子，不小心将屎拉到床单上，母亲训斥我时亲口说的。母亲捂着鼻子，干呕了一阵，把那条脏床单胡乱卷成一团，用脚踢到墙角，等父亲回家后收拾。母亲还随口供认，她白天不会抱孩子，晚上不会搂孩子，除了一个肚子和两个奶头，她一概不问。她只管生，不管养。这样的话，她当着父亲的面儿也说过几次，仿佛为了羞辱父亲没有奶子和肚子。
父亲领着姐姐和我村里村外耍，而母亲却没有心思管教我们，唯一教给我们的游戏，就是用输液器编织金鱼。姐姐三岁的时候，就能熟练编织出一条像模像样的金鱼了。我怀着抵触情绪，一直不愿做她的学生。我想，金鱼又不能吃，不能喝。在姐姐和我小时，渴了饿了，想吃点儿啥可口的东西，总是会去扯父亲的衣袖。父亲会给我们摊面糊，炸麻花，做四喜丸子。父亲厨艺好，从前在公社食堂做厨子，食堂解散，他才回家当了农民。这些都不想吃，父亲就让我骑他的尿脖儿，领着姐姐，去村口经销店。这时，母亲要不就是用水冲洗着她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输液管，要不就是躺在床上编着金鱼。在村里，别人家挽留客人在家吃饭，都是说别走了，让娃儿他娘给做点儿好吃的。在我们家，这样的话都是母亲说。她说，你们别走了，我让孩他爹给你们做饭去。
在村人眼中，母亲不光漂亮，还心灵手巧，会说话；而父亲则口讷，见了熟人只是点点头，不大吭声。大家都夸赞母亲，却很少有人夸赞父亲，也许跟这有关。母亲长得漂亮，穿着也得体，可在家里却邋遢得要命。她似乎除了编织金鱼，就没学会其他技能，甚至不具备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在女人每个月的那几个特殊日子，如果不是父亲给她往床上垫个小褥子，她每次都要把被单弄脏。那种纸也得父亲跟着收拾，不然准会扔得到处都是。
父亲后来到砖窑厂给人家拉砖，早晨吃饭出去，中午回来，还要给全家人做饭。母亲闲在家里编织金鱼，也不动手，顶多动动嘴，指挥回来的父亲烧什么菜，做什么汤。父亲回来得晚了，我和姐姐已经放学，母亲就会停下手中的编织活儿，给我们两块钱，让我们去买饼干。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还要母亲，难道就为了她那双能将金鱼编织出数十种花样的巧手？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父亲不仅对母亲的怪异行为从无微词，还整天乐呵呵的。我们的亲戚们都说，父亲好脾气，母亲摊上父亲，有福哩。我却从没看出他们哪怕其中的一个人有福。我甚至预言，他们的婚姻走不到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两人却并没离婚的迹象，一直到姐姐出嫁，一直到我结婚。
我清楚记得，在为姐姐筹办嫁妆时，为一条床单，母亲让父亲反复往镇上商店跑了八趟。不是颜色不对，就是哪地方稍有瑕疵。父亲最后一趟回来，已经晚上十一点。他是叫开已经打烊的店门，到人家仓库调换的。父亲头发湿得一绺一绺，贴在额头，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母亲还坐在床上鼓捣着她的金鱼。路上来来回回奔波不算，我不知道口讷的父亲是怎么样跟人家一遍遍交涉的。在我结婚后的头几年，母亲仍旧跟从前一样养尊处优，使唤着父亲，还从不给他好气儿。父亲却也还是那样乐呵呵的，保持着在这个家族和亲戚里一个老好人的形象。这让我由衷佩服父亲，如果他改变形象，抢过母亲手中放不下的金鱼，狠狠踏上几脚，或者愤愤地扔进茅坑，无疑会晚节不保，引起大家非议。结果，一场车祸将父亲定格在那里，让他永远成为这个家族和亲戚里男性朋友的楷模。
父亲是给人家送砖时，开着拖拉机冲下山崖摔死的。父亲是那样顾家，他甚至在临死之前，为人家送了一趟砖之后，还偷偷拐回家，专门为母亲送来一份从镇上买来的她一向爱吃的凉皮。父亲开拖拉机多年，是个老把式，咋会冲下那条刚修好的柏油路哩？那条柏油路那样宽，那样平整。所有得知父亲死讯的人都心存疑惑，可父亲还是死了。父亲的死给母亲打击很大，她一连许多天失魂落魄，神色恍惚。
在一个月后，我跟姐姐才从在父亲死那天恰巧到家里来找母亲唠嗑的邻居大娘那里得知一个细节。在父亲死的那天，提着一塑料袋凉皮回到家里时，母亲正把满满两纸箱的金鱼倒在床上，摊开，而她，则躺在那些金鱼上面，像躺在一堆鲜花里。
她头上插满了金鱼，身上撒满了金鱼，甚至就连嘴巴里，也含着一条金鱼……
五
母亲和吕建德朝院子中徘徊的我瞅了两眼，就改变话题，转回到赤脚医生上来了。
在老吕作证以后，还需要再找两个人。他们分别是母亲从前做村医的村子的干部，从前公社卫生院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员。村干部好找，母亲做村医在她娘家，回到自己娘家找个证人应该不是问题。关键是后者，也就是原来在镇医院工作的那个证人。
我走进屋子，听到他们在谈论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母亲的闺密，跟她同时参加学习、同吃同住的魏小可。
“她退休了，在面粉厂住，我给你写个地址，你们可以去找她。”老吕说。
我一开始以为魏小可就是母亲要找的原公社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我猜想她做了几年赤脚医生，后来肯定转正。在路上我还诧异，为什么她现在住在县面粉厂。我们一路往县城赶，母亲在车上几次悄悄掏出那条塑料金鱼，在手里摩挲。我开车带着母亲找到魏小可的家，才知道她并非我们要找的人，我们要找的人其实是她丈夫。
母亲跟魏小可两人相认的情景乏善可陈，俗套得让我提不起讲述的兴趣。她们很快就认出彼此，然后抱头痛哭。两人从大半个世纪前扯起，扯了一根长长的时间的线。这线交叉纷生，让她们自己也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整理思绪，然后又一次拍手哀叹。
这姐俩在两个小时之后才进入正题，进入正题之后，母亲又跟上两次一样，让魏小可看了看她带着的那条金鱼。没想到，魏小可看见那条金鱼，忽然像变了个人，怒气冲冲。当然，她并不是冲着母亲。
“他不是个人，不是个人！”魏小可愤愤地说，“我不让老吕跟他联系，我告诉同学、熟人，任何人都不能跟他联系。”
“我不是要找人签字，也不会找他。”母亲说。
“我当时干了几年赤脚医生，就转行了，工作是他给找的，在镇被服厂做棉被。如果我没转行，今天就可以给你作证。我从离了婚就没再去见过他。他还没死，听说病了。我们没有孩子，这是他的原因，他不生养。这倒是让他可以更加大胆地四处留情。——不是留种，他没有种！他不用担心有女人会腆着大肚子来找他。”魏小可说。
我从她的话里，渐渐理出来了点儿头绪，母亲要找的那个卫生院的正式工作人员，其实是魏小可的丈夫，一个后来做了镇医院院长，并且四处留情的人。我暗自忖度，有了些职务的人，作风难免会乱一些，这也不足为奇。
“他后来从镇医院调到县精神病院，也把我从镇被服厂调到了县面粉厂。他当精神病院院长，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他自己就是个精神病！他爱搞女人，这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搞女人，还四处卖弄，四处炫耀。有时候，还没沾上腥，八字没一撇，他就给别人炫耀。他啥样的都炫耀，弄得我倒成了狗也不是的女人。他这个神经病！我可以忍气吞声，他却连一点儿脸面都不给我留。这让人怎么受得了？”那女人说。
“他跟任何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许心里都在想着你。”母亲说。
“他不会想着我。”魏小可擤了个鼻涕，瞥母亲一眼说，“但我知道他想谁！”
我静静地听着，觉得她们谈到的这个人应该是有一种怪癖。他不但喜欢通奸和偷情，而且喜欢大张旗鼓，甚至在此之前就宣传造势，跟现在的官员搞点儿啥工程或者上个啥项目的样儿。我想起马尔克斯的一部中篇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套用这个句式，他们谈论的这人应该是喜欢搞一些“事先张扬的偷情或通奸”。他也许没想过别人的感受，尤其是面前这位官太太的感受。男人在外面如此做派，让她情何以堪？
那女人絮絮叨叨，抽着鼻子，一边说一边取出一张纸，在上面飞快写下了那个风流院长的住址。她写完，将纸条塞给母亲，说你愿意见他我不拦着。她不哭了，给我们倒水并劝我们吃水果。我跟母亲没吃水果，喝了点儿水。
“你那次走得突然，你走之前，”魏小可说，“他请人吃饭，还吹牛说……”
母亲没接她的茬，望了望我，说：“他负责我们那一期赤脚医生学习班，是老师哩。”
“他算啥狗屁老师？你走就对了，那时候，你我都幼稚。”魏小可说完，长叹一声。
那天，母亲她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魏小可没有留我们吃饭，临走，送我们下楼。我朝车子快步走去，听到身后魏小可悄悄问母亲：
“那天你不在场，他说的那些话，是谁告诉你的？”
我听到，这时候，母亲隐隐约约地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
六
那天晚上，母亲一回到家就病倒了。
我想，也许是她一整天跟着我跑的地方太多，出了汗，又着了点儿凉；也许是因为见了这么多旧人，情感波动大。总之，半夜里就开始发高烧，出冷汗。我连夜开车带她去了医院，办了住院手续。我们原是说好，第二天去找那人，这下肯定去不成了。我怕母亲心里急，也就没有再提。这样一来，竟然一下拖了十来天。母亲最后出院了，身体还很虚弱。我没想到，这次回乡一下子花了这么长时间。公司的生意离不开我，我不能再耽搁下去了。我不得不跟母亲提出，自己一个人去找那人试试看。母亲犹豫再三，最后同意了。
我接过魏小可写给母亲的纸条，看到了那一行娟秀干净的字迹。那名字是刘雪峰，字体大些；后面一行小字，是他住的小区和楼号楼层门牌号。
我到刘雪峰家之后，才知道他已经偏瘫了。给我开门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她介绍说自己是刘雪峰聘请的保姆。这样来说，刘雪峰在跟魏小可离婚之后，便再没结婚。刘雪峰半卧在床上，下巴流着哈喇子，身子在不停哆嗦。他现在这个形象，跟魏小可讲述中的那个风流成性的精神病院院长差距实在太大了。保姆说老人没有儿女，所以几乎长年没人来看他。她许是把我当成了他的什么远房亲戚，跟我解释说，老人一次出去遛弯，忽然脑出血，就变成这样了。我解释着，简单说明来意，望望他，不知他有没有听懂。我盯着他看，发现他那眼珠包着一层水，灰色，让人感觉柔软得如同蜗牛的腹足。不用说，他样子有些吓人。他的样子让我在说话的同时，脑中不得不努力做着一个判断：他是不是还活着，或者，他会不会在我还没来得及离开就突然死去。
在我说完之后，却明显发觉他还活着，并且活得不赖。他动起来了，不但眼珠在转，浑身都在动。我听到他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强烈的异常声音，有知觉的半边身子掀动着，似乎要坐起来，甚至要站起来。
这时候，我惊奇地看着保姆匆忙跑上去，拿着痰盂，抓着卫生纸。我尴尬地站在那里，插不上手，看着保姆手脚麻利地收拾干净，又看着老人往后面的枕头靠了靠，大口喘气，额头上汗珠如豆粒子，半天才消停下来。
“程先生，大夫安排过，不能让他激动，要不……你改天再来？”保姆犹豫着，跟一旁呆立着的我说。
在我准备起身告辞的时候，看到刘雪峰艰难地抽搐着，吃力地把伸进内衣口袋的那只手拔了出来。他手里扯着一根红线，那红线在空气中划了一条混乱的圆弧，接着，无力地垂落在床边。
那根红线因为长期摩挲，浸着汗液，已经有些发黑。那上面坠着的一个重物，却像钟摆一样，在苍白的空气中来回摇晃着。
我渐渐瞪大了眼睛，因为，我惊讶地发现，那竟然是一条跟母亲珍藏的那条金鱼完全一样的、肮脏的塑料金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