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自述[1]

1877年7月2日，我出生在黑森林地区的卡尔夫。我的父亲是波罗的海日耳曼人，来自爱沙尼亚；我的母亲方面，她的父母是施瓦本人和法裔瑞士人。我的祖父是一位医生，外祖父是一位传教士和印度学家。我的父亲也曾在印度短暂做过传教士，母亲年轻时在印度生活过几年，并且在那里传过教。

我的童年是在卡尔夫度过的，后来我搬到巴塞尔住了几年（1880—1886）。我的家人国籍各不相同，我就在两个不同民族间成长起来，生活在两个方言各异的国家里。

我在符腾堡的寄宿学校度过了大半的学生时代，还在毛尔布伦修道院的神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我的成绩不错，拉丁语很好，只不过希腊语普普通通；但我是个不太服从管教的孩子，很难适应虔敬派的教育体制——这种教育的目标是压制与摧毁人的个性。从十二岁起，我就想成为诗人；对于成为诗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常规的或者是官方的路径，所以为了决定离开学校后该做什么，我很是苦恼过一些时候。后来，我离开神学院和文理中学，跟随一位工匠做学徒；十九岁时，辗转工作于图宾根和巴塞尔的多家书店与古董店。1899年，我的一小卷诗集付梓，随后又有其他几部篇幅不大的作品问世，但都默默无闻。直至1904年，我在巴塞尔写就、以瑞士为背景的小说《彼得·卡门青》大获成功。我放弃了售书的工作，娶了一名巴塞尔女子，养育了几个儿子，并搬到了乡间。彼时，远离城市与文明的乡村生活就是我的目标。从此，我一直生活在乡村，先是在盖恩霍芬的康斯坦茨湖畔居住到1912年，后来搬到伯尔尼附近，最终在离卢加诺不远的蒙塔尼奥拉定居下来，至今还住在这里。

1912年，我定居瑞士，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年复一年，让我愈加抵触德国的民族主义；自从我对群众性的建议和暴力进行了悄声抗议后，我就持续受到来自德国的攻讦，谩骂的信件也如洪水般涌来。德国官方的恨意在希特勒时期达到了顶峰，不过都被这些所抵消：年轻一代追随我，他们以国际性与和平主义的思维进行思考；我与罗曼·罗兰结下了友谊，这份友谊持续到他离世；远在印度、日本等国家，也有人与我有同样想法，并表达支持。希特勒垮台之后，我在德国重获认同，但由于受到纳粹的压制和战争的破坏，我的作品还没有得到再版。

1923年，我放弃了德国国籍，成为一名瑞士公民。第一次婚姻结束后，我独自生活了多年，后来再婚。诚挚的朋友们在蒙塔尼奥拉为我准备了一栋房子。

在1914年以前，我热爱旅行；我经常前往意大利，还曾在印度生活过几个月。此后，我几乎完全放弃了旅行，有十多年没有出过瑞士。

希特勒统治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花费了十一年的时间来创作两卷本小说《玻璃球游戏》（1943）。完成这部长篇作品后，由于眼疾发作，加上年老带来的其他各种疾病，我无法再从事更大篇幅的创作。

在西方哲学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尼采，以及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但他们对我的影响都没有印度哲学和稍后的中国哲学那样大。我对美术相当熟稔，也很喜欢，但与音乐的关系更为亲密，受到的启发也更多。从我多数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我看来，我自己特点最为鲜明的作品是诗歌（诗集，苏黎世，1942），小说则包括《克诺尔普》（1915）、《德米安》（1919）、《悉达多》（1922）、《荒原狼》（1927）、《纳尔奇思与歌尔得蒙》（1930）、《东方之旅》（1932）、《玻璃球游戏》（1943）。《回想录》（1937，1962年增订版）涵括了诸多自传性内容。我的政治随笔集最近在苏黎世出版，书名是《战争与和平》（1946）。

先生们，希望我这极为简略的概述能令你们满意，我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我更为详尽地进行下去了。

（韩继坤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