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特》：时代的产儿

歌德生活的时代，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时代。《维特》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当时欧洲的社会、文化、思想正面临着伟大的历史转折，封建社会的彻底崩溃已是无可挽回，资本主义时代正在微露晨曦。人们心情骚动，思潮翻腾。梅林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那时的情景：“世界历史的黎明时吹来的一阵清新晨风似乎把人们从沉睡的滞重束缚中唤醒；大家迎着崭新的太阳纵声欢呼，这太阳射出的最初的霞光开始染红了历史的地平线。”[9]但是德国的状况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号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只是虚有其名而已，国内仍是四分五裂，封建割据造成邦国林立，战乱连绵不断，农业、手工业、商业极端凋敝，社会十分鄙陋，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人民在苦难中呻吟。对于当时德国的现状，恩格斯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

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受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10]

当时，德国市民阶级的经济实力虽有增长，但政治上却十分软弱，仍然处于对封建贵族的依附地位。我们知道，歌德的父亲卡斯帕尔·歌德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花钱买了一个皇家顾问的头衔，但也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善其社会地位。对此歌德是有深切体会的。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毅力，也没有勇气和人民团结起来，“像英国资产阶级从1640年到1688年部分地完成的那样”，相反，德国的资产者处在德国“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温暖。”[11]

但是，恩格斯在德国文学中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他说，“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12]恩格斯在文学中看到的“美好的未来”，主要表现在当时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品中。

1770年赫尔德与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会见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这个运动大体上于1785年结束。当时，在启蒙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作家，对身心所受的压迫深为不满，但是政治上他们又无力改变丑恶的社会现状，于是他们就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去呐喊，以表达他们的心声。这些市民阶层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英国作家扬格、理查逊、哥德斯密斯等，以及在《莪相集》，特别是在莎士比亚作品和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的影响下，抨击现存的社会秩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动的教会思想体系，要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他们崇尚自然，标举天才，高扬民族意识；在美学上，他们拒绝古典主义压抑“自由心灵”的艺术规范，要求摆脱理性主义的精神桎梏，主张扬弃帝王和贵族的题材，塑造市民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叛逆形象。歌德把狂飙精神概括为“要求独立的精神”[13]。狂飙突进运动带有后来浪漫主义的一些特点，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前浪漫主义时期”。关于狂飙突进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关系，尽管学界意见不尽一致，但从狂飙突进运动所主张的和要扬弃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既是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拨。

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和精神领袖是赫尔德，在创作上的代表是歌德。早在18世纪60年代，赫尔德的《论现代文学片断》（1767—1768）等一系列论著以及对于民间文学的发掘和研究就为这场运动做了思想准备。歌德“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尊敬”[14]的《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1773）、席勒“歌颂一个向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15]的《强盗》（1781）和“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16]《阴谋与爱情》（1784）是这场运动的戏剧代表；诗歌方面，以青年歌德的抒情诗，尤其是以他的《普罗米修斯》（1774）为代表；而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则以浓郁的诗意和强烈的激情宣泄了维特的痛苦、憧憬和绝望，喊出了一代青年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建立合乎自然的社会秩序和平等的人际关系、实现人生价值的心声，进而成为狂飙突进运动最丰硕的成果。小说体现着狂飙突进运动的一切思想和精神以及艺术上的种种特点，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所以恩格斯赞誉“歌德写成了《维特》，是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