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些国家富有而其他国家贫穷？

直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政策还主要集中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按照纯经济学术语的说法，当全要素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时，经济发展就会取得进步。一个国家劳动力和资本使用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就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经济发展可与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等资源投资的增加相联系，从而促成资本积累或财富增加。它也可能源于这些资源使用方式的改变，促成经济结构转型——经济活动的重新分配，通常会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

虽然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往往是促进发展的必要条件。消除贫困一般需要经济增长，因为在没有经济增长的贫穷社会中，就没有足够的资源投资于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以及发展的其他基础条件。由于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引擎，多年来往往仅使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发展。然而，仅靠经济增长是不够的，因为在许多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中，继续普遍存在的严重贫困，以及持续存在或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是非常明显的。

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是一种规范性或基于价值的概念。让我感觉更好的东西不一定会让你产生同样的感觉，发展的不同维度之间的平衡要依赖主观判断。然而，发展思想家和决策者试图找到生活的可衡量特征，以设定发展目标，并根据阈值来判断成功和失败。人们运用了许多衡量手段和假设得出这些共同的框架，它们利用了客观标准和主观判断。世界银行提出每天1.90美元的贫困阈值标准就体现了广泛的各种假设，“低收入”、“中等收入”和“发达”经济体的划分也是如此。同样，2018年设置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1 165美元的上限——有75个国家据此被定义为“低收入”国家，也因此有资格从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银行获得高度优惠的贷款。2015年9月，世界银行将贫困阈值从以前的每天1.25美元修改为每天1.90美元，一夜之间改变了贫困人口的数量及其全球分布。这表明衡量贫穷的方法存在武断的特性。同样重要的假设也体现在采用剧烈波动的汇率及其购买力平价调整来进行跨国的比较上。

作为例证，请考虑2015年10月世界银行决定提高国际贫困线各种隐含的意义。贫困线定期变化的根本原因，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生活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一事实。因此，需要定期根据已经增加的给定篮子商品的价格数据制定新的贫困线。从理论上讲，对贫困线的这种调整不应该显著地影响被归类为穷人的人数。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1.90美元的实际价值与2005年的1.25美元相当”。然而，在实践中，将国际贫困线从1.25美元（2005年购买力平价）提高到1.90美元（2011年购买力平价）的直接效果是，在2011年将贫困人口从10亿多人（10.16亿）减少到了9.87亿人（根据2015年10月的衡量结果），近2 500万人不再被视为“极端贫困”。

最常用的经济发展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它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产出和支出。国民生产总值（GN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加上从国外流入的收入和该国流出的收入之间的差额。如果流向外国资产的收入大于从国外流入的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小于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GNI）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所有居民的国内和国外总产出。

国内生产总值是使用最广泛的衡量发展的标准，因为它相对容易计算、获取、量化和跨国比较。国内生产总值除以人口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基准，因为它通过考虑人口规模的差异来反映平均发展水平。为了克服使用名义（官方）汇率比较各国收入或支出时造成的失真，古斯塔夫·卡塞尔在1918年前后引入了购买力平价概念。购买力平价旨在将一个国家的产品基于国际价格进行比较，这样经济学家就可以弄清楚大量可比较的产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家会花费一个消费者多少钱，从而对绝对财富和相对财富进行国际比较。

这些广泛使用的衡量手段只是发展的部分指标，且有许多缺点。例如，这些概括性经济衡量指标只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市场生产情况，但没有反映经济福祉或生活质量，因为它们遗漏了教育、医疗卫生、预期寿命等因素。在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孟加拉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2岁，莱索托却只有50岁，喀麦隆只有56岁。

此外，人均衡量指标往往会模糊发展的分配层面，人均水平相同的两个国家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发展挑战。平均水平可能掩盖了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例如，虽然美国和丹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似，但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超过国家总收入的20%，这比位于社会底层50%人口的收入之和还要多。相比之下，在丹麦，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还不到国家总收入的7%。

概括性经济衡量指标的另一个缺点是，某些“中间”产品——或者那些只为最终产品的创造或销售提供可能或促进作用的产品——没有进行交易，因而没有计入国内生产总值；许多服务也是如此。例如，家庭提供的医疗保健、教育、交通、烹饪、儿童保育和其他非贸易商品，就没有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之中。由于这些服务中许多是由妇女提供的，因此妇女对经济活动的贡献以及整个经济活动的实际水平被低估了。

另一个问题是，不利于发展的活动也会正向推高经济指标。例如，暴力和犯罪的增加会提高对医疗和安全保卫服务的需求，从而提高国民产出和国内生产总值。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和造成污染的产品（如煤炭或其他化石燃料）的使用，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在以产出为基础的国民账户计量中，大幅度忽略了资源耗竭，如从不可再生的含水层中抽取地下水，以及外部因素和溢出效应，比如气候变化与污染等。

到20世纪70年代，战后二十五年的发展暗示了一个不平衡的成就记录。许多非凡的成功故事，尤其是在东亚（催生了一系列关于所谓“东亚奇迹”的书籍和评论），突出强调了发展可以达到的程度（有时可以非常快速地达到）。但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快速增长并不一定能够减少贫困。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好处会产生涓滴效应，甚至不平等对增长也是必要的，至少暂时如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认识到，单一的经济增长未必就能够转化为福利的改善，并由此导致人们扩大了研究发展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