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发展

人类发展的概念采用了基本需求方法的许多观点，并增加了福利和能力的概念。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编制了年度比较数据并进行分析，力求超越纯粹的经济数据，以对发展提供一种以人为本的分析。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了五种经济发展失败的类型：无就业的增长、无情的增长（只有一小部分群体受益）、无声的增长（缺乏民主或赋权，从妇女的角度看更是如此）、无根的增长（文化认同遭到破坏）和无未来的增长（没有为后代保护资源和环境）。

人类发展方法超越了广泛可得的社会指标，通过一系列指数化的指标——包括死亡率和发病率、入学率和识字率——来提供一种更广泛的发展成果视角。为了体现这一方法，人类发展指数将医疗卫生、教育和生活水平纳入了衡量标准。国内生产总值和人类发展指数可以结合使用，为发展提供不同的见解；两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同的国家，它们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尽管人类发展指数这种方法超越了国内生产总值，但务必记住的是：由于人类发展指数依赖的仍只是部分社会指标，所以说它至多也只是衡量人类发展的一种不完整的标准。

没有哪一个发展衡量标准是完美的，每一种衡量工具都在概念和经验上存在不足。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概念上的缺陷更加严重。即使在许多发达经济体，数据质量也很差；而在很多发展维度上，数据质量几乎不存在，在许多最贫穷的国家更是如此。就是有可靠的数据，那些数据也往往是过时的、片面的或不准确的。“千年发展目标”所包括的国家中，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国家都无法准确报告一多半目标的发展情况。“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是如此，《201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和指示板报告》的序言中预测，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全面的数据支持”。因此，提升国家统计能力是一个迫切要求，特别是在数据需求很大，却最缺乏数据的那些最贫穷国家。

这种对发展分析的扩展和深化，旨在确立多维发展方法，以将其建立在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之上。这种方法认为，发展本身与收入无关。这与人们用他们可支配的收入实现价值目标或者能够“做”什么，或者“成为”什么的自由有关。森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将一定的收入或资源转化为各种类似的潜能和自由的能力方面是显然不同的。体力劳动者、孕妇或患有寄生虫病的人，可能需要更多的食物来获得恰当的营养。因此，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人而不是事物，那么发展就应该是扩展每一个人的潜能。

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谁的经验重要，谁最能确定发展需要。发展的参与性概念，考察的是如何制定和执行发展战略。罗伯特·钱伯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的现实性才是重要的？他最初的回答是“把最后一个放在第一位”：孩子放在成人之前，穷人放在富人之前，弱者放在强者之前。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而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让地方社区参与决策，以确定各个地方迫切的需要，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的各种潜能，这就需要把发展政策下放给地方。它还需要（地方的）政治代表权，各种社区参与度和识字率——这样就能够参与有关发展方案的众多决策。对森来说，这是追求“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一部分——这受到民主制度、公共理性以及要求积极社会变革的公众压力的共同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