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集出版记言

本史集主要收录陈寅恪中年学术研究高峰期所撰著的唐史三稿及其他重要论文和讲义，侧重展现先生的学术创见。

陈寅恪早期史学研究的重点在于充分利用他所掌握的语文工具，研究“塞外之史，殊族之文”。陈氏这一阶段的重要著述在本史集中均予以收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陈氏史学研究的重点逐渐移向魏晋至隋唐。他自言：“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究其缘由，吴宓有言：“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由于此云云。”（《空轩诗话》）

陈寅恪在概述“晋至唐文化史”讲习方法时说：“本课程讲论晋至唐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关系。……在讲论中，绝不轻易讲因果关系，而更着重条件”；“本课程学习方法，就是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而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态度。”［《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一九三二年谱］在上“晋至唐史”第一课时，陈先生说明讲课要旨：“本课程是通史性质，虽名为‘晋至唐’，实际所讲的，在晋前也讲到三国，唐后也讲到五代。因为一个朝代的历史不能以朝代为始终。”他认为：“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一九三五年谱］赵元任亦回忆道：“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忆寅恪》）

俞大维认为陈寅恪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怀念陈寅恪先生》）一九五一年陈氏在发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的开篇写道：“吾民族武功之盛，莫过于汉唐。然汉高祖困于平城，唐高祖亦尝称臣于突厥，汉世非此篇所论，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夫唐高祖太宗迫于当时情势不得已而出此，仅逾十二三年，竟灭突厥而臣之，大耻已雪，奇功遂成，又何讳饰之必要乎？兹略取旧记之关于此事者，疏通证明之，考兴亡之陈迹，求学术之新知，特为拈出此一重公案，愿与当世好学深思读史之有心人共参究之也。”在文章的结尾他发出感慨：“呜呼！古今唯一之‘天可汉’，岂意其初亦尝效刘武周辈之所为耶？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之所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全篇用古典以述今事，盖有深意存焉。可见陈寅恪无时不“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且以“了解之同情”品评史实和古人，这篇论文便是其中一例。

我因编辑《李泽厚十年集》，与李泽厚先生结交二十余年，曾听他高度评价陈氏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二〇一〇年在与刘绪源的对话中，他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陈寅恪先生治史，所用的材料也是不多的。他材料看得极多极熟，但用的时候，只把关键的几条一摆就定案。他主要是有insight，洞见。有见识、史识。……真正能代表陈寅恪治学水平和治学方法的，还是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那些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

陈寅恪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致陈槃信中自述：“弟近草成一书，名曰‘元白诗笺证’，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非敢说诗也。弟前作两书，一论唐代制度，一论唐代政治，此书则言唐代社会风俗耳。”（《陈寅恪集·书信集》）本史集以该书殿后，取“以诗证史”的代表作来承启下面的“别集”，以引领读者步入陈氏晚年史学研究领域。

二〇一九年十月江奇勇敬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