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罗默与威廉·诺德豪斯，以表彰他们“为分析长期发展问题设计了新的工具”。中国当下面临的危机与挑战，能不能“稳经济、保增长”，从两位诺奖得主的研究中，可以习得重要的理论方法和框架，比如罗默对“创意”的强调，认为“创意的积累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正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才有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故本辑《比较》开篇为读者提供了诺奖评委会总结这两位经济学家学术贡献的长篇文章。

文章总结罗默与诺德豪斯为分析长期发展问题设计了新的工具。“从长期的全球视野看，技术变革和气候变化是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内容。这两位学者在范围甚广的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从同样的起点（即新古典增长模型）出发，各自补充了长期经济活动的关键驱动因素的影响——技术进步与气候变化——这些因素早就受到了经济史学家的关注，但此前被大多数经济学家作为外生因素。这两位学者都在分析理想的长期结果时强调了外部性的作用，从而凸显了经济政策的潜在意义，并给政策设计提供了新的指导。”展望未来，这两位学者的成果有助于把有关政府政策的研究同全球市场经济中的内生技术变革的研究结合起来，给学术界解答与气候变化、能源供应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长期议题提供机遇。

邵挺、田莉和陶然的文章探讨如何在当前城市土地二元制度的条件下，推进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和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为未来真正实现“人的城市化”创造更好的条件。为此，他们分析了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下的城市土地与住房市场运行逻辑，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利用人口流入多的城市城中村、城郊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同时增加商品房供应的政策建议。根据这一政策建议，三位作者就不同建设密度的城中村与城郊村，提出了可执行的更新改造方案和相关配套措施。

斯坦福大学马修·杰克逊教授的文章讨论社会网络对理解人类经济行为的作用。近年来，经济学对网络的研究日益增多，这主要源于经济学家在构建更好的人类行为模型的过程中，认识到人类本质上是社会化的物种，他们相互交往，并形成相应的人际关系网络。杰克逊在文章中分析了人际关系网络的一些重要属性，比如密度、同质性、网络节点的中心地位、集群等，对信息传播和人们行为的影响，由此进一步说明对社会网络的研究，如何帮助我们回答为什么会出现某些行为模式、最终福利和政策影响等问题。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等人的文章从学术视角思考发展、知识产权与创新的关系。他们认为，当前的知识产权制度基于一个基本的逻辑：如果创新活动得不到垄断带来的相应回报，市场对研究、创新和创造性成果的供给就会不足。于是，形成了以专利形式授予创新者一定期限垄断的制度安排，也即所谓的“以私人垄断推动创新”。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制度安排导致专利的滥用，从而阻碍了知识扩散，压制了创新，扭曲了创新方向，减少了创新带来的福利。为此，他们提出了以公共资助推动创新的替代方案，旨在减少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弊端，提高创新水平和社会福利，同时充分考虑平等和效率。这一方案涉及四种主要的创新资助机制，它们分别是集中化的直接资助机制、分散资助机制、奖励型资助机制和专利奖励型资助机制。文章还讨论了如何改革现行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学习型”发展。

哥伦比亚大学迈克尔·斯帕尔教授和法国巴黎科学院安妮-洛尔·博西耶博士的文章比较分析了美英法三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他们发现，这三个国家的急症治疗和生物医学研究都优于公共卫生和预防体系。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更重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看似无穷无尽的技术进步以及各种传染病的广泛消除。对美国来说，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对政府的不信任，二是“我们对阵他们”的阵营划分。不过，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要强于英法，这得益于公共卫生倡导者对道德风向的引领，从而使公共卫生干预获得了合理性。不过，公共卫生的进一步发展依然面临不可避免的政治障碍，如利益集团的影响、文化问题以及公共卫生事业在政治上的不受关注。克服这些障碍，才能更好、更公平、更有效地建设更健康的社会。

知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的文章摘自他的最新著作《天塌不下来：中美贸易战及未来经济关系》。在题为“技术追赶非一日之功”的这一章中，刘遵义教授比较分析了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研发投入和科技水平。从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实际研发资本存量及增长率、基础研究支出占总研发支出的比例、本国专利授予数量及美国对本国专利的授予数量、科学和工程论文发表数量、高等教育机构质量、诺贝尔奖获奖人数这一系列指标来看，中国在科技领域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并有可能在某些特定或细分领域（如量子通信）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但整体上仍明显落后于美国。或许需要至少一代人，中国才能在总体上赶上美国的科技实力。尽管面临中国的竞争，美国并不会在短期之内丧失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可以说，中美之间未来的竞争本质上是科技的竞争。

“改革记忆”栏目是两篇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章。张文魁的文章聚焦于改革过程中的三个理论和实践问题，即计划与市场孰优孰劣、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国家战略及产业政策能否帮助实现工业化，回顾经济学者就此展开的争论，剖析经济学的价值和短板所在。他认为，现有的经济学分析体系往往难以给出确切的结论，更无法回答认识论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因此，一个好的经济学者，不仅要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分析方法和工具，还必须勤于事实观察探究和历史教训反思，最后还要诉诸认识论和价值体系。

徐林和范毅的文章则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城市化历程。这一历程揭示，城市化最根本的动力来自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下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解放，这使劳动力资源能够按照市场化选择，在收入更高的部门和区域得到高效利用，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农村减贫步伐。在未来的改革中，需要进一步加强而不是弱化这一市场化、自由化配置要素资源的成功做法。为此，应当继续推进城乡之间的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平等价交换；政府也应当从“造城建城”转向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提供更加均等化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推进更科学民主的城市规划决策和更广泛的城市治理公共参与，以更好地适应城市公民社会的特征，激发城市的创新活力和协同效率。“这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和付出。”

“视界”栏目是三位外国经济学者和中国经济学者张磊的合作文章，试图分析不同教育类型对受教育者的就业影响。他们运用国际成人读写能力调查的数据，估计了不同教育类型对整个生命周期就业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实行职业教育的国家，受职业教育者在年轻时更容易被雇佣，但是这种优势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消失；受通识教育者在职业初期面临较差的就业结果，但是相对于受职业教育者，受通识教育者的就业概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完成通识教育的个体最早在50岁就开始有更高的就业率。这一分析结果表明，在制定有关职业教育的政策时，需要考虑职业教育长期与短期的利弊权衡。最重要的是，通识技能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十分必要，因此职业教育不能被用来替代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如果政策制定者想要将学校体系偏向于职业教育，那么也需要考虑如何才能使工人自身和雇主更加关注整个职业生涯的教育和培训，从而弥补职业教育在后期带来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