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

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回应林毅夫对人口红利解释的批评

蔡昉

一、引言

我的研究多年以来有一个持之以恒的主题，就是以改革开放时期的人口机会窗口及其关闭，解释前30年高速经济增长以及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的增长减速。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前30年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相重合，即在1980—2010年，人口变化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保持不变甚至有轻微减少。这种人口转变塑造了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实际上为中国开启了人口机会窗口，分别从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创造了人口红利，并通过改革开放转化为经济高速增长。

随着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传统人口红利开始加速消失。首先，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持续提高，迄今已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减弱。其次，随着新成长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力素质改善的速度也放慢了。再次，劳动力短缺及其引致的资本替代劳动过程，导致资本投资报酬递减进而投资回报率下降。最后，随着农村人口转变导致新成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也由于农业经营规模狭小以及户籍制度等制约因素，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导致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减速，生产率的提高难度也必然加大。所有这些最终都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由于上述原因，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因此，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显著降低，若要保持可持续增长，必然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找新动能，转向高质量发展。

也就是说，2012年减速之前的增长速度与有利的人口因素密切相关，之后的减速则在于人口因素的逆转性变化。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无论如何不可能回到2012年以前的轨道上。如同对任何经济学研究结论一样，许多人对这一逻辑持不同意见。其中一些异议没能针对我的结论的理论依据、论证逻辑和经验证据，而只是批评我的观点，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对这类批评往往难以回应，这也是我多年不参与争论的原因。也有另外一些批评者依据了经济学原理，显示了严谨的逻辑，也提供了自己的经验证据。

例如，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主办的“孙冶方悦读会”上，林毅夫教授受邀对拙著（蔡昉，2018）进行评论，系统表达了不赞成我书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就属于一种严肃的批评类型。鉴于他所做的评论是遵循学术规范，认真思考和严肃论证后得出的结果，也鉴于争论问题对于政策制定和社会认知的重要性，同时或许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我愿意利用这个争论的机会，有针对性地对林毅夫教授的批评予以回应，也借机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为了抓住重点，我主要针对林毅夫提出的四个论点予以回应。

二、以何参照来判断中国经济发展阶段

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几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明显减速，从2010年的10.3%降为2012年的8.6%。林毅夫从金融危机后净出口大幅缩减的需求侧原因（因而也是周期性原因）解释这次减速。按照他的逻辑，一旦可以打破需求瓶颈，即如他建议的进一步加强投资刺激，周期就可以得到应对，中国经济仍可以回到原有的轨道。通过把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率作为发展阶段的判断标准，林毅夫当时（2011年）发现，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因此，这个发展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中国台湾地区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数据表明，这些经济体在到达这一节点之后的20年中，分别实现了9.2%、8.6%、8.3%和7.6%的经济增长率。由此得出的结论则是，中国仍有高速增长的潜力。

但是，这种比较经济发展阶段的方法，忽略了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经济史表明，当人口转变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降低的阶段，人口因素有利于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带来人口红利。

我们在用计量经济模型分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因素时发现（如Cai and Zhao，2012）：首先，最大的贡献因素是资本积累，这得益于两个与人口有关的因素，即抚养比下降创造的有利于形成高储蓄率的条件，以及由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维持的较高资本边际报酬率；其次，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的提高毋庸置疑是人口因素；再次，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中，接近一半的贡献来自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可见，以往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与有利的人口因素相关。

因此，在对发展阶段进行判断从而预测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时，人口转变的阶段性特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考虑或者忽略这个因素往往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变化趋势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做出判断，得到的结论就与按照人均GDP标准得出的结论迥然相异。

具体来说，我们以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随后就进入负增长）的时间作为比较的基准，2010年中国的发展阶段，实际上相当于日本的1990—1995年、韩国的2010—2015年，以及新加坡的2015—2020年。如果把人口抚养比（14岁及以下和60岁及以上人口与15—59岁人口的比率）作为人口红利的一个代理指标，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抚养比显著上升的时间点，也远远迟于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定义的时间点（图1）。例如，日本的人口抚养比虽然于197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但是，真正开始显著上升也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韩国和新加坡的抚养比上升，在时间上甚至大体与中国相同。

也就是说，相应于人均GDP水平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格外快，人口红利丧失的转折点更是提早到来。考虑到减速之前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对人口红利的高度依赖，以及人口红利既早且快地消失这些因素，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需要以另一种方式估算，从而与林毅夫的研究相比，必然得出不尽一致的预测结果，进而引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含义。蔡昉和陆旸（Cai and Lu, 2013）根据人口转变趋势及其对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估计了1979—2020年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从各时期的平均数来看，1979—1994年为9.66%，1995—2010年为10.34%，2011—2015年下降到7.55%，预测的2016—2020年潜在增长率为6.20%。

林毅夫指出，人口是个慢变量，而经济增长减速是短期内发生的。由此他认为，用人口因素解释经济增长减速是不合逻辑的。这个疑问以及背后的思维逻辑，也常见于这些年针对我的其他批评意见。说到人口红利，的确需要将其放在长期经济增长的框架中，作为经济学概念进行讨论。经济增长是指GDP每年增量与总量的关系，是总经济规模的一个即期变率。虽然特定年份的人口总量变率未必直接改变经济增长率，但是，人口转变阶段导致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趋势，标志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必然会改变潜在增长率。

正如图1所示，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之前一直是下降的，到达谷底之后则迅速提高，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化也类似，在2010年达到峰值之前迅速增长，之后则进入负增长。这种人口结构的方向性或正负符号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供给能力、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难度。

退一步说，经济史上屡见不鲜的案例表明，长期的必然性往往不是缓慢表现出来的，而总是在某种特殊的短期诱因作用下一下子显现出来，而这个短期诱因却与未能对长期必然性做出正确判断有关。例如，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随着人口红利消失本可以缓慢减速，但是，由于日本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几乎一致认为增长减速是需求侧因素所致，进而采取了五花八门的刺激政策，从各个领域催生经济泡沫，直至泡沫破灭导致陡峭的经济跌落及长期的增长停滞。相反，新加坡在其人口红利消失的迹象初现时，就有意无意地从供给侧着眼，保持增长的可持续性，从放松外籍劳工管制延缓人口红利，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以赢得新的增长源泉，从而避免了剧烈的增长减速。

三、中国经济是否偏离了潜在增长率

关于潜在增长率，我的理解是指一国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及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决定的增长能力。这个定义可以区分处于赶超过程因而呈现发展阶段变化的发展中国家与处于新古典增长从而不会发生发展阶段变化的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的一般情况下，潜在增长率是一个长期不变的水平，所以通常也被称为趋势增长率。在遭遇需求侧冲击的情况下，通常需要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种宏观经济政策手段，通过刺激需求使增长速度回归到潜在增长能力上，以保障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

而中国面临的情形是，一方面，经济发展经历的阶段变化决定了潜在增长率趋于长期下降，政策调控目标不能一成不变，要避免使实际增长速度超过潜在增长率；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的体制机制弊端妨碍生产要素的充分供给和有效配置，因而存在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空间，意味着旨在改善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的改革，可以而且应该进入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箱。但是，需要决策者和决策建议者特别注意的是，工具箱中这个特殊内容不在于刺激需求侧因素，而是从供给侧施策提高潜在增长率。

我们把事后统计的实际增长率与模型估算的潜在增长率相减，可以得到各年份的增长率缺口（图2），借此我们可以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波动历史。图中实际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情形表现为正缺口，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形表现为负缺口。可以看到，出现较大负增长率缺口的年份，恰好对应着我们曾经关注并应对过的宏观经济低谷时期。

如果我们把潜在增长率看作在既定经济发展阶段上，生产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力可以支撑的经济增长稳态，负增长率缺口通常意味着需求侧出现周期性扰动，从而使实际增长率不能达到潜在增长率，生产要素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这时往往出现产能利用不充分，譬如周期性失业现象。与此同理却表现相反的情况则是，实际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造成的正增长率缺口，对应的则是经济过热的情形，通常表现为通货膨胀或经济泡沫。

根据蔡昉和陆旸（2013）的估算，1979—1994年潜在增长率约为9.66%，1995—2010年为10.34%。因此，这两个期间各年度的增长率缺口为相应年份的实际增长率分别减去这两个平均潜在增长率。可以看到，其间经济增长大体上有三个波动周期，分别在1981年、1990年、1999年和2009年形成四个波谷，周期长度恰好符合一般认为的朱格拉周期。

作为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平均潜在增长率在2011—2015年和2016—2020年分别下降为7.55%和6.20%，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则几乎不存在增长率缺口。不过，如果认识不到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是习惯性地认为中国经济应该在过去的速度上增长，譬如自2012年以后仍然把每年8%的增长率作为基准，则可能错判为出现了增长率缺口（即表现为图2中的“虚幻缺口”）。

经济增长周期或不时出现增长率缺口，并不是中国经济的特有现象，而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以及反周期政策要应对的局面。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经济增长在正常情况下处于新古典类型的稳态，把长期增长趋势看作潜在增长率也无不可，围绕它发生的或快或慢的实际增长率就导致相应的增长率缺口，表现为经济周期。可见，在人们的经验中，最常见的经济增长速度波动通常是一个周期现象，当出现负增长率缺口时，自然要到需求侧寻找原因和出路。

然而，正如前面阐述的，在2010年经历了人口转变阶段变化之后，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减速是由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并没有产生负增长率缺口，也未造成周期性失业现象。因此，宏观经济学家认识中国经济减速，应该偏离习以为常的周期性角度，而应从更长期的增长角度观察。在这个角度里，人口因素既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也是最靠得住的预测变量。

四、中国的增长应该与其他经济体同步吗？

林毅夫列举了金融危机之后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显著减速，由此反问道：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不是周期性因素，而是由于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从而人口红利的消失，何以出现这种诸多国家一起减速的现象。的确，正如历史上每一次危机之后一样，经济增长减速必然发生，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危机之后的经济增长并不会像拨动琴弦一样，之后会自然、迅速地反弹回来（Reinhart and Reinhart，2018）。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多国经济从而整个世界经济迅即出现负增长，之后仅回弹一年便再次陷入长期复苏乏力的状态。然而，正如一场流行性感冒导致同一病症患者众多，却不能否认仍有患者得的是不同的病一样，大量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陷入周期性减速状态，并不能证明所有遭遇减速的国家面临的都是周期性、需求侧冲击。

从人口转变阶段变化来看，在2010年之前30年及之后，中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体呈现截然不同的趋势。作为人口转变特定阶段中生育率显著下降的结果，1980—2010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均1.8%的速度增长，而该年龄之外的被抚养人口则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0.2%）。在同一时期里，无论是发达国家作为总体，还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总体，劳动年龄人口和被抚养人口的相对增长态势，都远远不如中国来得有利。例如，在同一时期（1980—2010年），从发达国家平均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增长速度几乎相同；而从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来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更快，但是被抚养人口的增长率也是显著的。而2010年之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由正转负，人口抚养比由降转升，而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则并没有这样明显的转折发生。因此，同为经济增长减速，需要从不同的人口转变特征去理解。

从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状况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导致中国减速与其他国家减速的不尽相同的原因。在图3中，我们展示中国和主要新兴经济体，以及林毅夫提到过的若干国家的实际GDP增长率和失业率，横坐标显示的时间跨度是2008年到2017年。观察其间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其一，除中国之外，所有国家的增长率在2009年都出现大幅跌落，失业率骤升。中国的减速相对平缓，失业率也没有显著变化。其二，各国增长率在2010年呈现一次性反弹之后，几乎全部陷入长期的下行区间。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土耳其则伴随着高失业率。其三，中国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率稳定下行，与此同时失业率即便不说显著下降，也可以说始终稳定在低水平上（图中“中国a”和“中国b”分别使用了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泰国、新加坡和韩国呈现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稳定在较低水平的状态，也恰好与这三个国家的人口转变趋势相对应。此外，新加坡和韩国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越来越处在技术前沿上发展，增长速度回归均值也符合逻辑。

林毅夫在评论中还做了另一个设问：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符合潜在增长率，则应该出现通货膨胀，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通货膨胀。首先，我认为他在这里实际上是要说，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潜在增长率，则应该出现通货膨胀，可是事实上没有见到明显的通货膨胀。因为我们知道，潜在增长率应该是指既没有周期性失业也没有通货膨胀的增长率。其次，根据我的观察以及我与同事的估算，感觉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确实有略高于潜在增长率的倾向，这在图2中表现为正的增长率缺口。那么，为什么通货膨胀率仍然能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呢？

要解释这个疑问，我们这里应该先澄清增长率缺口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运用已有的经济学原理如菲利普斯曲线、奥肯定律和现代货币数量理论，我们可以理解经济增长速度从而生产要素利用的充分程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譬如说短期内）与通货膨胀水平有某种替代关系（trade-off）。也就是说，正如在存在负增长率缺口的情况下会出现失业一样，如果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即在存在正增长率缺口的情况下，会出现通货膨胀。由于经济学家一般认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超过了实际需求，所以经济过热或正增长率缺口也意味着货币的过度发行。然而，在较为成熟的现代经济中，货币超发或流动性过剩产生的后果，远比由消费者物价指数表示的一般通货膨胀现象复杂得多。

中外经济发展实践显示，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政府或宏观经济调控当局采取过度刺激的政策手段，则会出现货币供给过度和流动性过剩，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观察到通货膨胀现象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美联储要采用通胀目标制，并在经济增长表现改善并且失业率降至低位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加息缩表，更加积极地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然而，货币发行过度并非只表现为通胀率提高，而更经常表现为资产价格的膨胀。归根结底，增发的过量货币总要找到出处，在一般产品制造的实体经济没有强烈需求的情况下（通常意味着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保持一致），这些过量的流动性就必然会转向房地产、股市和理财等领域，因而成为金融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的诱因。例如，美国最近历史上发生的两次经济衰退，都是在传统通胀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资产市场价格出现破坏性上涨之后发生的（Carson，2018）。

在经济发展阶段从而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这种现象。例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人口机会窗口渐渐关闭，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快速消失，政府不承认也不愿意接受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现实，因而采取了持续刺激的政策，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在制造业没有投资积极性和借贷意愿，并且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派生性需求也表现疲软的情况下，过剩的流动性进入房地产、股市、海外资产甚至艺术品市场等非实体经济，最终积累起巨大的经济泡沫，直至1990年前后泡沫破灭，日本经济从此陷入“失去的”10年、20年乃至30年。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过明显的通胀之后，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变动总体稳定，近年来处在较低水平。然而，从各种经济表象人们都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偏宽松的倾向。例如，广义货币（M2）供应量与名义GDP的比值（也称马歇尔K值），从1990年的0.81分别提高到2000年的1.34、2010年的1.76和2017年的2.04。这就是说，目前是以越来越大规模的货币量推动同样的经济增长。在劳动力成本上涨、制造业比较优势加快丧失的情形下，超过需求的货币更倾向于流向与比较优势以及竞争力无关的投资领域。结果则是整体经济的脱实向虚，金融业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甚至造成过度负债和各种金融乱象，积累起经济泡沫乃至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应该怎样解说“李光耀之问”

林毅夫（2013，第33页）多次谈到关于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出席同一个论坛的逸闻。克鲁格曼曾经以新加坡为例批评东亚模式。他认为，新加坡的经历显示，这个国家的高速经济发展主要是靠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没有得到生产率提高的支撑。所以，他预言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Krugman，1994）。在这个论坛上，李光耀质问克鲁格曼：你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仅仅来自要素的积累而没有技术进步，所以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40年来新加坡的储蓄率将近50%，算得上全世界最高，可是我们的资本回报率并没有下降。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怎么可能不发生资本回报率下降的情形。

虽然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李光耀与克鲁格曼交锋的细节，但是可以把这个故事作为一个引子，由此出发做一点发挥。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新加坡经验归纳二元经济发展起步、完成及至转型的规律性。另一方面，以此作为参照来观察中国经济，因为克鲁格曼恰好也是中国经济的坚定唱衰者（Krugman，2012）。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和东亚模式看走了眼，正是因为他把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视为天经地义，不懂人口红利，不愿意承认有二元经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因此，他没有看到中国乃至东亚经济体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可以把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予以延缓，另一方面消化剩余劳动力过程中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可以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例如，在图1所示的新加坡人口转变数据背后，就有一个没有显示出来的特殊情况。那就是，新加坡由于大量引入外籍劳动力而延缓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继而延长了人口红利的收获期。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以及高速经济增长导致劳动力短缺，新加坡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放松移民政策，逐步加大对外籍就业者的引进规模。

例如，在1970—1980年、1980—1990年、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几个时期，新加坡非居民人口分别以年均8.03%、8.97%、9.26%和5.63%的速度增长，永久居民分别以-4.48%、2.47%、9.88%和6.53%的速度增长，而公民人口的增长率则仅分别为1.59%、1.80%、1.30%和0.79%。可见，正是相对宽松的外籍劳工政策，使新加坡人口变化的长期趋势和劳动力市场构成发生了根本改观。2010年，新加坡全国劳动力中有34.7%为外国人（Chia，2011）。毋庸置疑，这是新加坡劳动力供给长期保持相对充足，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得以延缓发生，从而维持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为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发展赢得时间的重要原因。

从某种程度来说，在李光耀对克鲁格曼的回应中，并没有明确做出资本边际报酬率与投资者回报率之间的区别。资本报酬递减，在一般的经济增长分析或者一个特定的经济计量分析中，是指资本的边际报酬会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而有所下降。对于有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经济体来说，经济增长的资本贡献相应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替代，因此，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发生。这时，对经济过程的投资仍然是有利可图的。显而易见，李光耀所讲的“资本回报率并没有下降”，实际上是指后一种情形。随着新加坡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经济体，前一意义上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必然发生，也是符合新古典增长理论预期的，不会成为例外。也就是说，大规模引进外籍工人只是赢得了时间，并不会使新加坡可以规避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经济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挑起关于新加坡增长模式之争时，新加坡政府表现出不接受克鲁格曼批评的态度，也有诸多经济学家纷纷得出与克鲁格曼不同的结论。然而，这场辩论也让新加坡的领导人懂得了全要素生产率这个颇为学术化的经济学概念，开始关注它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进而采取了宁可信其有的开放态度，从而设下了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的国家目标（Felipe，第27页）。也正因为如此，以及加上更为宽裕却不耽误的转型时间，新加坡经济增长表现始终引人瞩目，并且逐渐成为创新发展的典范，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多年位于第二。

六、结语

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所以，关于经济现象解释的莫衷一是以及学术观点的分歧，必然在政策含义及至政策实施后果中表现出来。从最现实的角度来看，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解释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对此，林毅夫认为是全球性的需求低迷导致中国经济与一系列其他国家同时减速，而中国的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因此，要回归潜在增长率（譬如说8%），要从需求侧着眼，实施产业政策扩大投资，投资的结构安排则应着重于补足基础设施短板，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技术进步。

我对中国经济减速原因的判断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从供给侧导致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式微，因而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增长率的下行轨迹只是遵循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而已。首先，我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能回到以往的轨道，而是将保持继续下行的趋势，从一个较长的时期（如在2050年之前30年的区间内），可以将其看作“回归均值”的过程（Pritchett and Summers, 2014）。其次，由于中国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可以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速度，即赢得改革红利。最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最终源泉在于形成公平竞争环境，通过优胜劣汰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遭遇周期性发生的需求侧冲击现象，对于任何发展阶段上的任何经济体总是难免的。例如，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美国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采取贸易摩擦措施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就会受阻，外需自然会显著下降。不过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情形。第一，外需下降的幅度与潜在增长率降低的幅度是对应的，则不需要采取刺激性政策。第二，外需下降幅度足以造成实际经济增长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旨在刺激需求以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则是必要的。不过，短期的需求侧冲击不会改变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因此，应对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替代以改革为中心的长期解决办法，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也只能以变化了的潜在增长率为参照，并且，要防止投资不当造成过度负债和降低生产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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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2013）.《经济纵横谈》，载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研讨实录》第36期.

更正启示

《比较》第100辑第66页“金融因素在大萧条中的影响”，其中“大萧条”应为“大衰退”，特此更正，并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比较》编辑室

2019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