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头脑灵光的丑家伙 1933—1936
I
1933年春，艾瑞克搬到伦敦，入读圣马里波恩男子文法学校，这个学校创立于1792年，最初是个语言学会，1908年变成一间国立文法学校。学校位于利森森林，在伦敦北边的幽静一隅，往北是罗德板球运动场，南边则是帕丁顿地铁站，东边是摄政公园。为了离学校近一点儿，艾瑞克住到了叔叔哈里在埃尔金大楼的家中，这栋大楼位于学校附近的梅达谷，这里的公寓区大多建于爱德华时代或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与此同时，西德尼也在寻找能让一家人安顿下来的房子。哈里1888年7月9日生于伦敦东区的贝斯纳尔格林，在一份伦敦警察的报告中，他被描述为“一个轻慢又尖刻的人，说话毫不客气，从外貌看有一半犹太血统，长鼻子，头发少，蓝眼睛，他在政治上极端左倾”。
当时的这些记录无疑体现了苏格兰场的反犹倾向。
哈里的儿子罗恩此前也就读于这间学校，于是艾瑞克认为“我自然也应该去这个学校，即使在伦敦找到我们自己住的地方后，我还是坚持在这里上学，后来我每天都要从利森森林骑自行车回到像上诺伍德和艾奇韦尔那么远的地方”。很可能是由于罗恩的缘故，艾瑞克的姓在圣马里波恩文法学校就读期间都被当作Hobsbaum而不是Hobsbawm。哈里叔叔在伦敦邮政总局工作，罗恩则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名接待员，这份公职为罗恩提供了稳定的收入和坚实的安全感。他很快就成为艾瑞克的密友，1933年8月，两个伙伴登上了去福克斯通的火车，随后花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8月26—31日）从那里步行回伦敦，他们每晚都从背包里拿出帐篷和装备在田野里过夜。
艾瑞克搬进了伦敦一个左翼政治氛围浓厚的家庭，哈里后来成为帕丁顿自治区的第一个工党市长。艾瑞克觉得他“通常都很无趣，有时还会自吹自擂”。从社会阶层上看，圣马里波恩文法学校的学生压根算不上是精英，艾瑞克后来回忆学校并不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业，很少有学生真的上了大学。对大部分学生来说，学龄范围在16岁到18岁之间的第六学级就是他们进入商业或是贸易行业前的最高学历。“我不相信在我那个时候，学校能培养出绅士来。”艾瑞克后来写道。当他“被学校发现在班上兜售一叠大幅的反战报纸，这些报纸是我在午休间隙从考文特花园国王街的共产党总部书店那里收回来的”，学校对他做了宽大处理。学校对他的一系列包容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相当出众的学业表现。
在常常被称作“迪基”的校长菲利普·韦恩的领导下，圣马里波恩文法学校致力于成为英国的“公学”，换种说法就是本质上沿袭了维多利亚时代教学理念的收费私立寄宿中学。学生须穿校服，按照牛津剑桥的学院模式设立的“院舍”（虽然它不是一所寄宿学校）鼓励团队精神和竞争、鼓励树立坚定的基督教道德观念（学校专门印刷了用于早祷的祈祷书），学校注重传统的英国公学运动（冬天是英式橄榄球，夏天是板球），对触犯校规的学生会进行体罚（艾瑞克从未被体罚过，尽管校长据说会“相当随意”地杖责年纪小一点的学生）。在柏林的普鲁士中学上过学之后，艾瑞克觉得这些规矩大部分都非常奇怪。离开圣马里波恩70多年后，他在2007年10月的校友会采访中承认自己“在校时像个外星生物”，对学校的传统一无所知：“我此前从来没有进过板球场，也没见过橄榄球，于是在充当了几次无事可干的外场替补后，我被迅速地排除在圣马里波恩板球运动员的名单之外。我当时并不介意，尽管有些遗憾自己在板球风气如此盛行的校园中，却依旧对这项运动一无所知。”他甚至完全没有“在学校里体验到那种会让坚定的无神论少年感到不适的浓厚基督教氛围”。他赞许校长“为了让大家学会欣赏剧院里的古典音乐所做出的努力”，但他又承认“我当时并不太喜欢古典音乐四重奏”。他在一场校园戏剧里出演了某个角色，但随后又退出了戏剧社。他在学校里最厌烦的是穿制服。多年后他曾说：“在圣马里波恩的时候，打领带还有戴帽子甚至比穿制服还要讨人厌。”因此“在16岁到18岁那段时间，我和戴帽子的校园规定展开了持久的游击战”。但总的来说，他觉得“学校为了成为利森地区公学模范而做出的大部分努力只是滑稽，而非糟糕”。而他的同学，后来成为爵士音乐家和记者的本尼·格林并不这么认为，格林厌恶学校的做法，也讨厌校长自命不凡的做派。
让艾瑞克真正重视并从中获益的，是学校给予他的学术训练。这和他此前在柏林接受的教育风格截然不同。比如“当迪基·韦恩在他那间带有护墙板的校长办公室第一次面试我的时候，他带着遗憾的口吻告诉我，在这儿我不能继续像在奥地利和德国那样学习希腊语了，因为学校没有这门课程”。但在艾瑞克离开后，他终究还是找来了一位教授希腊语的老师，尽管那时希腊语这门课程已经逐渐式微。作为补偿，“韦恩塞给我一卷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德语著作，以及威廉·黑兹利特的书，这让我从此对他异常尊敬”。韦恩在1923年被任命为校长，一直任职到1954年，从给艾瑞克的礼物可以看出他相当了解并喜爱英德两国的文化。他在学校管理方面也是雄心勃勃，在提升学校水准方面，不仅向英国公学看齐，还组建了艾瑞克后来回顾时才意识到的“一流教师队伍”。艾瑞克明白“学校的教育绝对是顶尖的”。
入学不久后，艾瑞克就要在1933年夏季学期里为“普通中学资格考试”做准备，这会决定他是否能在9月进入第六学级：
在一个学期之内，我必须通过一次科目大考，这些科目我很陌生，课程也没学习过，授课语言还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在学校里用过的。所以我疯狂地学习，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上了年纪、经验丰富的老师（他们格外擅长把知识塞进一无所知的年轻头脑），我不可能完成学习任务。这些老师包括英语老师弗里斯比、数学老师威廉斯、物理老师L.G.史密斯、斯奈普、罗兰兹，以及我特别喜欢的法语老师A.T.Q.布吕埃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他们不会提起自己在“一战”中的往事，这和柏林的那些老师大不相同。
艾瑞克在1933年12月通过了考试，英语、历史（英国史和欧洲史）、拉丁文和德语（口语考试获得了加分）拿到了“优异”等级，算术、初级数学和法语（口语考试再次获得加分）则是“及格”。学校对数学的要求是考试及格即可，艾瑞克做到了，但他对这个学科没有真正的兴趣，很明显他最擅长各类语言和历史。实际上艾瑞克在1933年秋天就进入了第六学级。很快他就成为英语老师麦克林恩的弟子，麦克林恩的老师是颇有影响力的剑桥大学英文讲师F.R.利维斯。在麦克林恩的指导下，艾瑞克阅读了“新批评派”的经典著作，包括利维斯的妻子Q.D.利维斯的《小说与阅读公众》（1932年）。他将这些书中对约翰·高尔斯华绥这类庸俗作者的批评，视作对“精神空虚和陈词滥调乃至（更激进地说）通俗阅读中的小资产阶级本质”，以及马克思所说的“群众的精神鸦片”的抨击（马克思所指的是宗教，但在艾瑞克的观念中更加适用于鲁德亚德·吉卜林等作者的小说和故事）。他读的下一本书是I.A.瑞恰慈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1929），艾瑞克对这本书评价是“不错”，他欣赏这本书在文学批评与其他学科（比如心理学）之间建立起的联系。
1934年秋天的艾瑞克正在读T.S.艾略特的文学批评，这是利维斯的另一心头好。那位身为利维斯门徒的老师对艾瑞克的启发很大，他带领艾瑞克认识了全新的理论和文学世界，艾瑞克因此开始阅读D.H.劳伦斯的小说（利维斯认为劳伦斯是最伟大的英国现代作家，因为他在道德上极为严肃）。在他的《英诗新方向》（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1932）一书中，利维斯高度赞扬了艾略特，认为他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所以艾瑞克把所有能找到的艾略特作品都读了一遍，包括他的长诗《荒原》（1922年）。艾瑞克认为“他就像拜伦一样，深刻地表现了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心境”。但是“他的诗歌只有某些片段是真正写得好的”。艾瑞克喜欢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的诗歌，这也是一位利维斯极力推崇的诗人。莎士比亚是英文课程里的核心内容，1934年艾瑞克和一群同学到威斯敏斯特剧院去观看《李尔王》。22岁的威廉·德夫林是主演，也是饰演过李尔王的最年轻的演员之一，艾瑞克和专业剧评人的看法一样，认为他的表演令人神魂颠倒：“他的大部分台词都十分出色，一些地方异常精彩，有时简直是天才附体。”
虽然艾瑞克对学校组织的大部分活动都是避之为上，他还是参加了学校的辩论社，而且很快就加入了辩论社的委员会。他的堂兄罗恩一年前赢得了年度辩论赛的奖杯，艾瑞克急于效仿他。1933年7月18日，他第一次在辩论中发言，是辩题“财富会带给人们困扰”的正方辩手。在演说了无疑发自真心的辩词（这个辩题和他的政治信仰是如此贴合）后，艾瑞克以优异的表现被校长为首的七人评委团选定为奖杯得主。这次比赛开启了他作为学校首席辩手的生涯。1934年1月25日，他带领辩手为辩题“议院可以接受女性首相”进行辩护，这在当时还是相当超前的话题。1934年10月1日，艾瑞克重返辩论社，为辩题“议院应当同意苏联进入国联”进行正方辩护，并以大比分获胜。1935年9月20日，艾瑞克支持辩题“大英帝国无论如何都不应偏向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即今日的埃塞俄比亚）一方并介入战事”。他的论据无疑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后者希望国际联盟采取统一行动并质疑英国的动机。他之后会很失望：国联最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未能阻止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入侵一事仿佛敲响了国联倡导的集体安全体系的丧钟。艾瑞克在这个辩题中以11票对55票落败，显示学生们和其他英国民众一样由于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尊严与风度而同情该国，而这位君主无疑会被艾瑞克认为是封建制度的遗留物。1936年春季学期末，艾瑞克在最后一次辩论中向辩论社提出“我们如今万不敢相信希特勒”的议题。这次辩论中艾瑞克以20票对22票落败，揭示了学校及其学生基本是站在保守派立场上的。尽管如此，艾瑞克还是在第六学级时发现了一小群同情左翼的学生，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征兆”。
回到1933年秋季学期，艾瑞克一返校就加入了校刊《语言学人》的编辑部，并为1935年春季学期的刊物贡献了一篇关于莎士比亚归来这个“世纪大新闻”的幻想小说。这篇杜撰的报道一开始描写每个人都争先巴结这位复活的剧作家（“由多佛·威尔逊教授和布莱德利教授主持了独家采访”），“培根的门徒们咬牙切齿，愤怒又无能为力，牛津的教师们期待着解开麦克白夫人之子的年龄之谜”。不久，莎士比亚就被邀请到好莱坞去了。这篇文章在妙趣横生的语言和想象力方面都显示出作者的早慧，他不但熟悉莎士比亚，还了解他的编辑和批评者。
艾瑞克在学校里是典型的“书呆子”——尽管对于圣马里波恩这间学校而言他已经足够出色了，他是个聪明的男孩，读书也很勤奋，但他参与的校园生活几乎仅限于编辑校刊、撰稿，以及参与政治话题的辩论。他是豪斯曼院舍的学生干事，但他并不是很在乎这一职位，给校刊投稿报道院舍活动时也写得最为简短。他在1934年获得了“阿尔伯特散文奖”，在1935—1936学年被评为全优生，这也是他最后的一个学年。此时他发现自己“拥有了惩罚低年级学生的权力，这让我直接体验到权威和权力带来的感受和欲望”，他想起了刚刚读完的司汤达小说中帕尔马公爵的高尚人格。但实际上就如他后来承认的那样，除了老师的教学，“学校在我的生活中相当不重要”。“15岁的柏林男生熟悉的话题——政治、文学、性——在英国学校里都没人谈论。我有点儿无聊，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在阅读上。”除了学业之外，对艾瑞克来说真正有意义的知识和文化生活体验都是他在校外获得的，像是马里波恩公共图书馆（他读书时大部分闲暇都花在这儿）、他自己的家里，以及伦敦的城里城外。同时，从柏林（亨利亲王中学）时代开始埋下的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实信仰也不断加深。后来他认为这些带给他的影响最终远胜于圣马里波恩文法学校。
艾瑞克的历史老师是哈罗德·卢埃林·史密斯，他最后接替韦恩成了校长。卢埃林·史密斯“不是那种善于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艾瑞克回忆道，“我觉得他的品格比学术水平更让人感兴趣。我感到自己从未能够与他建立起私人关系。”然而，他却是学校老师中对艾瑞克而言最重要的一位。他“相貌英俊、人脉广泛”，父亲赫伯特·卢埃林·史密斯爵士是一位在贸易部任职的知名经济学家，对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劳工阶层的行业状态进行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哈罗德·卢埃林·史密斯借给过艾瑞克一些关于社会问题和劳工史的书。“他认识所有在世的改革者和激进分子，事实上他把我的论文呈给西德尼·韦伯以及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阅览。所以对一个十几岁的左翼历史研究者来说，哈罗德既是理想的导师，也是劳工运动史的入门向导。”他出于社会责任感选择在圣马里波恩任教，而非在其他著名的公学里谋教职——尽管他完全有能力胜任。”“当然，”艾瑞克补充，“和男孩们一起工作对他而言也很有吸引力，但跟着他学习历史的男孩中间没有任何风言风语，也没有人表示过他有任何不当行为。与之相反，他一向以正直严肃著称，每次带男孩们去剧院时都会确保有一位年长的女性陪同前往。”
虽然艾瑞克后来声称卢埃林·史密斯“带我进入了最初的研究领域，即19世纪80年代至1914年间的英国劳工和社会主义”，但一开始并不是这样，因为他最初短暂研究过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开始涉猎英国劳工史，而且这个选择更多是出于实用而非学术原因。卢埃林·史密斯也许为艾瑞克埋下了兴趣的种子，很有可能正是在他的启发下，艾瑞克在那期间写下了论文《贫民窟的斗争》，但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当代问题，而非历史性的社会分析。艾瑞克后来说自己“在16岁的时候就产生了成为历史学家的自觉”，这一点也存疑。因为与这个说法恰恰相反，他当时觉得自己有潜力成为富于想象力的作家。“我看到了一个幻景，”他在1934年11月写道，“不是在开玩笑，我没有故弄玄虚，我是真的看到了。”在某个瞬间，他看到了士兵们庆祝1918年“一战”的结束。这个幻景持续时间不过一秒。“它凄凉又黑暗，看起来混乱残忍，但又微不足道……我为此写了一首诗。当然，诗很蹩脚，可我能成为一个诗人或作家吗？如果我想当诗人，将我目前所积累的东西和诗人所需要的潜质一比较，我就觉得自己永远只能是个（诗歌的领域里的）半吊子。”说到底，“我的未来和马克思主义或者教书联系在一起，或者两者兼有之”。诗歌对他来说并非最重要的东西，而对其他诗人来说其实也是这样。他想明白了：大部分诗人都是通过其他方式谋生的。我们从这些想法里完全看不出艾瑞克打算成为一名“专业的历史学者”。
和卢埃林·史密斯相处时，艾瑞克最爱探讨经济而非历史话题，他的老师显然对他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很感兴趣。历史在艾瑞克的思想或个人阅读喜好中并不突出。就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除了劳工史和社会运动史，我对其他历史的全部兴趣来自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使他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宏观历史问题产生了兴趣”，尤其是从封建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他认为传统的学校历史教科书大多毫无用处，除了一些偶尔的真知灼见：
我在阅读或者聆听时会记住有用的东西，逐渐地（很缓慢地）我发现了历史的全景是如何成形的。某一刻我看到的只是个别的轮廓——有时候是基石，有时候只是一些柱子和砖瓦。我研究的时间越长，就越希望扩充这幅图景。当然，你永远不能把所有东西都拼全，但也许某天我会收集到所有的基石。多亏了辩证法，我得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如果说他真的读了什么历史的话，那也就是罗马史，而且大部分是为了应付学校的论文作业。他也使用了马克思的作品来作为阅读理解的工具，注意到古典哲学和文化为“一切依赖于生产关系”提供了清晰例子。公元前276年到公元14年的罗马历史是他大学入学考试的内容，这段历史为他“提供了一个真实而典型的社会制度转型案例”，这个观点预示着在后来学术生涯里，他将重点关注封建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在学习罗马史的过程中，他观察到共和国让位于帝制和寡头政治当权意味着封建主义制度的开端，随之而来的还有希腊文化的关键要素取代了罗马乡村地带的原始多神教，这形成了艾瑞克关于古罗马的希腊化源头论文的中心观点。然而，富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他也认识到文章没有涉及民众和贸易生产的作用，而这些本应是论文需要讨论的部分。不管怎样，他的老师们在读到这篇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的古代史论文时肯定感到很震惊，卢埃林·史密斯更是觉得艾瑞克的文章引人入胜又观点新颖。
II
新的国家对艾瑞克和妹妹南希，叔叔婶婶以及他们的儿子彼得来说是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但在许多别的方面，艾瑞克对大英帝国的第一印象并不算好：
英国真是令人失望。魏玛共和国末期的柏林无比精彩、复杂，学术和政治都上呈现出爆炸性的势头，在那儿待了两年后来到英国，我感觉就像一个曼哈顿的记者，却被主编调到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去报道新闻。在英国的头几年我百无聊赖，等待着有机会重新拾起在柏林中断的社会活动。当然，对我来自中欧的年长亲属来说，英国的守旧、沉闷和一成不变是这个国家的魅力。他们说这是个快乐的国家，报纸头版上的“危机”是关于板球比赛而不是文明的解体的。但这并不是我在16岁的年纪里想要的。
他的叔叔西德尼和婶婶葛蕾特都对政治或文化兴趣不大，虽然葛蕾特可以欣赏古典音乐，也懂一点儿。因此艾瑞克有时在家里感到“非常沉闷”。实际上，当艾瑞克的叔叔发现他在读斯特恩的18世纪讽刺小说《项狄传》时，他把书拿走了。这让艾瑞克在文化和政治生活方面不得不寻找别的纾解方式。至于妹妹南希，艾瑞克让她参与相关话题讨论的尝试彻底失败了。“我们都很诧异，”他写道，这里的“我们”主要指他自己和叔叔婶婶，“南希是如此平庸，简直可以说是平庸的典型。”从前艾瑞克的父母要有趣得多，而他在伦敦的亲戚——他的另一个叔叔哈里和堂兄罗恩——都是能够和他交流的人。但南希不是这样，她和艾瑞克没有共同兴趣，而是专注于她这个年纪的普通英国女孩典型的兴趣和活动。有时他们一起打牌，看看电影——比如1934年5月他们和表弟彼得一起去看了《安妮号拖轮》。虽然南希很聪慧，但她没有学术天赋，也不看哥哥读的书，对政治更不感兴趣。艾瑞克觉得妹妹多愁善感，而且在因某些事情焦虑的时候还有可能撒谎。他不知道如何和她建立亲密关系，作为哥哥他自然是希望照顾她的。“我想尽力。但是我能做到吗？”他不太确定。“在政治方面，”他无奈地总结道，就像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我已经认识到95%的人类总的来说都是庸人。”
我们可以重现艾瑞克在这方面以及其他问题上的私人想法，是因为在伦敦安顿下来后，艾瑞克从1934年4月开始写日记，他写了自己记日记是为了“摆脱无聊”以及练习德语写作。“不过这些只是借口而已，”他后来又补充，“实际上，我这样做是因为想要像俗话说的那样，打开心扉。”写了一段时间后，日记变成了“某种垃圾箱或者杂物间，我可以往里面塞进各种想法和心情”。1935年重新读自己的日记时，他觉得自己那时写的东西相当矫情，里面自我剖析过多，客观描述不足，“我不像佩皮斯那样”。除此之外，他像一个有追求的日记作者那样，把日记作为写作风格的试验品。例如有一次他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了西德尼和葛蕾特客厅里的家具。他一直在尝试找到一种能让他表达情绪但又不多愁善感的风格。用德语写作很有可能是因为德语作为他最私密和熟悉的语言，下笔更加自然。好些年之后，在经历一场情感危机时，他在日记中又重拾了这种语言。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迹象显示他需要为练习而写德语日记。
日记的首篇记录他后悔搬来伦敦，虽然这次搬迁是无法避免的。“在柏林我有朋友……我处于成为一名活跃共产党员的最佳道路上。德国共产党不能得到合法承认只会强化我的观点。”而且他觉得自己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从理论研究角度来看，我离开柏林也是一件相当遗憾的事情。”在英国时他第一次开始认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马里波恩公共图书馆里并没有这些书，所以他只能购买，这是限制他阅读量的不利因素。他“经常在午休时间从学校到考文特花园去，英国共产党在国王街有一个小书店，学生组织干事杰克·科恩在那里干活。我那时会买下所有的小开本，比如“小列宁图书馆系列”以及德语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文本”。1934年5月15日，艾瑞克在日记里记录自己买了一本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列宁的一些文选，但很遗憾没能读更多这类作品。在这之前他只读过《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以及列宁的《唯物主义与修正主义》。一个月之后，他记录自己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以及德国共产主义者威廉·皮克的演讲，还有美国共产主义者法雷尔·多布斯的早期作品。他还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一些没那么艰深的文章，例如乔治·萧伯纳的《知识女性指南：社会主义》（艾瑞克的读后感是“非常好”）。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时候他才刚刚满17岁。
1934年7月时他回顾自己曾在两年前赞同“墨索里尼关于人创造历史的宣言”，但“这是在我读《共产党宣言》之前，从那时开始我的确在意识形态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几个星期后，他对自己学问方面的肤浅进行了鞭挞。“有哪一本书，”他在日记里质问自己，“你是认真仔细读完的？你还好意思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你的借口不错：我想要自学。别自己闹笑话了！”然而虽然他有时对自己在知识上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展不满，但他情感上的忠诚无疑是深厚的。他去瞻仰了卡尔·马克思在海格特公墓的坟墓，那时他将其描述为“一座简朴而规模不大的坟墓，上面放着一个来自苏联的大玻璃盒子，里面装着玫瑰”（后来于1954年被劳伦斯·布拉德肖创作的马克思头胸像代替）。他阅读苏联的宣传杂志《今日俄罗斯》，不断强调将自己完全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愿望。“我希望深入地探索辩证唯物主义，不想从中抽身……把你自己沉浸在列宁主义中吧，让它成为你的第二天性。”读了12页的列宁著作后，他记录道：“它鼓舞人心和理清思绪的作用真是令人惊叹，我读完之后心情大好。”这不像是大部分人费大力气读完列宁的理论著作后会有的感受。对于马克思主义预测的人类社会未来，他经常抱有狂热的信心：“这让我可以冷静地听着人们嘲笑我的想法，去听、去看资本家们是如何在压迫我们。我知道那一天终会来临，这只是迟早的事情。那是‘震怒之日，终末之时’（Dies irae, dies illa）。”
在学术生涯的形成期，艾瑞克汲取的马克思主义是传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列宁的传承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或者“科学社会主义”的要义建立在假设已经得到证实的确定性上，这确定性指向不远的将来——社会主义会在革命中取得胜利。在这种诠释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念差异被抹平，前者的黑格尔哲学因素消失了，变为赞同后者过分简单的达尔文主义。艾瑞克崇拜列宁和斯大林。他认为两人都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因为他们坚持原则、目标明确，但又在采取何种手段方面足够灵活。伟大的政治家可以将坚持原则这一美德和机会主义结合起来。“列宁和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而托洛茨基不是。”然而，实际上斯大林对艾瑞克学术观点的形成贡献不多，列宁诠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作用更大。因此，艾瑞克认为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并将后者带上革命道路，而不是像卡尔·考茨基那样提出相对消极的理解，考茨基是1914年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温和派的重要理论家，他认为经济发展能推动革命进程。
艾瑞克的校友中有一些人支持奥斯瓦尔德·莫斯里创立的英国法西斯分子联盟，当时他们的气焰嚣张至极，他们认为艾瑞克“偏执狭隘、盲目狂热、认识片面，把自己关在理性的支配之外”。他们辩称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应像《圣经》一样被对待”。毕竟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没有绝对的客观”。艾瑞克觉得难以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讨论这些问题。但很显然，“法西斯主义在不断向前推进，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还有内战和革命……我就像卡珊德拉一样能预料到”。纳粹主义一定会被粉碎。“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劳工运动史，就会看到大革命只会在极度恐怖的国家政权下爆发。”“成为社会主义者意味着乐观主义。”实际上艾瑞克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里，它的吸引力无穷无尽，难以言喻。世界史上没有别的时期能比得上我们的年代”。“也许法西斯主义能带来一点好处——它将会是无产阶级要经历的教育阶段，继而让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胜利的姿态崛起。”这是共产国际灾难性的“第三阶段”的典型观念，各国的共产主义者欢迎“资产阶级民主”的消亡，认为这会加速无产阶级革命。
艾瑞克对苏联表现出一种青少年在热恋期毫无保留的绝对信任。他对有关乌克兰以及稍后蔓延到苏联部分地区的饥荒的报道不屑一顾，认为这是“白卫军的谎言”。他热切地阅读了沃尔特·杜兰蒂的《杜兰蒂苏联报道》（Duranty Reports Russia，1934年），这本书结集了作者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系列报道文章，后来被许多媒体指责称“掩盖饥荒真相”。“杜兰蒂是少数几个……真诚地希望了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资产阶级人士之一。”艾瑞克写道。他还列举了其他类似杜兰蒂这样为苏联辩护的人。“苏维埃共和国现在处于战争状态，”他在参观了一个苏联的政治宣传画报展后写道，“所有可以调动的力量都应投到苏联去。‘纯粹的’艺术在这种局势下是没有出路的，艺术必须服从于政治。”他以明显赞成的语气指出了这一点。在看过苏联最早的有声电影——尼古拉·埃克拍摄的《通往生活的旅行证》（1931年）后，艾瑞克的这一信念更加坚定了。这部电影使用了多种拍摄技术，讲述了街头的流浪儿童是如何得到拯救，并被改造成为可靠的苏联公民的故事。艾瑞克兴奋地评论这部作品是“我迄今为止看过最好的电影”。在这部电影里，艺术不但服从于政治，还与其不可分离地融合起来。
艾瑞克对艺术的政治观念并没有妨碍他系统地参观伦敦的主要美术馆和博物馆以学习视觉艺术，其中包括了英国国家美术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帝国战争博物馆和泰特美术馆。他欣赏了塞尚、马蒂斯、毕加索以及其他画家的作品，尤其对文森特·凡·高那饱含激情的后印象主义画作印象尤为深刻。他开始从知识上试图理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根据这一概念，政治、文化和社会是经济制度基础的反映：封建主义会产生一种特定的文化，资本主义则会催生另一种。艾瑞克的聪慧使得他没有陷入对这一模型的简单化解释。“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艾瑞克很多年以后写道，“我记得我就已经被《左翼评论》里的一篇文章激怒了，这篇文章把莎士比亚伟大的悲剧歪曲为16世纪90年代粮食失收及饥荒的产物，我可能还写了一封信去抗议这种简单粗暴的阐释，这封信从未被发表出来。”半个世纪之后他依然十分关注这个问题。直到1935年他仍希望写一本“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文化进行分析的鸿篇巨制——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艺术中的反映：比如阿拉伯的劳伦斯笔下的帝国主义、弗朗索瓦·维庸诗歌中的宗教、波提切利画作里的颓废情调，以及一个时代审美趣味中蕴藏的各种因素。
艾瑞克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参观另一个展览的文章——《观超现实主义艺术有感》，向他的读者解释了“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想要做的是将非理性体验的强大作用——比如梦的体验——融入艺术中或者将一些并不和谐的因素关联到一起以形成陌生感”。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幽默是富有吸引力的，但“当你看多了这些重复的把戏，就会觉得无聊”。艾瑞克认为不错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只有三位：基里科、恩斯特和毕加索。他不太喜欢米罗，认为他“似乎退化为不断练习色块和画布留白”。除此以外，他还认为马松、曼·雷和包括亨利·摩尔在内的其他几位的作品全都是“荒谬、泛滥和赶时髦的玩意儿”。这些艺术家“对和谐地表达他们的印象毫不上心，研习艺术没有连贯性，满足于躲在弗洛伊德背后”。他更喜欢另一个关于中国艺术的展览，认为宋朝的艺术作品“十分迷人，完美地集中展现了很多我们的文明希望展示但无法做到的东西，虽然它们是如此贵族化，以致许多人被排除在欣赏门槛之外”。艾瑞克的观念明显受到他政治立场的影响，但他对艺术的欣赏却远不受其限制。他的日记里充斥着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长篇分析，试图解释画家个人和他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平衡。他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对过去和当代的艺术已经有了相当广博的了解。
III
政治并不是艾瑞克的全部，他也不仅仅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艺术。他对英国的乡村抱有强烈的热爱。对于在维也纳、柏林和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长大的人来说，接触大自然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体验。“我到乡村去放松自己，”有一次在达特穆尔的廷茅斯和家人一起度假后，艾瑞克写道，“我一点也不想了解大城市和它的文化。”他特别喜欢在位于萨里郡乡村地区的格林森林露营，这个地方靠近霍舍姆，由一位圣马里波恩文法学校的毕业生罗瑟米尔爵士捐赠，他是报纸大亨，有时也支持莫斯利的英国法西斯分子联盟。从短暂的童子军经历开始，艾瑞克就已经对必须整齐地排成一行的扎营方式相当熟悉了。男孩们睡在帆布大帐篷里，一个帐篷可以容纳6个人。他们被分成小组，进行比赛、游戏和探险，包括在乡村之间的跑步比赛。他们也在霍姆伯雷山和克罗斯港之间徒步旅行，还有一个可以随时使用的游泳池。这些活动的重点大部分都是锻炼身体。艾瑞克还开始和堂兄罗恩一起在周末骑车漫游伦敦周边的乡村。1934年夏天的一次旅途中，他俩骑到了北威尔士并爬上了卡德伊德里斯山。1936年4月，他们在斯诺登尼亚山区露营两个星期，全程骑车来回，在帐篷里过夜并登上了威尔士的第三高峰——白雪皑皑的卡纳德戴维德山。
大自然对艾瑞克来说有着重要意义。1935年早春，艾瑞克坐在伦敦家中的书桌前，穿着他的蓝色编织毛衫和法兰绒裤子，突然，他感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
渴望什么？也许是田野，生机勃勃的红色田野，还有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广阔草地；也许是夜里无声无息的树林；或者是浩瀚无边的大海，充满温柔而轻盈的力量，在傍晚映闪着美好的霞光与水波。我想要心平气和地躺下来，轻轻地，在灿烂的太阳底下，深深地沉浸在迷人的阳光中。我不想动，一点也不想，就这样躺着直到睡着，在太阳下，在温暖的草地上。
1935年春，他和罗恩又一次骑车去德文郡和多赛特郡旅行。这个时候罗恩已经开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上经济学的夜校课程，这能帮助他通过管理级的公务员资格考试，从而参与政策的规划与执行。从1935年1月开始，罗恩就在位于邱园的劳工部财政处工作，工资有所增长，罗恩于是从新成立的克劳德·巴特勒公司购买了一辆倒装把手的赛用自行车，此时艾瑞克也扔掉了那辆让他在维也纳和柏林感到难堪的老自行车，设法要到了一辆可以让他长时间骑行的车。
这让他能够充分感受到与大自然沟通时近乎狂喜的情绪，就像他在英国西部旅行时写的那样：
早上，我躺在帐篷里，眼睛半睁半闭，懒洋洋地看着一只苍头燕雀停在头顶一棵山楂树的枝条上。枝条细嫩，微弱的阳光为它的灰褐色染上光芒，使那些就要长成叶子的叶芽更加明显。这只苍头燕雀正在对着天空唱歌，对着海浪那恒久重复的声音唱歌……我对海很着迷，于是扭过头去，看到悬崖周围的海面在慢慢地摇曳，一波波温柔破碎的浪花，绿得如同被打破的酒杯玻璃。阳光所及的海面闪耀着银光，移动着的模糊云影笼罩其上……我的脑袋放空了，只想感受这一切……我们又惊喜又雀跃，还有一点害怕。悬崖、树木、海鸥和云彩，这些让人目眩神迷的斑斓光线、眼花缭乱的色彩和形状的漩涡，既在我们之中，又环绕着白色的帐篷旋转。
艾瑞克后来形容罗恩“热爱大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罗恩就自豪地向艾瑞克展示了他“精心描绘的画作，上面是扬帆的三桅船”。对罗恩来说，骑自行车去海边最大的好处是有机会出海。
在罗恩的提议下，两个男孩在海边一艘拖网渔船上过了一夜，渔船“来自德文郡布里克瑟姆，两个年老的水手慢慢地拉着我们穿过红色的帆篷到船上去，并将小渔船上的渔网和白得发亮的小平底船系到我们船下锚的地方”。
这艘拖船发出轧轧的声音，驶出港口来到托尔湾深蓝色的海面上。阳光灼热地照在深红色的悬崖上，海面如同一面打磨过的钢铁盾牌一样闪耀着光芒。海岸慢慢往后移去，港口、防波堤、悬崖。托基和佩恩顿像蜘蛛一样匍匐在远景中。海鸥滑翔而过，一队队潜水鸟有节奏地扎进海里……波尔特山谷出现在天幕下，在我们身后的海岸线上显得十分开阔。细微的阴影开始在波峰之下显现，或者在涟漪之间的波谷里，因为海面很平静。红色和金黄色的云彩颜色变得更深，在海面上投下颤动的影子。
渔网撒下之后，两个男孩坐在捕捞箱上喝茶、吃巧克力。天色变暗后，托基城“像一只闪着光的巨大萤火虫……灯塔有规律地投射出光柱——两下、停顿，两下、停顿。海面粼光点点，我们的船所过之处有发光的泡沫升起又慢慢飘远，随着船的前进，船舷两边喷溅出绿色的浪沫”。渔夫拉曳着渔网。“渔网一扯就打开了，一大片鳞光闪闪的鱼群挂在网上挣扎扭动。”渔夫对捕获的鱼进行分类，不需要的就扔回海里去。“这样的生活很艰辛，”艾瑞克一边看着渔夫工作一边想，“春夏秋三季的夜晚他们都要出海劳作，冬季的白日也是如此。”他们还必须“在露天市场里用拍卖的方式自己把渔获卖掉，而且运气好坏全靠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买家和拍卖人”。
艾瑞克能很自然地将大自然与意识形态联系到一起，因为世间万事万物作为一个整体，彼此总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对艾瑞克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就像宇宙由它的各个部分组成一样：
世界观（Weltanschauung）是很奇妙的东西。它是宏大的、经过完善和包罗万象的：就像新建大厦里一组高大的钢铁脚手架那样，看上去坚固又完整。或者像18世纪英国公园里那些独自屹立的大树，姿态匀称、修剪规整，树荫下有茵茵草坪，顶上是在阳光中熠熠发亮的宽广树冠。还有树干，树皮粗糙黝黑或者光滑如银的树干，树根向外伸展，树枝挺拔向上——一个和谐的整体，“掌控万物的伟业！”不，它甚至更加伟大，上面这些平凡的比拟都不足以形容。它像无所不容的宇宙，如太空般幽深：从遥远的黑暗到我们头顶天空的瀚海星辰，穿越整个无边深邃、如绸缎般光滑的黑色太虚，直至太阳苍白的光束浮现之处……
最后，他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他承认自己的诗学素养尚不足以如此描绘马克思主义。
虽然艾瑞克更喜欢大自然和英国乡村，但他有时也会欣赏一下冬天里伦敦上空那神秘莫测的大雾。大雾笼罩在城市和原野上空，绵延数公里，充盈着密集、酸性的水蒸气，有时候是白色，有时是黄色，有时是褐色，让人几乎没法看清楚周围。1934年11月19日正逢星期一，大雾让艾瑞克写下了他最早的实验性创作作品之一：
雾气重重，压盖着一切。人们被隔绝了。我在这儿，世界只有方圆10米，此外的地方被白茫茫的雾色完全吞噬。人此刻只能靠自己的本能，感官的敏感程度会扩大、会加深。比如在我走过海德公园的时候，所有的树木都纹丝不动，仿佛尼俄柏一般变成了石像，枝杈伸展着，像一群鬼魂。有雾丝丝缕缕萦绕脚边，沥青马路吐出微弱几不可见的蒸汽，像雪茄燃着的烟。稍远的地方，在大理石拱门那儿，闪闪摇曳着一小片蜂巢状的物体，隐隐约约有许多透着红光的小孔，像一个个小灯笼在舞动。汽车放射出规整的光柱，远远地照着，穿透了雾霾，但车头的灯光还是独力难支，光线消融在雾中，被彻底吞没，只有车的侧灯和尾灯如同泛着幽幽微光的萤火虫（天色渐渐变晚）。影影绰绰的地方意味着有房屋，帕克巷的空气会好一些，至于格罗夫纳或者多尔切斯特那边，谁知道呢。街头的弧光灯在空中一动也不动地径直悬着，像小飞机的旋翼或者木头做的隼鹰，向下投射出阵阵光束，我想到了金色的雨、光之瀑布和光的金字塔、电影片场的探照灯，所及之处都被映照出清晰的轮廓。但雾气在我前方涌动着、翻卷着，又屏障了周围所有的人和景物：我犹如置身于无梦的沉睡、全然的虚空。这雾说不定是伊克西翁和大地上的朱诺在缱绻，但那是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是所谓的田园牧歌般的景象。然后我来到了吉卜赛山火车站：半明半暗之间（我站在露天的站台上），隐约可见的是车站的屋顶，厚重而宽广，像巨鲸背部的一排排脊骨。丝丝缕缕的雾气缭绕着我下方的一段铁路，站台上微弱的绿色灯光在闪烁，几栋轮廓模糊的建筑物呆板地矗立着。在它们后面有一处柔和的灯光（车站大厅）。轨道的另一边有一堵白色的墙，中间是一个光点（信号灯盒子）。我再次感到自己被置于个人宇宙的中心，一个范围只有10米的空间。那些外面的事物全变成了斑驳的星点，轨道和站台地上画的线条是唯一能让我确定的事物。天终于黑了。火车进站，在远处隆隆作响，像雷鸣一般，又像有人将橡木酒桶滚落酒窖。当它急速地渐行渐近时，大雾将这台巨大精妙、能够奏出恢宏完美交响曲、集各部件之和谐于一体的机器，变成了一头黑黝黝的丑陋沧龙。车窗流泻出泉水一样的灯光，颤动着在黑暗中投下一道抛物线。
艾瑞克没有再去更多地尝试这种细腻的描述风格，但这是很好的写作练习。
在私密日记里，艾瑞克也开始进行诗歌风格的实验，和那篇关于伦敦大雾的散文一样，他日记里的所有东西都是用德语写的。他这个时期的诗歌不过是一些宣传风格的口号。他写了一系列不同版本并称之为《资本家之歌》的诗，不过这只是一连串列举资本主义体系之邪恶的句子而非真正的诗赋，后面还接着一段“控诉”，其中资本家的代言人宣扬“战争是美好的，无比美好”“打倒犹太人”“民族的英国”以及诸如此类的口号，而工人则宣告“内战，只有红旗最后飘扬，独自飘扬”。他在读过西里尔·乔德的《巴比特·沃伦：美国讽刺故事》（The Babbitt Warren: A Satire on the United States, 1927年）后写了另一首诗。西里尔·乔德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夜校给非全日制的学生上课，是和平主义者和左翼的工党支持者，但对艾瑞克来说乔德还不够左派，他觉得乔德的这本书有些地方写得很好，但总体来说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调调”。他赞赏乔德关于“人没有创造历史，恰恰相反，是历史创造了人”的洞察。然而他自己写的这首诗是一篇政治宣传口号：里面也有资产阶级式的宣言——“我们让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但并没有取得任何进步”。直到1934年11月末，他才写了一些不再局限于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欢呼雀跃的诗句：自然在“一战”的时候已经被埋葬在西线的帕斯尚尔和凡尔登了，他写道：“我们再也不能歌颂鲜花了。”
他在如饥似渴的阅读中广泛涉猎了英语和德语的文学作品，包括麦考莱的散文、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以及19世纪德国讽刺作家及漫画家威廉·布施的作品，虽然艾瑞克觉得布施“粗俗”并且缺少另一位讽刺作家、诗人和韵文作家克里斯汀·摩根斯特恩作品中的精致感。他认为自己如果留在柏林，对德语文学会有更好的认识。但他的私人图书馆包括了海涅、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的德语诗歌，以及莎士比亚、邓恩、庞德、济慈、雪莱、柯尔律治和弥尔顿的英诗作品。他读过几卷奥登、戴-刘易斯、斯彭德，以及17世纪宗教诗人乔治·赫伯特、理查德·克拉肖的诗作。他的法语水平也足以让他读完一卷波德莱尔。艾瑞克对散文小说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同时代的作品上，他买了一本当时很受欢迎的T.F.波伊斯写的短篇小说集，还读了利翁·孚希特万格出色的反纳粹小说——描写一个德国犹太家庭衰落史的《奥培曼兄妹》（The Oppermanns，1933年），虽然他觉得这本书“太资产阶级情调了！”。他还阅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1931年）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929年）这一类的实验性小说，并将这些小说和当时受欢迎的美国社会主义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作品进行比较。
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吗？他担忧自己会摇摆不定、有所怀疑。说到怀疑，他郑重地补充道：
这毫无疑问是思考能力出色的表现。知识分子甚至可能告诉你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并不如他们（知识分子）那般心智健全。但对教条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做的事情……我要承认：我心存疑惑……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有着知识分子所有的弱点——压抑、复杂，诸如此类。
知识分子毕竟是资产阶级里有能力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那一部分人。（不久之后，当艾瑞克再次读到这篇日记时，他不禁大呼：“天啊，我是多么自负！”）在英国，将自己定义为知识分子很不寻常，更何况这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但艾瑞克觉得还有问题没有解决。而这问题主要是他不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到行动中，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他感到自己只是摆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以掩饰他的“非布尔什维克”行为和对资产阶级习惯的坚持。他承认自己“没办法做出决定干一番事情。需要当机立断的行动时，我能做什么？当我独自一人没有长辈或贤师指引时，我该依靠谁？”。他决定用自己从童子军时代就铭记于心的格言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是：时刻准备着！
IV
在花了很多个晚上和像他父亲一样支持工党的堂兄罗恩·霍布斯鲍姆讨论上述情况后，一个关键问题还是得不到解答：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革命？艾瑞克对英国共产党的运动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它从来都只是英国政治边缘的一个小派系。而且，在英国当一个共产党员实在不算困难或者危险。
德国共产党员害怕橡胶警棍和集中营，但他有一群同志；英国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但他也没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德国人们会说：马克思是一股力量，所以我们要把你送进集中营。共产党人在认识到自身的影响力后汲取了新的力量，自豪地认清了自己确确实实地正在被压迫。但在这儿，马克思只是一个被杰文斯驳斥过的过时经济学家。
艾瑞克感觉到共产主义在德国的确是不容小觑的力量。让艾瑞克得到政治启蒙的地方是1932—1933年的柏林，而不是英国，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一点。德国的大规模共产主义运动在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几次选举中使共产党在帝国议会赢得了100个座席，相较而言，英国共产党当时在下议院根本没有议员代表。况且英国的共产党人拒绝成为一个大政党，并且坚持每个成员都必须是活跃的战斗分子，这个角色是艾瑞克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承担的，毕竟当时他还只是个学生，关注点在学业上。他得出了自己没有机会参加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结论，原因“一部分是克罗伊登基层组织的情况不允许，一部分则是由于英国共产党自身”。
艾瑞克有机会参与的唯一一次大规模运动是由工党组织的。工党由前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但大部分成员是保守派，1931年大选惨败在执政党手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一蹶不振，不过至少工党不要求艾瑞克绝对效忠，绝对效忠这一点他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工党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者”。1934年的“五一”劳动节游行显示出工党运动死气沉沉、令人失望的情形。艾瑞克本来将这次游行看作“也许是除了十月革命周年庆祝之外全年最盛大的节日”，他不但在日记里列举了前一年全世界最伟大的阶级斗争（“里面有一个详细的列表，标题为‘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并标注了这次游行的日期，还自己设法参加了游行。结果他非常伤心。在5月1日这个全世界工人饱含热情地为自己创立的节日里，参加游行队伍的还不足1 000人。
艾瑞克决定更加直接地渗透到本地的工党组织中去“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我打算加入的是工党而不是共产党，”他宣称，“就像军队中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俄国国家杜马里的布尔什维克一样，我打算加入工党，然后尽力宣传共产主义。”为了显示自己的立场没有丝毫妥协，艾瑞克引用了纳粹掌权之前德国共产党准军事组织的口号：“红色阵线万岁！”几天后，从工党分离出去的左翼独立工党推举的候选人——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活动家芬纳·布罗克韦——在厄普顿的一次补选中落败，这让艾瑞克更加坚持他的策略性决定。他批评本地共产党员以及独立工党的成员与工党作对，而不是待在“恶魔的肚子里”。“人们不能光靠喊口号来掀起运动。但英国共产党和独立工党就是光说不做。”很明显，他总结道：“工党需要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否则，英国有变成法西斯的危险（奥斯瓦尔德·莫斯里的英国法西斯分子联盟此前在伦敦的奥林匹亚体育场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上了报纸头条并得到《每日邮报》的大力鼓吹）。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就“必须为一场武装斗争形式的大罢工做好准备”。
艾瑞克向叔叔和婶婶隐瞒了自己立志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目标”。但加入工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当工党诺伍德分部寄信给艾瑞克确认他的党员身份时，西德尼和葛蕾特留意到了信的内容，不太高兴。艾瑞克告诉他们自己准备参加当地分部的一个会议，他们没有批准他去，理由是地方太远了，他需要很晚才能回到家。在一连串激烈的家庭争吵中，严重的危机随之而来。葛蕾特此前已经表示过希望艾瑞克能“成熟起来，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但艾瑞克轻蔑地拒绝了这个提议。现在，他的婶婶明确提出要他集中精力在学业上，不可以被那些她强烈反对的政治运动分心。艾瑞克对自己说他必须“在家庭和马克思之间做选择。但我已经决定了，家庭的纽带，就算是感情最深的那种，也都是资产阶级的情形”。政治和家庭之间的鸿沟是无法跨越了。“古怪的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希望叔叔的生意做得好，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必须反对所有的资本家企业。”艾瑞克的叔叔无疑正是一个商人，一个职业的资本家。
随着争执越发严重，艾瑞克去了当地图书馆查阅监护人可以对被监护人行使哪些权利。他还没有成年（当时成年的法定年龄是21岁），查到的信息也令人沮丧。他必须等到了那个年纪才能根据法律规定获得独立。“要么我待在家里，享受阅读和谈话的自由，要么为了成为政治活跃分子而离家出走。”艾瑞克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通过一份公职养活自己，并在找到公寓之前和朋友们一起住。毕竟离开家里意味着可能会像1914年那些离家的青年一样走向战场。另一方面，他不想伤害叔叔和婶婶。“葛蕾特婶婶为了我哭过——她可千万别再哭了啊！”他因为“对葛蕾特婶婶和西德尼叔叔的尊重”而打消了念头。对，并不是因为他性格软弱。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出于爱？还是出于懦弱？还是两者兼有之？难道共产主义不值得他为之牺牲吗？但他不愿意伤害叔叔和婶婶。“天啊，天啊”，艾瑞克十分痛苦。
在艾瑞克要去开组织会议那天晚上，冲突达到最激烈的时刻，“西德尼叔叔勃然大怒，开始扔周围的东西”，家里“乱成一团”。时间在持续的争吵中过去了，很快艾瑞克就因为太晚而赶不上参加会议。接下来的一周家里的气氛都很紧张。西德尼直到1934年6月8日祝贺艾瑞克17岁生日时才和他说话。艾瑞克被叔叔的举动感动了，但又一次责怪自己性格软弱，对事业缺乏忠诚。“该死！ 该死！该死！为什么我是这种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一个小资产阶级？”他悲叹。“懦弱，是的，就是懦弱！”他面对工人阶级表现得像一个“卑鄙小人”，不能代表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但他感激叔叔婶婶对他学业能力的信心。他承认，西德尼叔叔“相信我”，葛蕾特婶婶则“像母亲一样”。最后，艾瑞克做出了选择：家庭终究要排在政治前头。
艾瑞克的这些痛苦很容易被轻描淡写地归为青少年情感波动的产物，但对他来说，这是决定做一个有信仰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投身成为活动家的人生道路转折点。西德尼和葛蕾特的劝说并不能让他放弃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但这段插曲也形成了另一种压力，将他的参与局限在思想的范畴。实际上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庆幸自己在家里呼吸了18个月的政治“毒气”而依然是个共产党人，哪怕只是个“资产阶级式的布尔什维克”。不管怎样，艾瑞克不久后还是设法参加了一次工党的集会，一位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流亡人士在会上做了发言。他佯称自己在学校“参加完体育运动后”（其实并没有这回事）去找表兄丹尼斯，以此瞒过叔叔和婶婶。但他在会上看到的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触动。“所以这就是工党了，”艾瑞克参加完他的第一次会议后禁不住疑惑，“一群上了年纪的女士和先生。”在一个还在读书的男孩看来，他们或许已经是些老家伙了，但其实大部分人都不过是中年人。“议会制度的形式和规矩”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即使讨论的不是重要话题”。他得出了非常尖刻的结论。“噢，”他不无讽刺地大呼，“无产阶级的先锋，社会主义的伟大建筑师。”让他印象更深刻的是那个发言者，那人呼吁发动武装起义反对法西斯分子与教会勾结、建立独裁统治。同一年早些时候，这些法西斯分子在奥地利和社会主义者发生了历时4天的暴力冲突，并取得了国家的控制权。他还提出，社会主义者一旦取得权力，就要通过枪杆子来进行统治。
1934年10月底之前，艾瑞克注意到共产国际已经抛弃了此前的强硬立场，正式支持在人民阵线中与社会主义政党合作的方针。英国共产党同意不提名议会候选人，因为工党的候选人已经“是够格的社会主义者了”。艾瑞克感觉自己难以判断这项政策的好坏。他此前递交了希望加入英国共产党诺伍德分部的申请。但即便他真的在那时就已经成为一名英国共产党的党员，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为政党做了什么或者参加过什么会议。不过，在1934年11月1日的自治市当地选举中，艾瑞克协助过工党的竞选活动，而他那时已经学会开车，对他的工作应该有所帮助。“我给工党的人开车。选举——又一次新的体验。但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隆重……我有时帮助行动不便的人到投票站去，有时上别人（工党支持者）家去敲门，询问他们是否已经投票”，如果还没有就邀请他们去投票。艾瑞克觉得这个任务并无多少成就感。他在教堂巷遇到了一个极其顽固的投票者，或者更应该说是“拒绝投票者”：
我们敲门，问他：“您投票了吗？”“没有。”“那为什么不投呢？”“不想投。”“怎么会呢？”“太累了。如果明天投的话我会去。”“但是明天就没有投票了，不管怎样，来投一下吧！”“不想去。”“只花您5分钟时间，我们的车很舒服的。”“不想去。”“可是，上帝啊，这可是又一次让您为自己的权利投票啊！”（说话的是我的伙伴N.B，我当时坐在车里。）“不想去。”“确定？”“不想去。”你可以从这件事情中得到自己的结论，那就是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些疲劳、呆滞和有抵触心理的顽固分子中间，引导工人阶级的觉醒，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只是工党，艾瑞克迄今为止遇到的工人阶级成员似乎都对革命缺乏准备，而根据艾瑞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场革命应该是由这些工人阶级发动的。不过至少这次竞选的结果对工党来说是一场胜利，他们在伦敦议会赢得了457个席位，控制了11个地方议会，在其中4个议会里继续保持了人数优势。在属于伦敦自治市的萨瑟克，工党获得了52个席位，剩下的1个席位来自反对社会主义的地方纳税人协会——只有一个非工党席位还保持连任，而且那个席位不属于艾瑞克助选的那个选区。
V
1934年5月5日，表兄丹尼斯来找艾瑞克的时候很不客气地说他是个“头脑灵光的丑家伙”。在17岁这个年纪，艾瑞克就像许多同龄男孩一样，开始关注女孩子。“有一天——如果我这副丑样子也可以的话——我会坠入爱河。然后我又会面临人生的一个困境。”如果他找到了一个女朋友，那么当初面临的家庭与事业忠诚的两难选择，也会换种情况再次摆在他面前。但他某种程度上“迫切希望谈恋爱——当然，他没能找到对象”。搬到英国后，他“几乎忘记了世界上会有受过教育、充满活力的女子，甚至是男子——更别说社会主义者了”。当一个这样的“现代女性”来到家里时，艾瑞克欣喜若狂。但在街上看见的任何年轻女性，不管她富有女性魅力还是长得很普通，都让艾瑞克感觉很美好。然而，他对自己的外貌有一种“自卑感”。“我对自己的外表感到羞愧。这听起来很愚蠢，事实上也的确愚蠢，但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在维也纳时，他第一次从一个镶着镜子的商店橱窗里端详自己的模样：“我真的如此毫无吸引力吗？”“如果我的样貌和现在不一样”，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他承认“我压抑了自己的性欲”。
几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令他更加困扰的事情。某个晚上他路过海德公园的时候，一个正在物色客人的妓女过来和他搭讪。海德公园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站街女聚集地，那里经常有人因为卖淫嫖娼被逮捕。“请原谅我将它写下来，”这件事发生大约一个半小时后，艾瑞克在日记里对想象中的读者说，“因为我是一个毫无经验又单纯的17岁年轻人，从来没有像这样触摸过女人。”
如果不是这么孩子气又缺乏经验，我就不会把这事看得如此认真。但这依然让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隐隐约约的兴奋和摇摆不定——在与她交谈、跟她走的渴望和清楚自己一分钱也没有（以及在我内心深处，不想沾染上梅毒）的自觉之间。一种糅合了巨大恐惧和极度狂喜的感情让我颤抖起来。我知道自己两眼放光。我想说的是，我当时还是隐约记得自己长得丑的。我也知道真实的自己与表现出来的冷漠跟语带讽刺恰恰相反，那时我说话犹犹豫豫，就像在害怕一样……我那故作冷静又禁不住颤抖的声音，带着隐藏的欲望，听起来就像喝醉了酒。我用这样的声音对她说我身上没带钱，口袋是空的……还未彻底走开，我便意识到自己本可以先抓住她，晚些再说没钱的事，那样我好歹能够享受一小会儿。这世界上有我能得到的女人——即使她是为了钱——这个念头让我浑身发抖。用福楼拜的话来说，青涩的岁月是多么哀伤啊（Comme c’est triste, la jeunesee）。
这场遭遇让他觉得相当荒唐，他记下这件事是如何勾出了他的自卑感，并且在回想此事时是如何冷淡而颇具讽刺意味地将之视为“有趣的现象”，而没有对这些女子产生同情或思考她们的职业性质：归根结底他还是太年轻了，或者说对两性关系太无知了。但不管怎样他显然在这场艳遇中受到了困扰，释放了他试图压抑的欲望。
实际上他又到海德公园那条昏暗的小路去走了一遭。“想要再听一次那令人愉悦的‘你好，亲爱的’——妓女们是如此平庸乏味，她们甚至在招徕客人的时候除了像爱情电影里那样问‘需要人陪吗？’就不会说点别的了。”他得出了结论，问题在于自己的理想主义阻止了自己释放本能——虽然他同时提到这一整段插曲唤起了他的性悸动。当艾瑞克离开公园走到街灯下，他有一种再次置身于普通人中间的解脱感。他在维多利亚站上了一列火车，找到车上的一个小隔间开始读博须埃的《路易·德·波旁亲王的诔词》（Oraison funèbre de très haut et très puissant prince Louis de Bourbon），这是一篇写于17世纪、在孔蒂亲王葬礼上的布道。“华兹华斯所说的‘在平静中回想激情’说得很对”，后来他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进行了反思，并补充道，“我真的极其幼稚。”于是他用马克思主义充实自己的头脑，这会是他此前无论如何都未曾体验过的性爱的替代品。
人必须过充实的生活。生命太短暂了，不管是20年还是80年，尽量不要放弃……我拼尽全力去过充实且成功的生活。因此我训练自己从有限的个人经验里尽可能获得最大收获——无论从审美还是别的层面——并从书本里拓宽我的经验小格局……我有自己的“基本观点”——让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而且我想致力于这项事业，我想像潜入海里那样投入其中、沉浸其中。我想要充满激情地热爱这项事业……而这种热爱又是精神层面的。就像爱上一个女人那样。
他觉得通过使自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就能把自己令人厌恶的外表变成一种美德。“我对外部事物的忽视正是我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丑陋而催生的心理反应。”但同时艾瑞克也试着不为自己的外貌而感到羞愧。“我特意去扭转这种想法，并且试着为自己的长相而自豪。”事实上他做了有意识的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像个知识分子。他在专注求知的过程中克服自己的羞耻感，就像之前他通过成为一名共产党人克服了贫穷带来的羞耻。虽然对世界并无多少实践经验，但他知道自己头脑聪明。因此他表现得冷淡、平静、理智，就像一个不带主观感情色彩的观察者。
当然，在阅读和学业之外艾瑞克有些时候也有别的消遣。1934年10月，艾瑞克那此前在柏林从事电影行业的叔叔西德尼带他去了艾尔沃斯摄影棚，摄影棚在豪恩斯洛附近，是一个离伦敦西边不远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些手法出色的电影，包括《笃定发生》（1936年）、《第三人》（1949年）和《非洲女王号》（1951年），会在这里拍摄。艾瑞克注意到片场布景不和谐的地方——一座等比例的西班牙客栈模型，边上是麦克风、探射灯和摄影机，加上片场地面一张格格不入的《每日快报》。他认为电影制作是“一种寄生形式”，抓住现实充分利用，电影里面“没有坚实的基础”。但是电影依然引人入胜，与之相比，英国左翼政治的圈子看起来既沉闷又无趣。总的来说，中欧的政治局面比大英帝国的更能使人兴奋。艾瑞克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在1934年7月初所谓的“长刀之夜”行动中，希特勒逮捕和处决了德国褐衫队的领头人物以及他从前的一些竞争对手。一开始艾瑞克至少是相信了纳粹声称褐衫队图谋叛乱的宣传口径，虽然他很难相信希特勒的两个受害者——前任总理施莱歇和巴本——被卷入了褐衫队的暴动。两人中的前者被枪决了，后者收拾包裹去了维也纳担任大使。他没有犯某些共产党人那样的错误，认为这个事件意味着纳粹统治的终结。事实上，他看得很清楚，对欧洲政治局势更悲观了。他认为西班牙新的人民阵线政府会引起革命或者内战。想到前一年2月，与教会勾结的法西斯在短暂的内战中通过政变镇压了奥地利的人民运动，他希望“别再有第二个奥地利了！”。
暴力和死亡在整个欧洲爆发，不久前发生过一次世界大战，而另一次很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革命和反革命连绵不绝。生活在这样恐怖的年月里，艾瑞克觉得唯一的道德事业就是投身创造美好未来。他和表兄到一个在书店工作的年轻共产党员家里去，这个共产党员的妻子是个秘书，他们还有一个小婴儿。这家人破旧的公寓让艾瑞克意识到大多数人都住得相当普通：“相比起来我们是多么奢侈啊，我这样想的时候觉得很羞愧。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我真的应该比无产阶级都要加倍努力。”接下来的好几天，他都处于一个“狂热布尔什维克”的状态。共产主义事业确实是艾瑞克的全部，但在内心深处艾瑞克知道他永远不可能摒弃其他一切去追随它。未来的唯一希望在于共产主义，因此如果一个人不能“完全投身到摧毁资本主义的事业中，那个人就会是叛徒。结论：我是个叛徒”。
在此期间，他继续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1935年1月，他买了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版，怀着强烈的自豪感把书带回家，添加到他那规模不断扩大的个人图书馆中。“我把马克思这些人的书当作课本，”他写道，“类似于当作一个对数表，也就是说，当我想要分析的事情出现，而我又因为怕麻烦，不想用辩证法的方式去思考整件事的时候，我就会到马克思的书里找找看，这样我手头就会得到一个完整又精彩的分析。”17岁的艾瑞克还是缺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后来才会形成。除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品外，艾瑞克通过读侦探故事来自娱自乐，1935年2月，他还关注了戏剧，读了埃斯库罗斯、博蒙、弗莱彻、查普曼、契诃夫、德克尔、马辛杰、米德尔顿、马洛、奥尼尔、索福克勒斯、斯特林堡、韦伯斯特，另外还看完了斯特恩的《项狄传》（虽然他叔叔想阻止他看）。韦伯斯特的《白魔》触发了艾瑞克的思考，剧作家描述的堕落世界和艾瑞克自己所处的时代不无相似之处。
从T.S.艾略特的文章中，艾瑞克加深了对早期现代英国戏剧的认识。“这个人一直是很有价值的评论家。”但需要完成阅读作业时，他对学校要求阅读的“资产阶级作家”作品感到厌恶（文学作品除外）。他宣称这些作品“全都是浪费纸张”。这就是它们的本质，比这更糟糕的是“资产阶级的宣传”，沉闷、片面又脆弱。当然，根据他的总结，还是有“很多差劲的共产主义作品的。与马克思相比，斯大林也不能算是伟大的作者”——任何同时读过这两位作者的人都很容易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很少有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敢于挑明这一点。资产阶级的作品只有在“把思想引向它可以进一步发展的道路”时才有价值。艾瑞克觉得萧伯纳可以做到这一点，还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华兹华斯和雪莱（主要是他的散文），以及历史学家维诺格拉多夫和其他几位作者。相较而言，即使文笔沉闷如斯大林，也能直接教育读者，因为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艾瑞克认同传统左翼阵营里那些著名的反叛英雄，从在古罗马时期领导了奴隶起义的斯巴达克斯开始，到中世纪的农民起义领袖瓦特·泰勒和约翰·波尔、哥萨克领袖斯金卡·拉辛、平等派、爱尔兰起义领袖沃尔夫·托恩、宪章运动者、新芬党、许多国家的罢工工人，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萨科和范泽蒂，这两人1927年在美国被处决，当时对他们犯下谋杀案的指控在全世界激起了抗议示威。他的德国英雄包括明斯特的新教再洗礼派信徒，1919年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以及20世纪20年代早期萨克森的极左游击战士马克斯·霍尔兹。但是，他强调世界各地皆有英雄，从印度到中国、墨西哥和纳米比亚：“有百万个英雄，上亿个英雄！这难道不比因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而烦恼要来得伟大吗？”只需要想象一下全世界的受压迫者联合起来建设一个更好未来的情景。“天啊，这是多么波澜壮阔的景象！ 啊，我不太可能见证这一刻了，虽然我才17岁，我设想自己能活到40岁。离现在还有23年。但我更可能只活到35岁，对，我不太有机会经历世界革命了。”
他很好奇革命将以何种方式出现。爱尔兰在1916年到1921年间的经验显示，一个组织良好、资源充足的小规模团体，在人民群众不太积极的支持下，仍能在为自由而战时赢得胜利。因此，有必要（就是现在！）召集一群革命者，在体育俱乐部或者类似的地方训练他们，找地方储藏武器，建立有效的情报网络以确保杜绝叛徒，列出需要攻占的重要设施和建筑物。而且，由于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革命才可能成功，因此必须提前赢得无产阶级的支持，这样才能在宣布大罢工后继续组织武装政变。必须炸毁铁路，以阻止政府向动乱地区调派军队。要切断伦敦和其他国家的联系：
要炸了大北路、艾奇韦尔路、大西区、南安普顿、克劳登、A20公路、黑斯廷斯和伊斯特本（的公路）。还要炸毁铁路网络，或者占领它们。炸毁一些铁路桥梁以及控制泰晤士河的交通要道。封锁泰晤士河上游，在小街道上投入战斗小组（战士们）以提供支援。同时，控制电台或者关停它，使用自己的电台。在所有的贫民区设置路障（就像1923年的汉堡、1871年的巴黎和1929年柏林的韦丁区一样），试着去控制工厂以及攻占银行和公共建筑物。切断电报线路和电线，可能的话占领发电站，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就炸毁它们。利用运输业工人的力量封锁公共汽车、电车线路以及尽可能多的街道。当然这不能阻止军队的到来，但可以给他们制造更多困难。
艾瑞克觉得相同的行动可以在英国的其他城市开展。
当然军队的核心成员也有可能投向革命者。但即使这没有发生，政府的武装力量也没办法摧毁那些已经被革命者占领的公共建筑、工厂和银行，等等。最后，一场大罢工会切断军队的供给，使他们在饥饿中缴械投降。“这看起来好像有点儿过分血腥了”，在关于英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少年奇想结尾处，艾瑞克总结道，“但老实说，我并不是出于孩童的冒险乐趣而写着玩的，坦白地说我想了解一场成功的革命是如何进行的，因此尽可能地利用其他革命的经验。”如果艾瑞克稍微想到1871年巴黎公社那被武装力量从外部摧毁的命运，或者1923年汉堡以及1929年柏林韦丁区被警察拆除的街垒，他就不会如此孩子气。很多年后，当他以考察了数十年右翼分子武装政变后产生的悲观态度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时，他认为军官团才最有可能是武装夺权的发动者，虽然那时他依旧认为一场组织良好的人民民主运动可以打败他们。
就像这些奇思异想暗示的那样，艾瑞克觉得自己陷入了乏味的生活中。“我读书、吃饭、思考、睡觉，”他在1935年3月写道，“买书，整天做白日梦。为什么不呢？也许，给自己一点愿望满足感也无伤大雅吧。”他感觉“压根没办法投入到学习中去，天知道期末考试会考砸成什么样子”。他像一个典型的青少年一样漫无目标，不知道应该投身到某种活动中去还是退回象牙塔中。他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渴望有所不同但又不知道这个“不同”到底指的是什么。“我是个聪明人，非常聪明，难道我智力上的天赋只能白白浪费在我一个人身上？”他在文森特·凡·高的思想中得到了些许安慰。阅读凡·高的书信时，艾瑞克觉得自己对凡·高在信中表达的感受颇有共鸣。但他还是因为自己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活跃的革命者这个事实感到沮丧。诗人阿尔蒂尔·兰波让他自惭形秽，因为前者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了自己最出色的作品，而艾瑞克觉得自己在这个年纪里还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与此同时，他继续阅读书籍，在3月初草草读完了莎士比亚的6部戏剧、柯勒律治的《莎士比亚评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和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他在1935年3月最后一周和4月第一周的书单包括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其中的一卷《在少女们身旁》，托马斯·曼的《国王的神圣》以及弥尔顿《失乐园》的头4册，鲍斯威尔《约翰逊传》的前15章，威尔弗莱德·欧文、多恩、霍斯曼的诗歌，德莱顿和蒲柏的书信集，以及让·保罗、戈特霍尔德·莱辛和莫泊桑的作品。他觉得普鲁斯特晦涩难懂，因为他采用了个人化叙事和主观视角。他还读了哲学家休谟的作品、列宁那颇受欢迎的传记和多斯·帕索斯的游记，在帕索斯的游记中他摘录了一句明显让他想到自己的话：“我是一个作者，作者是尽可能置身局外的人。”
在专注学业和考试并扩大了阅读量的几个月后，艾瑞克决定再次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但他不想再和家人争吵。他告诉叔叔婶婶自己要去见表兄丹尼斯，放学后他去看了一场《哈姆雷特》以打发时间，这出剧由约翰·吉尔古德主演，艾瑞克认为他的表演“非常棒”，虽然这位演员更关注角色塑造而台词功力稍显不足。在茶室里坐了一小会后，他就前往参加工党的一个晚间会议。这是一次紧张兮兮的经历：
我抄小路到塔尔斯山去，一路问自己葛蕾特婶婶和西德尼叔叔会不会碰巧把我抓个正着。我把去参加会议这件事件又想了一遍，再次理智地得出结论，我的行为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就算这样，我也还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不对。一个人终究还是要和自己的父母或者监护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对他们撒谎当然不难，而且我也压根没因为对他们撒了谎而自责，但是我更希望可以坦诚地对他们说：我要去参加一个会议，或者要去某人的房子、花园里或别的什么地方……也许我有一点不安，因为我进入会议厅的时候觉得很热，而且还在颤抖。
在这次会议上，艾瑞克对工党的印象并不比上次好。他注意到这个选区在安斯蒂夫人的铁腕统治下，她是“一个友善的老太太，脸色红润，非常快活，但不是社会主义者”。她在宣读新党员名单时特意强调他们必须遵守工党的原则和规矩，“这样才不会有一些头脑发热的人进入党内”。另外，艾瑞克还发现成员们“意见非常一致”。然而这意味着没有什么能够触动他们接受更先进的理念。艾瑞克回到家的时候，他的把戏并没有被识穿。但他以后再也没有去那里。
虽然西德尼和葛蕾特对他参与渴望参与政治充满反对和敌意，这让艾瑞克很气愤，但他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家庭里。他相信这有好处也有坏处。他对婶婶的评价是：
她是传统衰落的受害者，既不能有条不紊地索性保持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氛围，又不确定是否能用现代的教育方式抚养我们，她被困在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她回想自己的童年会充满遗憾，但又没有进行系统的尝试，采用那个年代养育孩子的方式。所以我们是没有家庭熏陶的。严格的传统潜意识在我们家庭里是缺失的。传统已死，我们活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所以理所当然地缺乏对个体的尊重。因此南希和彼得都在“放羊式”地成长，可能以后他们会自学成才，但南希恐怕不太能做到。
艾瑞克觉得有一件事情是西德尼和葛蕾特无能为力的，他们没能想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失败。如果他们生活在40年前，可能会更加适应这社会。
VI
1935年3月31日是周日，艾瑞克和妹妹、叔叔一家人以及叔叔认识的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摄影师一起外出旅行，旅程沿着南部，途经博格诺、亚伦德尔、利特尔汉普顿、沃辛和布莱顿。他们在布莱顿的海边戏水，艾瑞克对海水拍打沙滩的景象很是着迷。他想在几周之后的复活节假期里再和罗恩来一次自行车之旅，但西德尼和葛蕾特觉得他这样很自私，因为家里的其他人在那个时候都不会休假。而且，这会花掉他们不少钱，尤其是复活节并不是艾瑞克的主要假期，只是一个额外的节日假期。艾瑞克提出他们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他的假日计划，为什么一直等到最后一刻才来反对。他们可以把之前花1英镑买给他的睡袋提前作为他6月份生日的礼物。复活节是唯一一段可以让罗恩从工作中抽身的时间，艾瑞克希望叔叔婶婶也能把这段时间当作是他的主要假期，并在夏天外出休假的时候把他留在家中就可以了。这次家庭矛盾的核心在于艾瑞克每个学期都能得到8英镑的奖学金，他把这些钱视作私人财产，放在邮局的储蓄账户里。西德尼和葛蕾特则希望他把所有钱都攒起来，不要拿出来花在假期上。如果艾瑞克能上大学，这些钱就很重要了，还能减轻大学学费给西德尼和葛蕾特带来的经济负担。艾瑞克算了一下，这么一点钱根本不够支付他的大学学费：他需要另一份奖学金，最好是金额比较大的。拿两三英镑出来花在假期上并不是多么要紧的事情，艾瑞克也不打算因为囊中羞涩而停止买书。艾瑞克坚持自己的要求，最后，叔叔婶婶只得让他去度假。
男孩们出发到英国的西南部去，在4月18日抵达索尔兹伯里，然后是沙夫茨伯里和舍伯恩，接下来在倾盆大雨中到达约维尔和克鲁肯。路上几乎没有车，但他们来到西德茅斯的邓斯纳恩庄园旁边的海滩营地时已经全身湿透。接着几天他们放松休息了一下（当然，艾瑞克还是在读书），或者到附近短途旅行。西德尼和葛蕾特心软了，1935年4月20日是星期六，适逢复活节，他们带着南希和彼得，开车南下去看望两个男孩。天气有所好转，阳光灿烂的时候，艾瑞克和罗恩沿着海边散步，爬到周边的悬崖上，或者就在那上面看海。下雨的时候，他们就躺在帐篷里聊天或者读书：艾瑞克坚持读完了马韦尔、多恩、赫伯特等玄学派诗人的作品。“罗恩总是在问关于农业、捕鱼、修路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关于英格兰和生活的情况”。假期快结束的时候，罗恩再次想办法说服几个渔夫把他们弄到了船上。天色刚刚拂晓的时候他们俩就到比尔地区一个燧石建造的村子里去，在清晨6点钟上了船。一开始艾瑞克感到晕船，但海面是平静的，男孩们晒着太阳度过了悠闲的一天，和渔夫聊天，吃他们给的口粮。
两天后，他们骑车回程。中午休息时他们会聊起托马斯·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和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讨论现在是不是准备开战了。在沿着一条显然从罗马时代就有的道路骑行的时候，他们对比了罗马文明和中世纪文明。艾瑞克兴奋地发现了一处叫托尔普德尔的地方，那里在19世纪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争端，产生了工人运动的英雄——“托尔普德尔蒙难者”。在艾瑞克的提议下他们从新森林绕道，在午夜之际到达它的边界位置，那里的道路两边排列着高大的树木。罗恩身着自行车雨披，车头灯投射出微弱的黄光，艾瑞克跟在后面，感到他宛如魔鬼梅菲斯特。偶尔有汽车迎面而来时，他们就会下车以躲开昡目的车灯。凌晨1点钟的时候，他们骑出了森林。“夜晚的魅力消失了。”他们身体疲劳，心情也不好。2点半的时候他们终于放弃继续前进，走进附近的田地，打开毯子睡觉。2个小时后，他们被清晨的鸟叫声唤醒，吃了一点香肠（“从未吃过比这更差的早餐”）接着继续回程。“早上6点的时候，”艾瑞克回忆，“温彻斯特的景色看起来很美丽。”再骑行了几公里后，他们找一片田地打开睡袋，很快就沉沉睡去。11点醒过来后，他们继续骑行，第二天终于闻到了伦敦那烟雾和汽油的味道。“我们晒得黑黝黝的，颇为自豪，”艾瑞克在日记结尾写道，“我们回到了哈里叔叔家。”
艾瑞克很幸运，自行车此前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几个月后，他和堂兄罗恩骑车途经安默森和大米森登去游览奇尔特恩延绵起伏的群山，途中他的自行车掉了链子，没办法复位。幸好两位校友（乔治和“比尔治”）碰巧骑着摩托车经过，他们停下来帮助艾瑞克修好了自行车。“我一直非常钦佩懂得机械技术的人，他们就像守护天使一样降临到我们身边，简直可以称他们为‘机械之神’。艾瑞克那曾经激怒他父亲的不切实际天性伴随了他终生。他每一分钟的空余时间都被用来读书，因此并没有很好地融入叔叔婶婶的家庭。他爱他们，也尊敬他们，但是经常有争执，艾瑞克觉得几乎没有办法和“US”（西德尼叔叔）相安无事地共同生活：“过去这些日子里，我真的努力试着不去触怒他了，但没有用。”一些艾瑞克笨手笨脚造成的琐碎问题，比如掉了一只勺，都会引发一次又一次的争吵。他觉得如果自己独立生活，偶尔才去看望一下叔叔婶婶，会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有这种想法说明他到底还是和别的18岁男孩并没有太多不同。他和妹妹也相处不好，觉得两人井水不犯河水最好。而在南希看来，由于哥哥是优等生所以大家对她的期望也很高，这个事情让她很讨厌。她对学习没有兴趣，经常翘课去本地的电影院看日场演出，不停抽烟和吃甜食而不是学习。艾瑞克和叔叔婶婶的孩子，也就是他堂弟彼得没有太多交流，虽然彼得也住在这个房子里。在青少年时代晚期，艾瑞克的兴趣——艺术、文学、思想、学术、政治——已经在他的世界和南希及彼得所处的那个更加传统的世界之间，刻下了一道永远也不能被填补的鸿沟。
艾瑞克平日骑车去上学的时候会看到工人们涌进工厂或者在他身边骑车，铁路工人赶在路上，即将开始一天的工作。某个星期六下午，他经过帕丁顿车站附近的普雷德街时，有机会观察到闲暇工人阶级的情况：年轻男人穿着廉价的西装，他们的女朋友涂脂抹粉、烫了头发。年老的男子则在酒吧里进进出出。衣服脏兮兮的孩子在沾满煤灰的小巷里玩耍，十几岁的男孩子在试抽他们的第一根香烟。还有年轻人和女朋友挽着胳膊上便宜的电影院去，女孩穿着廉价的裙子，戴着不值钱的珠宝。“虽然他们粗鲁，受生活环境的影响变得野蛮无礼，营养不良又显得病恹恹的，但他们仍然——我指的不是在政治上——比我认识的人更加‘人性化’。”艾瑞克觉得他身边的中产阶级矫揉造作又古板固执：无产阶级更加直接、真诚。他对无产阶级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很奇特，因为他不仅从未与这个阶级有过一丁点个人接触，而且这个阶级的成员他一个也不认识。很多年之后艾瑞克才会遇到真正的英国无产阶级，而当他终于和这些人接触时，他们的文化和道德观念令他万分震惊。
VII
1935年5月10日，西德尼和葛蕾特在伦敦北面艾奇韦尔的韩德尔巷租了一个房子。搬到艾奇韦尔去意味着艾瑞克不得不放弃工党诺伍德分部的成员身份，所以他加入了艾奇韦尔分部，那里全是“住在地方议会公家房子里的工党贵族”。艾瑞克依然是一个与工党组织非常疏离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他断言，“是阶级斗争大戏中的合唱队员。”他们的角色不是参与斗争，而是像在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一样评论它，即使评论的角度远远算不上中立：也许比起埃斯库罗斯式的理想化，更多的是欧里庇得斯式的现实立场。但是，虽然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不能影响角色的行为，20世纪的知识分子却可以有所作为。他的使命是为那些直接参与阶级斗争的人发声，为苏维埃联盟辩护尤其重要。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权必须得到保护，这样它才能最终把革命输出到全世界。正因为如此，“人们必须高度谅解共产国际”。他认为革命者在采取策略的时候要“表现得十分大胆、极度灵活”。这意味着除了采取其他行动，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要与其他政治力量联盟。这个时期，艾瑞克依然笃信共产党的正统观念。1935年他给了堂兄罗恩一本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生日礼物。上面写着：“致罗恩。幸运的话我们会看到写着相同标题的英国故事。希望这一天快点来临，也希望这本书让你的等待不那么漫长。艾瑞克，1935年7月20日。”罗恩还是没有被说服，这本书上没有他的注释笔记，甚至连折角的痕迹都没有，他终生都是工党的支持者。然而堂兄弟俩交谈和讨论的话题也不全是关于政治，除了《简明教程》，艾瑞克还送了一本哈罗德·门罗的诗集给罗恩，门罗是19世纪早期的一位“乔治时代诗人”，他的诗句经常流露出强烈的怀旧情怀。“为了怀念，”艾瑞克在赠言中写道，“也为了展望未来，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选择后者，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太能承受得起前者。但如果我们想纵容一下自己——那好吧，承认我们犯了大错，然后多愁善感一小会儿。希望你不会像我说的那样。”
与此同时，在不间断的大量阅读、对自然的热爱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塑造之外，艾瑞克形成了新的兴趣。1934年，表兄丹尼斯把爵士音乐介绍给艾瑞克。丹尼斯生于1916年11月16日，只比艾瑞克大几个月，因为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他和妹妹，丹尼斯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他认识艾瑞克时已经离开了学校，靠演奏中提琴谋生，此前他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但丹尼斯对中提琴并不太专注，1932年他在伦敦看了一场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演出，这第一次点燃了他的热情，此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听爵士乐并琢磨它。在艾瑞克的笔下，丹尼斯“中等身材，乌黑的头发抹了太多发油，有点嬉皮笑脸，眉毛之间有一道笔直的皱纹，大嘴巴、牙齿不整齐……成天都在咬指甲”。他住在伦敦南部的西德纳姆，“住在他母亲那黑漆漆的房子的阁楼里……房间里有一张大床，几张维多利亚时代样式的椅子，一些包装箱充当临时桌子和储物柜，其中不止一个箱子被他贴上了照片”，这些照片大部分是爵士音乐家的。“留声机放在一个酒桶上，我们靠喝一罐罐加了糖的炼乳以及（吃着）炸鱼薯条来保持精神劲头。”
丹尼斯经常到诺伍德的房子来。他们和葛蕾特讨论谁是世界上最好的小提琴家——是经验丰富的弗里茨·克莱斯勒还是年轻的天才耶胡迪·梅纽因。西德尼和葛蕾特在艾奇韦尔的房子里有收音机，艾瑞克可以用它来听爵士乐；艾瑞克觉得，如果自己不是那样矜持，肯定会为之疯狂。丹尼斯会带来一些爵士乐唱片，在老旧的留声机上播放。夜里他们把一卷袜子塞到留声机的喇叭里去，以免打扰房子里的其他人，然后一边听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一边喝炼乳、抽烟。同时，艾瑞克也不抗拒古典音乐。他听莫扎特并且觉得这音乐触及他的灵魂深处。他认为音乐总的来说是最抽象并且或许是最纯粹的艺术形式，比文学更能表达情感。
1935年3月，丹尼斯带艾瑞克去看了埃林顿公爵在斯特里汉姆舞厅的演出。此前，埃林顿的1933年英国巡演非常成功，音乐会吸引了包括威尔士亲王在内的很多社会名流，因此这次在斯特里汉姆的演出备受期待。艾瑞克和丹尼斯到剧院的时候：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进来（虽然已经很晚了），他们中可能很多都是爵士乐迷，但我们更愿意相信他们不是，因为一个人对热门音乐的热情不被太多人分享是一件好事。我们带着轻蔑的心情穿过那些男人和女孩（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豪华舞厅，这地方看上去像巴比伦宫殿的拙劣复制品）。我敢说我们对漂亮的南伦敦女孩以及她们的男伴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并不是那么骄奢淫逸……埃林顿公爵和他的乐队登台时我们鼓起掌来，我们的鼓掌是持续又盲目的，做好了迎接音乐节奏的准备。顺便说一下，这样听爵士乐是挺傻气的，但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了。我们的目光跟随着每个乐手，每个人的名字和特点我们都知道，看着他们坐下来，我们几乎要因为崇拜而屏住了呼吸。当他们开始演奏，我们如痴如醉地跺着脚，目光依次紧锁在每个独奏者身上。
就丹尼斯而言，他对艾瑞克宣称自己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艾瑞克对此心存疑虑。“如果有哪一个人可以称为绝对的‘非马克思主义者’，那这个人一定是D（丹尼斯），他这辈子都会是一个情绪化的社会主义者，或者类似这样的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希望加强理论掌握，但同时他又想爬进上层阶级……你啊，我的马克思主义者啊！”虽然丹尼斯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成功地点燃了艾瑞克对爵士乐持续一生的热情。
艾瑞克的书存在车库里，但他还是取了一卷波德莱尔出来，他喜欢波德莱尔的诗歌，不仅因为其中体现了对法语语言艺术的精湛掌握，还因为他的诗歌主题比起大自然更多是关于城市生活的。即使诗句中表现的是大城市社会里不好的方面。“追捧妓女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会干的事情。”艾瑞克在日记里写道，也许是他想起了之前在海德公园的夜晚偶遇中感受到的意乱情迷。5月20日，他把所有书从车库拿出来，毫不留恋地将那些他不想要的塞给南希和彼得，这两人无疑对这些书里的任何一本都兴趣寥寥。艾瑞克将他的私人藏书按4个主题整理：政治与历史、文学与批评、自然历史以及杂书。他读契诃夫的书信，这让他“忘记自己活在1935年，希特勒前一天发表了一次演讲，英国国会将皇家空军的规模扩大了3倍，而意大利正威胁要吞并阿比西尼亚”。这段时间艾瑞克读的书几乎都是法国文学，日记里很少提及马克思主义的作品，除了利顿·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名人传》，他也没有看任何历史书。不看书的时候他就到艾奇韦尔湖边散步，在那儿他见过一只很大的猫头鹰，他还会去摄政公园观赏郁金香，夏天则在清凉的湖里游泳。
1935年6月，艾瑞克从法国文学转向浪漫主义，尤其是激进的诗人珀西·比希·雪莱和德国寓言家E.T.A.霍夫曼。同时，他也在读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课本是必须购买的，他买了西塞罗和维吉尔的作品、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王政复辟时期剧作家康格里夫、范布勒、法夸尔和威彻利的剧本，以及17世纪的塞维涅侯爵夫人书信集。他还读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选集。因此，可以或多或少地认为艾瑞克在17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博览英语、法语、德语和拉丁文的书籍了。18岁生日之后，艾瑞克继续扩大他的阅读书目，其中有歌德的书信和维庸的诗集；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歌和约翰·内斯特罗的剧本，这两位前者是不太知名的奥地利诗人，后者则是名声较响的奥地利剧作家；一本讲意大利历史的书，以及一点儿但丁。重读德语诗歌让他感觉很愉悦，在日记里写了很多页读后感。他还在几个星期之内读完了普鲁斯特的长篇巨著《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7月末，他的书单上又增加了萧伯纳、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爱德华·托马斯以及托马斯·哈代。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艾瑞克觉得“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卷社会档案”，但这并不妨碍他欣赏作为艺术本身的诗歌、戏剧和小说。当他开始读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写于1934年的小说《静静的顿河》时，政治和文学的趣味融合到了一起，这“绝对是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是“我知道的第一部成功的社会主义小说”。到了1935年9月，他读的是《智慧七柱》，这是T.E.劳伦斯在“一战”期间协助阿拉伯部落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回忆录，同时，他也继续阅读司汤达，还挑着读了一些法国诗人如兰波和维庸的作品。11月中旬的时候，他买了更多司汤达的书以及伦理学者圣伯夫的著作，还有里尔克和沃尔特·冯·德·沃格尔维德的诗。艾瑞克还读了伊丽莎白·鲍恩在1926年出版的《巴黎之屋》，结果发现这本书“是注水的普鲁斯特，一点原创性都没有”。
1934年12月初，对艾瑞克的才能印象颇深的卢埃林·史密斯建议他申请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奖学金。艾瑞克同意了，虽然他在学校被视为“一种神奇的动物，人们会指着我说些‘看，他比别人懂得多’之类的话”，而艾瑞克已经对此感到很恼火。但是他又写道：“我已经开始想象我在牛津的生活了，我是多么幼稚啊，但这个幻想又是多么令人愉快啊。”1935年7月，艾瑞克参加了高中文凭考试，这是继续申请大学前必须通过的一次考试。他的历史得了一个“优异”，拉丁文也是“优异”，英语顺利及格，法语也是及格，而且“法语口语考试还得到了加分”。他决定把历史作为大学专业，因为他明显擅长这个科目。卢埃林·史密斯全程指导他按要求为大学申请流程做准备，就像艾瑞克后来写的那样，“这对一个男孩来说至关重要，他的家庭里从没有人上过大学，对他来说牛津和剑桥就像西藏一样陌生，实际上更加陌生，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些瑞士探险家写的关于西藏的书”。
可是，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艾瑞克在1935年12月参加的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入学考试，而不是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如果这是因为卢埃林·史密斯最后觉得国王学院出了名的自由氛围比贝利奥尔刻板的保守风气更加适合艾瑞克，那他无疑是正确的。艾瑞克把10月和11月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准备考试上，这段时期，他的“阅读档案”里常常出现的一大批法国小说和诗歌从日记里消失了，但他还是读了海明威关于“一战”意大利前线的《永别了，武器》、霍勒斯·麦考伊讲述美国大萧条时期舞蹈马拉松大赛的小说《孤注一掷》、迈克尔·费希尔的哥特小说《衣冠楚楚》（Fully Dressed and in His RightMind）、一些卡尔·克劳斯的作品和各种侦探小说，这些书都比他以前读的要轻松得多。考试即将到来之际，艾瑞克开始在书单中加入历史作品，不过他并不喜欢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来学习历史事件和日期，他的处理方式更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非历史学家：“我知不知道某个日期并不重要，只要我了解历史发展的主要阶段就行了。”还在学校的时候他就开始总结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主要特征，这个问题将会成为他一生的兴趣。他必须至少学习一些基本的历史常识。学校的学习任务里要求他阅读阿克顿勋爵的《剑桥近代史》、法国大革命研究专家J.M.汤普森的《外国史讲义》（Lectures on Foreign History），以及路德和加尔文的著作。对于阿克顿的书他评论道：“这就是那种差劲的历史书。”
但是在这个阶段，艾瑞克还没有要成为专业历史学者的想法。“我将来要成为——激情洋溢的演说家霍布斯鲍姆、著名的作家E.J.H、冷静又精力充沛的组织者E.J.H，还有哲学家。然后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是如此幼稚，一味放飞自己的想象。”他并没有朝历史或者学术的方向考虑。到了11月，他相信自己已经扩充了英语和欧洲历史的知识，并为考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现在蓄势待发。”12月，他到剑桥参加入学考试并接受克里斯托弗·莫里斯的面试，莫里斯是国王学院的终身院士以及都铎时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专家。莫里斯因其对学生的关怀备至而闻名，他甚至会给准备参加奖学金考试的学生列出一张长长的他们需要阅读的书单。作为一个著名的异见分子，莫里斯对那些观念新颖大学生的欣赏是出了名的，而且他对艾瑞克的评价显然很高，艾瑞克得到了每年100英镑的基础奖学金，大概相当于当时英国国内平均年薪的一半，这份从1936年10月开始授予的奖学金足以让作为学生的艾瑞克轻松维持生活。由于牛津和剑桥在当时的英国人生活中具有很大影响力，因此《泰晤士报》每年都会公布获得这两所学校奖学金的人员名单，艾瑞克的名字在名单中一如既往地被写成了“奥布斯鲍姆”（E.J.E.Obsbawm）。
即使在参加考试之前，艾瑞克的水平就已经超出了霍布斯鲍姆家族的其他人。1935年9月，他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被当作小孩子对待的沮丧、叔叔的紧张不安和家庭生活的乏味无趣。他很期待构建属于自己的人生。“你是个二流人才，”艾瑞克告诉自己，“你在普通人之上，天才之下。你很聪明，但仅此而已。”只是比“普通人”稍好一点而并非有潜力的天才这个自我认知，让艾瑞克感到很失落。只有通过自身努力变得出色，他才能真的超越普通人。就在这个时期，艾瑞克决定停止写日记。他觉得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东西。读自己的日记时，他觉得有些地方写得很不错，但其他部分就太多愁善感（kitschig）和幼稚了。“我把自己的感受塞进这个垃圾箱里，一部分是因为我想摆脱它们，一部分只是为了显示姿态。”他不再需要日记，因为他已经拿到了剑桥的奖学金，并且至少能享受未来3年的自由。他也不再把自己困在日记中，因为他第一次“靠自己结交了朋友，而不是依仗着别人的介绍”。这位朋友叫肯尼思·赛耶斯，可以确定艾瑞克是在剑桥面试中认识的这位年轻左翼分子，他们在这过程中交流了政治理念，这在参加入学考试的学生中很少见，并显然让他们之间建立了联系。到了“二战”时期，他们这段旧时相识的关系将给赛耶斯带去困扰。
此时，艾瑞克有充分理由对未来充满乐观。他现在不再需要过“二手”人生，可以自己直接地体验生活了。当然，他提醒自己，“我生活在20世纪，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我也不会出现对此抱有任何希望的倾向，虽然这样做很困难，但我不会心存一点儿幻想”。但他也跟自己说可能会“懊悔万分地回到从前的生活方式，潦草涂抹言辞激烈的长篇大论、风格练习、批评和一连串错漏百出的文字，然后你也觉得自己看起来十分可笑”。他在日记最后写下的是：“艾瑞克·约翰·欧内斯特·霍布斯鲍姆，一个高大、笨拙、瘦削、丑陋的金发年轻人，已满18岁又6个月，知识面算得上广博，但同时也可能比较肤浅”，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在欣赏艺术或者自然的时候偶尔表现得沉溺感官享受，“自负、对某些人群毫无同情心，但对其他人或者大多数人来说，他自己不过就是个荒唐可笑的人。他想当个革命者，但是目前并没有任何组织能力；他希望成为作家，但既缺乏创造力也没有精力。他怀抱希望，但又信心不足”。艾瑞克对自己的缺点有足够的认识。他认为自己“虚荣又自大，是个懦夫。非常喜欢大自然。正在慢慢忘记怎么说德语”。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再写日记，但在那之前他要和日记说再见了。“日记的写作始于二手体验（很多都是），现在E.J.E要结束这种方式了。从此刻起（就是现在），不会再有日记了。”
VIII
艾瑞克到剑桥上学的前一年，也就是1935年夏末，西德尼叔叔问艾瑞克是否愿意在他去巴黎谈生意的时候跟着去玩几天。9月2日星期一，他们在维多利亚坐上了港口联运火车，9月8日星期天返回。当西德尼忙于参加业务会议和工作晚餐时，艾瑞克开始了一趟兴致勃勃的观光之旅。回到伦敦后他在校刊上发表了这趟旅行的游记，描述了自己在蒙巴纳斯的盖特街散步的情景：
我观察着画廊，每次猜对了画家的名字时都对自己感到很满意。这里到处都是画廊，他们的店铺之间是杂货店，店里有戴着贝雷帽的邋遢年轻人大声叫卖香蕉。这个地方拥挤、肮脏又迷人，置身其间我觉得很浪漫，我必须让自己别太情感泛滥。这里就是蒙巴纳斯，我对自己说，并且觉得如果能住在这里该有多好。
然而他转念一想，不好的念头浮现了：别人告诉过他“这儿有传染病”。于是他继续向前走到卢森堡公园，在那里坐下，看着保姆们聊天、孩子玩耍。在圣礼拜堂他仰望穹顶和柱子：“它们很纤细，就像在黑暗中生长的植物向天空舒展，圣人立像僵硬呆板，在泛蓝的巨大彩色镶嵌玻璃上闪着红的、绿的和黄色的光芒。”在蒙马特他游览了圣心大教堂，“清晨闪烁着浅金色的微光，看上去颜色暗淡，俯瞰着整个巴黎，下面是破败又参差不齐的灰色公寓，楼与楼之间一片片光影似在游戏，薄雾之中的某处是塞纳河”。艾瑞克在地铁里遇到了一个试图和他搭话的人，“但我听不懂他的话，因此很是尴尬”。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蒙马特已经是个宰客的旅游点，“电影院门票非常贵，比英国贵多了”。那里卖的衣服都是一些“廉价又粗制滥造的货色”。坐公共汽车到巴黎郊外去参观的时候，他发现凡尔赛宫也是个宰客的地儿，但他对宫殿本身很赞赏，“虽然有很多美国游客，但镜厅和国王的寝室很棒”。“那里一杯橙汁的价格贵得离谱。”艾瑞克抱怨道。
但是他还有很多经历没写到校刊的文章里去。在游览了凡尔赛宫后，艾瑞克回到巴黎，前往一个很出名的综合娱乐场——巴黎赌场，在得知“女神游乐厅”后，他对那里的演出非常期待。他在日记中吐露：
我期待着妙趣横生的表演，还希望能看到女性的胴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带来的性刺激）。结果我很失望。舞台场景和演员服装都显得华丽俗气，远称不上高雅艺术。表演几乎没有什么风趣之处，因为面向的主要是外省游客。衣着暴露的女演员是我最期待的部分，但也没有多少新意。巴黎赌场里没有哪一出色情场面能比得上我们熟识的美国电影中常见的类似画面。当然，表演会时不时“给你一点刺激”，然而看着一大群表演女郎，你压根没有那样的想法。我以前觉得男性的身体比女性的要美丽。现在我改变了看法。我从未见过任何像那些衣衫半褪的女郎那么美的人或物。在15分钟的时间里，我得以观察各种姿态的女性身体——这比最精美的塑像还要动人。
当然，艾瑞克知道自己没有机会真正地接触巴黎丑恶堕落的一面，这个城市在这一方面相当出名。然而他喜欢看着街道边走过的女人，欣赏她们精致的妆容，同时惋惜她们“没有美丽的双腿”。天黑之后他在城里一些破败的区域游荡，观察站在街角的女郎，晚上的煤气灯灯光微弱，从通向街道的半掩门洞里能窥见光线昏暗的楼梯。“除了天性浪漫的画家，任何人都会觉得这些女子悲伤、疲惫和乏味，我不厌恶她们，只是觉得疲惫。”
即使伦敦更加宏伟，但巴黎比伦敦更加宜居，艾瑞克总结。他爱上了这个城市。从此时起，和罗恩骑自行车兜风度假的时代结束了。艾瑞克为了能在第二年夏天重访巴黎花了大力气。这也是个在政治上令他感到兴奋的城市。巴黎的工人运动是苏联以外唯一能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希望的。1936年5月，人民阵线在法国和西班牙都赢得了大选胜利，在这两个国家分别组成了强有力的左翼政府，包括艾瑞克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这给了咄咄逼人的法西斯主义一记重击。伴随着这场胜利的是左翼阵营中掀起的一波亢奋情绪，对很多人来说这似乎预示着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到来。2个月之后，艾瑞克得以亲身体验巴黎令人兴奋的氛围，因为他获得了伦敦郡议会的一笔拨款，可以在进入剑桥之前到巴黎进行为期3个月的法语进阶学习。
艾瑞克去巴黎的原因很复杂。这趟旅程除了表面上的学习安排，也有助于他克服抑郁的情绪，圣诞节假期之后他在家里陷入了情绪低谷，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时反复。1936年初，与艾瑞克关系很亲密的葛蕾特婶婶胃里出现了一个“像拳头一样大的”肿瘤，医生诊断她的病情已经不能动手术，她在这一年的6月去世。“西德尼带我到老汉普斯特德综合医院去和她的遗体告别，”艾瑞克后来写道，“她的遗体也是我所见过的第一具遗体。”艾瑞克从前会和她聊自己的困惑，甚至是性话题，她给了艾瑞克在父母去世之后十分渴求的母爱。没有她的家庭生活和从前不再一样。在葛蕾特去世不久后去巴黎可以分散他的悲痛，至少艾瑞克是这样希望的。
1936年7月5日，艾瑞克抵达巴黎不久后在给堂兄罗恩的信中写道：
我所在的这个国家，资本家十分仇恨和害怕共产党人，而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其他左翼分子都在期待——十分期待，提醒您，不只是在理论层面——社会主义。我不用再坚持强调这里的氛围对一个即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说是如何焕然一新。天知道他为此煎熬了多久（准确来说是3年又3个月），在一个甚至对“资本”一词都缺乏足够译介的国家里，竭力维持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在巴黎待了12天后，艾瑞克告诉罗恩他已经和各式各样的人沟通过，其中包括“一个失业的共产党员、一个上年纪的共产党员园丁、一个静坐的罢工者、一个工人、一个在电影院工作的共产党员、一个持激进社会主义观点的学生、一个加入了法西斯组织‘火十字团’的学生、我的女房东、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是右翼分子）”，以及他叔叔的中介商（共产党员）。艾瑞克观察了火十字团的一次小型示威，注意到“右翼分子在自己的公寓外面都插上了旗子，帽子上还有表示身份的帽徽”，他还留意了相关的海报和明信片，并阅读了从《共产党人文科学报》到极右的《法兰西行动》等一系列报纸。然而他提醒罗恩，这些都是非常简单化的样本，而如果自己开始在实例不足的情况下大量阅读那些关于法国政治的概述书籍，将会写信告诉罗恩。
艾瑞克觉得巴黎的政治氛围在人民阵线执政的头几个星期里是极其狂热的。前一年里低迷的政治气氛消失了，法西斯政变的危险（主要体现为1934年在巴黎发生的右翼暴动）也已经消退。“共产党人非常自信，”艾瑞克告诉罗恩，“这很令人震惊。当然他们意识到还是有很多困难，但他们很确定——我遇到的那些人甚至还不算是十分狂热的支持者——他们的时代要来临了。‘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了’，就像那个年轻的失业者告诉我的那样。”选举结束后随即而来的一场大罢工争取到了关于改善工作环境的重要法律修订，也就是《马提尼翁协议》，但直到7月还是有一些工人没有回去上班。人民阵线当时正在把很多关于社会福利和文化改革的计划想法付诸实际。艾瑞克觉得“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站在同一阵线”很令人鼓舞，他在和一个园丁交谈之后确认了这一判断。这个园丁把19世纪激进分子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著名宣言“财产就是盗窃”改成了更具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巨额的财产就是盗窃”（la grande propriètè, c’est le vol）。换句话说，是“垄断资本”引起了他的愤怒，艾瑞克认为其他下层中产阶级的观感也是如此。至于法西斯联盟，“从他们衣服上的三色扣眼和玫瑰胸针我可以断定他们几乎都是上层阶级”，他认为其中45%是大学生，35%是上层阶级的妇女，7%是男中学生，12%是商人，也许还有1%是工人。一些持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社此前统计过，纳伊区（城郊的高级住宅区，上流社会人士聚居地）有55%的公寓在窗外悬挂法西斯旗帜，而在工人阶级聚居地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形。
其他危险依然存在。社会党中还是有一些团伙（“可恶的蠢货”）想要把共产党人从人民阵线中驱逐出去，另外，托洛茨基派的“革命掮客”除了想方设法在罢工者中间煽动暴乱外就想不到别的正事儿了。法西斯联盟“装备精良，并且在政府中占据重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需要小资产阶级分子。如果法国的共产党人开始煽动建立苏维埃联盟、消灭私有财产和成立公社，“我们在一两个月之内就会迎来一场得逞的法西斯政变”。避免这条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斗争策略的模范体现，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也许会奏效”，就像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在1917年的俄国经历了种种迂回曲折后，最终还是成功了。那个年轻的失业者向艾瑞克保证武装政变不会有危险，因为法国政府招募的士兵全都是工人，这个事情对艾瑞克有所触动，让他觉得征兵制总的来说是个好办法。至于战争的威胁，艾瑞克承认：“我认为开战的可能性还是像以前一样大，但这里的人们并没有很焦虑。”
1936年7月13日，艾瑞克到布法罗体育馆（巴黎的一个自行车比赛馆）去参加一个集会，他聆听了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对工人们的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在短时间里提出太多要求，否则会像1848年那时一样吓坏中产阶级。那天一直在下雨，但在场的近8万听众毫不介意。
他们坐在体育馆四周的台阶上，天色越来越暗，扩音器传出革命歌曲。在歌曲停顿的那一小会儿，你会在昏暗中听到体育馆的另一侧有人群高喊“让苏维埃政权遍地开花！”，但在听过扩音器的声音后，这喊叫声听起来就像是耳语。然后再远一点儿的另一群人重复这一口号，接着又是另一群人这样做，喊口号的声音好像从一处被抛到另一处，突然大半个场馆一起高喊“让苏维埃政权遍地开花”; 接着口号变成了“释放台尔曼”或者是“处死多里奥”——多里奥是一个变节的共产党员，在大资本的支持下成立了“法国人民党”。集会没有什么纪律可言，人们会离开座位到草坪上去，从近处观看舞蹈或者演说者，然后人流再次回到座位。组织者搭建了一个上方有聚光灯的舞台，这让体育馆其余的地方像一个巨大的碗，碗壁被抹上了一大片在隐约移动的黑色。有从歌剧院来的人唱起了法国大革命的歌曲，唱到《卡马尼奥拉》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始跟着轻轻唱起来。突然草坪上的人拉起手来围成了一个圆圈，开始跳舞。其他人很快也加入了，几分钟之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手拉手在昏暗的光线中旋转、摇摆，此时四周台阶上的人们唱歌的声音越来越大，聚光灯的光束投射在舞台上的歌手身上，紧密地站成圆圈的人们头上有淡银色的光晕。当歌手唱到“我们会打倒他们”这句歌词时，全场超过7万名群众声嘶力竭地高声呼喊起来，围成圆圈跳舞的人也在狂野地旋转。
从集会回家的路上，艾瑞克和其他同志在地铁里继续唱着革命歌曲，直到车厢里的每个人都跟着旋律哼起来，“我们彼此叫嚷着、微笑着，喊着口号向共产党、青年党员和人民阵线致敬。在地铁站我们能听到别的车里传来的歌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7月13—14日法国人在街上跳舞的习俗在艾瑞克看来并不热闹，主要的路口都有安置着小型乐队的棚子，情侣无精打采地跟着音乐有一搭没一搭地跳着舞。这冷清的景象也许是因为天气不好，或者是已经夜深了（艾瑞克觉得法国人比英国人晚睡是个无礼的错误观念）。
一般来说，巴黎的街道要比伦敦的更有活力，但即使是这样，午夜时分街上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有几个没找到客人的妓女、一些从戏院夜场出来的人、少数在夜晚游荡的人，以及一到两个刚在咖啡馆喝完咖啡或酒的人……见的人越多就越我就越确信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城市，有一大群非常普通而且总的来说很有同情心的人民……黄昏的时候，我总能看到门房和小商店主拿出一把椅子，在他们房子或店前的人行道边坐下来看日落，和邻居聊天。此时我想起伦敦的郊区街道和贫民窟以及它们夜里的样子，就不禁打了个冷战。
英国的电影，艾瑞克在上面的描述中插入了一句补充，“更像一种麻醉剂而不是娱乐形式”。虽然在那次集会之后发生了很多令人失望的事情，但这个在自行车比赛场举办的大会对一个19岁的青年来说，是一次如痴如醉的政治体验。这种情形不可能在英国出现，并让艾瑞克充满了此前无处可寻的希望和热情。
西德尼叔叔到巴黎来谈业务，而艾瑞克在夜里外出去看喜歌剧院前的跳舞表演、参观证券交易所和圣丹尼斯门，最后他来到了蒙马特的街道。每个广场上的乐队“细细的音量和演奏的热情都刚刚好”，彩旗横挂在街道的上空，带着红的、白的和蓝的灯泡，不同身份的人们在那里一起尽情起舞。艾瑞克也去试了一下。“我发现实际上跳舞并不需要学会舞步。你要做的就是走到你看中的舞伴跟前，请她跳舞，然后跟着听不太清的节奏移动步子，其他的就不用管了。”人群形成了“一大片摇摆的绚烂色彩，就像有风吹过的花田一样。在人群边缘的男人和女孩们则自己跳自己的，他们踏着节奏，舞动着肢体，低声欢笑。围观的人在人行道边和椅背上打着拍子，脸上也挂着笑容”。艾瑞克从中抽身的时候，最后一班地铁已经开走了，他只能花一个小时走路回去，途中在卢浮宫又停下来跳了一会儿舞。路上他遇到了一群美国学生，这群“快活的大学生”问他7月14日有什么活动，“于是我——一个挺地道的巴黎人——告诉了他们”。凌晨2点半的时候，他终于回到了住处。
第二天是法国国庆日，用艾瑞克的话来说，就是“我经历过最震撼、最精彩、最盛大和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下午”。西德尼叔叔的朋友们到酒店找他们，把他们塞进一辆出租车。接着他们很快地解决了午餐，登上一辆安装了电影摄像机的卡车（西德尼和他的朋友居然被社会党指定为正式的影片拍摄方）。“你能想象吗，”艾瑞克问罗恩，“街上100万人欣喜若狂，在认识到他们的团结和力量时进入了精神迷醉的状态。”他们唱着《卡马尼奥拉》，高喊反法西斯口号，他们还对着一个坐在阳台上的法西斯分子呼喊口号，一面“褪色但华丽”的横幅挂在阳台边沿，这个法西斯分子就像一个罗马元老院成员一样，注视着入侵皇城的野蛮人。人群经过的其他地方，阳台上都悬挂着红旗和三色旗，“成千上万的人，有的在衣服扣眼上系着红花，有的戴着红领带，有的在弗里吉亚软帽上别着徽章或者苏维埃红星。一列火车经过高架桥时，火车司机探出头来举起双拳，列车员和乘客人也都从窗口探出身来，兴奋地高举拳头大喊大叫”。
坐在卡车车厢里，艾瑞克、西德尼和他们的朋友“享受着最好的视野”。他们拍摄了工商联盟的游行队伍，从运输工人到政府职员，还有“穿着蓝色上衣戴着皮革帽子的采矿工”，“他们有些缓缓前进，有些大步前行，步调并不一致”，当他们一边高举旗帜一边唱着《国际歌》经过时，歌声交叠到了一起，“他们一直高举着拳头直到关节都酸痛了为止”。
由退役军人和预备役官兵组成的游行队伍过来了，他们穿着制服，胸膛上佩戴着绶带和徽章，一边整齐划一地踏步前进一边庄严地敬礼。人们朝他们鼓掌并唱起了第17军团之歌（大约20年前，这个军团拒绝攻击罢工人员），还有一些群众举起了拳头。他们的步伐非常一致，队伍里有的人干瘪瘦小、皮肤像褐色树皮一样，也有的人体格健壮、虎背熊腰，看上去很是严肃。伤残军人的队列前方是一个坐在轮椅上、腿部残疾且眼盲的男子，他伸出一只干巴巴的手臂，手掌像羊皮纸一样又黑又干、扭成一团，仿佛刚刚碰到了高压电线。他根本都不能算是握起了拳头，那皮包骨的手像一张变形的网，从毛毯下面呈30度极不协调地支棱出来，好像他正举着一根香烟。
接着是工人方阵中的摩洛哥人、突尼斯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他们举着的红旗上有一个角是绿色的，代表着穆斯林。他们“步伐不大但非常有力”，高喊着“让苏维埃政权遍地开花”，各种肤色的人，从苍白到深棕，有的戴着小贝雷帽有的则戴着土耳其毡帽，他们都时不时举起拳头，“专注的眼神里透着狂热。我从未见过这种景象。如果说那天有什么人表现了极度的热忱，那就是人数大约有5 000的北非人”。游行队伍里有青年共产党员、社会党员、女人、外省人、工人体育俱乐部成员，甚至还有“知识分子和律师”。他们在行进过程中经过看台，上面站着来自社会党的法国总理莱昂·布鲁姆、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以及人民阵线的其他领导成员。布鲁姆讲话的时候，游行的人们举起了拳头，布鲁姆“声音充满了激情，其他领导人接在他后面发表讲话，街上数十万人欢欣鼓舞”。除了那些守卫着看台的人，街上一个警察也没有。那天艾瑞克在凌晨3点45分才回到住所，在参加过1933年早期柏林的共产党游行以后，这是艾瑞克首次体验到如此兴奋狂热的氛围。唯一令这场盛事蒙上阴霾的是佛朗哥将军率领军队发动政变，从而导致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新闻。
IX
艾瑞克在巴黎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爱好艺术的女孩子（他在信里告诉罗恩，两人不是他想象的那种关系），她似乎在纽约的艺术界有一点人脉。两人一起去拜访了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理查德·厄尔策，并从他那里得到了一幅画作，这幅画作是为即将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幕的“幻想艺术、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画展而创作的。厄尔策曾经在包豪斯学院受训和教学，之后搬到了阿斯科纳，然后去了柏林，1932年他离开柏林前往巴黎，在那里认识了萨尔瓦多·达利、保罗·艾吕雅、马克斯·恩斯特、安德烈·布勒东和其他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但那时厄尔策过得很艰难。艾瑞克和美国女孩来到他在蒙特帕斯一栋大楼第6层的公寓时，他们发现厄尔策如“行尸走肉”一般，面黄肌瘦，口袋里一个子儿都没有。和他喝了一杯酒后，他们带他去了一个俄罗斯饭馆填饱肚子。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艾瑞克一不小心就喝掉了一杯伏特加，这个酒他从来没有喝过，酒很烈，他一会儿就觉得自己有醉意了。两人把美国女孩送回家（“我还是能直线走路的”），艾瑞克接着就和厄尔策去了圆顶咖啡屋喝咖啡，那里是出了名的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住在蒙特帕斯的英美知识分子尤其爱去。
艾瑞克清醒过来的时候，厄尔策喝起了白葡萄酒，说自己正在等着“在两扇门外的包厢里跳舞的两个黑人女子，她们会过来喝一杯。他有一会儿似乎很想和其中一个上床，但大多数时候都只是隐隐约约地希望看到她们。每隔45分钟他就会消失一小会儿，我觉得他应该是去抽大麻了”。到了凌晨2点半，“蒙特帕斯那些最厉害的艺术家都出来准备喝个烂醉，同时物色他们的同性恋伴侣或者妓女了”。他们看起来都身无分文，组成也五花八门：一个已经醉了的挪威人，不断引用着莎士比亚的作品；一些俄罗斯人；一个肥胖而欢快的德国艺术家，喝潘诺酒喝得醉醺醺的，向艾瑞克保证自己不是盖世太保的探子；一个戴着单片眼镜的女孩，说自己是个雕刻家；一个驼背的瑞士人；“两个醉酒的加拿大人，很快就被长得最丑的妓女拐走了”；还有一些美国佬和许多没能一一提及的人。外面开始送奶的时候，厄尔策还在“等待他的黑人女子”，他说这会儿回去睡觉已经太晚了，而且他也喝得太醉了。艾瑞克把这位画家留给了戴单片眼镜的女雕刻家，在5点半的时候回家了。
第二天清晨，回想上一晚遇见的人时，艾瑞克对这位德国艺术家和他乱七八糟的生活下了一个悲观的结论，厄尔策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30年代巴黎艺术家的圈子里并不特别，尽管他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厄尔策真是糟透了——理智一点总结的话，他是个快活的波希米亚人。他现在36岁，如果他能活过43岁，我会很意外。他可能会饿死，虽然他更可能因为抽了太多大麻或酗酒而死。他大麻抽得太多，已经没办法再画下去了，因为他那些超现实主义的作品看起来并不好，有一些还很吓人——这倒是在我预料之中。他有画画的天赋，手很精巧、纤细。但是他太懒惰了，而他画画的时候总是吗啡上头的状态，以致除了超现实主义的东西以外什么也画不出来。超现实主义只不过是绘画技巧的练习而已——对摄影作品的模仿，或与之类似的东西，这是一种没有出路的风格。除非厄尔策能够找到一个供养他的美国人或者艺术商，不然他会饿死。他像所有的懒人那样找借口，说自己在找一个理解他的女人，可怜的家伙，但他连花25法郎在蒙特帕斯找个妓女的钱都没有，只能焦灼不安地盯着那些女人。
实际上，艾瑞克认识厄尔策的时候，这位画家刚刚完成了他后来最知名的作品《期待》，在这幅画里，十几个男人和几个女人聚集在山坡上，全部戴着帽子、穿着棕灰色雨衣，背对着观赏者，他们的视线越过山坡前一片阴沉沉的景物，投向乌云密布的黑暗远方。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总监在1935年造访画家在巴黎的画室时买下了这幅画，这位总监说他没能跟厄尔策搭上一句话，画家只是拿出一幅又一幅作品，靠在画室的墙上，直到总监选出他喜欢的那一幅。而且，和艾瑞克的预言相反，厄尔策后来回到德国并参加了“二战”，一直活到80岁，他参加过卡塞尔文献展，获得了几个重要的文化奖章，包括马克斯·贝克曼奖和李西特瓦克奖，并当选为柏林艺术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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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到那位醉酒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之前，艾瑞克一时兴起去买了一张彩票，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中奖了，奖金足够让他坐火车去一趟比利牛斯山区，艾瑞克享受的便宜车票是人民阵线政府为了帮助工人阶级而推出的许多项改革之一。“我觉得这个优惠机不可失，”艾瑞克告诉堂兄罗恩，“回程只要140法郎。”这个价钱还不到两英镑。“我一直想去法国南部。”他在日志里写道。他一路坐火车到了法国的西南角，在火车上：
（他）听到图卢兹人自豪地向陌生人介绍家乡的景色、精神病院、铁路和公路的交叉路口和毒气工厂，有人说：“山在那边。”于是我们全都挤到车窗前，一睹晨雾背后淡蓝色地平线上的比利牛斯山。早晨7点钟，一个穿着法兰绒裤子和卡其布衬衫的英国年轻小伙子，背着沉甸甸的登山包，拿着花了2.75法郎从莎玛丽丹百货买来的手杖，还有两张米其林地图，在蒙雷若下了车。他坐在车站的长凳上，想着接下来要做什么。
他发现便宜的回程票时白天已经过去一大半了（“法国人果然还没学会什么才是好的宣传手段”），所以他没有时间去做详细的旅游规划，甚至连旅行指南都没买。他徒步去了卢尔德，这是一个以治愈力量为噱头的小镇，自从19世纪时圣母马利亚在这个地方对一个后来被封为圣伯纳黛特的女孩显灵后，小镇的水源就被赋予了治愈力量。卢尔德“全靠它的圣人，就像剑桥全靠它的大学或者格里姆斯比全靠渔业一样”。艾瑞克讥讽地评论道。小镇已经完全商业化了。前来旅游的本国人和外国人熙熙攘攘，一排又一排的商店兜售着圣母马利亚的纪念品，电影院播放着宗教影片，小镇夜晚举行火炬游行，病人和残疾人在队伍中不断念着“万福马利亚”，希望病能得到治愈。“极其认真，没错，但说不上虔诚。”
要么住在青年旅舍，要么露营，艾瑞克一路往南步行，朝着比利牛斯山区科特雷镇的方向去。他长途跋涉时遇到了“一个戴着旧巴拿马帽的老农夫”，那人以为他是一个朝圣者或者是穿过边境的西班牙失业者，直到艾瑞克解释清楚自己是个英国人。“我觉得非常难受。我跟自己说我是个傻瓜，为什么要把自己置于这种又累又饿又渴的境地，主要是口渴，嗓子都快冒烟了。”
大约下午4点钟的时候，我来到了一个村子。这类的法国南部村庄有着曲曲折折、尘土飞扬的乡道，粉刷得很简陋的小房子在地上投下短短的浓重阴影，农夫们就在这能很好地阻挡阳光的阴影中坐着打盹。房子要么没有窗户，要么窗户很小，像枪眼一样。做工精良的锻铁（铸铁）大门通向农场，阳光倾洒在每一样东西上，让一切看起来像电影片场一样不真实。但同时，这情景又相当接地气。最后我发现了一张破烂的标语上写着“客栈”。我迫切地想要喝水。客栈里黑洞洞的，很凉快，有五六个人坐在桌子旁。我往四周张望，看到房间里有一张搁板桌子和两把长凳，一个大壁炉上有个锅正在炖着东西，一张客栈老板的床，一只落单的死鸡被放在罩子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放着皮尔酒的广告、塔布杂货店的日历，还有苍蝇似的点点污渍。鸡和小猪到处乱跑，房子很黑。
客栈里的人们讲着当地土语，过了一会儿转向艾瑞克对他讲起了法语。他们开始交谈，艾瑞克问起西班牙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艾瑞克失望地描述，“他们不关心政治，谁有势力他们就拥护谁。”他不由得向对方介绍起英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当然这儿不一样。我们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块土地，但是拥有土地能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从中得到的产出太少，还不如出去乞讨要来的多，我们还可能靠救济金过活。”其中一个男人在干草棚里腾出一块地方给艾瑞克过夜，而且由于他们不被允许接待客人，还让艾瑞克把个人信息写下来交给本地的警察。
两周旅程过半时，艾瑞克遇到了一个年轻的捷克人，他向艾瑞克传授了搭顺风车的技巧。20世纪30年代，汽车还是一种相对新奇的东西，当时搭顺风车比后来容易得多，大部分司机都乐意载人一程。艾瑞克后来回忆，搭顺风车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尤其在我发现如何让中产阶级司机不去讲对莱昂·布鲁姆和共产党人的痛恨后。我只需要算好时机问他们对拿破仑有什么想法，他们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上200公里”。让人失望的是，比利牛斯山区郁郁葱葱、草木茂盛，不像白雪皑皑、雄伟壮观的阿尔卑斯山，即使是高山地带也“缺乏我们这些浪漫主义者乐见的崎岖险峻”。这里的山和威尔士的更像，但是景致更美：有峡谷和瀑布，还有翡翠绿色的小湖泊，草地上的小野花“有白的、黄的、紫的、粉红的，密密麻麻地绽放在灰黄色的山坡上”。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我穿越2 500多米的奥伯特山隘的举动的真是太蠢了，幸好天气不错，因为那儿只有一条标识大体算清晰的穿越道路，而即使是不太危险的山，我的经验也是很少的”）。他到达比利牛斯山东面的时候，景色变得更加壮丽了。山峦绵延不绝，深入遥远的南方，天空在热浪中闪烁着微光。小小的房子都是白色的，道路上布满尘土，荒草丛一片黄褐，而群山染上了灰蓝。他经过“一辆很大的牛车，拉着车的是两头很难看的大白牛，走起来好像蹄子里扎进了刺一样，把路上的树枝踩得嘎吱作响，走得出奇的慢”。人们说着加泰罗尼亚语而不是法语，整个地区让人感觉仿佛置身西班牙，而不是法国。天气太热，艾瑞克没办法在中午11点到下午5点这段时间步行或者搭便车，而且这段时间里人人都在睡午觉。卡尔卡松以南的村镇并没有给艾瑞克留下很深印象，那儿都是横七竖八的田地和树林，被太阳晒得褪了颜色。但阳光透过山脚深绿色的柏树林和路旁成排的法国梧桐照射到地面的景象让艾瑞克觉得很美。小村庄的红瓦屋顶和山丘上的方形小教堂各自形成了和谐又紧密的整体，这让村子看上去与世隔绝，直到你真正走近它们。
艾瑞克觉得被中世纪的城墙环绕的卡尔卡松小镇“好得不像真的……对于像我这样不抱太大兴趣的普通旅行者来说，保存得实在太完整，仿佛被玻璃罩住以守护它的（值得怀疑的）审美价值一样”。实际上，建筑师维奥莱-勒-杜克在19世纪对小镇进行过极其全面的“修复”，为使其中世纪风貌更加逼真，增加了很多不协调元素。这是一处“仿冒的古迹”。只有人们夜晚在家门前轻声交谈的景象还有“尘土和垃圾的味道”才让人感到真实。艾瑞克沿着比利牛斯山继续前进，来到塞尔达尼的一间青年旅馆，这儿已经离西班牙边境上的地中海海岸不远了，他在旅馆里过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决定穿过边境到附近的西班牙小镇普奇赛达，前一天夜晚他在2公里外看到了小镇的灯光。这个镇子坐落在海拔超过1 200米的地方，是无政府主义者为对抗佛朗哥发动的军事政变而夺取的多个西班牙边远小镇之一。艾瑞克向边境的守卫出示了护照，守卫们“让他过关了，但他们很不高兴地警告了我”。艾瑞克沿着“曲折的白色道路”继续向远处前行。
绕过一片灌木丛后，前方太阳底下有一只正在玩耍的小狗，它后面的路中间有一群拿着枪的男人，他们是民兵队员和边境警卫。我走近他们并举起了拳头，他们也对我同样示意。我问：“你好，现在可以到普奇赛达去吗？”一个穿着带拉链衬衫的金发民兵说“不行”并对我笑了一下。他会讲法语，向我解释除非有委员会的书面批准，不然不允许通行。
这是一种“戒严”。艾瑞克只得回到边境线上，搭了一辆便车到马达姆镇去，这是一个刚好在西班牙边境上的公社。
在马达姆，艾瑞克决定再次尝试进入西班牙。“一位法国警官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个章，海关官员对我微笑了一下，我摸了摸衣服的扣眼，看看人民阵线标志上的小镰刀和锤子是否还在。”
我必须一直走300米到（西班牙的）边境站去，那里由几个流氓模样的人把守着，装备着左轮手枪和来复枪。我走在太阳底下，路上除了我没有别的人。我在想如果这些流氓（肯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开枪打我的话该怎么办，他们那样做可能仅仅是出于找乐子，或者是执勤时高度紧张，天知道会有什么原因。（我这没有理由的恐慌。）他们很大可能会打不中我，但我还是害怕得要命。眼睁睁地朝一群仅仅是因为路上没有其他人就能对我开枪的人走去，这种感觉至今还让我心有余悸。如果有一种不丢脸就能打退堂鼓的方式，我相信我当时就会折返。桥上有三四个民兵，我告诉他们我想去普奇赛达。他们用西班牙语交流了一会儿，而后其中一个带着枪的年轻人拿了我的护照让我跟着他走。走在林荫路上，我可以跟你说我没那么害怕了。我们在海关停了下来，我详细解释了来意——用法语——我是一个游客，想利用今天剩下的时间到普奇赛达去，看看那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把帆布背包留在了海关的办公室，一是不想打开它，二是留个抵押的物件，证明我不会去比普奇赛达更远的地方，今晚就会回来。
他得到了通行许可，很快就到了镇上。横挂在上方的衣物装点了狭窄的街道，房子又难看又肮脏。周围都静悄悄的。
但内战的痕迹还可以看得到。艾瑞克注意到停在市集广场上的卡车在装满了志愿者后就开往前线了，控制小镇的无政府主义者执行了西班牙左翼和加泰罗尼亚革命政府的反教权政策，而曾经支持武装政变的天主教教堂这个时候就遭殃了：
我到了一个大教堂前面，这里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门上贴着一个告示：“加泰罗尼亚将军所有。”另一张上面则是：“禁止进入。”小镇所有的教堂和礼拜堂门前都贴着这样的告示。工人们正在拆卸教堂屋顶的石板瓦。我看到一个工人从教堂里推了一车布满灰尘的玻璃窗格出来，把它们靠在墙上，然后用手指尖在最上面的那一块写下自己的名字，我觉得他写的是安杰·洛佩兹，他写完后直起身子端详了一会儿，再次回到教堂里。
艾瑞克继续往前走时，看到了一群武装分子从一个改造成营房的剧场里走出来，他们都戴着黑白相间的臂章，这个标识属于一个简称为CNT的无政府主义者工会。一个会讲法语的年轻民兵指引艾瑞克去了广场上的咖啡馆，那里可以找到点吃的。艾瑞克坐下来点了餐，自我介绍是“一名英国的共产主义者”。他问有没有人能讲法语，一个顾客回应了他，询问艾瑞克是否真的是共产党员，并试图就马克思的无政府主义对手、19世纪俄国革命家米哈伊尔·巴枯宁进行讨论，但没有成功。“当时正是午休时间，咖啡馆里坐满了人，太阳照射在广场白色的地面上。”民兵们有的在四周闲逛，有的和报刊亭里的姑娘聊天。“一个男人走到杂货铺去买了一份很大的西班牙地图，随后一场关于战争的激烈辩论开始了。”这个镇子里全是无政府主义者，艾瑞克评论。“是的，”那个年轻男人回答道，“要知道没有比当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更容易的事了，这是一场消极的运动，是对饥饿和暴政的反应。无政府主义者无比勇敢。”那个男人继续说：“但是他们参加的并不是一场政治运动，这点和共产党人不一样——我认为当没有需要斗争的对象时，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就会消失。”
随意讨论的氛围很快就被终结了。对艾瑞克第一次越境尝试进行阻止的边境警卫举报了他，他被带到了当地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政委面前。“在到处搜寻反革命的好斗群众面前被严加盘问，”他后来相当轻描淡写地记录了这一段经历，“一点儿也不轻松。”最后，艾瑞克在夜里被送回了边境线，武装民兵全程用枪指着他的背，直到穿过边境才作罢。虽然如此，艾瑞克也总算是一路平安无事，毫发无伤地回到法国。他从这段经历中感受到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共和战争中的努力是漫无目的又混乱涣散的，对推动己方取得胜利作用不大。但总的来说他还是被民兵的勇气和奉献精神感动了，他们全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做好了不屈不挠，粉身碎骨（同时也奋勇搏杀）的准备”。在普奇赛达遇到的人们令他印象深刻：
押送我去海关、和那个头发乱糟糟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激烈讨论“权力”本质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年轻民兵；金色头发、穿着厚夹克戴着角质边框眼镜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人员；刚加入民兵队的葡萄牙年轻小伙子；两个一边吃着甜瓜一边谈论左轮手枪和姑娘的工人；一身黑色的革命委员会女秘书；穿着蓝色工装裤揣着一把大左轮手枪的男人是从巴塞罗那过来的特派员，棕色面孔、头发深黑、非常英俊，看起来很有代表风范；帮忙拆除教堂的民兵，从教堂里拿出了两块满是灰尘的玻璃窗格……棕色面孔、表情坚韧狂热的工人、巡边士兵和警卫人员；以及去参加一个在医院死去的民兵葬礼的女人和女孩们。
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斗争精神和决心。但他们要如何才能战胜装备精良、作战专业的国民军呢？按道理说他们其实已经被打败了，因为他们除了“狂热的精神”之外别无他物。“我希望有奇迹发生，让他们取得胜利。”艾瑞克最后总结道。
实际上，控制着小镇的这一群无政府主义分子并非被法西斯分子或者军队打败，而是输给了本地的对手。那里一直存在着间谍、护照造假和腐败现象。镇长安东尼奥·马丁·埃斯库德罗被称为“从马拉加来的瘸子”，他一直以来都对逃往法国的避难者进行敲诈勒索，并在他们交出钱财之后杀害了其中的许多人。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巡逻队通过小镇将从巴塞罗那来的赃物越境偷运到法国去。马丁积极地在边境周边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其他镇的镇长决定要阻止马丁，并开始在小镇贝尔维尔集结军队来对抗他：马丁对小镇发动了攻击，枪战中他和几个跟班被杀。无政府组织的宣传将他塑造为英雄，将实情篡改成他死于政府军对普奇赛达的进攻。这是无政府主义组织控制地区混乱无序的一个例子。艾瑞克在普奇赛达的短暂停留其实比他想的更加危险。
穿过边境返回法国后，艾瑞克在太阳底下等了一小时，搭上一辆从赛尔达尼来的车坐了很长一段路。下一程他等车的时间更长，“不是因为车不停下来——而是真的一辆车也没有”，一个小时也就两三辆车经过的样子，大部分都被小孩和行李占满了位置，没有多余地方给搭顺风车的人。艾瑞克算了一下，第一周里他总共旅行了200公里，基本都靠搭便车，第二周580公里，其中只有15公里的步行。或者换种方式说，6天完全靠步行，5天搭顺风车，2天休息，1天在西班牙。最后，他回到了蒙雷若南边的巴涅尔-德-吕松火车站，从那里坐火车返回巴黎。1936年9月8日，他到巴黎的冬季自行车比赛馆去听西班牙共产党人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演讲，她有“热情之花”的美名，是个著名演讲家。她“是个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脸色白皙的女人，穿着一身黑色”，他写道：“她的声音很低沉，有时候是沙哑的，有时候又很清晰，她演讲时用的是西班牙语，是我见过的最棒的演说者之一。”“虽然听众们几乎都听不懂西班牙语，”艾瑞克后来写道，“我们很清楚她要告诉我们什么。我还记得从我们头顶上的麦克风送来的‘母亲和孩子们’这几个词在空气中缓缓回响，就像黑色的信天翁在滑翔。”他在政治上感到无能为力，无法为危机重重的西班牙共和国贡献力量。“我觉得我们应该待在英国，”他告诉罗恩，“通过保持愤怒来让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念保持完整，等待时机。”而且“当墙头草是不可取的，别的不说，这个立场太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了”。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是一连串的失败和失望——但终有一天会成功”。
与此同时，艾瑞克阅读了马拉美、吉奥诺、佩吉、塞利纳等法国作家的作品，试着了解法国文化中并不为英国人所知的各个方面（比如，那些普鲁斯特的小说里没有反映的方面）。他还读了关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包括革命激进分子圣茹斯特的作品，“一部分是为了在剑桥的学习做准备”。他的未来同学们是不太可能为大学课程做阅读准备的，更何况他读的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法语著作。这段时间里艾瑞克还到巴黎周边进行了短暂观光，其中包括沙特尔大教堂。他对教堂“一开始很失望——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但最后教堂之旅变得很完美”。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美国游客，那人阐释了他关于日耳曼人或者说是条顿民族对文明贡献最大的理论，并开玩笑地称艾瑞克是“你们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你们这些日耳曼人”。“很多人都把我当作英国人，”艾瑞克补充道，“虽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我被当成比利时人、阿尔萨斯人、瑞士人、德国人、西班牙人（！）或者俄罗斯人。”
月底回到英国之时，艾瑞克已经积累了不同寻常的体验，至少对一个即将进入剑桥学习的19岁青年来说是这样。这时他已经能讲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读过大量用这3种语言写的小说和诗歌。他能很好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念和著作，体验过法国流行文化，和一个德国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在一起待了一晚。他和当地人还有其他旅行者一起游历了法国南部，在西班牙刚刚陷入凶险内战时探访了这个国家。他还参加了人民阵线的大游行庆典。也许最重要的是，他深入地学习了历史并出色地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和剑桥的入学考试。他是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成员，也是中学母校里第一个考入剑桥大学的学生。在收拾行李以及为即将开始的现代史课程做准备时，艾瑞克期待着之前在任何学校都未曾有过的求学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