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2012年去世，终年95岁。多年以来他一直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历史学家，作品广为流传。他逝世的消息不仅在英国，甚至在印度和巴西等遥远的国家，都占据了媒体的头条。他的著作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大部分至今仍不断重印，尽管其中一些作品面世已有半个世纪之久。这些作品融合了精准的洞见、睿智的文风、鲜活的诠释和饶有趣味的细节，令数百万读者不忍释卷。仅在巴西一国，他的作品销量就将近100万册，《极端的年代》一书高居畅销书榜第一位长达数周。他的作品不但读者众多，其中提出的诸如“17世纪的整体危机”“传统的发明”“社会性匪徒”“漫长的19世纪”等一系列新概念，也对人们关于历史的思考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书中从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水准到民族主义起源的种种讨论，多年之后依然启迪着新的历史研究。

仅仅作为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凭借其巨大声望和全球影响已值得立传，而他同时也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左翼阵营的重要代言人，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英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他是新工党崛起背后的政治讨论中的关键人物，而他在晚年却对自己曾经的角色感到后悔。2003年当选为巴西总统的卢拉·达席尔瓦及其前任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都曾明确表示艾瑞克影响了他们的思想。艾瑞克在印度和意大利左翼阵营中同样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并不满足于巡游于书房、图书馆和演讲厅之间的那种与世无争的学者生活，多年以来，他都被视为危险的政治活动分子并受到英国军情五处的监控。

这本书的标题名为“历史中的人生”，因为艾瑞克不仅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家，也是20世纪重大历史时刻的亲历者：从1933年纳粹在柏林掌权，到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政府执政后的第一个国庆日，还有同年的西班牙内战；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直到冷战及其后的历史进程。他未发表的书信、日记，以及其他资料，都鲜活地反映了他的生平际遇：20世纪30年代的柏林、伦敦、剑桥和巴黎，40年代的英国军队，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初肆虐的麦卡锡主义，1956年的共产主义危机，50年代末伦敦苏活区的爵士风潮，60年代至70年代席卷拉丁美洲的政治、社会巨变与同期在意大利崛起的“欧洲共产主义”，80年代英国工党内部的政治讨论，以及90年代法国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政治。

这是一部很长的传记，一方面是因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本人高寿，他在90岁高龄时依然十分活跃，求知欲不减，始终关注政治，坚持写作和发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希望尽可能引用艾瑞克的原话来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他是一位文笔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作者，这不但体现在他的专业领域，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他创作的短篇故事、诗歌、自然笔记、游记、政治评论、自述及其他类型的作品数不胜数。不论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还是自己的人生经历，他都知道如何把这些故事讲好。虽然艾瑞克的史学著作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在全世界畅销数百万册，但他的其他作品却鲜为人知。本书中提及的许多资料此前从未发表，其中大部分都十分精彩，值得更多读者关注。

任何试图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立传的作者都无法绕过他的自传——出版于2002年的《趣味横生的时光》。他曾说过，这本书更多谈论的是公共事件而非个人经历。他的朋友伊莉斯·马里安斯特拉斯在读这本自传时曾指出“书里很少提及个人生平”。的确，就如斯蒂芬·科利尼所言，《趣味横生的时光》是一本“有趣的杂糅之作，个人色彩淡薄的自传。比起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内心世界，读者从中了解到的更多是20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因此本传记在避免忽略艾瑞克学术和政治立场发展历程的同时，把关注重点放在了他的个人体验和内心世界上。我这么写是有充分理由的：艾瑞克认为自己的人生在广泛意义上并没有影响或塑造任何东西，他是被自己经历的时代塑造成了这个样子。就像他后来自己承认的那样，他是一个“内心千头万绪、受直觉驱动的历史学家，不太愿意做计划”。这本书会展示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的内心世界是如何被他所处年代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以及他的个人处境、人生追求和激情所塑造的。我尽力不让这本传记和《趣味横生的时光》有太多重复之处，但有些内容的重复无可避免，尤其是关于他早年生活的部分。此外，艾瑞克的自传是一本回忆录，而这本传记的大部分篇幅都基于那些记录他当年思想言行的资料。本书并不试图取代《趣味横生的时光》，而是希望读者能在对照阅读时有所受益、享受乐趣。

我和艾瑞克并非密友，但也相识已久。实际上，我对他太过崇敬，因此无法与他走得太近，因为我知道无论我们谈论什么，他一定知道得比我多太多。我和他远远谈不上观点一致，我一直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很难真正理解共产主义的基本理念，尤其是在深入了解民主德国的社会状况后——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读博士期间，曾就此问题做学位论文研究。但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理解那并不寻常且往往令人感到陌生的昔日世界，而不是加以鞭挞或者一味赞同。我想通过本书把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这个人呈现给21世纪的读者，让大家根据他的思想言行和作品做出自己的判断。

虽然艾瑞克曾卷入很多辩论和争议，但据我所知他并不是一个刻薄或是心怀恶意的人。和许多历史学家或学者不同，他从不“记仇”。他善良宽仁，相信是人就难免犯错。就像我希望在后文中呈现的那样，他热爱生活并且活得十分充实。我读他的作品越多（我的确读过他的绝大部分著作），就越感到他这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历史学家）值得我敬仰，并遗憾未能在他生前与之深交。

在调研与写作的过程中，我欠下了许多人情。其中最重要的来自马琳·霍布斯鲍姆，她一直很支持我，提供了我在别处无法获得的信息和资料。我希望这本书能让她满意。如果不是英国国家学术院的现代史分部邀请我为霍布斯鲍姆撰写人物传记（学院会组织为每位过世成员撰写传记），我不会开始这项工作。拜访艾瑞克和马琳在汉普斯特德的家时，我看到大量保存在顶楼的私人文件，这使我确信这本传记会有充足的材料支撑。艾瑞克和马琳的女婿阿拉里克·班平亲切地指引我查询文件，并不时向我提供他们新发现的材料。艾瑞克的大部分文件都保存在华威大学的现代档案中心，我多次造访时都得到了中心职员热情又有效的帮助。我同时也要感谢位于卡弗舍姆的英国广播公司档案中心、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哈里·兰塞姆档案中心、英国国家档案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档案中心、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档案中心、伦敦经济学院的英国经济与政治科学图书馆、曼彻斯特大学档案馆、曼彻斯特人民历史博物馆的劳工史档案研究中心、布里斯托尔大学图书馆特殊馆藏室、戴维·海厄姆版权代理公司、利特尔布朗出版社档案室、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档案室、美国司法部（接受了我的信息披露申请）、比萨高等师范学校档案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馆藏部、位于巴黎的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档案馆、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维也纳犹太社区档案馆、维也纳费希特纳中学档案室、维也纳城市档案馆，以及同样位于维也纳的奥地利抵抗运动档案中心。由于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基于未曾发表的文件资料，我没有做参考文献清单，同时也尽量减少注释。相关德语和法语资料由我翻译成英文，意大利语资料由格拉齐亚·斯基亚基塔诺翻译，葡萄牙语资料的翻译者则是安东尼奥·克斯腾茨基。霍布斯鲍姆家族目前还在向华威大学现代档案中心提供资料，如需获取霍布斯鲍姆家族的档案资料，或许可以联系档案中心。

利弗休姆基金会授予我的荣誉学术奖金支撑了本书的研究、写作，使我节省了大量时间，尤其需要感谢基金会的安娜·格伦迪在整个项目期间给予我的支持。十分感谢帮助我开展研究的罗伯托·阿斯马特·贝列萨、菲奥娜·布朗、斯蒂芬妮·陈、丹尼尔·考林、夏洛特·福彻、维多利亚·哈里斯、亚尼克·赫伯特、安东尼奥·克斯腾茨基、拉斐尔·克罗皮尤尼吉、乔安娜·朗根布林克、荷莉·麦卡锡、玛丽-安·米德尔库普、爱玛·诺特福什、格拉齐亚·斯基亚基塔诺。我对以下接受采访或提供资料信息的人士致以深深的谢意：朱迪思·亚当森、彼得·阿恰德、约翰·阿诺德、尼尔·阿舍森、莫里斯·艾马尔、琼·贝克维尔、洛吉·巴罗、亨利·贝格霍伊泽、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优素福·卡西斯、杰夫·克洛西克、罗德里克·弗拉德、埃里克·方纳、罗伊·福斯特、帕特里克·弗里丹森、朱迪思·弗里德兰德、马库斯·加斯帕林、爱德华·格洛弗、安德鲁·戈登、莉泽·格兰德、玛利亚-路易斯·赫勒、安吉拉·霍布斯鲍姆、安迪·霍布斯鲍姆、茱莉亚·霍布斯鲍姆、马琳·霍布斯鲍姆、安东尼·豪、布鲁斯·亨特、乔安娜·英尼斯、尼克·雅各布斯、马丁·雅克、艾拉·卡茨尼尔森、郭久亦、丹尼尔·李、乔弗里·劳埃德、弗里茨·卢斯蒂格、艾伦·麦凯、杰里米·马尔凯西、罗宾·马尔凯西、伊莉斯·马里安斯特拉斯、帕特丽夏·麦圭尔、艾伦·蒙哥马利、安德鲁·莫里斯、道格·芒罗、米歇尔·佩罗、理查德·普勒斯顿、斯图亚特·普罗菲特、理查德·拉思伯恩、加里·朗西曼、唐纳德·萨松、帕特·斯特劳德、帕特·塞恩、罗密拉·塔帕尔、基思·托马斯、约翰·汤普森、克莱尔·托马林、洛伊斯·温科特以及克里斯·里格利。我对此处未能提及的、其他接受采访的相关人士深表歉意，我相信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感谢艾瑞克的遗作托管人布鲁斯·亨特和克里斯·里格利，他们允许我在本书中引用其版权范围内的材料。项目开始时，戴维·康纳汀在传记研究方面为我提供了一些睿智而重要的建议。瑞秋·霍夫曼，布鲁斯·亨特，马琳、茱莉亚和安迪·霍布斯鲍姆，还有克里斯·里格利都读过本书的打印稿，并在文稿润色方面提供了很多帮助。我在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编辑——兢兢业业的蒂姆·怀特宁，也做了大量工作。我要向蒂姆以及佐伊·古伦、佐伊·胡德、琳达·西尔弗曼、理查德·柯林斯、丹尼尔·巴拉多和克里斯廷·沙特尔沃思诸位利特尔布朗的同仁致谢，他们的努力使本书出版得顺利而愉快。

我在剑桥的沃尔夫森学院开始写作此书，初稿则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大学草木繁茂、宁静怡人的校园中完成。感谢这两所院校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时间、空间和其他便利。我的朋友们也耐心地听我讲述项目内容，其中特别要感谢尼亚芙·加拉格尔、比安卡·高登齐和瑞秋·霍夫曼的支持。我对克里斯汀·L. 柯顿感激不尽，她读了较早版本的草稿，从专业的角度检查了相关论据，并在写作和研究的全过程中不断给予我帮助。她在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见到艾瑞克后，就对我说未来艾瑞克的传记或许会由我撰写，和其他许多事一样，这件事也被她说中了。

——2018年8月于赫特福特郡巴克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