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坏乐崩的时期

用顾炎武的《日知录》里面的这一段话形容“古今变革之会”可能更为妥帖，“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七国指的就是战国七雄，用它来代指战国。之后他又总结，“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绝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我们可以看到从礼、信这些思想观念，到王的政治地位、等级制度，到祭祀、聘享，到日常政治上的礼制与宗族姓氏的宗族社会传统，再到外交，再到国家之间的信息传递等等，春秋战国的变化是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一句“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不管是国也好，人也好，“无定”两个字体现得特别透彻，各种事物、各种秩序都“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因为过去的陈规已被打破，过去的传统已经更新，而新的传统与新的标准还没有立起来。这是一个除旧而迈向新社会的时代，所以叫作变革时代，它是无定的。

《资治通鉴》对于这一时期的关注点有这样几项。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礼坏乐崩的状况，比如说一开始就说的三家分晋；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变法风潮，比如说商鞅变法；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策士纵横，比如苏秦、张仪的事迹；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依然存在的名士高人，比如说子顺、仲连；它关注的是养士成风的现象，比如著名的战国四大公子；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百家争鸣的社会现实，比如儒法名墨他们的观点碰撞；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武将捭阖，比如说白起他们的杀人盈城。

从这些关注点我们可以看出《资治通鉴》毕竟是一部中国古代的史书，而且是写给皇帝看的，它主要关注的点不是经济史，不是文化史，而更多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史和王者之事、士人之事，关注的是精英塑造的历史，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史学观念里面，就是把精英的历史作为重中之重地强调。

当我们去看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动，可以在《资治通鉴》关注之外，即政治方面的历史以外，看到这段历史的社会变动涉及了方方面面：经济上，由井田制瓦解到小农经济的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度的确立；政治和军事上，由春秋时期的争霸到战国时期的兼并；政治制度上，由春秋时期的宗法分封制到战国时期的专制官僚体制的建立；学术上，由学在贵族到学在民间；社会上，由世袭的社会到一个流动性变强的社会。整个社会变动的方方面面已经超越了我们古人的视野，这也是我们史学在最近几百年来的重大进步。

当我们把视野打开，按唯物史观基本的逻辑思路与基本的解释方式观照这一历史时期，可以看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铁犁牛耕的推广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巨变，井田制的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变化，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阶级的崛起，这是经济基础影响到了上层建筑。当然上层建筑里面也有体现到顶层现象，我们可以看到王室衰微，礼坏乐崩，宗法分封制被破坏。这些变革一方面导致春秋争霸战过渡到战国兼并战，战争变得更加频繁，而另一方面导致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增强，私学开始盛行，由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带来了民间思想文化各家学派的盛行，出现了战国中期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现象。

一言以蔽之，这一时期各诸侯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封建制度的确立是主线中的重中之重。

当我们把目光放到经济方面，这一时期是从井田制到小农经济，也就是说农业决定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基本态势。影响农业发展的因素有生产工具、耕作技术、作物品种、水利灌溉等方面。生产工具是动力，耕作技术涉及土地的运用，作物品种涉及农作物的本体，水利灌溉涉及的是水。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动力，还是水，还是土，都有着重要的变革，当然耕作作物的品种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其他三个方面的巨变也带来了农业的巨变。生产力的发展以铁犁牛耕为代表，它是农业变化的发动机；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就是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那么导致阶级关系的变化是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阶层的崛起。从获得能力到打破秩序，再到获得利益，导致身份演变，这是整个阶级关系的这种变化的一个还原。

只有有能力的人才可能去打破秩序，打破秩序后获得新秩序之下的心理，于是他就要为维持心理而进一步构建新的秩序，这里面就带来了身份的演变。过去的奴隶主贵族摇身一变，成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当然也有跟不上趟的人，他们就倒在了历史的洪流之中。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方面的变化在社会整体变革之中处于基础的地位，经济是社会变革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