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如火如荼的变法运动

各国变法运动是战国时期核心中的核心，它涉及经济政治格局、行政权力、社会阶层、文化学术等诸多方面的变革，经济上由土地的井田制变成土地的私有制，土地由国有变成个人私有；政治格局上由诸侯分封制变成争霸与兼并制并行；行政权力方面由宗法世袭制变成专职职业官僚制度；社会阶层方面由世袭到流动；文化学术方面由贵族到民间，出现了百家争鸣。这些变化如果合成一个词的话就叫作走向帝国。

这一时期由列国向帝国转型的主题就是变法，比如说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还有最著名的秦国商鞅变法。各个不同的诸侯国变法运动遍地开花，形成合力，体现出向帝国转型的历史主题，这股风潮它是由东方的魏国为先开始吹起，然后逐步影响到楚国、齐国，再到西边的秦国。秦国的变法再转过头来去更深一步地影响东方六国。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最终建立起了一套君主专制制度。

这套君主专制制度的三大核心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而这些制度在改革之前是没有的。官僚制度是取代了贵族制度，贵族制度是世卿世禄的血缘政治，家族的高贵是因为上天的神秘性，而官僚制度不是，你是怎么生的不重要，上天的成分也不重要，后天在人间的努力才重要，你的才能决定着你在人间的位置，于是天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进一步的分殊。官僚制度之下，将相开始分立，文武开始分职，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而原来的将相是一体的，文武是一职的。

官员的选拔和任免都听于国君，这样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国君用俸禄供养官吏，也就是说国家是雇用你的，那么国家解雇你也是随时而行的，这样官吏和国家之间就存在一种流动性。官吏想去哪就去哪，想帮助哪个国家就帮助哪个国家，而列国之间也竞争着官吏的使用权。对官吏的考核与监察也加强着君主专制。因为权柄标准都掌握在君主的手中，但是这种标准实际上是由官吏本身去制定的，由官吏本身作为一个体系去考察官吏的个体，由制度去考察个体。

这个时期实行新的行政区划，建立县制渐渐取代了地方的分封制度，这也是中央集权的加强。以法治国取代了以礼治国。

总而言之，这些制度其实是将国家打散，使得由家族组成的国家变成了由个体组成的国家。“法”的推广也是这样的一个途径，因为礼更多的是从宗族内部扩展到全国，它是以一个个大家族作为单位的，家族内部先治家，然后再治国。而法是社会公意的共识，它是面向社会中个体的人，社会的个体化取代了社会的宗族性，这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很深刻的历史认识。

这个时期的宗法分封制被官僚专制取代，一言以蔽之，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从西周时期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春秋时期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战国时期的礼乐征伐则自大夫出。宗法分封制被破坏，“礼坏乐崩”实际上就是家族的血缘政治被打破，而个体的人的自由度与重视度空前加强，整个社会越来越个体化了。个体化的前提当然也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够走向个体化的路径，他们被解放出来了。

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被俸禄制所代替，个人由国为家所把控变为被国所雇用。

按照晁福林先生《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里面的观点，“战国时期君主朝廷中的大臣有许多已经不是名门显贵，而是平步青云摄取公卿者。这样的大臣在朝廷中的位置都由君主好恶而决定，这和春秋时期有很大的不同”。

秦孝公的求贤令里是这样说商鞅的崛起的：“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孝公动用了分封的诱惑去招揽“奇计强秦者”。而商鞅“年虽少，有奇才”，求奇计者遇上有奇才的年轻人。秦孝公当时是二十岁左右，商鞅的年龄也与其相仿，两者碰撞出了火花，而这个火花影响了中国未来的两千多年。

商鞅第一次求见孝公的时候，说之以帝道，讲上古的黄帝神农这些人怎么治国治天下的，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史书说“其志不开悟”。你对人家说这些神话，人家当然不理你了。第二次，商鞅又去见孝公，说的是王道，谈尧舜禹汤是怎么治理天下的，秦孝公也没有听得进去。你对人家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因为要想行王道不是眼前的事，没有个一百年两百年是治理不好这个国家的，至少秦孝公这辈子是看不到成果的，人家青年人一腔热血，就想着赶紧见成果，雪耻辱。然后秦孝公就怪自己手下：你推荐个什么人来，净说这些神话、废话。商鞅和推荐的人说：您别着急，您再推荐一次，这次见大王我保证让他满意。第三次见面，商鞅拿出真本事跟秦孝公说之以霸道，他讲齐桓、晋文这些人是怎么打天下的。这次孝公听来劲了，其意欲用之。可是商鞅讲到高潮的时候走了，想听下次再约（这次我跟你讲真话，但是我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兴致）。第四次，秦孝公赶紧去约商鞅，“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古人是跽坐，然后他一边听一边膝盖就往前挪，不断地靠近商鞅，促膝长谈。谈了好几天都谈不厌，这次真正出现了君臣之间的一种对话。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秦孝公想要强国的迫切性。你讲那些神话废话都没有用，我就要求立马强大，所以坚决性就体现出来了，同时他有雄才，又能容忍看着像人才的人，让他们慢慢地掏出自己真的东西，而商鞅这种做法也一定不是他的迂腐不堪，非要说之以帝道和王道，最后才说之以霸道，而是用帝道和王道去试探他，最后才说真话，然后引出君臣之间的对话，他也在测试秦孝公，想判断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一时的热血上头，还是真正地能够有雄才和容人之量，能够完全地给我信心，去坚决地改变国家，改变天下，秦孝公与商鞅走到了一起碰出了火花。

但是火花在这一时期总会遭到冷水，那么孝公遇上的冷水就是“恐天下议我”。他就怕天下人尤其是他的大臣们不听话，议论纷纷，因为变法就要动利益相关的人群，会遭到很多人的抨击和吐槽，于是这个时期的商鞅说：“疑行无成，疑事无功。”你不要畏首畏尾、疑疑惑惑地做事，是没有能成的，“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我们要洞彻历史的发展趋势。于是商鞅与甘龙杜挚等这些保守派大臣在朝堂上公然地进行了一场孝公面前的辩论。商鞅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我们不要被前贤的东西拘束，我们自己也不逊色于前贤，如果我们要拘束于前贤的礼和法，但是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我们遵循哪一个？时代的变化与我自己的变化都决定了方法的变化。他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尊古不见得好，变古反而能称王，没有不能变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必须按时而变。

这是何等不易的呼声，在那个历史退步观、传统至上观盛行的一个时代，在倒着向前走，眼睛朝后看的时代，商鞅愿意把身子转过来，带着大家一起向着理性指引的前方前进。这是何等自信和坚决，何等的气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在未来的两千多年里成为所有变革者的圣经。

商鞅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他的思想来源多元，成分复杂。他最初的思想背景是卫国的政治传统，卫国本来就有变革的政治传统，他的思想基础是由于他年轻的时候游仕于魏国，吸收了李悝和吴起在魏国河西之地变法的思想与经验，经过了针对秦国特点的取舍和调整，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沃土，当然还找到了跟自己有知遇之契的国君。卫鞅（商鞅是他取得了“商”这块封地后的称呼）为什么在秦国能成为商鞅，是由于秦国的现实要求和他的目标抱负一致，而他本身的流落处境以及用世立功的迫切心情最终促成了这样的一个绝世的火花。

谈到用人，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范睢。范睢主要活跃在秦昭襄王时代。《资治通鉴》里记载，周赧王四十五年，范睢经过千辛万苦，在魏国差点死了，最终来到了秦国。他跟商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曾经在魏国待过而不受重用，遭受凶险最后来到秦国，为王所用改变历史，扬名天下。

范睢第一次见秦昭襄王的时候，昭襄王也很年轻。当时国政主要被他的太后和舅舅所把持着，然后范睢故意说：“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这话就说到了昭襄王的心坎里了。昭襄王屏退众人，跽坐，立起身子，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你能不能跟我多说一说。）他感兴趣了，但是这个时候左右窃听的人很多，范睢先不敢言内事，先言了外事，要看一看“王之俯仰”，看一看大王的心意到底怎么样，于是进了一个计策：“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者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附则韩、魏因可虏也。”他提出“远交近攻”的政策成为未来几十年秦的一个基本的外交国策。王曰：“善。”然后让范睢作为客卿去跟他相谋兵事。

后来随着范睢日益受到重用，他就可以跟昭襄王说一说实话了。他说，我原来在山东六国的时候，只听说过秦有太后，不闻有王，然后又说了很多穰侯和太后的坏话，说他们可能要夺秦王的权。“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这句话完全说到昭襄王的心坎上了。这时范睢已经立下了很多功劳，昭襄王也是把他视作自己的心腹了，在他的鼓动之下废掉了太后，驱逐了穰侯还有其他的党羽，以范睢作为丞相，封为应侯。这是范睢上位的故事。

范睢打击秦国的外戚的势力，同时他也确实是在为自己谋地位，所以他的手法并不是很正大光明，但是达到的效果确实也有利于秦国的强大。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详细记载了这样的故事，他有这样的一段评价（“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灾害，荐白起为将，南取鄢、郢，东属地于齐，使天下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就是说，穰侯对于秦昭襄王有功，对于国也有功劳，“虽其专恣骄贪足以贾祸，亦未至尽如范睢之言”，虽然他有问题，但是不至于差劲，“若睢者，亦非能为秦忠谋，直欲得穰侯之处，故搤其吭而夺之耳。”所以范睢除掉穰侯不是纯心地为秦国去谋公益的，他也是为了自己坐上丞相的位置，“遂使秦王绝母子之义，失舅甥之恩。要之，睢真倾危之士哉”。司马光说，秦王为了权力斗争而把家庭的亲情都铲断是不对的，从这点上看范睢是破坏家族家庭亲情的倾危之士，他对国家是不利的。

以功利视角而言，范睢当秦国的丞相，确确实实让秦国变得更加强大，往走向统一又更进了一步，而且是一大步，他绝对是有功于秦国的，比起穰侯，他的功劳毋庸置疑在历史上要更大，但为什么司马光这么说？这就是不同的站位、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历史评价。司马光是站在为宋朝国君进言的角度之上，而国治始于家治，国乱始于家乱，不能再有家族内部的纷争混乱，不然，这个国家危哉。他是站在一千多年之后，基于他当时所处的现实的评价，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说得是很有道理的。基于司马光那时想对君王说的话，他对于范睢和商鞅有自己的评价，这也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所体现的个人色彩，他是客观地记述史事，然后通过“臣光曰”把个人的色彩单独择出来，而不是糅在史事叙述里，这是他史家本色的精神，也是《资治通鉴》的过人之处，今天我们可能不一定认同他的“臣光曰”，但是我们也能够理解司马光的史家和大臣的两重身份之所在，史家记录史事，大臣通过史事进言，他是既是史家又是士大夫多重身份的叠加，“臣光曰”是司马光的心血所在，也是司马光的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