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根与叶
1
这世上再没有比计算尺更完美的东西了。你用嘴唇接触它时，会感受到经过抛光的冰凉铝材。你举起它迎着光观察时，能在计算尺的每一个拐角处看到世界上最完美的直角。你把它侧向一面，它就能优雅地变身为华丽的细剑，伸缩自如，隐蔽无声。小女孩也能驾驭它，因为握着游标就如手执剑柄。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小游戏和童年听到的故事难分彼此。我的头脑中总是残留着这样的画面：痛苦的亚伯拉罕差一点献祭无助的以撒时，他手里握着的正是一把可怕的计算尺。①
我在父亲的实验室长大，个子较小的时候常在实验凳下玩耍，长高一点后就坐在凳子上玩。这个实验室位于明尼苏达州偏僻乡下的社区学院②，父亲就在那里教授物理学导论和地球科学两门课，教了整整42年。他热爱他的实验室，我和兄长们也热爱那里。
煤渣砖砌成的墙面上刷着厚厚的乳白色半光漆。但如果闭目凝神，你还是能在伸手触摸墙壁的时候感受到粉刷层下水泥的质感。我还记得当初搞清楚黑色橡胶护墙板是用胶水粘贴到墙上的事，因为我用30米黄卷尺测量它的全长时，没在它身上发现一个钉子留下的洞眼。长长的实验操作台容得下5个大学男生肩并肩、面朝同一个方向而坐，黑色的台面如墓碑般冰冷，铸造它的材料仿佛能抵御时间的侵扰、不受酸灼锤敲（但别试图这么做）的影响。操作台结实稳固，你可以放心地站在它的边缘，岩石也无法刮伤它的表面（但别试图这么做）。
一排排操作台等距排列，上面整齐地分布着一组组银光锃亮的喷嘴。它们亮得不可思议，你得使尽全力才能将把手拧开90度。当你拧开标有“煤气”字样的喷嘴后，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它们还没通煤气。但如果拧开“空气”喷嘴，一股轻快的气流就会喷出来，惹得你想直接用嘴吸取（但别试图这么做）。这个地方洁净、空旷，但每个抽屉里都摆放着磁铁、电线、玻璃、金属，琳琅满目。它们各有各的用处，你必须理清楚。门边的柜子里有pH试纸，它类似魔术但更胜一筹，因为它能在展示奇妙现象的同时解开其中的谜团。卫生间里的液体是一口痰、一滴水、一滴沙士③，还是一点尿液？你会发现，pH试纸会因为其酸碱度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但血液不行，因为血的颜色会盖住试纸（所以别试图这么做）。这些不是孩子的玩具，它们是成年人的正经工具。可是，我父亲拥有一大串实验室的钥匙，所以我是个享有特别待遇的孩子，只要跟着他去实验室，就可以在任何时候玩这些设备。因为我向父亲提出请求时，他永远不会，也从来没有说过不。
在我记忆中那些黑暗的冬夜，父亲和我仿佛拥有了整幢科学大楼。我们就像国王和他尊贵的王子，信步其中。这座城堡占据了我们的全部心神，再无暇顾及冰封的王国。当父亲准备第二天的实验课时，我会跟在后头检查每一组预备好的实验用具，保证每个大学男生都能轻松地按照设定好的步骤完成实验。我们全神贯注地放置设备、维修故障，父亲教我如何有所准备地把东西拆开，观察内部的运作机理，这样它们坏掉的时候我就能修好它们。他教导我说，弄坏东西没关系，不会修才丢脸。
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开始走回家，这样能确保我九点前上床睡觉。我们会先在他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停留一会儿。父亲的办公室朴实无华，我为他做的陶土笔筒算是唯一的装饰。我们在这里取下大衣，戴好帽子和围巾，还有母亲为我织的那些她年少时没有机会拥有的穿戴。因为父亲会把我们写秃的铅笔一一削尖，所以当我把穿了两层袜子的脚塞进厚实的靴子时，我会闻到温暖、潮湿的毛线混合着刨花的味道。他会利索地系好大外套，戴上鹿皮手套，并让我自己确认头上的帽子是否捂严实了两只耳朵。
父亲总是一天中最晚离开大楼的人。他要在过道里走两遍，一遍确保所有通向外面的门都已锁上，一遍关掉所有的灯。灯一盏盏地熄灭，我小跑着跟在他身后，逃离紧随而至的黑暗。最终走到后门口，父亲会让我伸长手拉下最后一排灯闸。我们走出去，他拉上身后的门，检查两遍，确保门已落锁。
于是，我们被门隔绝于外，一头扎入严寒。我们会站在卸货码头，仰视冰冻的苍穹，极目宇宙寒冷的尽头。我们会看到那些许多年前射出的光，它们来自热得无法想象的烈焰，今天仍在星河的另一端燃烧。人们曾以星座命名我头顶的星星，但我全部不认识，而且从未问起过它们的名字，尽管我敢肯定：父亲知道每一颗星星的名字和它们背后的故事。从很久以前开始，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习惯：3公里的归途，我们不发一言。沉默相伴是所有北欧④ 家庭自然而然的相处模式，也许是他们最擅长的。
父亲工作的社区学院位于我们家乡小镇的西端，小镇横跨6千米，两头各有一个货车站⑤。我、三位兄长和父母一起住在主街南段的一座砖房里。20世纪20年代，父亲就在此以东4个街区的地方出生；到了30年代，母亲也在此以西8个街区的地方长大。从这里往北走160千米才能到达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⑥，向南走8千米就可抵达艾奥瓦州（Iowa）的州界。
回家的路穿镇而过，途中会经过一家诊所。正是这里的医生帮母亲接生，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也正是这位医生时不时地为我做咽拭子测试⑦，检查链球菌感染。继续沿着这条路走，还会经过水蓝色的水塔，这是全镇最高的建筑；接着会经过一所高中，这里的老师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我们还会从长老会⑧教堂的屋檐下走过。就在这里，1949年的主日学⑨野餐会上，我的父母开始了第一次约会，之后于1953年结为夫妇，1969年带我施洗。每一个周日上午，我们一家都在这里度过，周周如此。而那些冬夜，父亲会把我高高举起，让我掰下粗壮的冰凌。我们继续走着，我会把冰凌当冰球踢，每走十步，它都会“叮”的一声撞上路边夯实的雪堆。
我们走上铲过雪的步道，走过保暖条件良好的私宅。住在里面的人家毫无疑问也共享着一种沉默，就如我们。每幢房子里住的都是我们认识的人。从还坐在婴儿车里到参加学校舞会，我和那些男孩女孩一起长大，而他们的父母也是我父母的儿时玩伴。我们已记不清何时相识，即使家教使然的寡言让我们对彼此知之甚少。一直到我17岁去外地求学，才发现世界上竟满是陌生人。
一头怪兽在小镇的另一端发出疲惫的叹息。听到它，我就知道时间已指向8点23分，火车正离开工厂，夜夜不辍。我听到巨大的铁制刹车紧了又松，一列空车皮开始向北曳步，驶往圣保罗市⑩，在那里装满10万升卤水。火车会于第二天上午返回，这头筋疲力尽的怪兽又会长叹着卸下重担，把卤水注入深不见底的盐池，为工厂永不停息的咸肉生产提供原料。
铁轨南北走向，把我们的小镇切出一角，而坐落在这个角落里的，可能是美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屠宰场。每天都有近两万头牲畜被扔进这里的屠宰流水线，加工成食用肉类。
我家是少有的不直接受雇于这家工厂的家庭，但祖上却有很多人在那里工作过。我的曾祖父母和外曾祖父母加入了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挪威移民潮，他们几乎就像这个小镇上的每个先民一样，从挪威奔赴美国明尼苏达州。而我也像这小镇上的每个居民一样，对自己祖先的了解仅限于此。我怀疑，如果他们在欧洲那边一直生活得好好的，就不会移民到地球上最冷的地方，还干杀猪这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去追问以前的事。
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祖母和外婆，她们在我出生前就已去世。我的祖父和外公分别在我4岁和7岁时过世；我记得他们，却记不起他们可曾直接和我说过话。父亲是家中的独子，但我猜测母亲应该有十个以上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些我从未谋面。我们家和舅舅姨母家几年才走动一次，就算他们有些人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小镇也是如此。我的三个兄长一个接一个长大、离开，我也未曾留意，因为我们可以好几天都找不到话说，这种状态对我们而言稀松平常。
北欧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在自己和家人的情感联系上制造鸿沟。这鸿沟由来已久，而且日益加深。你能想象在这样的文化中长大吗？你不可以过问任何人任何关于他们自己的事。“你好吗”事关个人隐私，你没必要回答。你被教导永远要等着他人先提自己的烦恼，同时不要向他人提及自己的烦恼。这一定是古老维京时代⑪孑遗下来的生存技巧。在那些黑暗的漫漫凛冬，各家临近居住，物资紧缩，长期闭口不言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牺牲。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以为全世界所有人都像我们一样，所以，我走出家乡后曾感到过困惑。我遇到很多人，他们可以轻轻松松地嘘寒问暖，可这点滴温情，我却长年求而不得。于是，我不得不学着在另一个世界生存，这里的人是因为不认识才不说话的，而不是因为认识才沉默。
等到我和父亲穿过第四大街（或者我父亲口中的“肯伍德大道”，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孩提时代就认识这些街道。很久之后，这些马路才被重新编号，所以他从来都不用这些新名字），我们就可以看见自家宽敞砖房的前门。这座房子正符合母亲年少时梦寐以求的模样，父母婚后用了整整18年时间才存够钱买下它。我走得很快——要赶上父亲得费些力气——即便如此，我的手指还是冰冷，我知道，等暖和起来，手指一定会疼。一旦气温降到零下某度，世界上再厚实的手套都不能温暖双手，所以我很庆幸马上就快走完这段路。父亲用手压下重重的铁门把，用肩膀顶开橡木制的前门。我们走进家门，走入另一种寒冷。
我在玄关坐下，先褪下靴子，再脱去外套和毛衣。父亲把我们的衣服挂进加热的壁橱，我知道，明天一早出发上学时，等着我的会是温暖、干燥的衣物。我可以听见母亲从洗碗机里拿出餐具的声音，还有她把餐刀扔进抽屉，再一把关上时的那阵“丁零当啷”。她总是在生气，我却从没想通过其中的缘由。小孩子特有的自我中心主义让我确信，她是对我说的或做的什么不满。于是我就对自己发誓：从今往后，我要更加谨言慎行。
我爬上楼，换上绒布睡衣，躺上床。我的卧室朝南，正对着一个结冰的池塘。天气足够暖和的时候，周六一整天我都会在那里溜冰。地上铺着灰蓝色的羊毛地毯，墙上贴着颜色互补的粉红色墙纸。房间最初是为一对双胞胎女孩设计的，所以有两套嵌入式的桌子，两张嵌入式的梳妆台，所有东西都是两套。在难以入眠的夜晚，我会坐在窗边的位置，用手指追索窗玻璃上羽毛状的冰花，我会试着不去看另一扇窗前的空位，那里本该坐着我的姊妹。
我的童年记忆中充斥着寒冷和黑夜，这并不令人惊奇。毕竟在我成长的地方，每年有9个月都能看到积雪。沉入冬海，再浮出冷冬，这构成了我们的生活韵律。当时还是孩子的我，以为夏日逝去的时候，全世界所有人都会瞩目观看，并对其重生充满信心，因为它一次次地通过了冰雪的考验。
每年我都看着：九月新雪初降，冬意未形；十二月白雪吹积，冬寒渐深；二月末冰封雪冻，一片苍茫；四月霰雨刺骨，广袤大地如施清釉，玉琢瓷滑中谱就冬之终章。我们的万圣节和复活节服饰，都被缝制成可以再套一件滑雪衫的式样，圣诞节期间更是穿得里三层外三层。而关于夏天的日常，与母亲一起在园间劳作的场景，最令我记忆犹新。
明尼苏达的春天突如其来。冻土会在某一天忽然向太阳服软，于是冰雪消融，浸湿海绵般的土壤。第一个春日，你只消把手插进地里，就可以轻松抓起大捧大捧松软的土块，就像抓了一手还没烤好的巧克力蛋糕。你能看到胖头胖脑的肉色蚯蚓在土里蠕动翻滚，撒着欢儿地钻进钻出。明尼苏达南部的土壤中没有一点黏土，而是如一整张肥沃的黑色地毯，盖在构成这方水土的石灰岩上；虽然这里不时地被冰川侵蚀，但的确经历了1万年的风霜。它比任何预施肥料的花盆土都更肥沃，而且根本买不到；不用浇水也不用施肥，往明尼苏达的菜园里种什么都能长，雨水和蚯蚓会提供作物所需的一切。只是生长季太短，因此，不能浪费一点时光。
母亲对她的菜园只有两点期望：高速和高产。她偏爱像厚皮菜、大黄这样抗性较好的强健蔬菜。它们的确值得倚赖，产量很高，随收随长。她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照料生菜、修剪番茄。她会种植萝卜和胡萝卜，由它们在地下安静生长、自给自足。她就连种花都要挑那些能吃苦的种类：芍药——高尔夫球大小的花苞辐射出片片花瓣，膨胀成卷心菜尺寸的硕大桃红；卷丹——皮糙肉厚；有髯鸢尾——年年春天都会从地下茎中抽出粗壮的花葶，没有一次失败。
每年五一，母亲和我都会一粒粒地播种，一周后挖出那些没有发芽的种子，换一批新的重新播下。六月底，作物的生长步入正轨，围绕我们的这片小天地绿意盎然，简直让人再难以想象它们还是不毛之地时的模样。到了七月，这些植物的叶片蒸腾水汽，使得空气一片氤氲，头顶的电线哔剥作响。
令我记忆最深的不是菜园的气味，也不是它的样貌，而是它的声音。你也许以为我在说胡话，但在美国中西部，你真的可以听见植物的生长。甜玉米长得最快时，一天能蹿高2.5厘米；为了配合长个儿的速度，它的外皮会稍稍移位；因此，如果你在一个静谧的八月天站到一片玉米地的中央，就能不断地听见此起彼伏的“沙沙”轻语。当我们在菜园里锹土时，我能听见蜜蜂懒洋洋的嗡嗡声，它们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在花间穿梭；主红雀叽叽喳喳的，这些小气鬼是在嫌弃我们的喂鸟器；还有我们把花锹插入土壤时发出的刮擦声；以及，附近工厂每天中午响起的威严汽笛声。
我的母亲相信，每一件事的做法都有对错之分。做错了就从头再来，而且最好再多做几遍。她知道往衬衫上钉纽扣时，如何根据每一粒纽扣的使用率缝得松紧不同。她知道处理接骨木浆果的最佳方式。比如，周一采的果子，要想在周三过滤时不让它们的小树枝堵塞老旧的锡箅子，那就需要在周二先煮上一天。母亲考虑周全，未雨绸缪，从不怀疑自己，我觉得这世上就没有她不会的东西。
她会的东西确实很多。她不仅会亲自动手，而且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这样的习惯，虽然如今已经没必要这样做了，毕竟大萧条已经结束，战争导致的物资短缺已经过去，福特总统⑫也向我们承诺，一切噩梦不再。母亲把自己白手起家的故事视为击败厄运过程中得之不易的胜利，也因而认定，她的孩子们也必须通过不懈奋斗才能获得成功。所以，母亲狠狠地磨砺我们，为可能的苦难备战，不过苦难最终也没有来临。
每当我看向母亲时，我都无法相信眼前这位说话文雅、衣着时尚的女士曾经是个肮脏、饥饿、心中充满恐惧的孩子。只有她的双手才会透露她的过去：与她现在的生活状态相比，那双手实在粗糙得多。我有一种感觉，如果出现一只破坏我们菜园的野兔，而且它愚蠢到敢于接近母亲，那么她会一把把它抓住，毫不犹豫地拧断它的脖子。
如果你在一群沉默寡言的人中长大，他们的难得之语就会让你无法忘怀。母亲小时候是茅沃县（Mower County）最贫穷但最聪明的女孩。她高三那年获得了第九届全美西屋科学天才探索奖（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 Search）⑬的鼓励奖。这对一个在乡下长大的女孩来说，是一份难得的赞誉。虽然她离最高奖只有一步之遥时惜败，但1950年同期参赛的好几位落选者，之后都成了知名的学者，其中包括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谢尔登·格拉肖（Sheldon Glashow），以及1966年菲尔兹数学奖得主保罗·科恩（Paul Cohen）。
母亲虽然荣幸地获得了鼓励奖，可不走运的是，这只带给她为期一年的明尼苏达科学院荣誉少年会员资格，并没有提供她心心念念的大学奖学金。母亲义无反顾地移居明尼阿波利斯市，试着自己赚钱，供自己在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化学。但是她很快发现，如果参加占用整个下午的实验课程，她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兼顾看护孩子的零工，也就挣不到足够的学费。1951年的大学是为男人设计的，尤其是有钱的男人，至少得是有其他工作选择的男人，而不是寄居雇主家的保姆。母亲只好返回家乡，嫁给父亲，生下4个孩子，又耗费20年生命养育他们。当最后一个孩子好歹上了学前班后，母亲决心攻读一个学士学位。她再一次被明尼苏达大学录取，可是只能选择函授课程，因此她选择了英语文学。由于我大部分时间都由母亲照顾，她也就很自然地带着我一起学习。
我们钻研乔叟⑭，我学着当她的小助手，查阅中古英语词典。有一年，我们一个冬天都在用一张张食谱卡⑮ 费力地记录《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⑯ 里的每一处象征手法，后来我高兴地发现，我们的食谱卡已经堆得比这本书还高了。母亲会一边往头发上绑卷发器，一边重复听卡尔·桑德堡⑰的诗歌录音，一边还教我如何每次从不同的角度听诗中的用词。后来她读了苏珊·桑塔格的作品，又解释给我听：就连词义本身都是一个建构出来的概念。我只能点点头，似懂非懂。
母亲教育我，阅读是一种劳作，每一个段落都值得花力气去读。通过这种方式，我学会了怎样消化晦涩的书籍。然而此后不久，去到幼儿园的我却发现，读得了晦涩的书籍也会带来麻烦。我因为比全班读得快而受罚，因为不“乖”而挨训。我对女老师们又怕又爱，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心理，但我确实知道，夸我也行骂我也罢，我需要持续得到她们的关注。虽然我年纪尚幼，但是已经坚定地走上了崎岖难行的独木桥——做别人眼中“知道得太多”的人。
而在家里，当我和母亲一起在菜园劳作或一起读书时，我模糊地觉察到，我们不会像寻常的母亲和女儿一样，自然而然地做些温情脉脉的事，但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而且我猜测我母亲也不知道。我们可能爱着对方，双方都以自己的方式固执地爱着彼此，但我无法百分百肯定，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没有开诚布公地讨论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我们之间的相处都像一场实验，从未迈入正轨。
长到5岁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不是男孩子。我那时还不能确定自己是什么，但很明显，无论我是什么，总是比男孩们少些东西。我发现，长我5岁、10岁和15岁的兄长能把我们实验室里的把戏拿到外面的世界玩。在幼童军⑱ 里，他们比赛谁的模型汽车跑得更快，他们制作小火箭、点火升空；学工实习⑲ 期间，他们用的工具又大又有力，得固定在墙上或吊在天花板上才能工作。当我们看着卡尔·萨根、史波克、神秘博士和教授（the Professor）⑳ 时，我们从来没有，也根本不会谈论作为陪衬的查普尔护士（Nurse Chapel）和玛丽·安。我越加龟缩进父亲的实验室，只有在那里，我才能自由自在地探索机械世界。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我才是像父亲的那一个，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装扮：我父亲长得就像个科学家。他个子很高，皮肤苍白，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瘦削的他总是穿着卡其间白的衬衫，戴着牛角边框的眼镜，喉结非常明显。我5岁时已经认定，虽然自己的外表伪装成了女孩，但其实我长得和父亲一模一样。
假装自己是女孩的时候，我会熟练地打扮，和女孩子们说长道短，聊聊谁爱谁、谁不爱谁。我可以花几小时跳绳、为自己缝衣服，我可以为任何人做任何他想吃的菜，从采买食材到成菜装盘，一手包办，煎炸煮烤样样在行。但是到了夜晚，我会陪着父亲去实验室，待在空旷明亮的大楼里。在那里，我会从女孩变身成科学家，就像彼得·帕克变身成蜘蛛侠，只不过他的变身是“进”，我是“退”。
我有多么渴望变得和父亲一样，我就有多明白自己已被设定好长成母亲那样坚不可摧的人，成为第二个她，像她一样一次次错了重来，最终梦想成真，实至名归。为了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的奖学金，我提前一年高中毕业。而我去的大学，也是我双亲和兄长的母校。
我最初学的是文学专业，但很快发现科学才是我擅长的领域。这两者的区别让我的偏好一目了然：科学课上我们在“做”事情，而不光是坐在一起“聊”事情；我们用双手工作，基本上每天都能收获实实在在的成果。我们实验室里的实验都预先设计过，从而保证它们回回都能准确优雅地运转。你做的实验越多，他们就会允许你使用更大的机器、接触更稀奇的药品。
科学讲座中针对的社会问题有望在未来得到解决，而它面对的不是已经死亡的政体，也不服务于我出生前就已作古的正反两方。科学并不探讨如何写一本书去分析另一本书，也无须处理那些脱胎于某本古书的浩瀚卷帙；科学讨论时下的事态，讨论由今天出发我们将有怎样的未来。我总爱问个不停，面对每一件事都希望刨根问底。因为这个特点，以前所有的老师都觉得我是个麻烦鬼，但科学教授们却非常欣赏我。尽管我是个女孩，他们还是接受了我，并肯定了我长久以来的猜想：真实的我更勇于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消极地接受今昔的处境。于是我又能安心地待在“父亲的实验室”，我又被允许玩那些玩具，想玩多久都行。
植物会向光生长，人也一样。我选择科学是因为它供我以需，给了我一个家。说白了，那就是一个令我心安的地方。
成长漫长而痛苦，世人皆然。但我知道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我终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实验室，因为我父亲就有一个。在我们的小镇，父亲不是“一名科学家”，而是唯一的科学家。科学家的工作不是一个饭碗，而是他的身份标签。我的科学家之梦是生发自内心深处的本能，它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因为我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个关于在世的女科学家的故事，从没遇到过一个女科学家，甚至没在电视上见过。
如今，身为一个女科学家的我仍然与众不同，但我打心眼里没把自己当作过别的什么。这么多年来，我白手起家，一共建起了三座实验室，为这三间空屋子注入温暖舒适的勃勃生机，而且一间比一间大，一间比一间好。我现在的实验室近乎完美，它坐落在温暖宜人、四处飘香的檀香山，置身于雄伟的大楼中。这里飞虹频现、木槿长开、花团锦簇。但不知为何我就是明白，我不会停下来，我要建更多的实验室，我想要更多的实验室。我的实验室不是我们学校建筑图纸上的“T309房间”。无论位于哪里，它是，而且永远是“洁伦的实验室”。它拥有我的名字，因为它就是我的家。
我的实验室日夜灯火通明。它没有窗，因为不需要。实验室里一应俱全，自成一体。我的实验室既有私人空间，又适合大家共处，在里面熟门熟路、来来回回的只有彼此熟悉的几个人。我的实验室是把自己的想法转化成行动的实干空间。我的实验室是我活动的地方：坐、立、行、取、抬、攀、爬。在实验室里我睡不了觉，因为可做的事太多了，哪里还顾得上睡觉呢？如果我在实验室受伤，那就出大事了。这里立着那么多警告和条例，都是为了保护我。戴上手套和护目镜，穿上实验室专用鞋，这都是为了把我隔绝在灾难性的错误之外。在我的实验室里，我拥有的远比我想要的多。抽屉里塞满了可能派得上用场的工具。我实验室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不是多余的，无论它有多小、有多怪——甚至它作用不明，尚待启用，也都在这儿拥有一席之地。
进了实验室，我所有因拖延而起的愧疚都会被用力干活的劲头冲散。没给父母打电话、没还信用卡、没洗碗、没除腿毛，这些事在我求索得到的重大进展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我其实一直是当年那个孩子，而进了实验室，我可以继续当个孩子，和最好的朋友玩耍，放声大笑，尽情犯傻。我可以通宵工作，分析一块几亿年前的岩石，只因我想在黎明前知道它的化学成分。只要我进了实验室，像申税啊车险啊宫颈涂片啊，所有这些成年人不得不面对的烦心事就都不重要了。这里也没放电话，所以，即使该来的电话没来，我也不会伤心。大门平常都上着锁，有钥匙的都是熟人。在这实验室里，外面的一切都被隔绝于外，我可以在这里做真正的自己。
我的实验室就像教堂，因为我能在这里想清楚自己信仰什么。机器的嗡鸣声伴着我进门的步伐汇成一曲圣歌。我知道自己最可能遇见谁，也知道他们最可能在干什么。我知道这里有沉默的时刻，我知道这里有乐声飘扬的时刻——有时是欢迎朋友的音乐，有时意味着某个人在沉思，不便打扰。我遵从一些惯例，有的我知其然，有的却不明所以。我把自己提升到最好的状态，拼命完成好每一项任务。我的实验室是我度过神圣日子的地方，就像教堂。每当节假日其他地方都关闭了，我的实验室总是对我敞开大门。它既是救济院也是庇护所，容我从职场归来检视伤口、重整旗鼓。同时它确实像一座教堂，我生于斯长于斯，因此，我永不会弃它不顾。
我在实验室里写东西。我已经能够熟练地撰写特定类型的文章，炉火纯青地把五个人十年以来的辛苦研究提炼成六页论文，用的还是从没有人用过的语言，只有寥寥几人才会仔细阅读。这些文字如激光刀般精准地交代了我工作的细节，一字一句就像特小号（零号）的人体模型，设计之初就是为了极致地展示时装之美，而这些时装穿到任何真人身上都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我的文章隐去了曾有也本该有的注脚：删去的数据表格是我辛苦返工几个月的结果，因为一个研究生退出了，她走的时候还在嗤笑，笑我过的日子，说那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其中一个段落是我在飞机上写的，那时我正赶去参加葬礼，心中的震惊、悲痛和难以置信流露笔尖，短短一段写了5小时。这篇文章的初稿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时，就被我蹒跚学步的儿子涂上了蜡笔印和苹果酱。
虽然我的文章都是关于真实生长过的树木，会一丝不苟地记录它们生长的细节；虽然文章记录着跑顺的程序，填充着已经被证实的数据，但它却故意忽略了真菌腐食整个园子的惨剧，剔除了不稳定的电信号，还省去了我们大半夜不择手段终于弄到墨盒的插曲。我非常清楚，如果一件事能不经历失败就获得成功，那么早就有人达成了，我们也没必要费这力气。然而，到目前为止，我都找不到一份学术杂志，能让我说说科研背后的努力和艰辛。
最终，早晨8点再次降临，又得进化学药剂，又得缩减工资，又得订机票，又得埋头写另一篇科学报告，而那些层层叠叠的心痛、骄傲、遗憾、恐惧、爱恋和憧憬，则又一次哽在喉头，无处倾吐。我在实验室工作了20年，留给我的就是两种故事：不得不写的故事和我想写的故事。
科学是一个严格界定自身价值的体系，哪怕从中减去一分一厘都不行。这一点，就算在我父亲和他的那些计算尺那里也是一样。这些计算尺被小心地装在盒子里，藏在我童年老宅的地下室中，盒子上标有“标准线性计算尺［25厘米］30 ct”的字样。里面的尺子多达30把，因为学生们必须人手一把，这很重要。科学家要完成很多操作，但是他们不会和其他人共享同一件工具。这些老旧的尺子再也派不上用场，它们已经彻底过时了。取代它们的先是计算器，再是台式电脑，最近的是手机。计算尺的盒子上没有写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那张标签不过是为了说明盒子里装了什么。我曾经在看着它时满怀热望，暗暗希望父亲把我的名字写在盒子上。然而这些计算尺从没有过主人。计算尺就是计算尺，它们从不是我的东西。
到2009年，我已年满40岁，自己的教授生涯也步入了第14个年头。那一年，我们在同位素化学上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地造出了一台机器，使它能与质谱仪并肩工作。
你可能有一台体重秤，称得出65千克和70千克的区别。而我有一台科学秤，能称得出一个原子里的中子数到底是12还是13。实际上我有两台这种秤，它们就是质谱仪，每台价值50万美元。学校为我购置了这两台设备，因为我们已经心照不宣地达成一致：我会通过质谱仪获得精彩绝伦、别人尚未实现的成果，进一步提高学校在科学界的声誉。
按照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要让学校不赔本，我每年都需要产出4项精彩绝伦、别人尚未实现的成果，一直干到我进坟墓为止。更麻烦的是，其他针头线脑的东西，比如化学药品、烧杯、便笺贴、擦质谱仪的抹布等，都得靠我通过书面申请或口头请求才能获得，而我申请的这些国家基金和私人资助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缩减。这还不是最让人倍感压力的问题。实验室里除我以外，每个人上涨的薪水也需要通过类似的申请流程获得。如果能向一个为科学牺牲所有、一年内超过6个月每周工作80小时的员工保证他永远不会丢掉饭碗，那该多好。可是，这个世界不是科学研究者能掌控的。如果你读到这段话后想帮我们一把，请给我打电话吧。不把这句话说出来，我才是真的疯了。
2009年也标志着我们团队研制一种装置的工作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它可以滤除土制炸弹爆炸时释放出的气体中的一氧化二氮。该装置一旦运行成功，我们就会把它连到一台质谱仪的前部端口进行测量。当时，我们意在发明一种新型刑侦方法，分析恐怖袭击后留下的化学痕迹，因为任一给定物质中的中子数都能起到化学指纹㉑ 的作用。我们计划把已知爆炸余烬中的化学指纹，与从可能发生爆炸的现场表面（比如厨灶上）收集到的化学痕迹进行对照，并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
2007年，我们碰巧把这个点子“卖”给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NSF）。在那之前，媒体恰好报道说，简易爆炸装置（即土制炸弹）需要对驻阿富汗联军半数以上的死亡事件负责。我们不仅得到了经费，而且我这辈子从没在经费数字后面看到过那么多“0”。我想一直研究植物生长，但是以战备需求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永远比纯粹的理论知识研究报酬丰厚。这就是我的“曲线救国”计划：每周花40小时研究这个炸弹项目，再披星戴月40小时继续我们的植物学实验。
这个方案不但令人筋疲力尽，还让我们深陷在零碎的失败与挫折之中。我们要促成的化学反应很难实现，它总和我们对着干：把氮元素从爆炸余烬中提取出来不难，但要让氧和它反应却比我们设想的棘手，另外，记录中子数也不是什么容易的操作。其实，那时无论我们分析什么东西，只要连上质谱仪，读出来的差不多都是同一个结果。这简直让人发疯，就好比让一个人区分红灯和绿灯，结果无论你给他看什么，他每次都回答“绿灯”。
要是一件事令你头昏脑涨，那你要撑到什么地步才会把它架出门外，重新开始一项全新的议题？如果你是和我一样的老顽固，那么答案就是“永远不”。我们慢了下来，做事也越发细心，期望从一个更可靠的实验中排除可能包含其中的所有因毛躁而起的偏差。于是，原定两小时的实验室任务，我们耗费了4天才完成，8天才彻底正常运转。而这些时间，都是我们从为几百棵植物浇水、施肥、记录生长过程的空隙中挤出来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炸弹排查器最终和质谱仪成功同步的那个夜晚：机器终于开始给出合乎标准的数值——这些数值本应如此，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尽管这个夜晚和我生命中的其他一些夜晚非常相似。这是一个周日的晚上，夜已深，你会蓦然发现周一快要开始。我和往常一样为预算发愁。项目临近结题，我可以精确计算出实验室经费告罄的日期。我正坐在办公室里死盯着化学药品的价格，对着一堆钢镚儿念咒，指望它们变成大钞。但我只能把破产的日子推迟两三个月，不可能再多了。
实验室的门突然开了，我的实验室伙伴比尔跳了进来。他“咣”的一声坐进一把坏掉的椅子，把几页纸扔到我桌上，激动地向我宣布：“行了，我要说了啊。这狗娘养的机器能用了！它跑得很漂亮！”
我开始快速翻阅他的那沓读数，不出意外地看到，现在各种气体样本的数值不仅各不相同，而且非常准确。比起比尔，我总是更早地准备好宣布某事获得成功。而他总要多跑一套标准样，再多做一遍校准才会承认我们真的扭转了失败的局面。
我和比尔相视而笑，知道我们又攀过了一座高峰。这个项目很好地代表了我们的共事模式：我炮制一个白日梦，给它贴金，直到它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再向政府兜售这个点子，申请到经费补充一批设备，再把事情倒到比尔桌上。从那一刻开始，比尔会造出第一、第二、第三台样机，并且抱怨这个点子就是个异想天开的白日梦。但当他设计的第五台样机有了些希望、第七台机器能用（除非你启动它的时候身着蓝色衣物，并面向东边而立）时，我俩便都会嗅到成功的气息。
自那时起，我们会进入一个日夜轮值的工作周期。只要出一个数据，我们就会互相发推特、发短信、发脸书，直到亲手打造的机器准确可靠得像我奶奶的胜家牌缝纫机㉒。接着，比尔会再做一组测试——或者两组，或者，可能还要做上第三组——接着我们就成功了。这时就轮到我来回顾历史，撰写总结，叙述那份释然，就像我们终于教会孩子站立、走路；我还会向我们的捐助人罗列要点，告诉他们这次投资是多么英明。再到下一次募集经费的年份，我们会从头再来一遍，并设置更远大的目标。而我们所筹集到的经费往往只能支持到计划中段，前提还是我们必须足够节约。
一套完整且没有水分的数据集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东西。然而每当做出这样一套数据时，我和比尔却感觉像是电影《雌雄大盗》里的邦妮和克莱德，仿佛又完成了一次胜利大逃亡，高喊着：“老天爷，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那天晚上，我伸了伸懒腰，把手指插进头发，希望通过按摩头皮给大脑提供更多氧气——这是我从研究生时代就养成的习惯。“你懂的，我们俩年纪都大了，熬不了夜。”我瞥了一眼钟，意识到我儿子几小时前就睡下了。
“可我们给机器取什么名字呢？”成功令比尔兴致颇高，急于起个有意思的名字，再捣鼓出一个更有意思的简称，“我在想，可以叫它‘CAT’，也就是‘镍催化歧化反应’（nickel-catalyzed disproportion reaction）的缩写。”
这世上很少有作家会像科学家那样为精确用词而绞尽脑汁。术语就是一切：我们按照确定好的名字辨认事物，用通用的术语加以描述，用特有的方式开展研究，再用耗费数年才掌握的一套“密码”把与该事物有关的东西化为文字。记述自己的工作时，我们提出“假设”却从不“猜测”，我们得出“结论”而非下定“断论”。“重大”在我们眼里是个无用且模糊的字眼，但我们知道，在它前面加一个“非常”就意味着可以多拿50万美元（约为300多万人民币）的资金。
有权命名新物种、新矿物、新粒子、新化合物和新星系，是每个科学家都渴望得到的最高殊荣和最庄严的任务。在每一个科学领域，命名法则都需要依照严格的规范和惯例。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结合到一起，无论它是你发现的，还是周遭世界所固有的；你必须读取你的记忆，想出让你会心一笑的词汇；你必须创造出既属于当下又能永恒流传的典故；最后你还得尽己所能，给这篇宝贝文章拟下标题，并妄图自己留下的笨拙印迹可以一直流传下去。但那天晚上，我的大脑已经停摆，无法赴一场语义学的盛宴，只想回家睡觉。
“我们可以叫它‘纳税人的48万美元’，因为我们在这鬼东西上就砸了这么多钱。”我一边说，一边咒骂着那些不听话的预算表格，要捋顺这些家伙可真折磨人。这个项目就要结题了，我不知道还能向谁再申请点儿经费。我们去年的所有开销都超支了，但是资助我们的每一项政府预算都在缩减。就算我喜欢当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事到如今，我厌倦了这些复杂的事情，它们本应该很简单。
比尔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站起身拍了拍双腿：“也不是非得起个名字。我把你的姓拆开了拟进去，这样就行了。”我们的眼神交汇了一下，意识到15年来的患难与共全映射在对方的眼中。我点了点头。而就在我拼命想找出一句话来感谢他时，比尔已经转身走出了我的办公室。
我软弱的时候他很坚强，所以我加上他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俩身上的一半来自这世界，一半来自对方。我向自己发誓，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一定要让他赚得更多，一定要让我们继续前行。就像多年前那样，我只要找到一条路就好。我和他的办公室互不相通，却彼此相邻。我们在各自的房间打开各自的收音机，调到不同的电台。我们继续工作，再一次令对方心安，明白我们并不孤单。
①典出《圣经·创世纪》，上帝之民、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接受试炼，遵上帝之命，牺牲自己的独子以撒，献祭给上帝。亚伯拉罕欲举刀杀子时，上帝派天使阻止，肯定了他的忠诚。
②社区学院为美国高等教育中一种特有形式，不同于标准的大学教育，它提供两年制的大学课程教育，完成学业后颁发副学士学位（Associate Degree）。从社区学院毕业后，学生可直接就业或申请正式的大学，在社区学院所修学分可带入大学学习。
③沙士亦称根啤、根汁汽水，是主要用北美檫木（sassafras）的树根树皮或墨西哥菝葜（sarsaparilla）的根制成的可乐色甜味饮料，风行于美洲。
④原文作“斯堪的纳维亚”，可以有多种解读，地理上是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挪威和瑞典，文化与政治上包含丹麦，有时因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还会把芬兰和冰岛囊括在内。以上提及的五国如今统称北欧五国，因此本书统一把“斯堪的纳维亚”译为“北欧”。
⑤从20世纪40年代起，为配合美国州际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大宗货物运输量的飞增，以“美国货车站”（Truckstops of America，简称T/A）为代表的一些公路服务公司开始修建大量类似于高速服务区的公路服务站点，为货车供应普通加油站所没有的柴油，预留适用于重型货车的宽敞停车区域，有些还自带休闲娱乐区。从90年代起，“美国货车站”更名为“美国运输中心”（Travel Center of America）,因此货车站现在也被称为“运输中心”。
⑥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
⑦一种医学检测方法，是用医用棉签，从人体咽部蘸取少量分泌物，接种于特制培养皿内一段时间后，分析其中的致病菌株，帮助医生诊断病人的呼吸道疾病。
⑧西方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流派，起源于16世纪的苏格兰宗教改革，在美国有较大影响。
⑨某些基督教教会在礼拜日上午在教堂以及周边举办的宗教教育活动，主要针对儿童和青年。活动形式多样，除了讲经之外也有野餐会等世俗形式。
⑩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
⑪大约在公元8世纪至11世纪，欧洲历史上维京人南下入侵的年代，是欧洲中古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维京人常被称为北欧海盗，是诺尔斯人（古北欧人）的一支，精于航海，骁勇善战。在维京时代，他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下，侵扰并殖民欧洲沿海和不列颠群岛，足迹遍布从欧洲大陆至北极的广阔区域。
⑫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美国第38任总统，在任时间为1974—1977年。
⑬美国一项面向高中应届毕业生的科学大赛，于1942创立，每年一次，在美国拥有崇高声誉。获奖者可获高额奖金，有出色表现的参赛者有望获得名牌大学录取资格及奖学金。由于赞助商的变化，从1998年起名为英特尔科学天才探索奖，2017年起改名为再生元（Regeneron）科学天才探索奖。
⑭乔叟（1343—1400），英国中世纪诗人，著有《坎特伯雷故事集》。
⑮欧美人为记录菜肴做法和营养含量而制作的一种统一大小和底纹的空白纸片，类似于画好格子的便笺纸。
⑯英格兰作家、布道者约翰·班扬创作的基督教寓言诗，于1678年出版。
⑰卡尔·桑德堡（1878—1967），美国著名诗人、作家、编辑，曾三获普利策奖。
⑱世界童子军运动的一种，指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针对7—12岁男童进行的户外探索及体能训练，成员比童子军（11—18岁）年幼，有时也允许女童参加。
⑲即工艺美术课（Industrial Arts），美国初等教育课程之一，类似于中国的劳动课。向孩子传授家居设备维修、手工艺、机械安全方面的知识，使他们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和生活技巧。
⑳20世纪60—80年代的美国电视明星。其中卡尔·萨根是美国天文学家和伟大的科普作家，他主持的《宇宙》电视系列片风靡世界。其他“明星”都是科幻类电视剧中的虚构角色，史波克及下文的查普尔护士出自《星际迷航》，教授和下文的玛丽·安出自《盖里甘的岛》（Gilligan’s Island）。
㉑利用一种能从样本中识别出某特定化合物的技术手段，便可以从化学分析结果中得到特定且唯一的化合物组合。这是一种特殊的刑侦手段，能够指示分析样本中某类特殊化学物质存在与否。
㉒美国老牌缝纫机品牌，创立于18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