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何其芳（1912—1977），四川万县人。1929年秋，他初中毕业后，考入了上海中国公学预科，迷上了新诗，并沉醉于当时流行的“豆腐干体”诗歌的创作中，也有一些诗篇发表。不久，他考上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后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这时期他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只和三个弄文学的同学有一点儿往还：卞之琳、李广田和朱企霞”，“过着一种可怕的寂寞的生活”。正是在这种寂寞和孤独的折磨下，他在大学读书期间完成了散文集《画梦录》的创作。这是何其芳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重要碑石。它与曹禺的《日出》、芦焚的《谷》一起，获得了1937年《大公报》文艺奖金。文艺奖金评选委员会的评价是：“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引起社会的注目。1935年夏，何其芳大学毕业，到天津南开中学任教，后又转到山东省立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这时他逐渐从封闭的自我天地中走出，找到了“精神上的新大陆”。他的《画梦录》从孤独式的独语开始转向对人间不幸的诉说，《还乡杂记》则是这一转向的成果。
1938年8月14日，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一起，到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延安的集体气氛中，他孤独的“自我”消失了。他散文创作的手法、情调和风格顺应革命的潮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散文集《星火集》和《星火集续编》，就是他的收获。
何其芳散文创作的蜕变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画梦录》——精致的独语
何其芳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他“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画梦录》共辑录了包括《扇上的烟云》在内的十七篇散文。头五篇是温柔而又压抑的独语。《墓》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极平凡的爱情故事，通篇突出男主人公被遗弃在人世间的憔悴、孤寂。《秋海棠》是以一位寂寞的思妇为抒情意象，展示她在夜色中的莫名的哀愁和孤独。《雨前》则奇峰突起，写得洒脱，它把作者枯竭的心田和盼望着雨的降临的焦躁渴望写得淋漓尽致。它显示了作者在抒写情绪尤其是主观情绪上的特有的艺术才华。《黄昏》是写他自己青春期的哀乐得失，《独语》则细细品味孤寂。这一系列散文总体来看，如《独语》中所说，“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而可爱的灵魂都是倔强的独语者”。后十一篇则是悲哀的独语：如《哀歌》以旧家庭一个姑姑的闺阁生活和婚姻悲剧，穿插了中世纪欧洲那些古老的传说，把中外旧式少妇的哀怨拧成沉甸甸的哀怨情绪，重重地压到读者身上。《弦》又以乡下算命老人手中的一张颤动三弦，制造了一种神秘的扑朔迷离的忧伤情绪。《画梦录》前后总体来看，是精致的独语。作者虽为孤独寂寞所困扰，但又执着地欣赏眷恋孤独寂寞，孤独寂寞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整个《画梦录》所显示的内涵是多元的，怨愁恨忧，酸甜苦辣都有。它错综复杂，神秘莫测，形成了一个对于读者有诱惑力但却又难以进入的天地。正是这样，在三十年代的散文观念的两极蜕变和对立的夹缝中，《画梦录》用精致的独语开辟了一个散文当诗一样写的新园地。
第二时期：《还乡杂记》——转变期
这一时期是三十年代中期到抗日战争爆发，何其芳努力想从个人的自我封闭中挣脱出来。他先后两次还乡，客观上促使他对社会实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开始注视人间的不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他写了八篇还乡杂记，并结集以《还乡杂记》为名出版。这本散文集记录了他回乡所见所闻，再糅进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回忆。如《街》主要回忆初中时的生活，《私塾师》是叙写作者昔日在私塾时的几位先生。总体来看，作者在认真地观察和注视他人的不幸与疾苦了。但《还乡杂记》的主角——“我”，依然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独者，“还乡”的“我”所见到的一切，都和孤独黏在一起。所以《还乡杂记》除“我”所见到的“乡”里的落后、愚昧、贫穷、保守以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孤独、寂寞和凄凉。
孤独成为一种惯性，使作者在凄凉的乡土上时时发作。因此每当写完对乡土的见闻之后，作者又不由自主地要和孤独亲热一下，这样也就必然使他不能专心致志地去观察社会，从而影响了他的视野和深度。可喜的是，他毕竟是在转变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现在我不只是关心着自己”。这种转变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他已在逐步地转向了：一是他不再细致地去时刻揣摸自己的感情，要从写熟悉的“我”，转向写陌生的社会的“他”了，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我的情感粗起来了”。二是从原来熟悉的描写主观迷幻般的孤独情绪的套路转到去对人间的不幸进行纪实的陌生的手法上了。对于何其芳来说，这是一种艺术转型，也是一种艺术妥协和迁就。这种艺术转型，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思想和心灵的解放，尽管他还没有真正尝到这种解放的喜悦，但他已感受到这种解放给他带来了青春的活力，他决心走下去。
第三时期：《星火集》《星火集续编》——大众化的纪实期
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长，它是指何其芳到达延安后的漫长岁月。《星火集》和《星火集续编》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它们比较杂，有专论杂谈，如《论本位文化》《“自由太多”屋丛话》等，这是何其芳在革命熔炉中的一些亲身体会；有纪实报告，如《某县见闻》《一个太原的小学生》《回忆延安》等，这类文章大多是揭露日寇的暴行，报告抗日军民的一些事迹等。在这一时期内，何其芳已不再是个无依无靠的孤独者。在集体熔炉里，何其芳“喜出望外”，“当我和人群接触时我却很快地、很自然地投入到他们中间去，仿佛投入我所渴望的温暖的怀抱”。
归纳起来，何其芳的散文创作蜕变可以概括为三个时期：精致的独语期、转变期和大众化的纪实期；两个时代：从散文当诗一样写的时代转到散文当通讯一样写的时代。
何其芳散文的艺术转型不是孤立抽象的一种纯艺术变化，它是何其芳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中实践的必然结果，艺术转型的根本是他情感的转变。从本质上看，何其芳的艺术转型是顺应历史潮流，对美好“明天”的执着的追求，它是神圣的。不能离开历史来评价何其芳散文的艺术转型。我们既反对褒前抑后，也反对褒后抑前。它们各有千秋，均有建树。
范培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