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能让时光倒流的“逆时针”实验
我们需要的不是信仰的意志，而是发现的意愿。
——威廉·华兹华斯
时光不可逆，规律不可违。在岁月的摧残之下，人会变老，青年时期的朝气活力终将成为美好的回忆。我们身体渐弱、精力日衰，落下一身的慢性病，所能做的，就是心平气和地顺应天命。一旦病魔降临，我们只有把自己交给医生和现代医疗技术，然后尽量往好的方面想。谁也无法阻挡时间的脚步，不是吗？
20世纪70年代，我和同事朱迪思·罗丁以养老院里的老年人为对象做了一个实验。我们鼓励第一组参与者（实验组）尽量自己拿主意。例如，他们可以选择在哪里接待访客，也可以决定是否以及何时在养老院里看电影。他们每人还选择了一个盆栽去侍弄，可以决定把盆栽放在房间里的什么位置，也可以决定在什么时间给盆栽浇多少水。我们的目的是让他们更能保持觉知状态，生活得更充实，不要与世界脱节。
第二组参与者（对照组）则不用拿什么主意。他们也分到了盆栽，但是被告知，养老院的员工会替他们料理。一年半以后，我们依次测验两组参与者的情况（包括实验前和实验后），结果发现，同第二组参与者相比，第一组参与者更快乐、更主动、更警觉。考虑到实验开始时参与者均年事已高，且身体都很虚弱这一事实，我们非常高兴地发现了第一组参与者的健康状况也改善了很多。我们还惊异地发现，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第一组参与者的去世人数不到第二组去世人数的一半。
接下来的几年，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解释是，第一组可以自己做选择，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一解释算不上无懈可击，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支撑。在我们做研究的同时，社会上兴起了一场后来被称作“新纪元”（New Age）的运动，之后，有关身心关系的实验研究在全美范围内展开。一个棘手的问题再次被提出：“非物质的心理和物质的身体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身心相关联的例子随处可见。当你看到老鼠，在感到害怕的同时，你的心跳会加速，皮肤会冒汗；当你想到要失去一位至亲时，你的血压会升高；看到别人呕吐时，你会觉得恶心……虽然身心相关联的证据随处可见，但我们似乎并非真的理解这种关系的本质。连我们这些研究人员也曾感到吃惊：仅仅让人做出选择，就能获得我们的研究揭示的那些强有力的结果，这看上去非常不可思议。后来我认识到：做选择可以使人进入觉知状态，而我们之所以吃惊，也许是因为大多数文化中共有的潜念。我开始认识到，那种身心二元论的观点不过如此，而用一种不同的非二元论的视角看待身心关系也许更有用。如果我们重新把身体、心灵融为一体，让身心合一，那么，我们的心灵在哪里，我们的身体就在哪里。如果心理处在一种十分健康的状态，那么身体也会健康，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心理状态来改变生理状态。
我接下来要考察的是身体极限问题——心理状态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如果我闻到刚出炉面包的香味，并且想象自己在吃它，那么我的血糖水平会升高吗？那些深信自己牙齿很好的人，在每年的体检中接受X射线检查时，结果会显示他们的牙齿更加健康吗？那些年纪轻轻就秃顶并认为自己早衰的男性，其检测出的生理年龄会比那些满头乌发的同龄人大吗？那些做过医美手术的女性，看着镜子里比实际年龄年轻的自己，其衰老速度会不会真的有所减缓？这些问题看起来也许有些“天马行空”，但值得一问。
1979年，也就是在那次养老院“盆栽”实验的几年之后，我们很自然地想到继续以老年人为对象来考察极限问题。我和学生们设计了一个研究，后来我们把它叫作“逆时针研究”，来考察在心理上让时光倒流会对身体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要重建1959年的世界，让参与者就像年轻20岁那样去生活。如果我们让他们的心理年轻20岁，那么他们的身体会同时反映出这一变化吗？
就像很多其他想法一样，这一想法初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是我们越想越觉得它可行，最后我们决定试一试。学生们一开始并没有像我那样自信，因为这不是一项常规研究，但是他们很快就被我的兴奋劲儿鼓舞了。
首先，我们咨询了老年医学专家，想知道有哪些明确的生理年龄指标可以用来衡量我们的实验结果。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答案是没有（现在仍然没有）。若是不知道一个人的实足年龄，科学也无法精确地测定这个人有多大。然而，为了做研究，我们必须找到方法来测定参与者在实验前后的生理年龄，所以，我们挑选了一些最好用的心理指标和生理指标。除体重、灵巧性和柔韧性之外，我们还计划测量他们单眼、双眼的矫正视力和裸眼视力，以及味觉敏感度。我们还要让候选参与者完成一系列纸笔迷宫测验，以测量其反应速度和准确率。另外，我们还要测量他们的视觉记忆。我们还要给他们照相，这样就可以评估他们在外表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最后，我们会让每个候选参与者完成一项心理自评测验。所有这些测验都有助于我们挑选出最终的参与者并评估研究结果。
我们在当地的报纸和通告上刊登广告招募参与者，并把研究的主题描述为“追忆”，研究内容就是让一些80岁左右的老年人在僻静的乡间处所住上一个星期，谈论他们的过去。为了让研究简单易行，我们决定只招募同样性别的参与者，这样方便安排食宿。我们选择了那些没有生病、头脑清醒，能够参加我们安排的活动和讨论的男性。广告刊登出去之后，很多人向我们咨询详情，希望知道这一研究对他们上了年纪的父母有哪些好处。那些通过我们电话面试的候选参与者来到我们的办公室，接受生理和心理的基准测试。
面试过程让人难忘。在第一次面试时，我让一位名叫阿诺德的男性介绍一下自己，重点围绕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与其他陪着父亲来的人不一样，阿诺德的女儿坐在一边，让父亲自己讲，没有打断他。阿诺德向我讲述了他的生活以及他以前喜欢参加的各种活动，包括体力活动和智力活动。现在，他没有那么多精力了，任何事情都做不了太多。他不再阅读，因为即使戴上眼镜，也很难看清书页上的字。他不再打高尔夫，因为现在的步速慢得让他感到沮丧。不管在什么季节，也不管穿得多暖和，他一出门就会感冒。阿诺德还说，他现在吃什么都不香。我想象中最惨淡的生活也不过如此。
阿诺德说完，他女儿（她一直在让父亲自己说，也因此得到了我的无声赞扬）开口了，客气地说阿诺德“习惯夸大其词”。
悲哀的是，女儿这样说他，阿诺德却没有表示反对。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这项研究会带来什么变化，但是，他至少会度过愉快的一周。阿诺德同意参与我们的研究。
随着面试的人越来越多，在听他们抱怨自己身体状况的同时，我的疑虑也越来越大。我们会得到正向的结果吗？最终的结果会不会辜负我们把这么多人聚到一起做研究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我和我的4个研究生都清楚，这是我们最主要的顾虑，但是考虑到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我们决定继续。我们挑选好参与者，把他们分成两组，一个实验组，一个对照组，每组各8个人，开始实施我们的实验计划。
为了给实验找一个合适的僻静处所，我和我的学生们跑了好几个镇子。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看不出时代痕迹、没有什么现代设施的地方。最后，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彼得伯勒市找到了理想住所——一个旧修道院。我们计划把它修整一下，让它再现1959年的世界。实验组的参与者要像活在1959年一样在这里住上一个星期，每次谈话和讨论都要用现在时。我们给实验组的每个参与者都发了一封邮件，向他们介绍相关信息，包括一般性说明、一周的日程（包括三餐安排、小组讨论涉及的电影和政治话题、每晚要参加的活动）和居所平面图（上面标出了每个人的房间）。我们告诉他们，不要把1959年以后的任何杂志、报纸、书或家庭照片带进来。我们还要求他们要像活在1959年一样写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并且让他们提交一张自己在1959年左右拍的照片。我们把这些自我介绍和照片编辑成册，给同组的每个参与者都发了一份。
实验组的实验结束以后，对照组也将在这里静修一周。他们的待遇与实验组一样：住在同样的地方，参加同样的活动，讨论同样的话题。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谈话时要使用过去时，要提交自己的近照，而且一旦开始静修就要追忆过去。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提醒他们现在不是1959年。
我们知道，如果要让时光倒流，那必须使用可靠的方式让参与者真切地感觉到时光确实倒流了，对两组参与者都是如此。我们仔细研究了1959年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了解了当时的政治话题和社会话题、大家看的电视节目和收听的广播节目，以及当时可能接触到的实物。我们按照1959年的样子设计了一个星期的生活，让参与者真切地感觉回到了1959年。这样做很难，但是我们做到了。
我们把实验组参与者聚齐，向他们介绍接下来的一周要怎么度过。我们在介绍中向他们说明了使用现在时的意义，告诉他们最好不要用一种追忆的心态度过这一周，而要尽量让自己的心理完全回到过去。我当时激动地说：“我们要度过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要回到1959年。显然，这意味着所有人都不得谈论发生在1959年以后的任何事情。你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彼此做到这一点。这个任务很难——我们不是让你们像活在1959年一样生活，而是让你们回到1959年的自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能找回当年的感觉。”我们告诉参与者，他们所有的交往和谈话都要反映“现在是1959年”这一“事实”。我满怀热情地说：“刚开始时可能很难，但是你们越早让自己回到1959年，享受到的乐趣就越多。”几个参与者紧张地笑了笑，其中一个激动地发出了“咯咯”的笑声，还有两个只是冷笑着耸了耸肩。
就这样，我们在“美好的20世纪50年代”里度过了一周。在那个年代，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计算机有整个房间那么大，美国女性刚刚时兴穿连裤袜。
实验开始后，我们每天都见面讨论时事。比如，美国于1958年（实验组的“去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探索者一号”、美国需要建造防空洞等。热点话题包括共产主义、巴尔的摩小马队在美国橄榄球联盟锦标赛中以31∶16的比分大胜纽约巨人队。我们通过广播收听“皇家轨道”（Royal Orbit）赢得普力克尼斯大赛冠军的消息。我们在一台黑白电视机上看《菲尔·西尔沃斯秀》（The Phil Silvers Show）和《埃德·沙利文秀》（Ed Sullivan Show）。我们看“最近”的新书，比如伊恩·弗莱明的《金手指》（Gold finger）、利昂·尤里斯的《出埃及记》（Exodus）以及菲利普·罗思的《花落遗恨天》（Goodbye Columbus），并且互相分享读后感。喜剧演员杰克·本尼和杰基·格利森让我们发笑；佩里·科莫、罗斯玛丽·克卢尼和纳特·金·科尔的歌声回荡在收音机中；我们还看那个时代的电影，比如《安妮日记》《宾虚》《西北偏北》以及《热情似火》。
结果如何？我们观察到，在各自的静修周结束之前，两组参与者的行为和态度都发生了变化。确实，静修周才进入第二天，每个人都积极地在饭前摆桌子、在饭后收拾打扫。尽管在之前的日常生活中，他们都非常依赖自己的亲人（这一点在他们被亲人送到哈佛大学心理学系面试时可以看出来），但是，静修周一开始，所有人几乎马上都能够自理了。在两组的静修周结束后，我们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了重测，结果发现，心理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身体。两组参与者都受到了尊重，参与了热烈的讨论，度过了与他们平常的日子截然不同的一周，他们都觉得自己的听力和记忆力提高了。他们的体重平均增加了近3磅
，握力显著增加了很多（不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好事，但极有可能是好事）。从很多指标来看，他们确实变“年轻”了。同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在关节柔韧性、手指长度（因为关节炎减轻了，手指能伸得更直）、手的灵巧度等方面有了更大改善。在智力方面，实验组63%的人分数都提高了，相比之下，对照组只有44%的人分数提高了。实验组参与者的身高、体重、步态与体态方面也有所改善。最后，我们让一些不了解研究目的的人员对参与者在静修周前后分别拍摄的照片进行对比。这些客观的评价者指出，实验组的所有参与者在研究结束时看上去都年轻了很多。
这一研究大体上塑造了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对变老以及极限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相信“出生即命运”（biology is destiny）。限制我们的不是身体本身，而是我们对身体极限的看法。现在，面对任何关于疾病该如何治疗的医学观点，我都不会想当然地认为它一定正确。
如果年纪那么大的人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其他人也能做到。首先，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那些我们视为真实存在的极限真的存在吗？比如，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年纪大了，视力就会变差；慢性病是不可逆的；我们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对外部世界应付自如，是因为我们自身出了问题。
整个社会都很关注健康问题，但是对于怎样过上健康的生活，却知之甚少。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读了杂志上一篇又一篇文章，有关养生保健的图书和电视节目数不胜数，我们疯狂地迷恋健身和健美，然而，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在心理上根本没有为实现健康的目标而努力。相反，我们的所思所为直接妨碍了我们实现自己一直追求的健康目标。我们需要尝试一种更具觉知的方法，一种否认我们给自己的身体所设的极限的方法。
觉知健康不是教人如何正确饮食、如何锻炼以及如何谨遵医嘱，也不是教人放弃这些东西。它讲述的不是新纪元医学（New Age medicine），也不是对疾病的传统理解。它强调的是我们要摆脱思维定式，突破这些思维定式给我们的健康和幸福设定的极限。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自己健康的守护者。想学习如何改变，首先要弄清我们是怎样误入歧途的。本书的目标就是引导你打开思路，拿回本该属于你且对你而言正确、明智、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