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错位者和篡位者的生死纠结

成语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解释 忧患使人勤奋，因而得生；安乐使人怠惰，因而萎靡致死。

出处 孟轲《孟子·告子下》：“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共产生了 800 多个帝王，除了极少数几个开国皇帝以外，这些帝王中的大多数因耽于安乐，尽享富贵，在皇帝这个职位上混混沌沌地“混”了一生，其中庸主、昏君、暴君比比皆是，而真正能符合道德规范的帝王，却是凤毛麟角。

帝王们为了防止皇子之间争夺皇位，规定皇族中只有“嫡长子”方可登上大宝，占据帝位——哪怕是昏庸无能之辈，只要生来系上了这个“标签”。由于皇帝这个“职业”群挑战性大，生存压力高于他人，容易造成人格异常或心理变态，乃至精神分裂双重人格的概率也会很高。整个帝国的前途，往往禁锢在一个弱智者的框架内，天下百姓的命运，悬附于当朝皇帝的明或昏、喜或恶、亲和或残忍。皇帝如是好大喜功，天下便会动荡不安；皇帝若有精神病或变态狂，天下百姓更是深遭苦难，民不聊生。

历史上更为诡谲的是，有几个错位的帝王和篡位的帝王留下他们生死纠结的怪异人生，让后人唏嘘不已。所谓错位帝王，就是按祖制与惯例，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来做皇帝，或许他本来就不是当皇帝的料，只因他的几个哥哥全死了，或前任皇帝没有儿子，命运出乎意料将他推上了皇位。至于篡位帝王，就是那些生来没带“嫡长子”标签的皇族子弟，因有实力不甘心为臣，故不遗余力夺皇位，于是兄弟叔侄反目成仇，上演了一部部拼死相搏相互杀戮的历史大剧。

人世间还没有哪把椅子，能像“龙椅”这般光彩夺目、染上那么多的鲜血，因为皇帝这一资源最为奇缺，引来争夺尤为激烈。当年，隋文帝杨坚的五位皇子在同一日被封为亲王时，这些从小一起长大出于同一父母的亲兄弟眼睛里，突然间增添了许多阴冷记恨和残忍狠毒的目光。如果按照现代生态学原理，在同一生态物群中，若有某个物种迅速膨胀后意图占据主导地位，必然会引发激烈的物种竞争，最终导致原主导者被逐出或被杀死，最后由他人取而代之。

古人告诉我们，忧患则生，安乐则亡。因为忧患与安乐原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世上的安乐与忧患，生死与存亡，都是相辅相成的。孟子曾经列举了舜、管仲等六位饱受挫折最后终当大任的人，证明忧患激励奋发，促使成功；安乐使意志消沉，沦落而亡。因为人处在安乐的环境中，一切如愿，要什么有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穷尽物力，安逸舒适，意志消磨，最终沉溺待毙；反之，一个人深受磨难，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最后奋发图强，成大业者也很多。

史上那些心怀大志的帝王篡位者，一旦夺取帝位，仍有不敢懈怠的忧患意识，因思危而安，思乱而治，思亡则存。而那些错位者却乐于皇位从天而降，整天放下心来耽于享乐，居危思安，最终死于安乐和懈怠者甚多，这也是对成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最好的佐证。

错位的南唐后主李煜，排行第六，原只想做个终生沉醉于诗词书文的隐士。可是造化弄人，他的五个哥哥全死在他的父皇之前，皇位最后只得传给他。登基后的李煜，仍热衷诗画，政事昏庸，安乐享用，当宋军向他宫中袭来时，他颓然掷笔，屈膝投降，御案上还留下一篇未写完的词稿，最后遭软禁摧残，被毒杀于宋都汴京，惨死于痛苦的毒发抽搐中。另一个错位者是宋徽宗赵佶，他原是喜欢琴棋书画的人，因为先皇无子嗣，皇冠便落在他的头上。他登上皇帝宝座后，懒于朝政，酷爱书画奇石，为了修建宫殿，劳民伤财，用花石纲将一些奇花异石从遥远的江南运往京城，最终亡国被俘，拘死塞外，是他轻易腰斩了大宋的繁华。还有个不务正业，只知锯木钉板，将国家大事抛在脑后，令能工巧匠望尘莫及的“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更有一个一心念佛，舍身出家，几次入寺想做和尚的“佛门皇帝”梁武帝萧衍，最后被囚禁，活活饿死在景阳楼内。

他们是帝王的错位者，由于他们背离了最适合自己的生存位置，就是我们常说的最佳时空位和功能地位。他们或沉醉于琴棋书画，或钻研于木工技巧，或潜心于修佛成仙，把那偎红依翠、风花雪月、琴棋书画、修身入佛，发挥得淋漓尽致，唯独不该让他们当皇帝。他们坐上龙椅后享图安乐、毫无忧患之念，他们完全忽视了艺术家和政治家需要不同的艺术与政治素养，他们既是艺术天才，又是政治庸才，治国无能，艺术“拔尖”，最后让他们成为一个成功与失败系于一身的悲剧人物，直到江山无救，社稷断送，尝尽痛苦，屈辱被杀，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与民众的不幸，文人雅士，误为人君，才会引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叹。

若是提起篡位，人们自然联想起刀光剑影的“唐代玄武门之变”和充满血腥味的“明初靖难之役”。唐太宗李世民与明成祖朱棣都有较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谋略，都为创建新王朝立下了大功。但他们都不是嫡长子，不具备继位资格，但他们不甘心，或凭借自身实力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屠弟诛灭储君家族；或挑起经历四年让数万人头落地的“靖难之役”，引发千万将士战死沙场，最后都以武力夺取了皇位。

篡位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篡位者背上千秋骂名，受世人口诛笔伐，即使做了皇帝，心理压力也很大。李世民杀死自己兄弟后，在夜里经常会做噩梦。朱棣当上皇帝后，不遗余力四下寻找，仍找不到建文帝的下落，他不敢掉以轻心，整日为了难以启口的心病发愁。

篡位者在篡位前，已经身居高位，在他周围已经形成了势力集团，才会有篡位的资本；篡位后为了掩盖真相，让后人无从了解，并让篡位变得合法，曾经身体力行，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取得很大成效。历史学家对这些身上充满血腥味登上帝位，而又成就一番伟业的篡位者，露出一种十分困惑的表情：对他们的功过是非，道德缺陷与政绩成就，该如何进行评价？

篡位者在意自己在历史上的定位，渴望得到后人认可：李世民夺取皇位后，继续保持旺盛进取精神，为后人留下四方诚服百姓安居乐业的“贞观之治”；朱棣篡位后，开拓边疆业绩远超过其父朱元璋，他建造了北京皇城、加固了明代长城、编纂永乐大典……为后世留下令人惊叹有杰作的“永乐之治”。

朱棣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源于篡夺来的权力。他必须牢牢把握这份权力，不可松懈，这样才不至于被人窥测皇位。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使这些篡位者的神经高度紧张，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很在意别人议论，更要向世人证明自己比前任有作为，是王朝合理继承人。因而在位期间能持旺盛的进取精神。隋炀帝在篡位后急于施展恢宏抱负，将自己年号定为“大业”，完成旷世未有的大业：京杭大运河、修建东都洛阳、巡视边塞、开通西域、三次御驾亲征辽东……然而遗憾的是，他不体恤民情，结果因为百姓不堪重负，天怒人怨，导致他的覆灭。他是一个死在权力扩张路上的官二代，这也算是篡位者的一个例外。

我们若换个角度窥测这些篡位者在夺取帝位后的心理活动，可看出他们的功绩往往来自篡位后的忧患意识，从忧患中领悟到建立功绩才能堵住别人的嘴，只有发愤图强才能冲淡因篡位而遭人唾弃的窘境。唐太宗准备修建乾元殿，大臣劝道：“乾元殿是隋朝初建，此殿竣工时隋朝也亡了”。唐太宗闻之猛然醒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经历了隋朝覆亡，篡位后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励精图治，虚心纳谏，厉行节俭，不敢懈怠，由此开启了贞观之治。

篡位者朱棣也是如此。他最需要的是名，而不是利。他最担心的是别人说他的帝位是抢来的，他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天下归心”。他五次北伐，御驾亲征，甘冒流矢，把北部蒙古残余驱至漠北。他不惜用重金命郑和六下西洋，船队带着中原的奇珍异宝沿途馈送，为的就是名扬四海，让天下人都能看到他创建的永乐盛世。他精力充沛，不拘束缚，大刀阔斧。刚坐镇天下，便去营造金碧辉煌的北京紫禁城，这足以在他这个篡位者的脸上贴厚厚一层金粉了。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篡位者深知篡位乃是破釜沉舟之举，一旦失败，带来杀身之祸、灭族之灾；一旦成功，又有深深的忧患与警惕，对危及自身的种种隐患保持高度的警觉。为了不被人非议，他们有着不容懈怠的紧迫感。

篡位者让权力遭到挑战，让帝位重新安排，让那些荒淫无耻饱食终日的昏君胆战心惊；错位者又让皇位这一权力之巅经不起折腾，让帝位这把令人神往至高无上的“交椅”经不起风吹，往往毁于一旦。

历史就像一个万花筒，当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窥视历史人物，可以从帝王错位者的“死于安乐”中，去破解他们的随心所欲，懒政颓废带来的亡国之痛；也可以从篡位者的“生于忧患”中，去探究他们“动心忍性，苦其心志”建立起的历史功绩，这样也许会得到与历史教科书完全不同的新的认识与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