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诗不厌捣香茗”
——嵯峨天皇与“弘仁茶风”

日本吸收了唐朝的文化，而后很好地融汇成日本的风采，大约在一千年前，就产生了灿烂的平安朝文化，形成日本的美，正像盛开的珍奇藤花。

——川端康成《美丽的日本和我》

“唐物庄严”：东大寺正仓院的宝藏

由于全方位仿效唐朝制度文化，日本国家社会出现了大跨越式进步。律令制下的天皇制国家从此确立，从大化改新到班田收授法的实施，从发行货币到编修国史，从饮食习俗到写文章作诗，日本无一处不仿效唐朝。因此，在日本文化史上，通常将奈良平城京与京都平安京所代表的仿唐时代的文化，称为“唐风时代”。奈良的平城京与京都的平安京，可以说是仿唐时代的两大国家世纪工程，以两都为代表的仿唐建筑，是“唐风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国茶文化传到日本的最早落脚点。这个落脚点正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重合了。

所谓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指的是位于奈良东大寺内的正仓院。

东大寺建于日本神龟五年（728），距今约有1300年历史。正仓院位于东大寺内西北方位，原是一组收藏各类财物的仓库建筑群，现只存一座。由于其中收纳的都是历代天皇赠送给东大寺的贵重物品，其归属已不再是东大寺所有，而是宫内省所辖了。古代日本朝廷向中国派遣使节除了学习先进的大陆文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频繁的交流往来获得大量珍稀的舶来品——“唐物”。目前，正仓院光是经过整理的“唐物”就多达9000件，包含经卷、茶道具、文具、书画、乐器、祭祀用品和刀剑等，这些“唐物”是了解日本古代文化，特别是茶文化的鲜活资料。关于“唐物”，日本的权威词典《角川古语大辞典》是这样说的：

中国舶来的物品。唐锦、唐织物等舶来品的总称。室町时代作为奢侈品被盛赞，主要是金襕、缎子、茶道的器具，沉香、麝香、唐绘之类。亦可包含在日本模仿其制作的东西。因近世南蛮物品的到来，泛称包含其在内的从长崎输入的舶来品。出现了买卖这些物品的唐物屋。

由此可知，日本的唐物崇拜，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延绵不绝，尤其是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与茶文化密切相关。关于正仓院中保存的宝物种类，从入藏之初就留下详细记录。

天平胜宝八年（756）五月，开创“唐风时代”的圣武天皇晏驾，其后在为他举办的七七法会之际，光明皇太后将他生前收集嗜好的650件“唐物”奉献给奈良东大寺卢舍那大佛作回向。此后光明皇太后又先后5次向东大寺奉献圣武天皇的遗物。这些宝物构成了东大寺正仓院最早的藏品。以这些最初的收藏为基础，再加上后来平安时代的嵯峨、仁明等几代天皇所收藏的唐物，构成了一个绚烂多彩、动人心魄的文物世界：从王羲之父子真迹、牧溪平远山水画到宋版《一切经》及配套经书柜；从大唐花纹锦、金银钿唐大刀、平螺钿背圆镜、绀琉璃壶、黑柿苏染枋金银山水绘箱到铜雕骑狮文殊菩萨及四眷属像；从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到新罗古琴等，真是琳琅满目，如今每年秋季向社会公开的“正仓院宝物展”，依旧令人赞叹、着迷。这些经由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传到日本的大量“唐物”，折射出当时中日间交流的空前盛况，那种举国上下憧憬中国文化的时代风潮，即便跨越千年时光，依然扑面而来。而这些“唐物”中，就有很大一部分与茶事有关：玳瑁天目茶碗、曜变天目茶盏、铭马蝗绊青瓷茶碗、白瓷水注、青瓷壶、肩冲茶叶罐……这些王朝时代以来从中国传入的茶道具所承载的发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动人故事与传说，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正是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上中日文化交流的繁盛，大唐的饮馔时尚，也被捆绑打包随同制度、宗教和技术一起源源不断输入日本。饮茶文化东传日本，只是盛唐文化影响日本的一个缩影。

“唐风时代”

唐茶在9世纪之初传入日本，不但有官修史书记载，也有文学作品的佐证。永忠在向嵯峨天皇献茶的翌年圆寂，十年之后，天皇敕命在畿内种植的茶树业已郁郁成林，此后，与茶有关的内容开始频繁出现在平安朝文学的歌咏之中，成为“唐风时代”的一种叙事。

“唐风时代”指的是在当时的日本出现的“唐朝文化一边倒”的时期。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在为期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皇家、贵族的生活和文化时尚散发着浓厚的中国趣味，这种趣味渗透在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京都皇居御所紫宸殿前的园林种植，从天子的方位看来，右边为橘树，左为梅树，称“左梅右橘”。梅花是奈良时代之前就从中国引进来的观赏性花木，象征中国文化。天平十年（738）七月，圣武天皇曾指着宫苑前的郁郁梅林，命从唐朝回国不久的遣唐使吉备真备“赋春意，咏梅树”。七月炎夏，梅子青青，却要赋予春意，可见梅花在当时人们心中的象征意义。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唐风鼎盛，无论平城京的皇居太极殿，还是平安京的御所紫宸殿，皇居左侧一直种植梅树；服装和饮食是中国式样的；而说到“唐风时代”的主流文学，一定是汉诗汉文。六朝时期，中国的《论语》和《千字文》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长期亦步亦趋模仿学习的基础上，日本人学会了作汉诗写汉文，到奈良时代学习成果初步显现。7世纪中期，日本文学史上诞生了第一部汉诗文集《怀风藻》，收录古今64名诗人120篇汉诗文作品。平安时代初期，崇尚大唐文化的风气进一步得到延续，而将“唐风”推向另一个极致的就是嵯峨天皇，他敕令公卿藤原冬嗣、菅原清公等编撰汉诗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怀风藻》，合称“敕命三诗集”，是平安时代一大文化成果。这些汉诗文作品，反映了当时日本上流社会的生活文化状态，其中大量饮馔活动出现在歌咏之中，所以也成了后世研究当时饮食文化特色的宝贵基础资料。而且“敕命三诗集”中出现如此之多的饮茶记事，不难想象那个时代在文化上的某些风尚特征。

“弘仁茶风”

嵯峨天皇、淳和、仁明天皇等几代天皇不但热衷于中华文化，也都好茶，在他们的倡导下饮茶在上流社会蔚为时尚。据《拾芥抄》记载，这一时期，皇家御茶园除了畿内原有几处之外，皇宫东北角的主殿寮外、在京都一条正亲町、猪熊町和大宫万一町都辟有茶园御苑，这些茶园采摘的茶叶送到内藏寮的制药殿制成茶饼，专供天皇御用。天皇除了自己享用外，还将茶饼作为最尊贵的奢侈品赏赐给宠臣和爱卿，饮茶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这种时尚后来又与汉诗的歌咏酬唱相结合，成了平安文学的一种文学叙事。

文学来自生活表现生活，同时又超越生活高于生活。最早倡导饮茶与文学相结合的是嵯峨天皇。弘仁年间，嵯峨天皇在平安京宫廷里首创“内宴”，就是模仿唐朝宫廷习俗，于每年正月二十日在紫宸殿举办规模盛大的诗文茶宴雅集。在嵯峨天皇的推动下，饮茶成为流行文化，不但在各种正式的典礼上供应茶汤，而且将茶事入诗，开创了平安朝初期的“弘仁茶风”。

弘仁某年初夏，远山晴翠，子规声声，正是一年一度新茶采摘时节。一日嵯峨天皇在大伴亲王（后来的淳和天皇）和文臣的陪同下，兴致勃勃临幸左大将军藤原冬嗣的府邸，参加在闲居院举办的茶宴。藤原冬嗣是嵯峨天皇的心腹肱股，也是权臣贵族，正是他奠定了北家藤原氏在朝廷上的重要地位。茶宴，是以茶代酒的宴席，又称茶会，是起源于魏晋时期，盛唐后在士大夫上流社会广为盛行的酬唱雅集。席间，嵯峨天皇赋诗：

避暑时来闲院里，

池亭一把钓鱼竿。

回塘柳翠夕阳暗，

曲岸松声炎节寒。

吟诗不厌捣香茗，

乘兴偏宜听雅弹。

暂对清泉涤烦虑，

况乎寂寞日成欢。

臣下、皇弟等依韵作和，其中大伴亲王赋诗云：

此院由来人事少，

况乎竹木每成闲。

送春蔷束珊瑚色，

迎夏岩苔玳瑁斑。

避暑追风长松下，

提琴捣茗老梧间。

知贪鸾驾忘嚣处，

日落西山不解还。

避暑、垂钓、吟诗、品茶、弹琴、听泉，这些优雅的日常构成魏晋风度与大唐风流的元素，惟妙惟肖地出现在平安时代的日本诗人笔下，如果不加说明，在中国人读来是感觉不到其间有什么违和感的。这正是所谓“唐风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严格、规范地蹈袭大唐文学样式来表现日本人的生活，等于把唐朝的生活时尚移植到日本，这也是“仿唐文化”的一大特征。这些汉诗侧面所反映出来的叙事，当然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如对山川异域的唐土的浪漫想象、对中华文物的景仰、对中国诗文经典的模仿等，如果单从茶文化发展史来看，则可窥见“唐风时代”日本人的饮茶次第。

平安时代的日本人如何饮茶？黄遵宪《日本国志》有云：“日本初传古法，特尚煎茶。”求证于平安朝皇家贵族的汉诗咏唱，可知彼时沿用正是经陆羽改造后从中唐开始盛行的“煎茶法”。嵯峨天皇和臣下唱和中出现的“捣茗”，属于制饼茶环节。唐代制茶法，陆羽在《茶经》的“二之具”和“三之造”中介绍得很详尽，具体如下：将新茶采摘后趁晴天晾晒，然后放在瓦釜里用水蒸气蒸熟，叫“蒸青”；再做饼茶：将蒸熟的茶叶在石臼里捣碎成泥状，放入金属做的模子里拍紧压实做成茶饼，就像民间做龟背米糕一样；接着将茶饼放在竹篾编成的方形扇面上晾晒干燥，为了将茶饼中的水分充分去除，还要将茶饼放在火上烤焙。为了便于搬送运输，烘焙后的茶饼还要用锥刀穿孔，再用绳索穿成串。奈良东大寺正仓院里收藏至今的药饼的做法，与此如出一辙。茶饼容易受潮发霉，所以干燥储藏很关键。唐朝有一种专门的储藏工具，叫“育”，是圆柱长箱，木框结构，外面编以细竹篾，外面再以吸水性好的纸敷上，便于收藏或运输。

至于品饮环节，一如唐人煎茶法，如《经国集》中有惟良春道作的《和出云太守茶歌》所示：

山中茗，早春枝，萌芽采撷为茶时，山傍老，爱为宝，独对金炉炙令燥。空林下，清流水，纱巾仍漉银枪子，兽炭须臾炎气盛，盆浮沸，浪花起，䡗县埦，商家盘，吴盐和味味更美。物性由来是幽洁，深岩石髓不胜此。煎罢余香处处熏，饮之无事卧白云……

惟良春道这首诗，从情趣和品位上不难看出就是对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沫下麹尘香，花浮鱼眼沸。”）的移植和模仿，甚至连品茶方式也是中唐之后盛行的陆羽煎煮茶法。陆羽煎茶，包括炙、碾、煮、煎几个环节。首先将茶饼炙烤干燥。把茶饼靠近炭火，在火焰上两面轮流炙烤，一直炙烤到火气穿透茶饼，表面起皱、颜色转微赤才停止，收入纸袋。接下来是碾。待纸袋里的茶饼热气散尽变凉后，再放到药研钵里反复研磨成粉末状，用鹅羽将茶末扫出，再用细绢制成的罗筛滤出细末，备用。可以想象，这个过程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炭火烘焙茶饼散发出的茶香，在树林间弥漫久久不散。煮茶品茗，更将茶宴雅集推向一个欢乐的巅峰。

上述准备工作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充满情趣的煮茶阶段了。《茶经》所记载的煮茶方法，不妨引述青木正儿的解说：

先用“”（釜）把水烧开，水初沸，会冒出像鱼眼珠似的泡泡，还有微弱的声音，那是第一沸。釜的边缘涌出像泉涌一样的连珠泡来，那是第二沸。大波小波，釜中翻滚，那是第三沸。再烧就煮过头，水老不可饮用。第一沸时在釜汤中放入适量的末茶，调之以盐味。在第二沸时，用瓢构从釜中舀出一瓢茶水放着，然后用“竹策”（竹筷）在釜汤中心急速环搅，末茶就会集中在中心而往下沉。这样，一会儿其势犹如奔涛溅沫（即第三沸），于是将刚才放着的一瓢水倒入釜中，止住沸汤之势，以防止损伤茶“华”。最后把茶和“沫饽”一起均分于各茶碗。“沫饽”就是茶汤之“华”。薄的“华”叫“沫”，厚的“华”叫“饽”，细而轻的叫“花”。以上就是其大要，就是在釜汤中直接放入末茶，一边煮一边用长竹筷环搅，使之产生泡沫，最后把茶分到茶碗里。（青木正儿《华国风味·末茶源流》）

借助青木正儿的中华饮食文化研究，通过还原古代文化生活图景，可以一窥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绮丽景观。《华国风味》还有很多涉及平安时代皇家茶会的丰富细节，比如当时流行的八种从唐朝传来的精致茶点：梅子、桃子、桂心、黏脐、、团喜、子、，这些精美的点心，与煎茶一起构成“唐风”的一个优雅元素。

饮茶之风缘何淡出历史

平安时代日本的饮茶之风在嵯峨天皇执政的后期达到极盛，与茶事有关的记录出现于各种公私记录文本里。不过盛极而衰，平安朝中期之后，有关茶事的文字资料变得很少，所以黄遵宪说：日本茶事，“嵯峨帝之后，遂告中绝”。843年，对中国文化近乎顶礼膜拜的嵯峨天皇辞世。他的离世，标志着曾经影响日本一个半世纪的唐风时代进入尾声。从后世的研究来看，饮茶之风在嵯峨天皇之后并没有马上终结，但是趋于荒废沉寂却是不争的事实。

首先，一种外来文化，从传入到根植本土并成为一种国民普遍流行的习俗之间，会有一段潜伏期。在此期间，外来文化或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流播，或者处于休眠状态，等待某种外来机缘将其再次唤醒。外来文化要在本土扎根，需要一定的受众基础，具体而言，就是要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产生关联，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就会渐渐消亡，饮食文化习俗也是这样。唐朝末茶之风在平安初期的日本仅仅流行了不到一个世纪后就渐渐淡出历史记忆，也暗合了人类文化传播的一般逻辑。

茶在传入日本之初，由于稀缺性，仅限于在皇族、贵族、寺庙等上流社会流行。在平安时代日本虽然开始种茶，但无论是大内的茶树，还是畿内的茶园，都是皇家所有且归典药寮管理，并没有进入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即便在有条件享用茶文化的上流社会，主要也是将其视作一种外国时尚来赏玩，就像明治维新初期在脱亚入欧风潮中吃牛肉、穿西服、买西洋家具以标榜文明开化一样本质上没有区别。喜欢新奇，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尤其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外国流行时尚，也是日本民族性格的一个特点，了解日本文化时有必要注意这一点。

其次，茶文化传入日本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废除了沿袭两百多年的遣唐使制度，大唐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随之渐弱。日本废止遣唐使原因有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与当时日本国家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况有很大关系。中日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派送遣唐使是一项耗费巨资的外事活动。在嵯峨天皇执政的后期，国库日渐紧张，乃至需要严格限制皇族的数量来削减皇室开支。朝廷无法再像奈良时代一样来积极开展和唐朝的交流往来。838年，在向唐朝派遣最后一批遣唐使之后就出现了后继乏力的局面。同时，唐朝自9世纪中后期起内乱频发，呈现出衰败之象，这些情报通过遣唐使的耳闻目睹和活跃于东北亚的新罗、渤海的商人传回日本，使得国内对大唐的憧憬大为减弱。宇多天皇朝的宽平六年（894），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筹备之后，日本再度向大唐遣使。不过，担任使团正使的菅原道真，以海道凶险、唐国动乱为由奏请缓行，此后未再恢复，延续了两百多年的遣唐使政策退出历史。

最后，曲高和寡的高端门槛或许也是影响茶文化在日本广泛传播并扎根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要因。以饮茶为中心的茶事活动，包括种植、采摘、制作、储存和饮用，乃至赏玩饮茶闲情逸致的珍贵道具和器具，需要一系列综合性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的支撑，饮茶与掌握汉文、汉诗和书法一样，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还要经过特殊的培养和训练，只能限于居于社会最顶端的皇族、权贵间进行，连地方豪强、守护都无缘问津，何况平民百姓？

唐风消退，和风兴起

有唐一代，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形成的重要时期。对位于“海上丝绸之路”最东端的日本来说，这也是一个学习和输入大陆文明的关键时期。同时，经过汉唐以来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学习和吸收，日本在咀嚼消化大陆文明的过程中，借助中国文化的某些形式和内涵，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特色的本土文化。这是一个漫长演化的进程，而绝非像某些日本学者所说的，日本为了酿造自己的国风文化而先见之明地关上国门，有意将大唐的影响阻隔在外。

实际上，即便在日本废止遣唐使之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支撑国风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依然离不开海上丝绸之路所构建的东亚海域文化交流圈。内藤湖南就曾借助卤水和豆浆的关系，来形象地说明中国文化对日本本土文化的“点化”和“结晶”之功。他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混沌的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将豆花从豆渣和水中结晶出来变成豆腐。离开中国文化的影响，所谓日本本土文化，就是一大缸天地交合混沌初开的原浆状态。从日本文化发展史来看，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创造力根基尚浅，还不具备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融合，通过一系列扬弃和改造作业，从而走出一条有日本文化特色路径的能力——应该说，这才是中国茶文化在东传之初没能在日本扎根的最根本原因。

潮流时尚是一个社会文化的风向标。平安时代中后期，京都御所紫宸殿前的园林，右边的橘树依然如故，而左边的梅树已经被代表大和审美趣味的樱花取代。体现在文学旨趣中，无论是汉诗还是和歌，咏唱樱花的数量大大超越梅花。这种变迁，表面看来是某种趣味嗜好的变迁，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某种发生在精神领域的深刻变化，预示着自奈良时代以来中国文化影响一边倒的“唐风时代”已经过渡到本土文化意识兴起的“国风时代”。在这一时代大潮下，原本在日本就缺乏根基的饮茶风习，随着“唐风文化”的减弱而渐趋式微。

饮茶文化也是如此。平安时代晚期，京都的皇家御茶园也在后来的内乱中渐次荒废，饮茶只在京都少数寺庙的法事中才出现。到13世纪初，渡宋僧荣西法师从南宋传来茶种，再兴饮茶之风，茶在日本出现了近300年的沉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