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王阳明从小就有志于做圣贤，他一生思想的发展，最能表征一个人的人格学问成长的过程。他少年时期的执着认真与跃动狂放，正显示他性情的真挚与生命的不羁，而且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他三十七岁龙场悟道。他成学前的三变是真变—异质的转变；悟道后的三变则是同质的发展，是同一系统的圆熟完成。我们可以这样说，前三变是他“自我发现”的过程，而后三变则是他“自我完成”的过程。本书第一章所提供的，便是了解阳明思想由发展到完成的一条线索。

阳明讲学的宗旨是“致良知”。但致良知不是一句言谈，亦不是一种论说，而是真切的道德实践功夫。而道德实践的目的是“立己立人”“成己成物”，所以阳明的良知之学是成德之教，是圣贤学问。这套学问源远流长，所包含的义理亦极为渊深宏博，发展到阳明的良知之学，更达于精微透彻的境地。明代中叶以后，王学风行天下，成为历史上最显赫的学派之一。但王门泰州派下转出了所谓“狂禅”，接着明代又亡于异族，于是从顾炎武起，便对王学有了误解与攻讦，清代的御用学者更视王学为异端。但历史总是公正的，王学的光彩毕竟掩盖不住。如今，无论东西方的学者，对于阳明学的卓越性，都愈来愈加重视了。

不过，要真正了解阳明学（实则程朱陆王皆然）而作相应的表述，亦不是很容易的事。以西方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学问，尤其难以相应。中国先哲讲学，自有宗趣，自有义法，与西方学问的轨辙不尽相同。因此，本书不取时下流行的，将某家某人的思想学说，分列为什么论什么说的讲法。那种讲法大体是以西方哲学的模式来排比肢解中国的学问，是出主入奴的做法，而日本人似乎是始作俑者。中国人起而效之，无异西施效东施，是很不智的。论学当然贵会通，但必须彼此以学问的真本性、真面貌站出来，以相磨相荡、相融相即而后可。我们如果对中国学问不能有相应的了解与中肯的表述，如何能透显它的真本性、真面貌，以与西方哲学相会通？“道并行而不相悖”，但如对于中国学问的轨辙脉络都弄不清楚，则我们将以什么“道”来与别人“并行”？因此之故，我认为诚实负责地做了解的工作，仍然是当前学术界最为切要的事。先了解自己之何所是，再了解他人之何所是，然后思想的脉络才能显现，学问的标准才能树立。假如这步工作做不到，则所谓“会通”只是侈言而已。

自从清政府入主，文化慧命随之而斩，中国学问的真义已沉埋了三百年。民国以来，上承清代之余势，学风士品始终挺拔不起，既无轩昂超迈之象，又失敦笃朴厚之德。一般知识分子大多求速成、走捷径，而不知植根立本。企高两脚，意态飞扬，看似自视甚高，实则自待甚浅。结果是苗而不秀，秀而不实，故成器者少。数十年中，虽赖三五贤哲孤明独照，以抉隐发微，使中国学问的真本性、真面貌渐次朗现，其奈知之者鲜而信从者少何！

近年承乏“宋明理学”一课，自度才识慧悟未足上企先哲于万一，因此虽志存乎高远，而心实归于平正。我不歆羡时下学术界的各种风光热闹，亦不屑于今人争欲自立一说的虚矜心理，我目前所致力的，只是对先哲之学作相应的疏解与表述。我希望在商量旧学之中日渐涵养新知。我亦相信渐次磨勘，熟而生巧，将来总有孤明自发之时。若终未能，则是力有不及，亦无可悔。语云：“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为学如果没有服善之心，真理终将离我们而远去。反之，一念真诚，量力尽分，“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细大不捐，义无隐弃，真积力久，水到渠成，则儒圣先哲之学终有光大发皇之日。

这本书是我研究王阳明的一点成绩。此外，对于北宋周、张、二程之学，南宋朱、陆之学以及湖湘学统，亦希望能陆续有所撰述。此书以疏解阳明之本义原义为主，所以凡有所述都是根据阳明本有之义而作解说，即使是推进一步的阐释，亦是就王学义理本有应有之义而作发明。我认为必须如此，才能不失学问的义法，以免于歧出而失度。书中各章有些曾发表过，第一章刊于香港新亚研究所《中国学人》第五期；第二章刊于《孔孟学报》二十八期；第六章最先写成，编入中华学术院为纪念王阳明诞生五百周年而印行的《阳明学论文集》，现略作修订编入本书；第七章刊于《哲学与文化》第五期；第八章刊于韩国《东洋文化》年刊。另外，附录二曾刊于《华学月刊》，后又编入《阳明学论文集》第二辑，但此文有若干疏略欠当之处，现特予删正，编入本书为附录。

从事阳明学之研究，国内虽不乏其人，但数十年来关于阳明学的专著，除了业师牟先生二十年前出版的《王阳明致良知教》以外，似乎还没有见到第二部。本书表述阳明之学虽义有所承，而疏误或所难免，尚祈邦人君子不吝教正。

蔡仁厚自序于华冈哲学系

一九七四年八月